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公元1634～1711年），原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学者、文学家。顺治进士，出任扬州推官，官至刑部尚书。二十四岁在济南大明湖所赋《秋柳》四首，为其成名作。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书法高秀似晋人。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以诗名，论诗创神韵说，极具影响。亦能词，且多杂著。好为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其散文亦颇明净，游记及人物传记多清丽可读。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话》等。
官宦家庭，声名渐著
王士祯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为明朝布政使。士祯出生于官舍，祖父呼其小名为豫孙。小时读书极聪颖。五岁入家塾读书，六七岁时读《诗经》。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在当时引起轰动。与大哥王士禄、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诗名。顺治十二年，参加会试，一举中第。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戊戌科进士，文名渐著。二十三岁游历济南，邀请在济南的文坛名士，集会于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赋《秋柳》诗四首震惊四座，其一曰：“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该诗不同于早期的遗民诗，诗中多用典故，朦胧隐约，却又含蓄雍容；虽有清愁浅恨，却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初步体现了其“神韵”的主旨。据说当时大江南北和者众多，甚至闺秀之中也有和作，当时被文坛称为“秋柳诗社”，从此闻名天下。后人将大明湖东北岸一小巷名“秋柳园”，指为王士祯咏《秋柳》处。
扬州推官，渔洋山人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王士祯选为扬州推官，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他来扬州之前，其实对扬州并不陌生。他的祖父王象晋曾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在扬州任职兵备副使，可见王家与扬州之缘分不浅。
在扬州的时候，他经常与江南文人学者到太湖上去游玩。太湖之滨有渔洋山，景色幽美。他在《入吴集自序》中云：“渔洋山在邓尉之南，太湖之滨，与法华诸山相连缀，岩谷幽窅（yǎo，形容深远），筇（qiónɡ，竹子的一种，可以做手杖）履罕至，登万峰而眺之，阴晴雨雪，烟鬟镜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状。与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自号渔洋山人云。”
原来他的自号是因为一座山而来。他爱山，把山的神奇幽窅写入诗里，也把感受写入诗里。他推崇盛唐的诗人。论诗举神韵之说，以严羽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为最高境界。他认为盛唐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人的诗作正具有这样的境界。为推广自己的诗论，他特地编了一本《唐贤三昧集》，所选作品以王维、孟浩然为主，目的是“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他的诗名在当时无人可及。李元度称：“公以诗鸣海内垂五十年，士大夫识不识，皆尊之为泰山北斗。”
红桥修禊，声名鹊起
在扬州任职五年，王士祯写下了很多诗词和游记。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与张养重、邱象随、陈允衡、陈维崧等修禊（xiūqì，是古代的消灾祈福仪式。即农历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红桥（又名虹桥，人称瘦西湖第一景，历代文人所赋予的人文内涵），王士祯作《浣溪沙》，编有《红桥唱和集》。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春，又与诸名士修禊红桥，赋《冶春绝句》，其中“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一首，唱和者甚众，一时形成“江楼齐唱冶春词”的繁荣盛况。诗人的红桥修禊，使得冶春社和红桥成为文化圣地。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贻上司理扬州，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红桥矣。”冶春和红桥，因王士祯的诗文蜚声文坛；扬州，也因王士祯的红桥修禊而成为清初士大夫的向往之地。
正是这些诗词作品的广泛流传，使王士祯在诗坛和官场声名鹊起，成为清朝文坛的一代宗师。他的诗文风格清新平淡，摒弃了凄清愁怨的格调，对当时和后代都有很大影响。扬州这块沃土，滋养了王士祯，而王士祯又为扬州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诗风流韵，三百余载，当年王士祯所题《冶春绝句》二十首，不只独步当时，至今仍被人所传唱。
康熙认可，晋升神速
康熙皇帝喜好文学，有一天他问大学士李尉：“今世谁的学问最高？谁的诗文写得最好？”李尉脱口而出：“王士祯。”康熙又问左右诸大臣，皆如李尉所说一致。康熙于是召王士祯于懋勤殿，当面试诗。王士祯果然不负所望，所赋诗作堪称旨意。康熙大喜，征其诗，王士祯恭录三百篇，曰《御览集》，送给康熙。康熙认为他太有才了，把他从户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他官运亨通，在二十几年的时间内升迁十余次，从扬州推官开始，再是礼部主事、礼部员外郎，一路升迁，一直升到刑部尚书。晋升之速，为当时所罕见。
康熙皇帝还多次为他御笔题写匾额、堂额。康熙十七年，题“存诚”、“格物”二匾；康熙三十九年，题“带经堂”匾额；康熙四十一年，再题“信古斋”匾额。皇帝连赐数匾，实在是臣子的莫大荣幸。王士祯感激涕零，在《恭跋钦赐御书后》写道：“二十五年中三蒙御笔题赐堂额，荣宠逾涯，视宋学士苏易简获赐飞白‘玉堂之署’四字，一时辄侈为盛事，臣之蒙恩何啻（chì，只；仅）什倍。恭为摹刻，悬于蓬荜之居，而什袭御墨于宝椟。谨记颁赐年月以示子孙，勿忘报称云。”感恩戴德之语，发自肺腑。
与蒲松龄投缘，两人一见如故
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丁忧”在家的王士祯去淄川答谢亲友，看望从姑母毕际有夫人。当时著名小说家蒲松龄是毕际有家的西宾（即家庭教师）。王士祯与蒲松龄见面，话甚投机，一见如故。听说蒲松龄正在创作《聊斋志异》，王士祯非常好奇。他看了部分手稿，对蒲松龄的文笔称赞不已。他在《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中写道：“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因为厌恶人间的丑恶，才会去与孤魂野鬼对话。王对《聊斋志异》的理解，可谓深得旨趣。此题诗对穷书生蒲松龄鼓励很大。
负失察之责，被连坐罢官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发生了这样两件事。故工部匠役有个叫王五的，捐纳通判。一个太医院官叫吴谦的，索债时打死了负债人。捐纳就是捐资纳粟以得官爵。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捐纳起于秦始皇四年，因蝗灾大疫，朝廷为解燃眉之急，下令凡百姓纳粟千石，可拜爵一级。此制历代多沿袭，清中期后尤盛。但此制弊端丛生，成为吏治腐败的祸根。故康熙后期停止了。皇帝降旨停止的事，你再做，就是犯罪。
这两人都被关押在刑部。初拟是王五流徙，吴谦免议。当时王士祯是刑部尚书，是为刑部的最高首长。他认为吴谦免议可，王五流徙判得过重，改为王五褫夺官职即可。在当时看来，这本是两个不太大的案子，不知为什么后来三法司要重审。审的结果与刑部原判大相径庭：王五及吴谦并论死。后来有人揭发刑部主事一个叫马世泰的，接受了吴谦的贿赂。王士祯负失察之责，连坐，被罢官。
王士祯被罢官后，曾长期在山中别墅居住，登峰观瀑，临池戏鱼。有时登临会仙高峰，遥望清河碧带，芽庄湖帆，乘兴吟哦“东山清风来，西涧凉雨度”。兴致高时，仰天长啸，空谷传响，极为惬意。他的《长白山录》对长白山周围的自然景色、山川风物做了详细记叙，《夫于草堂集》、《香祖笔记》等，也是在这里写成的。
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康熙帝眷念旧臣，特诏王士祯官复原职。
“文学成就”
王士祯幼时即受到其兄王士禄的启蒙诗教，对唐诗中风格空灵淡远的“王孟诗派”尤其喜爱。相传他幼时曾作《落叶》诗数篇，其中“己共寒江潮上下，况逢新燕影参差”、“年年摇落吴江思，忍向烟波问板桥”等句，就受到长辈的称赞。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当时已小有文名的王士祯秋游济南，召集当时名士在大明湖举办“秋柳诗社”，他作《秋柳》四首。
王士祯在扬州任职时，江淮山水、隐逸故交使他诗兴大开。期间他先后结识了吴伟业、钱谦益等前辈诗人，并尤其注意结交布衣隐士。顺治十八年，他与曾经名动江淮的乐工丁继之相识，共同凭吊金陵故都，写成了《秦淮杂诗》二十首。作为一个十二岁就入新朝的年轻诗人，王士祯不可能有前朝遗民诗人那样强烈的民族兴亡感，但对于前朝的灭亡，他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种不自觉的感慨。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他在扬州所作的《冶春绝句》二十首，不仅使“冶春词”独步一代，而且使红桥（也作“虹桥”）成为扬州一景，诗风流韵三百余载。王士祯此期的诗歌情中有景，诗中有画，体现了他在诗艺上的进一步探索和成熟，有些诗句更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如《真州绝句》其四中的“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再过露筋祠》中“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等。这些诗句色彩鲜明，富于意境，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与艺术感染力，成为“神韵”诗的典范。
扬州唱和是王士祯艺术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在扬州期间也是他诗歌创作上的旺盛期，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王士祯在扬州的创作都成为确立他诗坛地位的奠基之作。
内迁入京后的王士祯，在首善之区丰富的人文资源的滋养下，更是如鱼得水。他的诗作与宋琬、施闰章等人一起入选《八家诗选》，体现出他在诗坛上已拥有全国性的影响。王士祯的“神韵说”强调艺术上的感染力，重视诗歌的神致韵味，讲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恰好避开了当时敏感的时政禁忌与遗民情绪等题材。正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再加上他在扬州任上的政绩与已有的文名，才使康熙皇帝选中他作为文学侍从。从此以后，王士祯在诗坛上的地位也和他的仕途一样，如日中天。
他曾编选《唐贤三昧集》及《唐人万首绝句选》，前者以王、孟、韩、柳诗为主，后者则因为绝句这一体裁更能体现其“神韵胜，语近情遥”的特点，而王士祯的诗歌就是主要以“七绝”来体现其神韵说的。他以其大量的创作实践，体现了对这一风格的追求和探索，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
王士祯著作宏富，主要有《带经堂集》、《渔洋诗文集》、《渔洋精华录》、《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和《分甘余话》等三十余种、四百余卷，其文体达数十种，仅创作的诗歌就有四千余首。他的笔记有史料价值，读来也饶有趣味。
“点评”
王士祯一生著述丰富。他早年学诗从“七子”入手，“中岁逾三唐而事两宋”，晚年又转而宗唐，但他一贯主张“神韵说”。初入京师时，王士祯入选“八家诗选”，可看出他明显吸收宋诗特点；典试四川时，蜀地的奇山异水也曾使他诗风大变；但晚年编选《唐诗三昧集》，则又体现了他重返唐风的最终选择。此外，他还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同情民生疾苦的诗篇，如《养马行》、《蚕租行》等，有些诗颇具乐府风味。可见，他的艺术实践客观上突破了狭窄的神韵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