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是具有革命道德的典范？”
同学们会回答：“林教务长！”
如果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共产党人？”
同学们会回答：“林教务长！”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学院的学生对林路基的评价。林路基虽然被新疆督办盛世才杀害，躯体早已融入泥土，但他的人生像一泓山泉，像一缕春风，像一支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的火炬，润泽人，抚慰人，照亮人。
1938年9月19日，赵明由兰州乘中苏运输委员会运送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物资回程的汽车，到达迪化。这时，迪化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纪念大会刚刚开过，正在开全疆运动大会，接着就要开第三次全疆代表大会。满街都是鲜红的大布标，上面用白粉写着：“坚持全面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标语。街头坚立着一座座碧绿的松枝牌楼，上面扎着大金字：“庆祝第三次全疆代表大会的召开！”“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抗战和建设新疆的热烈气氛，使人精神感到振奋。这与赵明刚刚走过来的河西走廊国统区那种冷冷清清、破破烂烂的凄凉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当晚，一位在北京读书时的老同学来看赵明。老同学是新疆学院上届政治经济系毕业生，在迪化师范学校工作。老同学知道赵明来新疆是为了去苏联学习，告诉他说：“现在第三期留苏学生已经回国，原打算派送的第四期留苏学生，政府决定不派遣了。已由延安请来一批干部，按照延安抗大的样子办新疆学院，就地造就人才。你进新疆学院，比去苏联学习还好！”老同学以崇敬的心情向他讲述实际主持新疆学院工作的林教务长。话虽不多，但在赵明心中树立起一个青年革命家、新型教育家的形象。
当时新疆学院在迪化北梁，在省立第一中学的隔壁。林教务长的办公室在三间正房的东间。赵明一走进去，就看到办公桌旁坐着一位神采盎然眉清目秀的青年人，正低头写什么。青年人一见他们进来，便站起身来。他个子不怎么高，但身材非常匀称，长得很结实。赵明的同学给赵明做了介绍。赵明叫了声“林教务长”，上前握了握手。林教务长打量了他一下，顺手拉过两把木椅让他俩坐下，便问起赵明的经历来。
赵明有点拘谨，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地讲了九一八事变后自己的遭遇，作为一个东北流亡学生到过的地方，读过的书，思想变化的过程。林教务长听后，微露笑容说：“你明天上午来，给你出个题目，做篇文章。”林教务长给赵明的第一个印象是既严肃又亲切，既冷静又热情。
第二天一早，赵明一个人来到新疆学院。林教务长让他坐到三屉桌旁，拿过来几张由苏联进口的蓝线白道林纸，说：“写吧！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入新疆学院》。”
赵明想了一下，根据自己读过的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列翁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倍倍尔著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等书，按照自己所能理解的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要革命的道理，写了他之所以要进新疆学院，是为了学习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本事。
林教务长接过去仔细读了一遍，微微点了点头，热情地对他说：“开课时，你就来吧！”赵明激动地紧紧握了握林教务长的手，几乎是跳着走了出来。“我被收录做林教务长的学生了！”
新疆学院开课延迟到9月底“第三次全疆代表大会”之后，因为大部分同学被组织到大会工作中去了。林教务长负责大会宣传工作，同学们在林教务长领导下，印刷抗战歌曲集和其他宣传品，排练为代表们演出的话剧、歌咏等文艺节目。林教务长亲自写剧本，亲自任导演。赵明到迪化不久，就看到林教务长发表在《新疆日报》上一篇关于编剧演剧的文章，阐述了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这对喜欢文学的赵明来说，深为敬佩。林教务长可说是新疆话剧运动的奠基人。1939年春，赵丹等来新疆，成立专业实验话剧团，演出抗战话剧，在林教务长奠定的基础上把新疆话剧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提高了一步。
林基路教务长是延安来的共产党员。他原名林为梁，广东台山县人，1916年4月17日生。他在家乡任远中学读书时，担任校刊《骆驼》的主编，经常在《骆驼》上发表追求真理，揭露黑暗的诗歌、散文、小说和评论文章。林基路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口才出众。1929年12月，他参加全校演讲比赛获得第一名，接着代表任远参加全县中学生演讲比赛又荣获第二名。1930年7月，林基路写了独幕话剧《自由神》，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为辛亥革命而壮烈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年暑假，他参加了何干之、朱伯濂先生在台山中学举办的“台山青年暑期学术研究班”。何、朱两位老师是新近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主讲现代世界观和新文学，即马列主义和革命文艺理论。这次学习，使他获益匪浅。他在任远中学串联了一些同学，争取到老师的支持，办起了一所民众夜校，吸收附近贫苦工人、店员及其子女共40多人上夜校读书。
九一八事变爆发，震惊全国。正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高中的林基路写出了政论《只有一战》，寄回母校发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和平解决”是卖国把戏，“欺骗不过热血在奔腾的青年”。他大声疾呼“只有一战！战则生！不战则死！”1933年初，林基路在上海南方中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一次学生革命活动中，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多次遭到毒打，但他坚强不屈，组织被捕同学进行两天绝食斗争。他被营救出狱后，又积极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的活动。1933年秋季，林基路进入大夏大学文学系学习，仍四处奔波于各校之间，进行联络，召集会议。团组织考虑到他在上海已是反动派注意的目标，同意他东渡日本。
1934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林基路和几个同乡同学，东渡扶桑，蹈海求学。他到东京，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他到东京不久，就和志同道合者发起创办了《东流》杂志，第二年5月创办了《杂文》杂志，7月创办了《诗歌》杂志。他还发起组织了“中华留日剧人协会”，排演了《娜拉》、《视察专员》、《复活》、《雷雨》等新戏，风靡一时。他还和别人合作，把茅盾的《子夜》改编成四幕七场话剧。在林基路的倡议下，出版了《文艺科学》杂志，他亲自为创刊号写了社论《文艺理论的重工业运动》。
在上海文委宣传部工作的何干之老师，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也来到了东京。林基路向何干之表明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何干之写信介绍他回国内与组织联系。这样，林基路立即回到上海，几经周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重返东京，任1935年9月成立的中共东京支部书记。党团组织建立后，东京中国留学生的群众组织得到了切实的领导，工作开展得更加活跃，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东京支部已发展了党员50余人。
1935年春，陈茵素来到日本东京，进入日本大学攻读日语。林基路和陈茵素曾在家乡同台演出进步新戏，在东京又一起参加进步活动，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默契。1935年底，两人在日本东京结婚。
1937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林基路回到祖国上海，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这时，延安要上海党组织派一批人到延安搞抗日文化工作。林基路和李云扬、周立波、苏灵扬等十来人，跟随周扬、何干之、艾思奇等同赴延安。他们到延安不久，毛泽东主席亲自到窑洞看望了从上海来的同志。周扬任陕甘宁地区教育厅长，艾思奇、何干之分别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任教。林基路坚决要求当学生，被组织上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第十二班班长和党支部委员。1938年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他和李云扬、李宗林等到新疆工作。
1938年4月28日，新疆学院的师生济济一堂，热烈欢迎林教务长。在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中，林基路矫健地走上讲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我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我们在后方的青年应当振奋起来，用先进的思想和真才实学武装自己，成为对祖国对抗日有用的人……”莘莘学子抬起双双慧眼，听着他那富有鼓动性的讲话，都庆幸有这样一位异乎寻常的学院领导者。
“第三次全疆代表大会”之后，新疆学院由北梁搬到南梁，林基路也开始了更加辛勤的工作。组织搬迁很不容易，主要是人手不足。当时新疆学院院长由教育厅厅长兼任，不到学院办公，一切院务都由教务长林基路主持。专职教职员有政治经济系主任祁天民，延安来的共产党员；军事教官杨梅生，延安来的红军干部；俄文讲师图奇春，事务主任常亮，教务员田毓桂。其他讲师有共产党员陈培生、许亮、李云扬等，但都是兼职。林基路以非凡的组织能力，把全校师生都动员起来，大家同甘共苦，有条不紊地把学校搬了过去。
新校址是军队营房旧址，周围有一圈土城墙，上有通道和垛口。马仲英围城时，是守迪化南面的一个据点。紧靠南面城墙是一排教室，紧靠北面城墙是一排宿舍。前廊和门窗的油漆都已脱落，房顶上长着小草，风一吹不停地摇动。房屋顶棚破破烂烂，墙壁被烟熏得黑黝黝的，有的已经裂缝。林教务长又发动大家整饰校舍，院内道路铺上沙石，篮球场地翻修平整。礼堂刷得粉白，墙上钉着“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八个大字，作为校训。林基路还为学院编写了校歌，亲自给师生教唱。师生很喜欢热情奔放、寄寓着革命理想的校歌。
学院为了补足课时，这年寒假没放。林基路给学生开了两门课，一是政治学，二是社会构造论。他讲课充满激情，有鼓动力。学生们听他讲课，不论在理性上还是感情上都不能不被打动。
为了贯彻抗大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使同学们在学习理论的同时，正确了解世界大事、国家大事；林基路倡导每周用一个下午作为“抗战建国日”，聘请知识界知名人士讲时事政治。首先由他自己开始，用对比方法，讲述了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他指出“抗战建国纲领”的不彻底性，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他引经据典，纵横捭阖，晓明只有按照“抗日救国纲领”去做，才能战胜日寇，建设起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
林基路有着不灭的理想和追求，蕴蓄生命般凝重的信念。他抓住每一个积极因素来唤醒溶解在青年学生血脉中的爱国热情。在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林基路知道赵明在北平参加过这一运动，便把赵明找去，要他在纪念大会上发言。林基路一再鼓励他：“不要怕，按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情景讲就行了！”赵明鼓起勇气在大会上结结巴巴地讲述了自己参加一二·九示威游行的前后经过情形；讲述了如何冲出有军警把守的学校大门，并沿路把其他学校的学生接引出来；讲述了游行队伍如何冲过路边架着机关枪的西长安街，跑步冲出将要关闭的前门；讲述了军队在五牌楼开枪等情景。林基路接着以激动的声音，讲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唤起民众，准备抗日中所起的作用，鼓舞大家要发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革命精神，坚持抗战到底。这是思想的感召和精神的凝聚，学生们深深沉浸其间。他是青年学生精神舞蹈的领舞者和共舞者。
新疆学院的“抗战救国日”除组织讲演、报告外，还组织歌咏晚会和话剧演出。“抗战救国日”晚会上，经常演唱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和《五月的鲜花》等等。他们曾演出话剧《哨声》、《呼号》、《小朋友，你错了》、《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和《黄飞龙》等等。新疆虽是歌舞之乡，但是像这些洋溢着时代气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崭新的戏剧演出，还是第一次。1938年10月，新疆学联举办了一次话剧演出比赛。新疆学院演出了由林基路编导的《呼号》，荣获第一名；省一中演出了由李云扬编导的《我们打冲锋》，获得第二名。新疆学院的歌曲演唱与话剧演出，不仅教育了本院师生，鼓舞了师生的抗战热情；而且“满园春色关不住”，还带动了其他学校以至社会。一时，迪化唱新歌、演新戏，蔚成风气。
新年到了，反帝总会组织各学校举行话剧比赛。政经二系排演了《太平年》。赵明是班干部，要组织演出，所以常去找林教务长，请他指教。林教务长住室陈设非常简单，临窗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木椅，靠墙摆着一张木床。他把一只木凳横放在地上，在木□中间斜插一块长木板，上面铺上一块毯子，就成了简易“沙发”。他经常仰靠在上面看书、休息。
赵明进去找他，他因工作过分劳累，仰在简易“沙发”上睡着了。赵明悄悄地把跌落在地上的书拾起，放到桌上。他惊醒过来，打了个呵欠，坐起身以询问的目光看着赵明。
“林教务长，我们班的话剧开始彩排，请林教务长给指导一下。”
他听后，立起身来，什么话没有说，跟着赵明出来，走进礼堂，登上舞台，指导同学们排练起来。他按照剧中人物性格和特点，指出每个角色表演时应该注意的地方，有时做个示范动作，有时讲讲舞台调度。为了求得更好的演出效果，林基路还特地将延安来的擅长戏剧艺术的于村和白大方请来，给大家具体指导帮助。
《太平年》这个剧本是写抗战后方一家农民在新年到来时，祈求过个太平年，但这个年过的一点儿不太平。师生们忙着排戏演戏，过年也难得休息。林教务长风趣地说：“只要咱们的戏能起到教育观众的作用，那咱们就欢度了新年。”
新疆学院的演员虽非专业，但演剧的水平却可圈可点。比如党固，个子高，长瓜脸，梳着蓬松的短背头，演革命青年非常得劲。因为他深深敬爱林教务长，而且不掩饰这种真挚的感情，以后在盛世才挥舞屠刀时，便在同学中成了第一批牺牲者。
新疆学院有两个群众组织：一个是学生会，负责组织学生学习、文体，管理伙食、卫生等院内工作；一个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学生一分会，负责学生思想和纪律，组织学生从事抗日宣传、抗日募捐、抗日话剧、歌咏以及工人夜校等社会活动。林基路对这两个组织的工作非常重视，善于抓两个组织的积极分子，通过他们来推动工作，也善于教育培养积极分子，不断提高他们的水平。他召开全院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论新工作作风》。这篇报告讲的是马列主义的科学工作方法，一共讲了3个下午。《新疆日报》特意约请林基路把报告写成文章，以两整版篇幅发表了。一时，各军政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员和各校师生争相议论。《论新工作作风》在全疆各地引起很大反响。
林基路还非常注意对同学的个别指导和帮助。
他到宿舍查自习，见赵明正在用中文本对照读英文本的《列宁主义问题》，便接过书翻了翻。
“你用英文能够阅读吗？”
“一般文学书还可以勉强看，社会科学书读起来有点费劲。”
“多学会一种外文，就多掌握一种求知的工具。你在学俄文的同时，不要把英文丢了。”林教务长指着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的精装《列宁主义问题》中文本说，“这是一本现代政治学，百读不厌，好好学吧！”
在林教务长授意下，系主任祁天民老师不久送给赵明一本苏联出版的英文本《莎士比亚选集》，祁老师也嘱咐赵明：“不要把英文丢了，应该继续学。”
赵明遵照林教务长和祁主任的教导，在学习俄文的同时，一直坚持学英文。他在国际书店买了英文本《列宁选集》12卷，订阅了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周刊、《国际文学》、《苏维埃大地》三种刊物。苏德战争时，赵明从中选择翻译了一些通讯特写，刊载在《新疆日报》上，作为支援苏联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一点儿表示。关于《列宁主义问题》，他遵照林教务长的教导，一直没有放开手，甚至在1942年被捕坐牢，也和同号的崔先生一起用英、俄、中三种文本对照着学习。这本书使赵明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发生过动摇；这本书教会了他用严格的逻辑方法来进行思维。
林基路既关心学生的学业进步和思想成长，又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为了增强学生的体质，他一方面协助军事教官杨梅生抓紧学生的军体锻炼，另一方面还抓学生伙食的改善。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政府官吏和公务员贪污成风。新疆学院管理学生伙食的庶务人员也不例外，因而学生的伙食每况愈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林基路做了一番细致的调查工作。当他掌握了庶务人员贪污浪费，多吃多占的确凿证据后，便找他们谈话，直到他们承认错误并表示悔改，然后让他们在全院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从此以后，学生的伙食得到改善。
新疆学院当时有教育一系、教育二系、政经二系、语文系，还有两个附属高中班，一个汉生班、一个维生班，共有200多名学生。此外，第三期留苏学生回国后，也在新疆学院继续学习了三个月。他们之中各民族学生都有，因之当时的新疆学院，可说是各民族的学府。林基路坚持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六大政策”中关于民族平等的精神，非常重视民族团结，提倡各民族学生互相交朋友。在古尔邦节和肉孜节时，他鼓励汉族同学到各信仰依斯兰教的同学家中去拜节。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对各民族学生一视同仁，甚至衣着也仿照少数民族的习俗。他头戴青色鸭嘴尼帽，身穿蓝条绒套头、紧腰、抽袖口的上衣，蓝条绒马裤，足蹬皮靴。
优秀的品格通过优秀的人的影响四处扩散。由林基路培养起来的民族友爱精神，在以后的新疆政治生活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区革命时，不少新疆学院的各族学生并肩参加了战斗。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阿巴索夫就是林基路的学生。阿巴索夫在维护维、汉民族团结，纠正革命初期窃夺了领导权的宗教上层人士煽动起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摆正革命方向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林基路的生命散发出尖锐的穿透力，与他交往让人的心灵感到温暖并且得到升华。同学们都非常尊敬他、爱戴他，连喊“林教务长”这四个字都感到亲切。他那朴实的作风，诚挚的态度，和蔼的语言，赤诚革命的心，给同学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切是那么的热烈却又紧凑，然而天并不总是蓝的。
一天下午，林教务长临时召集同学们在院内集合。他站在队伍前面，由口袋里掏出一张公文纸，以低沉的语调读道：“查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未经审批，私自印发抗战歌本，违背六大政策，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本应驱逐出境，姑念该员工作尚有微劳，特从轻议处，记大过一次。此令！督办盛世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三全大会”上，林基路负责宣传工作，在印发给代表的抗战歌曲集前，扉页上印有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盛世才的像，盛的像排在最后。盛世才看到后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对他这位“伟大领袖”的亵渎，于是给林基路扣上“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帽子，记了一过。同学们一时摸不着头脑，私下纷纷议论“这是为什么”？不久，终于弄清了“严重政治错误”的原委。
盛世才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人民中，特别是在各族青年中日益增长的威望始终心存芥蒂，想方设法消除中共党员在人民中的影响，于是下令将一些在迪化工作的中共党员调到南疆工作。林基路被调到阿克苏当教育局长。
大雪纷纷扬扬，下午天还没晴。全院师生在礼堂集合，林基路站在场地中央，把每个师生都深情地看了一下，然后以沉重的语调说：“同学们！接到政府命令，调我到阿克苏教育局去工作，不久就要和同学们告别了！”话音未落，全场一片哭泣声。他眼角微微颤动，也同样在痛苦。他告慰同学们说：“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在新新疆建设战线上还会相会！”礼堂外面，白雪飘拂得起劲，已经染白了时间和空间，甚至连同他的情感。
林基路离校的时候，赵明用苏联造的玻璃版照相机给林基路、祁天民、杨梅生、许亮四位老师在院中合拍了一张全身照片。这张照片，赵明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他坐牢，搞地下斗争，转移到东北搞敌区情报工作，回解放区，生活几经变迁都没有把照片丢掉。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和库车林基路烈士纪念馆，征集文物时，他将照片翻拍出来，将底片郑重地交给了纪念馆。
林基路动身去南疆，汽车停在新疆学院巷口。同学们像一窝蜂似的冲出校门，围了上去，纷纷争着与林教务长握手话别。汽车开动了，同学们紧紧跟在车后依依惜别。一双双流着热泪的眼，望着车轮卷起的久久不散的尘土。
高希林和赵明同班，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前后，曾在东满特委书记罗登贤领导下在哈尔滨市任区委书记，秘密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过。白色恐怖时，他失去组织关系，只身到北平，后又到新疆，曾几次恳请林教务长为他恢复组织关系。当林基路向党代表邓发提出这个问题时，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党与盛世才有约，共产党在新疆不建立组织，也不发展党员。因此，在赵明和其他同学向林基路表示要求加入共产党时，林基路虽然有心，也只好婉言拒绝。高希林念念不忘林教务长，在林教务长去阿克苏后，他得知赵明回阿克苏交卸工作，托赵明给林教务长捎去一本《列宁主义问题》，上面写了他的名字和留念的话。高希林知道林教务长关于这本书对赵明说过的话。赵明在阿克苏警备司令部当参谋长，也深深敬佩林基路，他在军校军事政治深造班学习完后，被盛世才留在军校当教官了。1939年冬盛世才制造了“杜重远阴谋暴动案”，将高希林秘密逮捕，1942年5月与赵明一起被杀害于狱中。
1939年初，林基路就任阿克苏教育局局长。他到任后，为了尽快熟悉情况，经常走家串户，主动接近群众，因此从教育界到其他行业的人，多说林局长好，说他和旧官僚根本不同。他这个教育局长不单管学校，还积极参与对广大群众的宣传工作，常写文章在《阿克苏报》发表。他与阿克苏行政长黄火青、阿克苏报社社长陈清源、税局副局长程九柯等共产党人密切配合，开展工作。但是，林基路任教育局局长还不到半年，盛世才又来调令，把他调到库车县任县长。
田毓桂是新疆学院政经一系毕业生，留校做教务员，是林教务长的助手，最崇敬教务长。林基路调阿克苏时，他死活要求跟随一起去。不晓得盛世才当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批准了他的请求。林基路由阿克苏调到库车当县长，田毓桂又要随同一起去；这次盛世才不但没有批准，而且不久就将他秘密逮捕，于1942年5月杀害。
库车原是龟兹古国的都城。公元前2世纪，汉朝在这里设置西域都护府。
6月的库车已是暑气逼人。林基路乘汽车来到库车车站，肩背行李，手提皮箱，见附近有位老汉，便走上前去。“老伯，去县政府往哪走？”
老汉姓石，见面前站位年轻人，说话又带南方口音，猛然想起人们传说要来个县长，姓林，是南方人，莫非是他？但县官上任，从来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哪会大热天自己背着铺盖来呢？石老汉带着疑问的眼光打量了林基路一下。“你是林县长吗？”“是的，我就是。”石老汉一听，可惶恐起来了，说明去县府还要走3里路，就要把林县长的背包抢过来背。两人争持不下，只好雇了一辆马车拉行李。林县长和石老汉相跟着，边走边谈。
林基路一上任，就有不少人来申冤，说他们的亲人被诬陷，关入监牢。当时是行政兼司法，县长即是当地最高审判官。林基路耐心听了申诉，立即翻阅案卷，亲自到班房查问了70多个被关押的犯人，又找群众了解实情。他把一批无辜被押的人释放了，还为三个罪行不重的人去掉了脚镣。这使孤苦无助的小民感到□□不已，感到奇怪，从来“被风吹入狱，用马拖不出”。为什么没花一个钱，却能申冤得释呢？
县里养着200多个政务警察，身穿警服，横行乡里，为虎作伥，群众恨之入骨。林基路亲自审问了一个民愤极大的警察，判了重刑。为了消弭邪恶，他把这些政务警察大部分裁掉了，只留下20多个比较好的来维持地方治安。县田赋处的职员收赋，重重盘剥。为了惩治“粮仓老鼠”，他和田赋委员会主任到粮仓调查，当着来纳粮农民的面，革掉一些贪污的职员。为了改革县政，他坚决贯彻了由财政厅长调任民政厅长的毛泽民的规定，坚决把民主选举区乡长的制度付诸实施，并把管理水利的“米拉甫”也进行了选举。
本来，自毛泽民担任财政厅长之后，新疆的财政工作有了很大改进。但是，库车县财政局长纳莫因不愿改革财政，税收项目达20多种，使人民如牛负重。林基路了解情况之后，对延安来的财政局副局长蒋连穆说：“税收名目越多，百姓的负担就越重。我们要尽量减轻农民和贫苦人民的负担。”他和财政局具体研究，把税收项目减到七种。为了鼓励生产，繁荣商业，对农民开荒、屠宰牲畜、赶巴札卖点东西和商人新开业，一律免税。以前因为税收重，牧民拿皮毛到城里去卖，所得的钱一半交税，剩下一半还不够来回花销，索性让皮毛烂了也不拿去卖。税目减少了，农牧民纷纷到城里出售东西，市场兴旺了。
林县长清理了冤狱，惩办了污吏，削减了税目，使群众万分高兴，都说：“胡大开眼了，库车来了个圣人！”
1940年春节前夕，林基路的爱人陈茵素到了库车。她1937年8月从日本回国，先回台山老家分娩，产下一女，取名令婉。女儿出生后，陈茵素惦念着林基路，记挂着革命事业，毅然把幼女留给姑姑代为抚养，与四位台山知识青年于1938年5月启程赴延安。他们到武汉后，得知日军占领许昌，北上受阻，四人折回，独她一人继续前进，辗转到达延安。她在6月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7月1日参加了共产党，9月从延安出发到达迪化，然后来到库车。林基路见陈茵素能历经艰险来库车重聚，不胜欣喜。陈茵素从此化名陈文瑛，在县府附近的黑敦汉回小学当教员，同时负责库车县的妇女工作。
林基路体会到，要建设库车必须认识库车。他以马做交通工具，带上翻译，走遍了库车的山山水水，并根据调查所得绘制了一幅《库车县详图》；他组织了库车土壤调查组，调查了库车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知道这里可农可牧是个好地方。但是，当时的土地大都被巴依占着，谁开垦，谁就要给巴依交钱。群众反映库车西乡有个大巴依强占了大片官荒，农民开垦一亩地，要交一两银子。林基路亲自来到这个乡，严肃地对巴依说：“荒地是国家的，要让农民随便开。以前农民开荒给了你银子，你现在就要到财税局补交田税！”巴依见县长口气这么硬，乖乖地补交了税，以后再也不敢霸占荒地了。
林基路去哈拉玉子满村，遇到一位名叫阿由甫的人。这个可怜的朴拙的贫农拿着一捆将抽穗而被旱干了的麦苗来诉苦：“林县长，放来的水都被巴依们占了，轮到我用水的时候不给水浇，你看麦子旱成了这个样了。我家有几个小孩呐，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林基路站在他身边，看到浑浊的泪滑过他黝黑的、遍布皱纹的脸。
林基路跟阿由甫到地头一看，情况实在。渐渐干枯的麦子，被风吹得飒飒摇摆，仿佛在幽怨着。他把米拉甫找来，叫立即把水引到干旱的地里，并明确指示，放水浇地要先浇下水再浇上水，先浇贫苦人的麦子。阿由甫看着水哗哗地流进地里，感到周身的温暖也在流。
库车县城东边赤塔河上有座清朝光绪年间建筑的木桥，年久失修，摇摇欲坠。为了方便交通，林基路领导人民建设新木桥。他亲自设计，并且改革旧的打桩方法，采用吊锤打桩，使新桥建得既美观又牢固。库车县城各界代表讨论为桥命名，有人提出：“新桥之能建成，有赖林县长的领导，就以林县长的大名为桥名吧！”林基路听了不同意，说：“这座桥的建成，是汉维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旧桥的横匾上不是题有‘龟兹古都，龙口之流’吗？我提议在原来题字上稍为修改，写上‘龟兹古渡，团结新桥’。”大家见林县长谦虚，且说得有理，一致赞同。大桥剪彩那天，皮鼓和唢呐奏出热烈而响亮的节奏，歌声和着器乐声响彻桥头两岸。各族群众扶老携幼涌向桥头，被喜庆之声裹卷，热烈庆祝团结新桥建成。
赤塔河水，每到汛期，洪峰汹涌，淹没田园，冲毁房屋，给库车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林基路决心领导群众治水，化害为利。他组织人力勘探，召集各界人士开会研究，并亲自绘制了施工设计图，决定在上游的北山龙口修筑大坝以滞洪蓄水。征得各界群众赞同，龙口大坝工程于1941年4月动工。各个村庄，按受益情况共派出民工2000多人前来施工。工地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呈现出库车县有史以来未见的施工场面。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他将民工分成四个中队，组织劳动竞赛。哪个中队先完成任务，奖励一餐。群众揭发区长西日甫整天只顾吃喝，不理工程任务完成不完成。林基路到工地检查，西日甫正拿着一条大羊腿在吃。林基路当众撤销了他的区长职务，改派农会会长司马依担任。群众亲眼看见这件事，劳动热情更加高涨。1200米长、4米高、8米底宽的龙口大坝建成了。大坝拦截了汹涌的洪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下游的可耕地面积扩大三成。这座大坝至今屹立在北山龙口，发挥着水利效益。库车人民不忘林县长的功绩，命名大坝为“林基路坝”。
库车县仅有两所学校，连县城的学校也没有固定的校舍。林基路安排了在阿克苏时培养的青年干部马聚奎当文教科长，发动群众，兴办学校。在林基路的重视下，全县的学校由原来两所发展到了35所，其中县立学校11所，维文会立学校24所，大部分适龄儿童都上了学。第二区的山克尔克扎提，是个远离县城的偏僻山区，居住着18户柯尔克孜族群众。林基路到山村了解情况后，即拨款帮助柯族群众办学，吸收20多个适龄儿童入学，还附设了扫盲班。但是，县的教育经费有限，怎么办？他动员巴依和商人捐钱支持办学。林基路亲自和工商会长瓦合甫谈话，动员他为地方做点好事，出点钱办学校。瓦合甫口头答应，心里却舍不得。林基路看透了瓦合甫的心，便叫库车小学校长，组织学校师生敲锣打鼓到工商会门口，对瓦合甫捐资办学表示感谢。这样一来，瓦合甫捐钱办学的事情公开了，钱也不得不掏出来了。瓦合甫一带头，其他的巴依、商人也跟着捐钱办学了。
在大办教育的同时，林基路还领导建立了养老院和孤儿院。孤儿院是利用原接官所改建的，收容了120多个孤儿。林基路指示除了给孤儿院派去教员外，还要派木工、裁缝等工人去做教员，使这些孤儿不单学得文化知识，还学得生产技能，将来生活有所依靠。
随着文教事业的发展，古老的库车县充满朝气。学校排演进步戏剧，教唱抗日歌曲，举行歌咏比赛，以及球类和田径比赛。林基路还倡议办报刊，修县志。县城还集资购买了电影放映机，使龟兹古都的人民第一次看上了电影。
林基路的儿子出生了，生日正好是维吾尔族的库尔班节。一向尊重民族习惯的林基路，欢喜地把儿子命名为“库儿班阿洪”。林基路在库车还曾收养了个无家可归的维吾尔族小女孩尼沙汗，对她像亲生女儿一样。林基路回迪化后对尼沙汗的去留问题请示党代表陈潭秋，陈潭秋亲笔批示说，应将尼沙汗留在我们身边，携回延安，使她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名维族干部。林基路被捕以后，尼沙汗被盛世才的人强行拉走，至今下落不明。
林基路常以“忠诚坚定，克己厚人”勉励学生，也用这八个字鞭策自己。有一次，通信员马木提巴吐拿了公家一盆包谷马料喂林基路家养的鸡。他发觉后，对马木提巴吐说：“公私要分清，不能取公家的饲料喂私人的鸡啊！”他掏钱要马木提巴吐买回包谷还给公家。林基路除了每月薪金，还有从农业、商业税收提成中的加俸2000多元。他收入不少，但清廉简朴，家里的卧椅和一些家具是自己动手制作的。每年的加俸，他拿去交党费，盖舞台，还买了两匹马和一辆马车供下乡使用。他爱人来了以后，原来住的小房不敷使用，就自己出钱，在房间后面续了一截。他见附近的妇女闲在家中无收入，就从薪俸中拿出钱买了两台缝纫机，叫陈茵素组织妇女缝补衣服，做些针线活挣钱。
盛世才害怕林基路在库车工作太久，“赤化”了群众，1941年6月又下令把林基路调回迪化。林基路在库车两年，政绩卓著，群众拥戴。至今，库车人民还津津乐道林县长当年的政绩。在林基路身上，人们感到仿佛呼吸了山野的新鲜空气，或享受到日光浴一样，精神为之一振，有使不尽的力量。他在库车人民心目中，正似他手植在县府庭院的榆树一样根深蒂固。
林基路回迪化后，盛世才本打算拉拢他，做私人秘书。陈潭秋同他谈了，他不同意。他在《新疆日报》上发表《论三国关羽》一文，以关羽损害联吴抗曹的故事，讽刺盛世才破坏统一战线。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他用犀利的笔锋戳了盛世才一下，盛怀恨在心，就决定把他调到边远的乌什县当县长。
林基路不仅愿意背负美好，也有勇气背负痛苦走向未来。1942年1月15日，林基路一家冒着风雪严寒到了乌什县。苍茫之月升起在遥空，以冷色之光抚触大地。他上任后，制定了《乌什县人民生计调查表》，做调查研究工作；他拟定了第二季度县政计划，对民政、教育和生产建设等方面做了具体安排；他主持县平价委员会，议决对乌什工商会长买买提囤藏羊毛的不法行为进行处罚；他组织平抑合作社，从入口本县之商贾货物中提取二成，交给合作社零售，解决群众购买生活用品的困难。他很快又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可是就任不到四个月，盛世才又把他调回迪化。
林基路的智慧和才华敲击着自己的心灵，也敲击着别人的心灵。他不仅用思想或言语，而且用行动，使自己也使别人变得更优秀、更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