1.烟台
近代日本工商业资本在中国的投资，是由贸易商社首先参与或组织的。早在1877年，三井物产首先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随后，日本商人陆续来华。
1876年日本在烟台设立了领事馆，但无本国领事，而是委托外国人担任名誉领事。直到1883年日本才正式在烟台派驻领事。1885年，随着日本邮船会社北洋航线的开辟，开始有日本人到烟台开设行号，经营商业贸易。这一年，外国在华商行总数为396家，外侨总数6698人，其中日本商行24家，日侨747人，分别占6%和11%。当时日商主要集中于上海、天津等城市，烟台人数极少。迄于1888年，日人在烟台共开设了6家商行，维持开业的4家，有2家歇业。具体情况。
在这一时期，日商经营极不稳定，通常维持时间很短。到1891年，烟台日本洋行只剩2家。截止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烟台共有外国商行十二三家，日商洋行虽然名义上仍为2家，专营航运代理业，但实际只有高桥洋行维持营业，另一家因经营难以为继，开设不久便停业。当地船舶代理业实际已逐渐落入广东商人之手。除两家商行外，日本领事馆人员及散商总共不过20余人。各国商人贸易实力的对比，在海关纳税额上有所反映。1891年烟台东海关关税总额为32.4万海关两，其中英国约占50%，德国占22%，中国占20%，日本只占3%，其余国家占5%，这说明当时日商的经营实力还是很微弱的。
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投资权得到《马关条约》的承认，从而为日本在华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列强对华商品和资本输出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其中尤以日本增长最快。据中国海关报告，1897年日本在华开设的商行数为44家，占外国在华商行（公司）总数的6.9%，1902年增加到289家，占26.2%；日本侨民1897年为1106人，占外侨总数的9.5%，1901年增至4170人，占21.8%。这一时期，日本在华投资额估计在50万～100万美元之间。在这种形势下，日商在山东的商业经营活动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1895年日军占领威海期间，日本军需供应商渡海到烟台，发现山东半岛各地生长着茂盛的桐树，内地也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供大量采伐输出，且价格远低于日本国内市场。1897年后，与军队专供商有关系的大阪桐材商人便开始出入烟台，经营桐材出口业务。1899～1900年是桐材商人最活跃的时期，当时侨居烟台的日人共19户，人口74人，其中经营桐材输出的商行就有6家，年输出桐材9000余担。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再次给日本在华北地区的经济扩张以契机。日本商品对华北港口的输出大幅度增加，轮船航运量迅猛增长，日商的各种营业也随之逐渐兴旺。在短短几年中，作为华北第二大开放口岸的烟台，各国洋行蜂拥而至，竞相开拓经营地盘。据海关报告载，1901年前烟台共有洋行26家，其中英国7家、德国4家、美国3家、法国2家，而日本商行的增加无疑是最快的，由原先的2家增至10家。1902年末，烟台共有日侨218人，其中男性150人，女性68人。从职业上划分，有官员12人（家眷12人），商人72人（家眷19人），各种杂业66人（家眷37人）。当时主要的日本商行有从事煤炭、豆饼进出口的三井物产会社营业所，专事日本杂货贸易的华信洋行，从事轮船航运代理业的秋保、梶原、高桥等洋行，吉冈种治、铃木寅吉等人经营的商行则专门从事桐材收买和出口。
凭借本国生产的廉价商品以及距离烟台较近、运输便捷的条件，日商在烟台立足不久，便欲同英美等国洋行争夺烟台市场。1901～1902年间，烟台日商增加较快，这期间烟台洋行增加了17家，总数达43家，其中日商洋行增加了16家，总数达26家。据1903年调查，当时烟台计有英商洋行6家、饭店2家，德国商行5家、饭店1家，另有美国商行3家，俄国商行3家，法国和丹麦商行各1家；同期具备一定经营实力的日本商行有高桥、藤田、开济、金升、华信、吉岗、其和、铃木、冈本、津吉等10家。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侨居烟台的日本人口约有300人。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居住于大连、旅顺的日人纷纷回国，另有一部分日人移居烟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一些中小商人看到战时对军需物资的大量需求，便渡海到烟台，经营与日军战时供应和日侨生活需要有关的商业及服务业。于是，烟台日侨一跃而达2000余人，新开张的日本料理店、饮食店、杂货店以及药店等增加了数十家之多，沿市内东马路一带遍布日人店铺，日本洋行集中于东太平街、西沙街和朝阳街，旅馆、料理店集中于新海关街和电报局街，当时日人居住最集中的东海岸东沙旺一带甚至被称之为“日本人街”。1907年，日人在烟台成立了居留民团，由民团出资开办医院、小学校、幼稚园及火葬场等公共设施，俨然形成“自成一统”的移民社会。
这一时期，烟台较著名的欧美商行为太古、和记、盎斯、盛记、捷成、士美、哈唎、美孚、春生、滋大、仁德等洋行。欧美洋行以经营航运、贸易、保险、银行业为主，大都在上海或香港设有总行机构，并在中国沿海其他通商口岸设有分行或代理机构，各分行之间有着广泛的信息传递、资金融通、汇兑保险等业务联系。凭借雄厚的资本和通商税则特权，这些洋行控制着烟台的远洋航运业和保险业，在贸易、金融等领域占据着极大的市场份额，对华商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正常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当时除三井、岩城外，稍具规模的日商还有藤田、泰信、其和、山县、和华、白石、华信等洋行。日本洋行的经营范围则涉及航运、一般贸易、煤炭、桐木、杂货等方面。但是除四五家有实力的商行外，余者大都是一些资金微薄，经营旅馆、料理店、饮食店等服务业的小商人或从事修造业的手工业者。参。
1906年后，随着日俄战事的结束，日商经营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批移民回国或转往辽东大连等地，那些平时靠供应日军和日侨战时需要来维持的商家，骤然失去了业务，经过一两年惨淡经营后，最终只得关门停业。原先颇为活跃的桐木出口，因乱伐导致沿海地区桐材资源枯竭，逐渐走向衰落。1907年末，烟台日侨人口按所属职业分为19类，共计171户，680人（）。到1908年，烟台日侨人口数回落至战前水平，全市计有129户，412人；第二年日侨人口减至320～330人，所经营的商业已不及兴盛时的一半，除正金、三井外，仅有杂货店3家、轮船业1家、料理店12家，“此外概不多见”。
烟台开埠后，贸易的勃兴刺激吸引着沿海和内地的商人资本向烟台汇聚。1892年当地大小华商商户已达1660家。20世纪头几年，烟台华商开设的行栈共150余家，经营豆油加工输出业的油房100余家，绸布庄、杂货商80余家。当时广东帮、宁波帮贸易行栈有20余家，山东帮单是资本5万银两以上的行栈就有26家，资本总额超过600万银两。华商经营实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市场贸易的既有格局。烟台“开港之初，港口贸易在几家外商掌握之中，内外百货之输出入，皆须经外商之手，货物行市亦为彼等所左右，华商地位宛如中间商”。在华商资本的发展和绅商学界收回利权运动的背景下，借助抵制美货、抵制日货运动，华商通过扩大经营，在诸多贸易领域与外商展开竞争；而旅日华商在海外的经营活动以及本埠行栈资本经营的拓展，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商的扩张。此后由于政局动荡、华商竞争、业务经营不利等因素，烟台有十几家洋行相继停业或撤离。1911年，烟台洋行数减为29家，其中日本13家、英国4家、美国4家、德国4家、法国2家、俄国2家。日商经营业户虽多于英美等国，但资本和经营规模却远不及英美洋行。
当时有能力经营贸易的日本商行不过六七家，除三井外，其他商行的经营范围都不大，胜田洋行、白石洋行、川上洋行主要经营米谷、杂货及服装，岩城商会、冈田洋行以经营煤炭、汇兑及船舶代理为主。这些洋行或由其设在各地的分号提供货源，或与本国工商企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国内工商企业为其提供货源和资金融通。三井洋行输入烟台的煤炭、砂糖即由其分店供应；冈田、胜田等洋行则根据定期从大阪收到的商品批发价目表，委托大阪“问屋”（代理商行）代购货物及办理输出；而冈田、白石洋行则依靠本国唐津煤矿矿主和大阪商家的资金支持。
1912年末，侨居烟台的日侨共117户，429人。当时日人商业、服务业、手工业经营业户共60户，其中法人贸易公司3家、商业会社9家、杂货商8家、桐材商3家、药商5家、煤炭商2家、运送业3家、饮食店5家、料理店4家、照相业4家、其他14家。但是真正具有实力的日商只有三井洋行、岩城商会、东亚烟草会社营业所、白石洋行、胜田洋行以及川上洋行，其他如小栗洋行营业所（航运）、冈野回生堂（卖药）、裕和盛洋行（杂货及旅馆）等，都属于没有多少资本的中小商户。另据调查，1913年烟台共有外国侨民1135人，外国商行40家，其中日本侨民483人，商行20家；英国侨民349人，商行5家；美国侨民86人，商行3家。
早在1910年代初，日商的活动便已悄然渗透到与烟台相邻的龙口港。龙口开埠前，由于该港沿海交通和移民输送上的重要性，就已有外国洋行前来开设商业机构。据1910年调查，英商太古洋行与怡和洋行、美商旗昌洋行、日商三井洋行都在龙口有航运贸易业务。日本还曾派商人30余人前往龙口调查，拟在龙口建立商品进出口基地，谋夺该处商权。1911年，满铁矿业课在龙口设立营业所，向山东沿海诸港和内地扩展抚顺煤的销路。1912年，大连日商光明洋行在龙口设立营业店——大正元号，从事杂货贩卖。该商在店内布置陈设场，陈列各种商品，极力向当地人介绍推销日本商品。除上述两家商业机构外，当地还有2家日本人开设的药店。在1914年之前，日人在龙口开办的商业有炽昌厚洋行、龙口银行（附设于炽昌厚内）、田中洋行、东和公司（经营航运）、义和、益记（两家均为抚顺煤矿经销商）、西洋药铺、满铁旅行社以及白十字医院等。
2.青岛
1898年3月，德国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青岛）地区变为其殖民地。此后，德国采取了若干鼓励外商到青岛投资的政策，致使各国洋行尤其是德国洋行纷至沓来，竞相开办工商、贸易、金融、航运等项业务。最先在青岛设立分行机构的是香港顺和洋行、烟台哈唎洋行和上海辉记洋行。不久，德国汉堡资本集团的禅臣洋行、礼和洋行以及瑞记、捷成、美最时等洋行也先后在青岛开业。迄1913年，青岛已有德国公司、洋行27家。在德商洋行中，禅臣洋行的规模和势力最大，其次为瑞记、礼和、美最时三家洋行。继德商之后，英商和记洋行与怡和洋行、美商美孚石油公司以及俄商开治洋行也相继在青设立机构，开办航运、贸易业务。
日本人最初到青岛从事经营活动，大致在1899年前后。据民国《胶澳志》载，当时侨居青岛的日本人大约有五六十人，当中有两人供职于神户西门子洋行青岛支店，一部分人从事照相、理发、旅馆业或靠开酒楼、杂货铺、洗涤铺谋生，其余多半靠从事娼妓（卖春妇）业为生。
1903年底，青岛共有日本侨民16户，154人。除1家贸易商、1家杂货商、3家照相馆外，余者多从事理发、钟表修理、裁缝等服务业以及渔业和娼妓业（人数达60人）。另据1904年初的一项调查，当时青岛的日本人共129人，经营业户中有照相业3户，料理店兼旅店2户，煤炭商兼服装店1户，桐材商、杂货商、制造业、理发业、洗涤业各1户，妓馆4户，技工3人，无业者18人。这一年，日侨成立了青岛日本人会。一年后，日本人经营的仍然只是一些小商店，并无大的商业。商业经营业户只有照相业3家，小杂货商4～5家，理发业3家，旅店、洗衣铺、钟表店各1家、妓馆3家，这些商户当时大部分散居于华人居住的大鲍岛区，混迹于华人中间，势力微弱。
当时德国人和欧美商人大多集中于青岛区，区内洋行商馆鳞次栉比，欧美侨民约1000余人；在大鲍岛华人居住区共有华商商店200余户，而真正像样的日本商店只有几家。日商开设的商店多以日侨为经营服务对象，只有高桥照相馆与今村德重开设的酒楼，常为德籍顾客所光顾。高桥德夫、今村德重两人以经营妓馆、酒楼起家，后来均成富翁，今村积累的资本达十数万元。
但是，这两人赖以致富的营生甚至为多数日侨所不齿。
1906年6月，青岛日人经营业户增至33户，人口197人，其中男性76人，女性121人。从职业上看，有杂货商3户、照相业5户、咖啡店6户、钟表店2户、妓馆4户（59人）以及其他服务业、手工业13户。这些日资商业服务业大多由小商人开设经营，基本没有能力从事对外贸易。因此，尽管日本当时在青岛的贸易额逐年增长，并在青岛对外贸易已占较高比重，但大部分商品的进出口是由旅日华商和口岸华商行栈所经营，日本商人参与的程度并不高。1910年前，神户和青岛间每月有一班定期船和不定期船往航。借助便利的交通条件，每逢夏季，京都的绸布商和五金商人总要到青岛开设临时店铺经营买卖，而从事常年经营的商行则有三井、高桥、金泷、小渊、多户、今村等6家，但只有三井具备经营大宗交易的实力（详）。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次年在大连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此后向中国经济扩张的势头加快。在扩张进程中，山东的富源自然引起日本政府和日本有实力的大商人资本的觊觎之心，而青岛港良好的港口设施与自由港（区）制，则为日本商人在青岛经营航运和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1906年后，三井等具有经营实力的日本贸易商陆续到青岛开设支店或营业所。在1908～1909年之前，日侨大部分由上海转道而来，开业者多是经营杂货店、裁缝铺和糕点铺、照相馆的小业主；此后日侨多由大连转道而来，开业者除杂货店、绸布店业主外，有不少是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所谓“实业家”。这些步三井洋行和汤浅洋行后尘而来的“实业家”，包括日信洋行（日本棉花支店）、江商洋行、大文洋行（大仓洋行支店）、岩城商会等商行会社，日后这些日商逐渐在青岛商界崭露头角。
到1912年底，在青岛的日侨已有51户，312人，其中有49户为商业、服务业、手工业、渔业等经营业户。与1906年的调查相比，日商及其商贸经营发生了两方面明显变化。
其一，经营者构成发生了变化，三井、汤浅、日信、江商、大仓、岩城6家贸易商开设的营业所，成为日商贸易的主体。他们不仅在青岛经营贸易业务，而且将活动触角延伸到内地城镇，经常派店员到济南、泰安、大汶口等处设立收买庄，直接从华商手中收购花生、棉花、牛脂等土货，其商业活动范围扩展至胶济路沿线地区。如三井洋行以及惠林洋行、深洋行，均是派店员或雇华人到内地直接与当地华商交易，采买花生、畜产品、草辫、桐材等商品，再运至青岛出口。同时，经营一般商业、服务业的日商也有所增加，杂货商增至10家，另有房屋租赁业2家、钟表商2家，陶瓷商、桐材商、运输商各1家。
其二，随着日本商业资本实力的变化及其投资经营力度的加强，日商在青岛的经营地位以及影响力也逐渐增强。1912年日本在青岛的直接贸易额766.5万海关两，超过德国（472.3万海关两），跃居各国之首。在贸易额逐年递增的同时，三井、汤浅等大洋行开始在贸易市场上崭露头角。如三井洋行在青岛纺织品贸易上已独占鳌头，年经营额不下800万元，并加入欧美人所组织的外国商会。实力紧随其后的汤浅洋行，派往内地从事土产收买的店员有时多达20余人。新成立不久的日本正金银行青岛营业所也开始在其中发挥作用。营业所于1913年11月成立后，处处维护日本人的利益，通过提供贷款和汇兑服务业务，给予日商贸易以金融支持。于是，原先由欧美商人和华商所控制的某些贸易领域开始转入日商之手。
3.济南
就近代区域市场和商品流通而言，济南既是连接沿海通商口岸与内地市场的纽带，又是全省传统与现代水陆商路的交汇枢纽。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及清政府宣布济南自开商埠后，外国洋行便陆续由沿海通商口岸到济南设立分支机构，把济南作为向内地市场拓展的立足地。1910年代初，在济南设立总行、分行或代理处的欧美洋行已有20余家，其中有德国的哈唎、瑞记、礼和、禅臣、捷成、礼丰、万顺、义利、益兴、华丰等洋行，英国的和记、仁得、仁泰等洋行和英美烟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利华公司、联华颜料公司；美国的慎昌洋行、美孚石油公司，俄商开办的开治洋行和永昌洋行，法商开办的华昌洋行。德国洋行主要经销机械、染料、日用工业品及保险业，同时又是济南农畜产品市场最大的买家，几乎垄断了花生、皮革等产品的贸易，资金和经营实力以礼和、哈唎、瑞记三家洋行最为雄厚；英国洋行以经营日用工业品、各式车辆及收购农产品为主；美国洋行主要经销石油；俄国洋行主要经营畜产品输出；法国洋行则以收购发网、花边等手工业品为主。当时同外商交易的华商行栈有周锐记、天诚、复诚、立诚、北意诚、协成春、天祥永、公聚合、益祥、隆聚兴、源聚号、大昌号、长兴和、恒聚泰等十几家。
1913年前后，济南商埠的市政设施和商业、金融业已初具规模，商埠区有华人店铺和住宅五六百家，外国洋行营建的永久性楼房、商场建筑共有26栋。当时侨居济南的外国人共约200余人，其中德国人118人，英国人12人，美国人11人，其余为日本人。欧洲商行公司中有德国商行11家，英国公司2家，最大的为山东铁道公司和山东矿业公司。
早自1902年冬，日本商人即开始陆续到济南考察商务，筹划在济开拓商贸经营，当时“商务人员往来络绎，不下十余人”。次年春，有商人“拟在大布政司街开铺，专售东洋杂货，其购货一切，即托日本滨田纯一、守田顺、杉田幸治郎三人办理”。济南开埠后，日商陆续在济南设立了日华公司、东亚分公司、东南公司书药局、华和公司、三好堂等多家商号店铺，当时开业的日商大多为药材商和杂货商。据1907年6月东亚同文会调查，居住于济南的日人共19户，56人；从职业上分，有教师4户，照相业1户，钟表修理1户，零售摊贩1户，卖药兼贸易商2户。虽然在济日侨人数有所增加，但并无有实力的大商行，即使规模最大的日华公司，资本也不过5000元，平时只能贩卖一些丹药，而另一家规模稍大的东亚分公司，开业不久即告停业。当时三井洋行刚刚开始在火车站附近购地，贸易业务尚处在试探阶段。总之，当时日商在济南的经营活动还远不能与德商相抗衡。
1912年末，济南共有日本人25户，79人。除学堂教习7人外，有经营业户18户，其中药材商3户，杂货商3户，咖啡店3家，钟表店、旅店各1家，其他服务业7户；另外日人还在济南开设了东华、宫藤、森原3家医院。药材业中的日华洋行、文明公司、华和洋行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大药行。此时，在青岛设立支店的三井、大仓、汤浅等洋行都有店员常驻济南从事购销业务。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居住在济南的日本人已增至150人左右，年底达300余人，日本外务省还专门派一特派员负责当地日侨事务。当时在济南从事商贸经营的日本商行大部分集中于商埠，其经营业务范围如下：
三井洋行 设于商埠纬四路，专办进出口货物
汤浅洋行 设于普利门外，专办进出口货物
大仓洋行 设于商埠二马路，专办进出口货物
大文洋行 设于商埠，系大仓洋行经营输出业的营业所
日华洋行 设于城内芙蓉巷，卖药业
日中洋行 设于旧军门巷，专办科学仪器、印刷材料、药品等
山玉分行 设于大布政司街。专办杂货
东亚公司 设于芙蓉巷，专办杂货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济南市场的年贸易额，见于两种统计报道。《农商公报》刊载的调查称，济南市场的年贸易总额约1200万银两，其中输入额700万两，输出额500万两。“输入商品项中，日货占首位，以棉丝布为最，德次之，英又次之，美国输入甚微，不足论也。……杂货则日本品最多，德国品次之。然日本品多下等品，而德多上等品。日本杂货之输入额约当五十万元，而杂货之主要者为布、棉、钟表、洋袜、化妆品等”。日商经营的输出商品以花生、牛皮、鸡蛋以及烟叶、药材为主，三井、汤浅等洋行每年的经营额共约100万日元，按当时货币比价约合84万银两，大致占输入额的12%。而据山东巡按使公署实业司统计，济南市场包括华商、外商在内的年交易总量估计约8000万元，1913年4月至1914年3月，德商的年交易额约2000万元，而日商只有100万元，约占市场交易量的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