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扬从迪化乘汽车，经托克逊，过铁门关，走焉耆，越库车，穿阿克苏，七天之后到达喀什。喀什带着南疆特有的温暖与生动、质朴与新鲜，向人们传递着生命热烈的气息，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心。李云扬，化名李志梁，和黄火青、林基路同时被调离迪化。他先被任命为喀什区教育局局长，过了一天又被改任为副局长，理由是现任局长是少数民族，不便撤了再任命他。对这一点，李云扬是很同意的。
李云扬是广东省台山县人，1935年赴东瀛，在日本大学求学，从事对留日学生的革命宣传活动，由林基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5月，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加之国内供给他们生活费的来源断绝，经组织同意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伍乃茵从日本回到上海。八一三事件后，他们历经奔波，到达延安，在桥见沟中央党校学习。李云扬和林基路同时到新疆迪化，在新兵营进行了学习和休整，不久分配到迪化一中任校长。
当时担任省教育厅长的是留过苏联的老红军孟一鸣，李云扬对孟很尊重。孟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给了他，要他教学时参考。他认真读了这篇论著，在教学中运用毛泽东的观点方法，向学生们讲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对立和统一的辩证法。在省一中，他既当校长，又亲自授课，兼教高年级的国语和历史，还应林基路的邀请兼任新疆学院哲学教授。学生们喜欢他，他更亲近学生，常抽时间到学生宿舍里去，和学生一起聊天、玩耍、打逗。这样做不仅密切了和学生的关系，而且了解了许多校内外的情况，特别是下层老百姓的情况。
李云扬在学校了解到两个情况。一是有两个学生目无师长、欺压同学，一个是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奇的儿子，一个是参谋长汪鸿藻的儿子，后者最跋扈横蛮。师生们非常痛恨他们，但又畏于他们父亲的势力，敢怒而不敢言。李云扬就要捅这个马蜂窝，通过调查落实，列举他们的错误，在全校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处理。他向全体教职员工指出：“在我们的学校里，不管怎样出身的学生，没有尊贵与卑贱之分。大家都要遵守校规，执行风纪，绝不允许任何仗势欺人的现象存在。”这一行动在全校引起了轰动，许多人拍手称快，使学校出现了新的风气。另一情况是少数民族和汉族学生之间关系不够融洽，似有较深的隔阂。这种情况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校方也有责任。比如学校食堂做饭就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经常把少数民族的饭放在烧过猪油、猪肉的锅里烧。李云扬就从食堂抓起，督促食堂不准做违反民族风俗习惯的饭食。这自然受到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欢迎，缓和了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间的矛盾。
当时迪化的社会风气很不好，文化糟粕充斥，到处是淫秽的戏剧、歌舞，遍布着妓院、烟馆。针对这种状况，林基路和李云扬就从新疆学院和省一中抓起。一中，由李云扬带头每日清早教唱抗日歌曲，开展了大唱抗日救亡歌曲的活动。他们在校内认真排练，然后走上街头演唱《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等等。雄壮的歌曲，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同时也深深打动了广大群众的心，在全市掀起了一个唱抗日救亡歌曲的热潮。唱新歌，演新戏，给当时文化闭塞的状态开了一个“天窗”，透进了清凉的空气，有力地冲击着不良的社会风气，给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带来了进步文化的启迪。
盛世才害怕和嫉恨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威望不断提高，因此千方百计设障碍、找岔子，免职、降薪、记大过，频繁调动更是拿手好戏，把原有的群众基础拆掉。为了离间他们和青年学生的关系，盛世才一伙还散布流言，说黄火青、林基路、李云扬三人犯的是托派错误，但群众的心里自有“天平”。当李云扬离开一中赴喀什之前，全校师生员工开晚会为他送行，会上送他一块真金制作的金牌，一面刻着光芒四射的灯塔，另一面刻着“省立第一中学全体师生敬送”。
喀什教育局局长名叫沙必提，有一定的文化宗教知识，但并不倾向进步。还有一个副局长是山东人，从苏联回来任职，他的老婆是俄罗斯人。这个人很左，见了李云扬就大发牢骚，说这里不好开展工作。他的桌上放着他的座右铭：“斗争、斗争、斗争。”李云扬对这个人的印象不大好，怎么能光讲斗争而不讲团结呢？教育局还有几个干事，也都属于平庸之辈。真正能干工作的还是他从迪化带来的两个学生，一个姓唐，懂维吾尔语，一个姓肖，会教军体。后来又有刘文典、刘文敏两兄弟，是汉族人，都懂维吾尔语，协助他做了一些工作。
教育局不仅抓教育，还要抓宣传，抓文化艺术。李云扬的热情在心灵深处燃烧，从三个方面入手抓了喀什的文教工作：第一是通过指导喀什维吾尔文化协会，一方面把各族各界以及宗教人士都组织起来，办讲习班，讲团结进步，讲爱国抗战；另一方面组织了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文工团，唱革命歌曲，演进步戏剧。教育局和报社两家相邻，常来常往。报社的王谟很有才干，利用报纸在舆论上紧密地配合，使进步文化工作更加别开生面。第二是组织教员培训班，把教育局的所有人和各校的教师召集在一起定期学习。在教育局办培训班的影响下，喀什行政长公署也办了培训班。李云扬、高登榜和王谟等共产党员，利用这个讲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以贯之的，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三是认真抓了汉族男女小学的建设，并通过这两个学校，带动全喀什。这项工作李云扬主要是通过爱人伍乃茵做的。伍乃茵来喀什就被分配到疏勒女校当教员，并兼民校的校长。
高登榜到喀什任税务局副局长时，带来邓发的指示，在喀什的党员成立一个党小组。党小组由李云扬任组长，组员有高登榜、伍乃茵、王谟（《喀什日报》编辑长）、许亮（蒲犁县县长）、罗乃堂（巴楚税务局副局长）、钱萍（莎车税务局副局长）。因为人员分散，县上同志只有来喀什开会或出差时才能在一起聚一聚，谈谈学习和工作。
喀什区举办全区教育系统运动会，运动会对学生和农牧民是很有吸引力的。当时喀什区的体育设备贫乏，运动场地简陋，群众性体育运动很少开展。李云扬是操办运动会的主持人之一，因为高登榜负责财税，他提名要高当运动会奖品部副部长，负责运动会的筹备和分发奖品工作。运动会的第一天，喀什警备司令兼行政长蒋有芬主持开幕式并讲了话，随后是赛马和田径项目的预赛，搞得生动活泼，热火朝天。师生一道在运动场上奔逐夺标、不同民族的兄弟姐妹在场外欢声笑语。
当时的政界，口头上讲清廉，但实际上贪官污吏比比皆是。以王宝乾为团长的南疆调查团前来巡查，一路上告状的人实在不少。调查团在巴楚县查出县长一个人就犯了72个案子，把这个县长革了职，抓进了监狱。王宝乾回去之后，省府来了命令，任命李云扬任巴楚县县长，时间是1940年7月。
巴楚县位于喀什东部，由几块绿洲组成。这里紧靠沙漠，降雨稀少，条件比喀什艰苦多了。李云扬和伍乃茵乘卡车到巴楚，一路所见荒凉，但他们的心却无荒凉之感，而想着要在这里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为人民办些事情。巴楚县城很破旧，全镇不足2000人。县府算是全城最好的房子，李云扬住的房子还有一个洗澡间。洗澡间有一个通外面的门，他很奇怪，便问差役。差役先是闭口不答，后来才告诉他：“前任县长每晚都要搞女人，找的女人天黑从这个小门进来，黎明则从这个小门送走。”李云扬听后愕然，顿觉小门之肮脏。巴楚的县长如此，县府也比较腐败。司法科长姓秦，过去抽鸦片，时常饮酒作乐；财政科长姓张，脾气古怪，经常打骂老婆；建设科长姓龚，有一身的疾病；民政科长马木提是维吾尔族，懂得一点儿汉语，很老实也很能干。这就是当时李云扬手下的主要班底。
此时此刻，李云扬承受了万里晨光的感染，承受了大自然清新空气的洗礼，兴致勃勃，心气盎然。他的思绪就像无边大漠浩浩长天一样，心胸廓大旷远，纤尘不染。正当李云扬考虑怎样打开工作局面的时候，县商会的会长来找他了。会长是巴楚最大的商贩，把羊毛皮张运到苏联，又从苏联把日用品运回来，贩运贩销，大牟其利。会长见到他非常关切地问：“县长需要什么东西呀？苏式西装、长筒皮靴都有，您要是需要，我马上送来！”为官清正，不受贿赂，这是共产党人的起码准则，他拒绝了会长。一个月上柳梢头的傍晚，会长又约他去参加一个舞会。他一打听，原来是黄色舞会。几个有钱人在一起吃喝，酒足饭饱之后，找几个女人跳脱衣舞，全身裸跳，看上哪个就可和哪个睡觉。这种所谓舞会，他当然断然拒绝。会长的“财诱”和“色诱”都失败了，他们一伙便开始疏远他，但老百姓都认为他好。
为了改变县府的面貌，李云扬又采取了办培训班的方法，把县府的人和县上知名人士都组织起来进行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六大政策”，特别强调廉洁奉公、反对腐败。在全新疆，由于毛泽民整顿财政取得了很大成绩，许多贪官污吏、不法商人对此不满，进行公开的暗地的反抗，囤积居奇，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突然有一天，巴楚的街上连一根火柴也买不到了。李云扬就利用县府的培训班宣讲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法令，指出有货不卖，制造市场紧张，就是破坏抗战后方的安定，也就是破坏抗战。他要求大家讨论，并报出自己拿出多少货来出售。不少商贩都报了自己的数目，唯独商会会长沉默不语。经动员后，会长表示拿出一点存货，数量之少使在座的人都哄堂大笑。李云扬当时没有说什么，事后责成公安局长去侦察，得知会长的东西不少，都藏在地窖里。他把会长找来，讲明政策，指出应该拿出货来到市场上去卖，否则查出囤积，一律没收。会长仍然顽固地坚持说无货可卖。这天晚上采取行动，从会长家搜出了大量的货物。这些货物很快投放市场，使全县货物大降价，广大群众拍手称快。这次打击不法商人的胜利，使李云扬在巴楚县站稳了脚跟。
在巴楚担任县长期间，李云扬仍不忘本行，认真抓了文化教育。县府办的学习班，也吸收了一些青年学生参加，并欢迎大家星期天到他家来玩。他给这些学生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指导他们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编演进步文艺节目，使他们开阔了视野，接受了革命道理。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党的干部，如木沙沙依提、阿不都热依木等，后来成为自治区有关部门的领导人。
那时的县长还要审理案件。李云扬巡查县监狱，见到牢房昏暗，卫生很差。犯人都是少数民族，个个蓬头垢面，大喊冤枉。他经过详查，发现很多是冤案，就坚持亲自问案，并规定有冤情的人都可直接找他，任何人不得阻拦。伽师县的一个雇农在巴楚四区一个寡妇地主家干活，地主婆见这个长工身强力壮，想长期剥削他，就和长工勾搭成奸。两年后长工的妻儿要来这里找自己的丈夫，地主婆闻讯顿起杀意，乘长工不备，用剪刀刺伤了他，血流满地。李云扬问明情况，当即让人把地主婆找来，向她指出：“你犯的是杀人罪，按法律应叛重刑。”地主婆一听就慌了，哭着请求从宽。李云扬说：“从宽可以，但你必须答应两条。一是要负责治好长工的伤，二是要拿出一部分地给他，叫他一家在这里过活。”她千恩万谢地答应了。
整顿了县府，严格了法制，端正了风气，李云扬下决心到农村看一看。他看到有的地方种田没有犁，正像林则徐巡视南疆时所写的：“不解耕锄不粪田，一经撒播便由天。”这样的耕作产量很低，辛苦一年，一亩地好了收个百十来斤，不好了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灿烂阳光映照下的原野，空阔悠远、天籁无垠、清新宁谧。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从省府发的农业经费中拿出一部分买铁，在县上加工成犁铧，亲自带上分送到各个区乡，帮助工具困难的老百姓解决耕地的问题。后来他又发现单单解决生产工具，是治标不治本。制约巴楚生产发展的有两大矛盾，一是水利，二是交通。巴楚地处叶尔羌、喀什噶尔两河流域的下游，由于对河系的控制能力低，造成年来水的枯洪不均。冬春水缺，不仅不能进行农田灌溉，而且人畜饮水也很困难；夏天山洪暴发，洪水倾泻，又成水害。交通方面，由于道路坎坷，交通不便，打不开流通领域，先进技术和设施运不进来，本地的土特产品运不出去。
矛盾抓住了，怎样解决？李云扬四处留心。1941年他到色力布亚去检查工作，发现一条淤平了的旧渠，是昔人引叶尔羌河水的渠道。他在县城的西南又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积水潭，夏季洪水都积在里面。他给财政厅长毛泽民写了一个报告，请省府派专家来勘测，并请拨款批准建这一关系巴楚生产命运的水库。在毛泽民的支持下，苏联专家很快就来了，款也批下来了。他们从巴楚、麦盖提和伽师调集了7000民工，开始筑坝。坝长20公里，主坝高6米，底宽8米，用土堆砌。苏联专家想了个办法，先在坝心修一个用石头和黏土夯实的夹墙，然后再堆土筑坝，多大的水也冲不垮。冬去春来，1942年上半年，水库堤坝基本落成。蓄水可解决城镇居民饮水困难，并可灌溉10多万亩地。在修水库之前，李云扬还申请修一条从巴楚经伽师到喀什的公路，全长170公里，共调集4000民工，于1942年初落成。
水库和公路修建期间，无论是寒风凛冽的严冬，还是烈日炎炎的酷暑，李云扬都坚持每星期去一次工地。每次去都带上大米、牛羊肉，还带上县文工队，表示慰问。他还参加工地的劳动，在水库工地打过夯，在公路工地抬过土。县长这样做法，在以往巴楚的历史上没有过，不用说给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就连那位苏联专家也表示惊讶。
李云扬踌躇满志，准备参加水库落成典礼。巴楚的明天让人心潮澎湃，它意味着努力和勤劳会结出丰满甘甜的果实，意味着希望的实现。可是，他突然接到通知，调回迪化。他很奇怪，为什么在打好了基础正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又把他调走，但联想到连日来在南疆任职的共产党员纷纷回调，就不觉得奇怪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当汽车驶离巴楚县的时候，他不时回过头去张望，尘埃遮住了他的视线，但遮不住他热爱兄弟民族的心，遮不住他对他们的思念，遮不住他建设巴楚使之富强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