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一个现在当了老板的学生请我去吃饭。这是一个学业优异、颇有才气的学生，我曾希望他在学问上有所拓展，不想他终于耐不住大学院墙内的贫困与寂寞，被滚滚商潮卷入下海。这样也好，日子过得滋润，有汽车和手提电话倒在其次，让人放心的是他干得投入并且有一种事业感。其实，一个人活得好不好，就像鞋子穿在脚上，合适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一样，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坚信自己工作的意义，是否觉得切合个人的兴趣和找到了用武之地，是否体会到心灵的充实和生命的快乐。真的，作为一个教师，我当然愿意唤起学生对于专业的热爱，但也从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从别的角度看大学，也并不完全是美好的。更何况今天的大学，常常是连医疗费也难以报销，自筹的那部分工资也长久地发不出来。
然而，不曾料想的是，这位学生弃文经商原也不是对学问失去了热情和信心，而是被与我有关的生活“教育”的结果。席间，他告诉我：十年前，他和两个同学跟我一起到火车站行仓房领取几包我刚出的学术著作。行李员说：“书挺沉的，把车开过来吧。”“我们哪有车，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哼，还是写书的教授呢，连个小科长也不会这么寒酸！”学生说：“这带鄙夷的一声‘哼’，就这样把我的一生给决定了。比茨威格写的一分钟决定历史还要快。从这刻起，我就知道了自己不愿老死在学校里了。倒不是想活得出人头地，而是想向人们说明，知识分子真那么低能？”
学生激愤有加的叙述让我震惊，这事自己在场，大概当时他们是怕伤了老师的自尊心，才没说什么吧？可我自己也未觉察什么，是不是这类事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呢？我并不赞成学生的价值比较，更不认同这种“证明”自己的方式，但这位学生的瞬间“觉悟”，确也让我思考大学在社会转型中的境况。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经济发展是主流，大学里的师生，不可能在这潮流中占有影响的位置。过去有人批评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讽刺大学教授一辈子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指的是那种脱离现实，钻牛角尖的态度。然而目前真正严峻的问题，并不来自大学的封闭与保守，反而是商业化潮流形成的一套物化意识形态在制造偶像、操纵传媒，形成新的话语威权。在这种状态中，不是学院的价值体系溢出社会，反而是学院中一些知识分子的庸俗化和功利化，附和潮流作秀，失去了大学智力自治，不能根据距离和空间深入研究问题，对文化失真局面进行反省和调节的特点。
在这样的境况中，大学中那些皓首穷经的“穷教授”、“傻博士”因他们韧性的坚持而显得分外悲凉和悲壮，倒是诸如那些为评职称而写论文，为换工作而读学位，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而巧立名目的“办班”等种种“小世界”现象更叫人无奈和忧戚。大学是学习知识的地方，锻炼思辨力的地方，也是培养理性与良知的地方，虽然它未必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素质与操守，个人的品性还有待人生经验与生活实践的塑造与检验，但青年人步入大学，过几年非功利性的求知求真的生活，无疑有助于他们在走出院墙参与社会竞争时，既有相当的知识与智力的准备，又知道运用知识与智力的限度，使我们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尽早结束“原始资本积累”阶段那种贪婪、不择手段、不讲游戏规则的现象。
我觉得大学在社会中应该有一定的独立性，没有必要迎合肤浅低俗的社会潮流，大学生在学习期间也不必那么事事务实，天天考虑如何适应社会，而是要努力让他们以求知求真为目的，书生意气地度过自己的大学年华。这种想法或许是不合时宜的，带有某种自我孤立、自我封闭的色彩，但在这个纷纷扬扬、五光十色、充满诱惑的世界里生存，能够认同和承受孤寂可能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实际上，孤寂本身不完全是坏事，它有两种意义：一方面当然是与一个世界隔绝，像一种疾病；但它也有正面的意义，这就是争取沉思的空间和自由思想的时间，以便反省生存的时代，寻找自我的身份，追求精神的归属。
1997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