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冰
接受审查
我从1940年10月到1942年10月在延安县工作两年后，关节炎严重了，最后不得不住了延安中央医院。经过有名的黄树则大夫用抽脊髓的办法给我治病，很见效。病一见好，我就要求出院。出院后，我没有回家休息，马上到延安县委报到，准备去工作，可这一进去就没有再出门，“抢救运动”开始了。
我真弄不明白，几个月前还被评为延安县的模范工作者，我的名字和别的同志的名字一起登在党报《解放日报》上；不久前我在女子大学又被评为模范妇女，现在又怀疑起我是特务来了。1943年1月又把我送到枣园西北公学接受审查，去受审查的路上，河庄区李区长牵着马，告诉我说，前几天县委有个干部向他调查，问我在区委说过什么反动话，有什么反动行为，也还问过乌阳区区委李书记，他们都回答说我是个好干部，区里干部和群众都说我好。
枣园后沟，弯弯曲曲四五里地我们竟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真怀疑起来，心神不定。因为当时并没有人告诉我，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因为那些日子，我为自己的命运暗暗担心着，我的心情沉重极了。
我的社会关系很复杂，宋美龄的母亲是我外祖父的亲妹妹。关于这点，我在填干部登记表和写个人的自传时作了详细的说明，很早就交代清楚了。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外祖父，因为在我母亲12岁时，他出去任教，死在翻船事故中。外祖母守寡后，带着一儿一女，靠自己做活养活三口人，日子过得很苦，曾经因为没有钱交房租，住在一家棺材铺的楼上。她曾几次自杀，幸而发现得早，被别人救了过来。有时晚上女儿还不回家，她到处找，最后找到我外祖父的坟上，发现女儿也蹲在那里，母女二人抱头痛哭。旧社会穷寡妇的日子惨极了，如果宋家这门亲戚多帮助她们一些，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我外祖母很有志气，很刚强，从来不愿意低声下气去求那些有钱的亲戚。多少年来我们和宋家不通信，更没有什么来往。现在审查我和这些亲戚的关系，还怀疑我父亲是不是做了国民党的大官。其实，我后来知道，父亲连国民党都没有参加。我受审查时，心情很沉闷，想到我历尽辛苦，跋山涉水投奔延安，可居然因社会关系被隔离审查，搞不好一顶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就会戴在头上，等待我的前途会是什么呢？
参加《前线》演出
很长时间以后，“西公”四班的领导同志通知我去文娱科参加演话剧。1944年6月我到文娱科领导同志汪东兴处报到。原来要演苏联乌克兰作家考尔涅楚克的《前线》（三幕五场话剧）。故事发生在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剧中以前线指挥官戈尔洛夫为典型，辛辣地讽刺了某些过去有功劳，忠诚勇敢，但是缺乏驾驭现代化战争指挥才能的前线指挥官。他们倚老卖老，不学习，不求上进，骄傲自满。而以欧格涅夫军长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将领，虚心学习，智勇双全，熟悉现代战争指挥艺术，因而在莫斯科总部的支持下掌握前线指挥权后，很快扭转了战局，《解放日报》从5月19日到26日连续八天登载了《前线》剧本。6月1日《解放日报》为它又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题目是《我们从考尔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
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负责人的李克农同志，敏锐地领会到毛主席这一举措的深刻意义，他充分发挥社会部的人才优势，克服重重困难，把演出《前线》的任务交给枣园文工团文娱科科长汪东兴同志。“西公”校长从全校300多个学员中挑选出19个学员担任演员。我演女护士玛露霞，是全剧惟一一个女演员。李克农同志亲自检查这个工作，他认为演《前线》就是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到来作精神准备，就是有力地配合我党七大的召开。他要求我们“思想感情与角色要息息相通”。我是个受审查的对象，组织上很信任我才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全身心地扑在演好玛露霞的工作上。
我想来想去，怎样让我的思想感情与角色息息相通呢？我把一张苏联青年像片想像成的台词：“他的眼睛是碧蓝碧蓝的，眉毛像飞鸟一样。”我在冰天雪地里拉着爬犁救伤兵时，要喊叫“来了！”我怎样在战场上把声音送出很远很远呢？我无数次地在旷野里练习，直到声音很响亮。我根据自己的体会，告诫自己：上台后，第一，不能让爬犁的绳子绊了脚摔跤；第二，“掩体”是纸糊的，念台词的我可不能使劲扶着它；第三，说话时嘴不能张得太大，因为我的大鼻子是用纸糊的，粘在脸上的，动作太大，假鼻子可能会掉下来；第四，特别重要的是上台演出前要有几分钟时间，排除一切干扰，静静地，慢慢地进入角色，别的什么都不要想。我的台词不多，要把角色演好，是不容易的。经过努力，我的演出效果不错，领导和演员、观众们对我的演出评价很好，那时候，人们见了我，不叫名，都叫我“玛露霞”，我也就这么答应他们。
9月29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在杨家岭礼堂观看《前线》的演出。李克农同志坐在他身后，当看到坚守阵地的红军战士同敌人殊死战斗中和护士一起英勇牺牲时，毛主席眼里有泪水了。全剧结束，毛主席转身握着李克农的手，连声称赞：“好，演得好！”克农同志请毛主席指示，毛主席挥着右臂大声说：“到——处——演！”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6月我们共演了19场，观众两万多人。轰动了延安城。一般的评价：枣园演出了的《前线》不亚于鲁艺后来演出的《前线》。
周副主席在看过《前线》后。非常高兴地说：“好久没有看过这样的好戏了！由枣园西北公学学员组成的业余演出队伍，能够做到思想统一，组织严密，步调一致，纪律严明，艺术创造到位，每个角色都演的生动令人信服。也说明只有在延安党中央身边才能出现这样的革命新事物。《前线》演出能使广大干部满意，都说枣园家《前线》好看，这就是成功，应向你们祝贺。”
安慰和鼓舞
正当我演得越来越有劲，自己也很满意时，一天，汪东兴同志来到休息室，交给我两封信。打开一看，我不由愣住了。原来，这是我爱人给我的信，他提出因两人性情不合，要离婚。汪东兴同志交给我信时什么话也没有说。事情很明显，组织上考虑到我正在演戏，任务很重，所以压下了第一封信，可他马上又来了第二封信，并提出要马上办，因为本星期六他就要结婚了！组织上只好把两封信交给我，让我考虑怎么答复。
事情来得这么突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窑洞里，心情十分复杂。在我受到政治审查，被无端怀疑的时候，正是我最需要得到别人特别是爱人的理解和关心的时候，特别是我初生的孩子，由于医院的护士没有经验，不会处理脐带绕脖子的婴儿而被憋死了。就在这种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都遭到不幸的节骨眼上，又被最熟悉、最信任的人从背后打来了一闷棍，这多么令人悲哀、气愤！我和爱人在延安结婚后没有吵过架、翻过脸、伤过感情，现在说离就离了，能给我一些温暖的家马上就要没有了，我心里怎能不难受呢？但是，转念一想，像这样朝三暮四的人，是不值得留恋的！在受政治审查的巨大压力下，个人的问题相比起来份量不重了。我从大城市到延安来，就是为了革命，为了抗日，不是为找对象来的。离婚的事晚办不如早办，越早对女方越有利，我的孩子也死了，办起来很简单。这样，我马上下了决心，第二天就回了信，并向东兴同志表示，我不会因为个人生活的不幸影响工作，一定演好戏，请组织放心。
这些不幸遭遇和痛苦，我咬着牙强咽下了，没有和别人说，每天照旧在台上高高兴兴地说着夸爱人多么漂亮的台词，做着和自己实际处境完全相反的事，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全剧团除领导同志没有人知道我这个活跃的玛露霞，内心压抑着多大的痛苦！但是，我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女青年啊！一天，当我就要上台演出时，一位好心的同志很兴奋地指着台下方：“你爱人来看戏了！”我一看，他正坐在前排和旁边的人说笑呢。顿时，一股又悲伤、又气愤的情绪笼罩了我：你高兴了啊！居然还幸灾乐祸、有说有笑地看我演戏，什么心肠！一分心，我在出场时被脚下的爬犁绳子绊住了脚，一下摔倒在台上，纸糊的掩体也被碰倒了。幸亏我过去上台演过戏，还有点经验，我站起来，定了定神，照旧像有掩体架着手的样子和另一个演员对话。站在幕后的管道具的同志赶快扶起“掩体”，剧顺利地演下去。
我在台上摔跤的事现在还有人记得。前不久，在剧中演欧格涅夫的严正同志在和我的一次电话中还说，你那次在台上摔了一跤，可把我们吓坏了，幸亏你还很自然，接着演下去，整个剧一点没受影响。我问：“你知道我当时正碰到离婚的事吗？”他说，不知道，但是简化僧同志（《前线》创作组的同志）当时告诉我：“倪冰在台上摔跤事出有因，什么原因不能说。”严正同志说，他当时也是“抢救”对象，人家什么也不告诉他。
回忆起那段时间，汪东兴同志给我送来一筐鸡蛋，中社部领导之一的吴德同志到后台叫我出来，安慰我说，我的政治问题不久能得到解决。我在台上摔倒后，领导一般是要责问几句的，但对我则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我心里深深体会到，领导是同情我的，他们是用这种方式默默地安慰我，鼓励我坚强地渡过难关。在这样的革命大家庭中，我感到很温暖。
这件事过去很久后，在一个联欢会上，康克清同志主动对我说，他们劝过他不要和我离婚，但是他不听。康大姐还说，延安的舆论不同情他，同情你。这件事后，我根本不想再提了，我认为世间自有公道，何况是在延安。自私自利，落井下石的人必然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舆论的谴责！如果由于他的无理要求影响我的情绪，使我无法演戏，他该承担什么责任呢？只顾自己不顾大局的人是该受到唾弃的！借被审查之机离婚算什么理由？没有离婚就订再婚日子，这又是什么手段？
但是，经过这种种磨难的锻炼，我没有被压倒，而是更坚强更成熟、更乐观更豁达了！这以后，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人生、更珍惜同志间真挚的感情。我深深地感到，我个人的命运紧紧地和革命队伍连在一起，就像一滴水溶进江河、滚入大海，再也分不开了。这正像梁启超说过的一句话：“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
后来，我和枣园书报简讯社的领导人薛樵同志在山西结婚了。他为人正派，很有能力，是机关的先进工作者，还参加过全国战斗英雄大会。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做出突出的成绩；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一生清廉、克己奉公，在机关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忍受了几十年哮喘病的痛苦，一直坚持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在已经离开我许多年了。那时我长期在参谋部下的机关工作，业余时间有时也不在家，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尽量减少我的家庭负担。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安慰，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以有他这样的爱人而感到幸运和自豪！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人生能找到一个真正可依赖的终身伴侣是多么不易呀！
告别延安
演出《前线》任务结束后，1945年9月我到枣园机关书报简讯社作编写工作。后来组织上通知我去杨家岭找邓大姐，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告诉我一个我最希望听到的消息，她明确地说：“恩来同志在四川重庆调查了你父亲的情况，你父亲只是个旧文人，政治上什么问题都没有。你回去告诉你们组织吧！”我高兴极了，给大姐深深地鞠了个躬。回来的路上我都在想，周恩来同志工作这样忙，还这么关心一个普通党员的问题，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呀！
从邓大姐家回机关不久，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李克农同志和我谈话，告诉我可以编入支部过组织生活了。我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心里惟一想的就是今后怎样为党更好更多地工作，我已经29岁了，从我的长处和能力看，做群众工作可能会比做编写工作更好。虽然基层工作比机关工作条件艰苦。后来，得到组织同意，我于1946年10月去找陕甘宁边区妇联白茜同志联系，她听了我的愿望后很高兴，马上分配我到绥德分区做妇女工作，名义是边区妇联的特派员。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偕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抵西安，召集胡宗南部署进攻延安，不久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逼近延安。1947年3月19日延安中央机关离开了延安，妇女干部和家属都已安渡黄河。我这时在米脂县搞土改工作，没有机关可以依靠，直到是年夏天，只好一个人背着背包，从米脂出发，步行到佳县准备过黄河。我在人群中碰上一个延安的老同志，他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告诉我，过两天要封黄河了，他把一顶草帽给我戴上，拍拍我的背包，推我一把说；“快走吧！”可是，我还没有转组织关系呢！我身上也没有干粮啊！这时，我看见有几个部队的同志在路边，旁边有不少木头箱，我估计他们也可能是机关的干部，就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希望他们给我一点干粮。他们非常痛快地给了我一小袋土饼干，我热情地感谢了他们。无论是在临汾一个战士借给我的一块钱，或是此刻部队干部送给我一包饼干，都是在敌人进攻前，我孤立一人有困难时，向我伸出的同志之手。我不能忘记他们，他们永远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个回忆使我常常感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间的情谊是多么重要！多么可贵啊！
紧接着我到佳县县委组织部去换组织关系，工作人员下乡了还没有回来，我守在门外，虽很疲劳但不敢闭眼休息，怕睡着了。等到半夜两点，好不容易我才换了组织关系，便连夜赶路。我背好背包，拿着一根棍子，随着前面的人爬山，迎着雨，路很难走，还有一个死马挡路，路太狭，只能踩着马肚子过。等天亮下山时，看见有人抬着担架上的伤兵，从另一个山头下来，显然是刚打完仗下来的。
我沿着黄河走，鞋底满是湿泥，走起来很重，背包差不多湿透了，也很沉，我的心情也是沉甸甸的，往最坏的方面想，敌人如果来得快，我跑不动了，我就跳黄河，绝不当俘虏。黄河就在我旁边，要死很容易。黄河这时很平静，并不像我很喜欢唱的歌：风在吼！马在叫！……歌词就在嘴边，情绪可大不一样，心情很复杂，很紧张，又有些压抑。到了黄河渡口，已经有不少人在等船。我好不容易和别人一起挤上了船，看见山西省就在对岸了，不由舒了一口气。忽然听见开船的老大高喊：“人太多了，太多了，下去几个吧！太重了，要翻船的！”但是船上没有人动。再喊一遍，还是没有动静，船也不开。在我们等船的时候，头顶上已经有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飞得不太高，显然是来观察情况的。远处炮声也隐隐传来，情况很危急。我想，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下船等于大家都在等死，得有人作个榜样！可谁先下去呢？当然应该是共产党员先离开船，也许还能带动别人，想到这些，我就挤开人群，又下了船。并向一个战士建议：“你嗓子大，喊一喊，叫大家排队上，这样快！”我也在岸边维持起秩序来。
后来我过了河，背着行李上路了。有些同船下来的人，把行李放在毛驴背上，自己空着手走。没有人帮助我，我也不去求别人，心里想：“女的比你们男的还强呢！”我托了托背上越来越沉的背包，挺着胸大步走，自己好像觉得越来越精神！
过河的当天我就找到了社会部，在一个大院子的碾子旁边，同志们正在休息。看见了我，几个人一下子围过来，他们非常奇怪我这个女同志居然背行李，一个人走这么长的路，还这么精神。因为机关很多女同志都是骑着毛驴到黄河边的。看见了中央机关的熟人了，我很兴奋，好像有很多话要说。我谈到在陕北米脂县搞土改的情况，还顺口学了几句陕北话，其中有米脂婆姨爱说的顺口溜：“钱钱饭，不好吃，端起碗来就想哭。……”后来，我在帅大姐处转了组织关系。
过了些日子，我忽然发现脖子上长了个疙瘩，越长越大。经马海德医生检查，他说我得了淋巴结核。我一听很着急，北京快解放了，我有病怎么工作呢？光休息也不行啊，战争时期条件困难，怎样加强营养呢？想来想去，自己想了个办法；山西大枣质量又好还便宜，羊很多，羊骨头架子值不了多少钱，我就早晚各吃一大碗羊骨头煮大枣汤，很不好吃，但也坚持吃下去；一年到头冷水擦洗，增强抵抗力；清晨散步后作体操，从不间断。用了这些我自己想出来的办法，加上吃了一些药，淋巴结核不但没有发展，还渐渐好了。后来我又得了齿膜炎，牙齿一个一个松动；进城没有几年，戴上了一嘴假牙，和我的年龄很不相称。
多彩的生活在延伸着
离开延安后不久，1947年11月我就回到党的机关工作。党的机关一直信任和重用我。我回忆以往的岁月，虽有些波折，但一生的生活，确是丰富多彩，是那个历史阶段的许多革命青年的一个缩影。
我能经历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我的性格、家庭的影响和党的长期培育是分不开的。
我从小性格就有点像男孩子，不喜欢打扮，不爱哭，性格比较开朗。在天津南开女中时就喜好体育，喜欢跑步。参加过华北运动赛，跑过百米预赛，还参加南开中学在场上的啦啦队，很活跃。除喜欢田径外，我喜欢打排球、篮球，我父亲很支持我们多运动，在我们家小小的院子里安上篮球架，胡同就是篮球场，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一块打。此外，我还喜欢文娱活动，喜欢唱歌演双簧，由于我嗓子大，口齿清楚，无论是演双簧或是演四簧，我都是演后面说话的角色。
后来，我长大了，得了一个“小铜碗”的称号，大家说我说话又快又干脆，做事有冲劲，这也是我的小小写照。
我的性格受我母亲的影响比较大。她父亲早死，家里很穷，养成她性格坚强，有志气，有独立性，不愿意巴结有钱的亲戚。在困难和痛苦面前，能想得开，能乐观地度过。她非常聪明，学习又刻苦，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英文、弹琴、唱歌、体育都学得很好。家里没有钱交学费，她就教比她低一些班的学生学习，挣钱供自己上学。她和父亲结婚后，很想到社会上去教书，但父亲不同意。天津沦陷后，我带着我大弟离家出走，当时没有固定的去处，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母亲送我们出门时没掉一滴泪；几十年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小弟弟，在“文化大革命”中病死了，这是她老人家身边惟一的孩子，母亲克制住老年丧子的感情，没有哭，反过来还劝儿媳妇想开一些。正因为有这种独立、坚强、豁达的性格，所以，虽然晚年双目失明，但身体仍然很健康，仍喜欢唱唱英文歌，对孩子们没有多的要求，很知足，不显老，一直活到98岁时才去世。
我感谢人民和党给我的教育培养。我早期和后来在农民中、在工人中、在群众中都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受到许多教育，才了解一些我们的国家，加强了自己的革命信心。党组织也从各方面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成长为一个健全的人。所有这些，才使我获得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我现在虽已晚年，但有多方面的爱好，身心健康，没有什么病，生活过得很充实，人们都说我不像80岁的人。我觉得我的多彩的生活还在向前延伸着。我希望能看到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更加繁荣富强，多彩多姿，无比丰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