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院墙内呆久了，不经意间发现那些曾耳提面命教诲过自己的师长，一个个白发、谢顶，甚至撒手而去，总有一份难言的酸楚在心里萦绕。教师，可真是天底下最高尚也最卑微的职业了。在一些富人感叹“穷得只剩下钱了”的今天，像俞元桂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贤，在重病期间却还得受医疗费、住房问题和著作出版问题的煎熬，想起来真令人唏嘘。我永远忘不了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我与另一位先生去看望他的情形：那时他已躺在床上不能起身，捏着《晓月摇情》的封面设计样稿，骨瘦如柴的手在微微颤抖——在这最初的设计上，设计者竟把一个摩登女郎请上了这本具有质朴灵魂的散文集的封面。
封面后来自然是换了，但那天回家时我心情格外的坏，一路无言。我忍不住要想，在这个物质主义盛行的社会，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牵念？而能理解的人，比如他的同事、学生与亲人，他们的呼吁、奔走，又究竟有多少效果？那天看望俞先生的情景，我至今仍有不敢用笔写出的悲凉。
俞元桂先生生于乱世，中年以来的许多精力又大多为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所耗损，真正能按自己的心愿做些事情不过是他晚年的十几年时间。他几乎是靠着读书人的自我精神力量来撑持人生长旅的。在这样的时代，他始终留有一份学人的执著和淡泊的情怀。这是最令我尊敬的。尽管俞先生并未直接给我授过课，但我毕业留校后在系里第一次开会，他的朴素、真实和风趣的报告，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直觉到他有一种独特的品质，是骨血中自然流露的东西，不是聪明人的机灵和活泛。当后来接触多了一些之后，我更加认定，这是个人气质与长期的文化熏陶融合凝聚而成的人生韵致。自然，俞先生不是那种固守一隅、不问世事的学问家，因为他生活的时代并无一隅可以固守，但在时风流俗面前他保持着学者的人格和做人的庄严，保持着读书人最宝贵的精神传统。我相信，正是这种如同里尔克所说“没有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的生命姿态，这种淡于人生功利的情怀，以及学人求是求真、自觉以学术规范约束自己的品格，使俞元桂先生赢得了许多由衷的尊敬，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着眼于中文系的学术建设，组织起了现代散文研究学术梯队，为大家树立起了一个团结合作的榜样。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科研上有较大起色，不能不说有他一份特殊的贡献。
俞元桂先生一生是清贫的，但在我的感觉中，他始终活得充实而又坦然，即使在他晚年，也见不出他有丝毫的孤独和失落感。我想，这是一种心有所系，神有所安的读书人才会拥有的东西，因为他所关心的早已不是易聚易散的生活泡沫，而是想梳理的问题、想表达的思想。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在这样艰难的年代，能以自己的人格和学问，感召一样不计功利得失的学人，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贡献出一系列扎实的成果，同时培养锻炼出几个踏实、严谨的学术传人，就是了不起的人。不要把有些仪式和表面文章当真，倒是要更自觉意识到自己是文化薪火的传承者，永远不奢求活得喧闹，甚至不奢求每一个人的理解，而是追求心有所系、神有所安，活得充实与坦然。这就是俞元桂先生。这就是俞元桂先生的启示。
199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