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kuí）（公元1698～1780年），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清代著名文学家，“桐城派三祖”之一。桐城（今安徽枞阳）人。早年抱“明经致用”之志，但屡试不中，遂“退而强学栖迟山陇间”。刘大櫆好工文辞，以才气著称。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他的文章既少歌功颂德、妆点“盛世”，也不多指斥时政、揭露现实黑暗，代表着下层正统知识分子的一般思想状况。他论文强调“义事、书卷、经济”，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描写山水、刻画景物的文章中，以篇幅长大、描绘详尽取胜。代表作有《观化》、《息争》、《焚书辨》、《书荆轲传后》、《黄山记》等。著作有《海峰先生集》十六卷，《论文偶记》一卷，《歙县志》二十卷。
勤奋好学，胸怀壮志
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刘大櫆诞生在距城百余里的长江之滨的一个塾师家庭。虽远离县城，但滨江临镇，富庶丰饶，长江千船竞发，古渡商贸繁荣，百色人物川流不止，文人学者先后辈出。刘大櫆在《田居杂诗二首》中曾简述家世：“家世皖江侧，薄三十余亩。”即虽非钟鸣鼎食，但也能维持得过去或可归入小康一类，大櫆的出生，给这个书香门第带来了无限欢乐和希望。他不负父辈众望，幼即勤奋好学，他在《章大家行略》一文中曾记述自己幼年读书的情况：“七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姚鼐在《刘海峰先生传》里也指出：“读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十四岁时，与诸兄从吴直（生甫）受业；二十岁时，于旅邸拜见吴门吴阁学士玉，作诗示之，自视甚高，陈义甚严。青少年时期的刘大櫆意气风发，胸怀壮志。
关心时事，埋头苦读
他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真挚的爱，更直接感受到民间疾苦和民众纯朴勤劳的品格，“常希以泽及斯民为任”，使之终生难以忘怀。“我家门外长江水，江水之南山万重。今日却从图画上，青天遥望九芙蓉。”家乡诗一般的迷人，无怪乎他诗思如涌，吟咏不已。“团栾一门内，弟寒兄不知。深宫狎阿保，而怜百姓饥？岂非天使独，知临大君宜？吾闻昔帝言：何不食肉糜？中人数家产，涕泪诵此诗。”道出了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怀和世事的不平。
清初，因以异族入主之故，曾引起汉士民的反抗。到康熙中期，这种反抗逐渐平息下去，且康熙实行了尊崇理学的策略，使其统治在政治上与中国固有的封建基础相适应，又恩威并施，加速人心归服。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冬，《南山集》案发，戴名世在两年后以大逆罪被斩，此案株连戴、方两族无辜三百余人。此时刘大櫆十六岁，在心上已留下抹不去的印痕，后来在诗中写道：“弱冠负勇气，乡间婴祸罗。仗剑出门去，饮马昆仑河。”“一去涉世故，将为祸网婴。”都是指《南山集》案，愤世疾恶之怨溢于言表。此后，他更埋头苦读，发奋自雄。弱冠后，寓居桐城县城勺园，交结了一批识卓志远的学友，如姚范、张闲中、叶酉等，相互切磋文辞，学识有了长足进步，诗文名播远近。然命运之神并没有青睐好学勤奋、文辞工丽的刘大櫆，十次小考，才中了个秀才，取得设塾课徒的资格，然而，他的进取心很强，并不甘心“傍人门户度春秋”的课徒生涯。
壮志难酬，仕途不畅
刘大櫆第一次应举失败后，未能摆脱当时读书人共同的追求—走科举之路，又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再次应顺天乡试，只是侥幸地登了副榜，这也许是为他打开仕途的通道所作努力的一点回报。他又埋头苦学了三年，雍正十年第三次应顺天乡试，仍是中了副榜，距仕途仅一步之遥，可望而不可即，壮志难酬。不过，京师之行和三次乡试，虽功名通道未曾打开，但见闻增多，他的视野开阔了，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深刻了。在此期间，他还曾在提督学政门下任过教阅，也曾到幽燕一带漫游。受业方苞，更使他的学识大为长进。一个偏远乡村的穷秀才，贸然来到偌大京城探险，这无疑是大海弄潮，未遭灭顶之灾，且得到了乡贤的教诲，便是莫大幸运了。
客游京师八九年的刘大櫆又回到了故乡，开始独立地面向人生、面向社会。他设塾授徒，借此谋生，同时透过这扇小小的社会窗口去观察和探索人生的奥秘。远在京师的宗师方苞，并没有忘记这个远在数千里之外乡村的高足。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方苞极力举荐刘大櫆应博学鸿词科，是年三月，大櫆在省城安庆通过了预试，此时他已年近不惑，心中企图打开仕途之道的涟漪又重新激起，在《诏征博学赴都道中述怀》诗里，写下了“闻命只益愧，捧檄仍多欣”，可见他渴求登上仕途之道的强烈愿望。科举是一座充满迷雾和希冀的神秘之宫，命运再次捉弄了他。秋廷试，写的文章不待言说，可当朝大学士张廷玉为避同乡之嫌，把刘大櫆打入了冷宫。他心中悲愤又无可奈何，好友叶书山（酉）于乾隆四年进士及第，他作《寄叶书山》：“对月发悲吟，临风振高啸……昔君本共栖，今余不同调。”实是当时心境的咏叹调。张廷玉也曾为黜刘大櫆而深深后悔，为弥补这个遗憾，于乾隆十五年诏举经学时独荐刘大櫆，然不久张廷玉即去大学士位，大学士举经学未成。仕途之路对他是何等不公和残酷，“素抱未及展，华发已盈颠”，以致终其身皆教书作文，郁郁不得其志。
气肆才雄，自成一体
刘大櫆早年从吴直游，思想活跃，文章雄迈。中年客游京师八九年，投方苞门下，得文章义法，他继承了方苞的“义法”理论；“认为作文应‘义法不诡于前人’”，更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提出了“神气音节”说，使古文“义法”的理论有所创新和发展。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国史文苑传》中论及：“大櫆虽游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苞盖择取义理于经，所得于文者义法；大櫆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及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尝著《观化》篇，奇诡似《庄子》；其他言义理者又极醇正。”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也指出：“刘大櫆为文‘虽尝受法于望溪，而能变化以自成一体’”。他的特点在于不满足于散文的文从字顺、清通严谨，而能从神气、文采方面加强散文的艺术力量。
创神气音节，著作《樵髯传》
刘大櫆发展了桐城“义法”，且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统一的文论主张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姚鼐《古文辞类纂》选北宋之后的古文，唯归有光、方苞、刘大櫆三家，且刘文选了十六篇，盖非偶然。因此，如果说方苞所提倡的理论是从思想角度与统治者对文学发展要求的轨道相吻合，使“桐城派”得以存在的话，那么刘大櫆所提出的理论，则是真正从散文创作艺术特点的角度使“桐城派”得以立足发展。“桐城派”之所以长久屹立于清代文坛而不衰。刘大櫆从注意艺术规律的角度提出的“神气音节”说，是一个贡献。
刘大櫆不仅是“神气音节”说的创立者，更是其说的实践者，在他的许多散文力作中，均有突出的表现。如《骡说》，这是篇托物寓意之文，以骡马为寓，实写人世间的不平，此文言简意赅，全文仅百余字，文意却一折再折，曲尽其妙，集中体现了他的“神为主，气辅之”、“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的文学主张。又如《马湘灵诗集序》，此序写湘灵诗，但不言其诗而只言其人其遇，以抒身世感慨，于雄肆中寓悲怆，文中对马湘灵使酒发狂、慷慨悲歌情景的描写，颇为传神，体现了他“神气音节”说的文论思想。再如《答吴殿麟书》，此文是他的晚年作品，他终生仕途失意，穷愁潦倒。此文将其一生的积郁尽吐无遗，同时无情地指责了科举之弊、贤路堵塞和世道不公，凸现出当时一般下层知识分子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文章气充势足，挥洒自如，波澜阔大，辞采华富，表现了他行文时“鼓气以势壮为美”的风格。刘大櫆散文中的传记文较少，然《樵髯传》是“神气音节”说的绝好注脚，其文着墨严谨，却神气并重地勾画出樵髯的狂逸之态和高洁之志，“高情远韵，自是于笔墨之外”，深得方苞义法，且又不拘泥于“义法”，可谓为达桐城古文最佳境界之作。
诗化散文，承前启后
刘大櫆的散文创作不仅突出了神气，而且能够把诗的含蓄、深远、疏旷、情韵的艺术特性引进散文，从而推进了传记散文的诗化，尤其是议论性散文的诗化，形成了诗化散文的特殊风格，这对于方苞“古文与诗赋异道”的理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如他的《海舶三集序》，本是一篇评论诗歌的文章，很容易写得呆板艰涩，或者抽象空洞，或者揄扬过实，而他却别出心裁，着力铺写海上风涛之险，衬托海上吟诗之奇，最后再归结于其人一心以使命为重，始能履险如夷，从容吟咏，构思巧妙，措词得体，且尤妙在诗味特浓，可谓亦文亦诗，以诗为文。又如《叶书山时文序》，虽为时文作序，但他避开时文，而以白描手法写人的心灵，简洁精炼，气韵自胜，诗味四溢，别出新境。再如《游碾玉峡记》，着墨不多，文如诗，画人文，神余笔外，景真情切。
刘大櫆诗化散文的特殊风格，源于他既是古文家亦是诗人的缘故，其诗作也常为时人所称道，有人说他“诗胜于文”，似有扬其诗抑其文之嫌。其诗作宗杜甫，而取宋苏轼、黄庭坚之处尤多，他认为“诗贵独立，不贵附和，当深求本领，而后博以古人之风轨气韵，融液而神明”。其诗作饱含深沉之思，雄豪奔放，别开生面，且多牢骚抑郁不平之气，这在其文中反而少见。桐城诗坛迨至刘大櫆、姚鼐相继而起，诗名益振，“论诗之家皆谓桐城诗派至刘、姚始形成，盖就其影响之及于天下者言之”。
“文学成就”
刘大櫆总结和发展了“桐城派”散文理论。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重视散文的艺术表现。所著《论文偶记》，既肯定内容的重要性同时注重法度、技巧。他继承归有光将小说、戏曲描写手法用于散文写作的创作手法。强调字句、音节之妙，风格、意境之美，较之空谈“文以载道”是一大进步。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和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不仅如此，大櫆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
在散文艺术方面，刘大櫆突出地提出了“神气”说。本来，戴名世在《答张、伍两生书》中，已经提出过“精、气、神”统一的主张，但方苞只从语言的角度采取了戴氏的关于“精”的主张。刘大櫆则不然，他强调了“神气”问题。在他的《论文偶记》中说道：“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曹丕）、苏子由（苏辙）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传，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文中所说的“神”即精神。具体地说，就是作者的心胸气质在文章中的反映。刘大櫆的所谓“神”，侧重于感情，是更富有个性的。“气”指洋溢于文章字里行间的气势，它是决定于“神”的。“神”与“气”的趋于统一，从而逐步形成文章的艺术境界。
刘大櫆论行文的“能事”，分为三个步骤：“神气”，文之最精处也；音节，“文之稍粗处也”；字句，“文之最粗处也”。至于这三者的关系，他认为：“音节者，神气之迹也。”
刘大櫆著作颇丰，著有《海峰先生文集》十卷、《海峰先生诗集》六卷、《论文偶记》一卷；编《古文约选》四十八卷、《历朝诗约选》九十三卷、《唐宋八家古文评》圈点不分卷、《七律正宗》四卷、《归震川文集选本》、《删录荀子》；评点《古诗源》、《唐人万首绝句选》、《钱笺杜诗》；又著《歙县志》二十卷、《黄山志》二卷等。其诗文生前即有刻本，身后一再重刊。日本明治年间也有翻刻本。较早刻本系雍正时的《小称集》、乾隆二十年左右的《论文偶记》，乾嘉以后，刻有《海峰文集》、《海峰诗集》等。
“点评”
刘大櫆的老师是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在“桐城派”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故被尊为“桐城三祖”之一。继方苞之后的刘大櫆，一生“务欲一心进取，而与世俗不相投合”的性格特点，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四十四岁时就在家闭门授徒，一直到八十三岁去世时还在进行教学。在长达四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更为系统地向学生讲解他的古文创作理论，这些理论由其弟子把“桐城派”传衍下去。与此同时，他还写了多部经典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论文偶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