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在管理过程中，要能“攻击一点，旁及其余”，即抓住一个关键，用智慧加以彻底清理干净，避免留下“夹生饭”，给日后工作带来隐患。
雍正的领导心智是：从一点开始做稳、做好每一项工作，并以此为突破口攻下其它“堡垒”。
1.虚假之人，不能成大事得大胜之法，须在用人，用人则需知人，知人才以善任。皇帝的权力是天赐的，但天赐就能管用，就能长久，就能归心吗？这里面除了皇权，还必定有招儿。大胆使用贤能之才是雍正吏治思想的核心。他用人的原则一直本着官得其人、人尽其职、不拘成例、不限资格的原则。
不拘成例、不限资格的意思就是，只要你有能力，即便你官职低微，也可以将你破格提拔任用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为此，他曾说：“即府县等官员阶局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吏，亦准列于荐牍之内。”
与任人唯贤的思想对立的是，雍正大帝讨厌只会做表面文章的俗儒、腐儒，他认为那些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却实无一策”。因此，他鄙弃这些虽能下笔千言，却根本不知道“吏治及一篇文章”的腐儒，自然不会重用他们。也就是说，那些腐儒并不是真正的贤才，怎么能够堪当重任呢？
雍正思贤若渴，但他本人也知道真正的贤良之材是不可多得的。为此，他曾讲“盖自古迄今，大抵中材居多，欲求出类拔萃之贤，世不屡遇，故理国之道贵储材有素。”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古至今，才智居中的人比较多，要想选拔出类拔萃的贤才，就很难找到了。因此治国之道应该贵在能够在平日里多储备一些人才，储备也即培养，好不断从中进行选拔。
从雍正这番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初步具备了一种新型的用人思想，即对人才的培养和储备。而对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从现代意义讲就是“人才库”理论的雏型。这就是说，几百年前的雍正大帝已经提出人才库这一观点了。
雍正这种高瞻远瞩的心智，带动了整个社会向前迈进，推动了历史的改革进程。下面让我们看看雍正是怎样储备人才的呢？
在当时的情况下，雍正大帝储备人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设立和借助科举教育制度把可造之材送进政府机关培养和训练。用雍正的话来说就是：“培馆阁之材，储公辅之器也。”意思是说，我们之所以注重培养馆阁人才，就是为了使他们有朝一日能成为辅佐国家的王公委臣。这主要是指选翰林而言。
雍正说，选翰林“必人品端方，学问纯粹，始为无忝厥职”。就是说要把那些人品、学问都很优秀的人储备充实到中央政府的枢要部门去锻炼。
为此，雍正还特地设立了朝考制度。即对每年殿试中举的进士再进行一次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从中选出最优秀的人选，委以提拔和重用。这个制度以后一直实行了下来。清代许多有名的宰辅都从这里开始展露头脚。
看来，雍正的“培馆阁之材，储公辅之器也”的目的确实达到了。
另一种方式是注重在实践中储备从事具体工作的实干人才。比如河防水利，雍正就经常讲：“是通晓河务人员不可不预为储备也。”并时常选拔优秀的官员到治河第一线去学习治水之术。
书到用时方恨少，人才又何尝不是如此？
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整天都在喊缺乏人才。
正如雍正所说，世间大抵中材居多。所以对人才的培养训练就显得格外重要。与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有远见的领导人，大都明白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在用人一事上，雍正的确是不拘一格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有没有文凭学历，只要你有能力又实心办事，那我就可以破格录用你。
但人到用时方恨少，特别是在管理一个国家的事务上，像田文镜这样的得力干才实在是不够，因此雍正时常慨叹：“天下唯人才难得！”
人才既难得，就要加大选择人才的力度，为此雍正主张“进贤勿避嫌，退不肖勿避怨，知其贤而不言是谓蔽贤，知其不肖而不言，是谓党恶。”
意思是说：举荐贤才时不能惧怕嫌疑，就算他是你的亲朋至友，只要他确有贤能，也要大胆举荐，但对那些不肖之徒，一定要揭发他，不要怕因此遭到他们的怨恨，假如你知道某人不肖却不揭发，那你们就是朋比为奸了。
雍正曾明确下令：“凡为督抚者，当为国家爱惜人才，而于参劾之间，尤当加意慎重，若误去一干员，其过更在误荐一劣员之上。”这就是说：各省督抚，应当懂得爱惜人才的道理。在对部下进行弹劾时更应当谨慎。若因为查人不明误将一个有用的人才罢了官，那就比误荐一个不肖的官员所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应该说，雍正的上述认识非常客观而深刻。而深刻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必得有深远的眼光和超人的心智才行。
2.不讲嘴上劲，而要讲实力大小
做人首先要正己，万不可不按规矩办事；第二是要能根据实力办事。这些都与个人的修养有关。假如一个人能做到这两点，可以讲早晚有一天胜局在手。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歪。雍正大帝认为，一个人只有为官清廉，才能主持公正。这就是“正己正人，修炼自我”的心智繁重为此，雍正告诫官员：“以循良为楷模，以贪墨为鉴戒……操清廉乃居官之大本。故凡居官者，必当端其操守以为根本，乃可以勉为良吏。”
意即：做官的当以廉明者为楷模，以贪污者为鉴戒，这才是做官的根本，因此，做官的必须注重自己的品德节操，只有这样才能算一名基本上合格的官吏。
雍正大帝虽然要求官吏必须清廉，但同时还反对某些官员借清廉之名而沽名钓誉。为此他指出：“取所当取不伤乎廉，用所当用不致于滥。固不可剥削以困民，亦不必矫激以沽誉。”
这就是说：做官的取自己应当取的钱财不能算作不廉，用自己应当用的钱物不能算是滥用。所以，既不要剥削老百姓，也不要伪饰清廉而沽名钓誉。
既然如此，怎样才能使群臣把廉明视为一种时尚呢？为此，雍正大帝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号召群臣提倡节俭。在即位后的13年中，雍正大帝从未去过承德避署山庄，也没到江南做过巡幸活动。就算他不得不去拜碣祖陵时，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过多的临时设施，不求安逸，稍有花销，就认为是过奢之举。此外，他对群臣进献的稀世珍宝也大不以为然，反倒认为“行一利民之政，胜于献稀之珍也；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城之宝也。”
意即：假如你们能实行一项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岂不比献给我一件稀世珍宝更好？假如你们能给我举荐一名有用的人才，岂不是比献给我一个价值连城的宝物更好？
雍正大帝不但严于律己，而且还以此带动群臣。他明确指出：“世人无不以奢为耻，以勤俭为美德，若诸臣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俭乎？”
意即：世人都反对骄奢淫佚，都把勤俭当做美德，假如群臣反过来都以奢侈为时尚，那你们又怎么去教导百姓们提倡节俭呢？
许多人都闹不明白，作为一名泱泱大国的君王，国家再穷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独独少了皇上用的？既如此，雍正为什么如此注重节俭呢？他自己解释说：“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俭一端关系民生风俗者至大！”
这就是说，雍正清楚地看到了奢侈给国家造成的重大危害和勤俭廉洁给国家带来的好处。通过奢俭这种表面现象看到由此而带来的损益，说明他并没把眼光放在表面上，而是通过表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雍正如此倡导、崇尚甚至严令节俭，自然以奢俭来考察和任用干部，将其作为识人用人的标准。节俭则用，奢侈则除。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雍正能以身作则来告诫臣下节俭，可以说是一代英明君皇。
3.打出恩、威这两张有力的牌
如何推广权力，是操纵胜局的大问题。对那些以“恩”、“威”炫耀自己的官吏，有一条原则是“恩‘、’威二字万不可偏执”。
在雍正统治期间，皇权对政治生活的干预面不断扩大。雍正元年，雍正提出代行大学士之事，称：“国家政治，皆皇考所遗，朕年尚壮，尔等大学士所应为之事，尚可勉力代理，尔等安乐怡养，心力无耗，得以延年益寿，是亦朕之惠也。”意即：我正当年富力强之际，什么都能干，你们就去图个清闲，怡养天年吧。就这样，雍正轻轻松松地削夺了诸大学士的权力。
到了五、六年间，雍正又以诸臣对所交事务可否施行不予复奏，表示代为处理一些部院事务，并称：“倘不能办理，应将事件呈送朕前，朕代诸臣办理。况朕竟日坐勤政殿，又不惮暑热，欲办理事务，竟无事办，诸大臣如此因循迟延不奏，其意将推诿乎？”意思是说，凡你们认为办不了的事，就都交给我来办吧。我每日里坐在勤政殿中，又不怕热，又想处理问题，却没多少事儿可作，而你们却将许多该办的事拖延着不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这样，雍正又将三部院职责范围内的部分事务揽在自己手中。
几乎与此同时，雍正又把权力的触角伸向了各王公大臣的私生活领域，竟以诸大臣为家人妻子所惑、不能明辨是非为理由，降旨训饬道：“凡大臣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宴请亲人等事，令各禀明家主，倘有私成党羽，结为兄弟，彼此会饮，恳求事件者，即行拿获具奏，朕必从重治罪。再诸大臣之妻，互相筵请宴会，为樗蒲之戏，借以夤缘请托，大臣中现有为伊妻所制，凡事依允者，甚属可耻。大臣等宜加防范，（诸大臣）各宜将妻奴严管，苟有畏惧掣肘不得已之处，令密奏朕，朕代诸大臣处分。朕虽日理万机，而于大臣之家事尚能办理。诸大臣览此谕旨，有此等病者，若不加意，亦听诸大臣之便耳。”
这番话大意是说，大臣的家里人凡有嫁娶宴请之事，必须由大臣本人同意。如果互相结党、结为拜把子兄弟，彼此常在一起聚会喝酒、相互委托办事的，一旦抓住，我一定要从重惩处。另外，大臣的妻妾借互相宴请、做掷色子游戏之类，互相拉拢关系，并且大臣有“妻管严”之害惧内病，凡事都答应的，是不要脸的行为。对此，大臣们要提防着点，把自己的老婆和下人看管严一点。要是因为某些原因、某些为难的事而无奈于他们或受他们的刁难威逼，可写出密折呈奏于我，我替你们这些大臣来处分他们。我虽然日理万机，但大臣们家里这点事儿还是能办的。
在这段话的最后，雍正大帝不很客气地说：“你们现在都看到我的谕旨了，别怪我言之不虞，有上述这些毛病的人如果还不努力改正，那就请便吧。”——意思是说：“你看着办”、“靠边站”或者“别怪我不客气了。”
雍正皇帝之所以如此，是从一家一户小事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别小看家庭主妇间的打麻将、做游戏，吃吃喝喝，内中有乾坤。许多大臣与大臣、衙门与衙门的交易凡用人调度、打击报复、坑谁害谁、送贿受贿之类，都是在麻将桌、扑克堆、酒肴饭菜之间做成的。别的不说，就说雍正大帝之后，乾隆晚年的和，慈禧太后的李莲英、崔玉贵，敛了多少财、坑了多少人，干了多少坏事吧！
由此可见，雍正大帝将权力触角探向大臣家里是何其洞明。他大概知道“一个好大臣身后站着好女人”、“一个奸臣背后必有一个刁妇”的道理。当然，话说回来，一位泱泱大国的皇帝竟公然提出要帮助某些大臣管束老婆，除大唐李世民之外，此举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这确不是笑谈。
此后，雍正又颁布了严禁大臣的仆从间彼此吃酒唱戏、结党营私的命令。命令指出：“家仆结党虽属细事，但关系非轻，嗣后仍有群聚结党、生事乱行者，经朕闻知，必将此等恶仆正法。”
由此看来，雍正在为政期间，倒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操心了。但他的这份操心并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为了达到他的最终目的，即加强中央集权，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4.牢记为政第一要
为政的第一要是什么？各有其说。“导民务为第一要政”是雍正的基本国策。雍正贵为一国之君，以九鼎之尊来推行改革。其号召力、影响力是历史上的改革帝皇所无法比拟的，这是雍正实施改革的最大优势，也使其有机会直接切入改革的核心问题。
另外，康熙末年，由于康熙主张宽仁政治，同时也因为老年康熙倦于政务，致使吏治不清、官员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到康熙末年，清政府出现了国库空虚，财政吃紧、经济萎靡不振的现象。这些在相当程度上为继承者的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这样，一代改革皇帝雍正，在一个似乎还不至于一团糟的国家里，开始了皇朝的“中兴”试验。由此，也为后人留下强人治国的种种心智。
雍正即位不久，就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欲家室宁止，治不可得”。他较清楚地看到人口繁多、垦田有限而食粮不足的问题，还有，他更清楚到康熙末年，清政府出现了国库空虚、财政吃紧，经济萎靡不振的现象。为此雍正提出了重农务本，裕国安民的重要治国方略。
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能在当政的13年间，始终不渝地自觉坚持这种政治方计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兼之幅亘辽阔，人口众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历来就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看不到这一点，不懂养民，即是误国昏君。因此，雍正一上台就说：“稼穑为生命之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它皆不足恃”。“农事者，帝王所以承无养人，久安长治之本也。”
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庄稼是生命的关键，农业是君主们按天意养活百姓、安定邦国的根本之所在，离开它人就不能生活了，其它的都是次要的。做帝王的人就是受上苍之命，指点老百姓种田养家，以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为了实现这一思想，雍正提出了以下措施。
大力推行垦田：雍正充分认识到了人口增长过快所造成的地少人多的现象。因此，他提出了大力推广和奖励垦田，以扩大耕地面积的计划。雍正二年，雍正说开垦能够解决民食问题，“于百姓最有裨益。”这固然是尽人皆知的道理，问题是他试图克服垦荒中的一些难题。过去民间报垦，官员勒索费用，以致垦荒之费比买田价格还高，故而农民不愿报垦。雍正下令，允许民人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和阻挠。从前报垦，水田六年，旱田九年起科，雍正命水田照旧，旱田推迟为十年，并著为定例。山西、河南、山东闲旷土地，民人无力开垦的，官给牛具，起科后官给执照，水为世业。垦荒令下达后，各地陆续推行，而以田文镜在河南实行最有力。据记载，他严饬垦荒，在雍正元年至八年的八年中，垦荒和自首的隐田共五万四千一百顷，而康熙九年至六十一年的五十三年中，报垦和首隐的为十二万六千九百顷。这就是说康熙间河南每年平均增加垦首田近二千四百顷。雍正间为四千六百多顷，后者比前者增长速度高出一点六七倍。记载又说，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河南税田为六十二万九千多顷，以八年的首垦田论，它占到垦田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二，可见河南垦首田增加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在这报垦荒田中也有弄虚作假的。有的地方官为显示政绩谎报垦田数字，“以虚粮累民”。有的按现耕田加赋，以多征之税，虚报垦田。当王士俊接任河东总督后，这个问题更突出了。雍正在晚年也意识到事情的乖张，他说地方上报垦荒，有的以多报少，有的以少报多，或将已垦之地重报，荒熟地亩不分，混行造报，要给予不同的处分。他死后，反对报垦荒的人很多，乾隆带头指责王士俊的垦荒是“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见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实则加赋”。大学士朱轼“首陈除开垦、省刑罚两疏”。监察御史金溶要求“开垦之地，缓其升科”。给事中曹一士请禁州县捏报垦荒，勿使“仁民之政，反启累民之阶”。他说得很好，雍正号召垦荒，原想增加生产，也起了一些好作用，但副作用很大。
在垦荒中，雍正有组织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搞直隶营田。三年（1725年）春天，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在保定挖沟渠、兴水利的事，雍正责怪他孟浪，说“此事必通盘将地之高下，水之去来，明白绘画审视，斟酌而后可定”。他赞成修水利，但主张审慎，先作考察，了解河水来龙去脉，地形高低，以便设计优佳的施工方案，取得预期效果。李维钧想干就干，因而不合他的心意。这一年直隶大水灾，促使雍正下决心早日经营畿辅地区的水利，当即派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率员考察，经过他们一冬和次年春天的勘探，制成水域图进呈。雍正见到，大为欣赏，赞扬他们“于直隶地方东西南三面数千里之广，俱身履其地，不惮烦劳，凡巨川细流，莫不穷究竟委，相度周详，且因地制宜，准今酌古，曲尽筹画，以期有益于民生”。于是设立营田水利府，下辖四个营田局，委派允祥、朱轼董理其事，兴办直隶水利田。为加速工程的进度，朱轼提出四项建议：一是民人自行营田，照亩积多寡，给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的顶戴，鼓励人垦辟；一是到水利府工程处效力的民人，视其包干完成的工程量的大小，录用为不同职务的官员；一是降级、革职的官员赴工程处效力者，工成准予开复；一是流徙以上的罪犯效力者，准予减等。这是开捐纳，借民人和官员的力量兴造水利，但朱轼说是为收“谙练之员效力营田”，“集众力厚民生”，不是国家舍不得出工本。雍正批准了朱轼的建议，在五年（1727年）就大力开展起来。营田工程有两项内容，一是修治河道，疏浚建闸，一是造田，主要是水田。据担任营田观察使的陈仪讲，工程中注意“留湖心毋垦”，即建设水库，宣泄洪水。当时要增加垦田，留湖心就与它矛盾，从长远利益看还以留湖心为宜，所以陈仪说这是措施中的妙着，“舍尺寸之利，而远无穷之害”。北方农民不懂得种水田，雍正命招募江南、浙江的老农来进行教耕，所需水田农具和水利工具，延请江浙工匠制造，并命直隶工匠跟从学习，以便把技术传接下来。营田很快收到一些效果，五年（1727年），官私垦田八千多顷，每亩可收稻谷五至七石。北方人不习惯吃稻米，雍正命发官帑平价收购，不使谷贱伤农。有的地方官强迫农民出卖，雍正对这种劣员非常痛恨，说他们“较之一切贪劣之员，尤为可恶”，命直隶总督严参治罪。雍正对与事官员严格实行奖惩制度，以期务实事。知县李正茂在洪水爆发时，奋力防护堤工，擢为知府。知县吴般木实心办事，亦升为知府。知县魏德茂专务虚名，防守工程废弛，革职。徐谷瑞见堤工危险，推诿规避，交吏部议处。雍正坚持直隶营田，直至末年。乾隆对此不热心，认为营田是地方上的事，决定撤销水利局，将它的业务交所在州县官管理，事实上取消了营田。促成乾隆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可能是捐赎事例。清制，捐纳监生，需要用银三百两，而直隶营田捐赎例规定，营田一亩，相当于交银一两，开渠建闸用银一两作营田一亩计，只需用一百两银子建设营田，就可成为监生，比定例交银，减少了三分之二的费用。其他营田捐纳职员，州同的费用，也比单纯交银子的少。雍正原意是以此招徕，加速垦辟，但实行一长，就同捐纳成例产生较大矛盾，因有“名器滥觞”之讥。当然，营田要能坚持下去，必须根治直隶河道，这是雍正、乾隆父子做不到的，所以只能行于一时，而不能持久。直隶水利田问题，为一些帝王和地方官留意，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唐朝瀛州刺史卢晖、宋代制置河北屯田使何承矩、明代汪应蛟都搞过引水灌溉，元代郭守敬、明朝徐贞明之论畿辅水利更为著名，但以帝王而顷注巨大心血的，要数雍正了。仅此一事，不能不说他关心农业生产。
雍正还组织了宁夏垦荒。二年（1724年），雍正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到宁夏察看河渠，三年（1725年），改宁夏左、右卫为宁夏府，下辖四县，五年（1727年），增置新渠县，七年（1729年），又设宝丰县。设府添县，反映宁夏地区的发展。雍正听说该地若得水利，可垦地二万余顷，若每户授田百亩，可安置二万户。特派大臣单畴书到宁夏插汉拖灰，与陕西总督、甘肃巡抚共同治理渠道，募民垦种，官给牛具籽种银两，所辟土地，永为世业，还号召宁夏籍的文武官员在原籍尽力开垦。七年，单畴书死在宁夏工程上，就派右通政使史在甲前往接任，不久又派兵部侍郎通智主持其事。宁夏原有大清、汉、唐三条水渠，但年久失修，水道淤浅，雍正命集中力量疏浚，又命开溶惠农、昌润二渠，工程取得一些进展。十年（1732年），因西北用兵，使用民力较多，顾不上宁夏河工，撤回通智、史在甲，将其事交宁夏水利同知专管，即按常规进行。乾隆三年（1738年），撤销新渠、宝丰两个县的建制，说明宁夏水利工程未达预期效果。
在垦田方面，雍正还注意到四川的开发。当时四川仍处地广人稀的状态，农民生产技术较低，雍正命地方官劝谕开垦，招聘湖广、江西在四川的老农教授土著居民垦荒的方法，给予老农衣粮，等到开垦有成效了，给以老农顶戴。六年（1728年），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省民人数十万进入四川，雍正命根据各地区流来人口的多寡，分给三四十亩，五六十亩不等的荒地，并给牛种口粮，以事安置。
雍正还修筑了浙江、江南海塘。元年（1723年），他指出康熙间建筑浙江海塘，官员没有实心办事，仍使海潮妨害杭嘉湖三府民田水利，二年就派吏部尚书朱轼往江浙会同巡抚何天培、法海商议修治办法，朱轼提出动用帑银十五万筑浙江海塘，十九万筑松江海塘，雍正予以批准。松江海塘开始修筑的是土塘，雍正说不牢固，东南是财赋重地，应保证安全，改筑石塘。后来在石塘之外，增修贴石土塘一道。在施工中，浙江总督请将骤决不可缓待的工程，先行抢修，随后奏闻，雍正同意照办。浙江、江南修了海塘，而江北盐场出了大事。一次海潮冲决范公堤，沿海二十九个盐场被淹，溺死灶丁男妇四万九千余人。
从中可以看出雍正办事不免主观而不尊重实际，也说明他救荒心切，不管办法可行与否，总想一试。但他能注意到使老百姓休养生息，扩大再生产的这根本问题是值世人肯定的。
5.走求富之路
为百姓求富是明政。对于雍正来说，兴修水利是一件大事，是康熙朝治黄、治淮工程的深入和发展，是让江河湖海为民造福。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能采取的措施都已经采取了，就算尽了人力，剩下来的只有听天由命了。自然灾害永远无法根绝，即便到了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仍不时有水旱灾害的发生，更何况二百多年前的雍正时期呢？从历史上看，历代比较明智的帝王，大都在灾害发生后，对当地百姓实行赋税减免政策。然而，雍正意识到，仅减免赋税还是不能根除灾区人民的艰难生活，为此，雍正推行了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救灾办法，即提倡社仓——筹划民食为第一要政。
提倡社仓这是救荒的办法，早在宋代，朱熹著文大力鼓吹，然难于实行。康熙中有官员建议推行，康熙一概不准，户部侍郎张伯行强烈要求实行。康熙就惩罚他在山西举办，张在实践中处处碰壁，主动请求作罢，才算了事。雍正同乃父态度大不一样，即位就谕令湖广督抚杨宗仁等设立社仓，官员迎合他，强令百姓输纳仓粮，规定凡交正赋银一两的，外纳社仓谷一石，并以存储多少，作为州县官的考成。这等于是新的加派，而且很重。
雍正二
四百石以上的，朝廷授给八品顶戴——由于有了这种奖励办法，使社仓参予者有了一定的积极性。此外，对于承办社仓的领导人，雍正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每社的社仓主要领导人，应由人品端正又家道殷实的人来担任。对于干得好的，在任职十年以上之后，朝廷将授予八品顶戴官职。而对于那些借此营私舞弊者，则要给予相应的惩罚……
雍正的这一方针下达后，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主要还是因为地方官员执行不力的结果：雍正五年，湖广总督傅敏盘查社仓，发现仓谷储藏不多。据他分析，可能是被地方官侵吞或挪用了，也可能是州县为迎合上级，故意虚报了存粮数目。为此，傅敏将这一情况如实报告了雍正。
雍正历来就相信有治人无治法，他认为只要合适的人来办，社仓还是可以搞好的。因此，他任命田文镜为河南总督，要求他“详加考虑地方备储之计，如常平、社仓等事，责令有司，力行修奉”。接着，陕西总督岳钟琪也奉命设立社仓。为此，他将国库存银发到各州县，命令地方官“采买四十万石谷麦以备社仓之用”。不想，各州县官吏却借此向民间勒索、勒借，引起地方百姓的不满，称之为“皇粮”——这就是说，由于地方官员的营私舞弊，至使老百姓把社仓这一做法，理解成地方官在为皇上老子本人筹集粮食了。
得知这一情况后，雍正下令把社仓条约刻成碑石，立在老百姓那里，让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明令禁止官吏的舞弊行为，同时也向社会说明了建立社仓的本意。但他的这一做法，仍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总的来说，在举办社仓这件事上，雍正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并不得力的。但是，他为解决民间饥荒问题所动的良苦用心却值得后世学习。另外，社仓的举办无疑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公益事业。社仓就是民间捐集的救灾专用粮库，即使在当代，这种公益事业仍不断被有识之士提倡着。如“捐款救助失学儿童、捐款救助灾区”等。
另外，从举办社仓一事，我们还能看出中华民族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即怜贫惜老和扶危济困。雍正举办社仓一事，无疑也有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目的。
6.安稳人心最要紧
所谓安稳人心，即用得人心之策赢得人心。
差徭和田赋是封建社会臣民应尽的两大义务，历年来都是分别征收。由于徭役很重，无田的平民难以承受，加上历年来绅衿免于丁役，造成了差徭不均的局面。这样迫使平民百姓只能隐匿人口来逃避差役。弄到最后，政府的征徭也没有保障。差徭制度的不合理，已成为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改革役法已是势在必行。
康熙末年，已有人提出“丁随粮行”的建议，即把丁银归入田粮中一起征收，完全按田地的面积来收取，不再按人口来缴纳。
并且在个别地区也进行了试验性的推行。但终康熙之世，改变役法与维持旧法之争一直不绝于耳，然而却难定断。试验性的推行也是毫无结果。
当初，康熙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税的政策以后，人口税总数固定下来，但是人口的新陈代谢在所难免，操作起来困难重重，随意性很大，这为官吏的贪赃舞弊提供了机会。
雍正即位后，马上就面对这棘手的、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同决定耗羡归公一样，对此重大决策，雍正表现得极为小心慎重。
最早上疏触及这问题的是山东巡抚黄炳，他提出丁银分征造成地方上隐匿人口、贫民逃亡的严重现象。
黄炳主张丁银摊入地亩征收，有地则纳丁银，无地不纳丁银，贫富均平才是善政。话说得很有道理，改革之心切切。但是，黄先生却不懂得改革的策略，也不知雍正的策略。
雍正没有接受他的提议，反倒指责黄炳说这种不该说的话。雍正说：“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在最后决策之前，他把问题交给众大臣，让他们积极讨论，提出意见。
反对派的意见主要是：丁归田粮以后，必然造成对人口的管束放松，使得对游民的管理更难了。因为丁归田粮实行久了，人民就会以为只有粮赋没有丁银了，为以后官僚们再加税提供了借口，最终使老百姓受苦。
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以有利于贫民为理由，奏请摊丁入粮。
李维钧比黄炳聪明，他深知有钱人家肯定不乐意，会出来阻挠。而政府机构户部又只知按常规办事，公文律行不知到猴年马月，也不会同意。
因此，他奏请雍正乾纲独断，批准他在辖区实行。
雍正这回的口气软了许多，说这件事应该往后推一推，等到“丰年暇豫民安物阜”时，再实行也不迟。
雍正把李维钧的奏章交给户部及九卿詹事科道一起讨论。并明确要求，要谋划最好的办法，来达到最好的效果。雍正定下的指导原则就是，对国家收入没有影响，又能对贫民有益，让人挑不出毛病。
雍正最后批准了李维钧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的改革设想，并对李维钧的详细规划深感满意，鼓励他要相信自己，大胆地去改革。
康熙年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到雍正时，仅经过半年的讨论，雍正就很快就作出选择。雍正果断的性格以及为政的务实，由此略见一斑。
之后，山东、云南、浙江、河南等省随之进行了改革，丁归田粮在全国全面展开。浙江在全面实施摊丁入粮的时候，因为对田多的富人的利益损害较大，而贫民又期望能早日实行，两种势力斗争异常激烈。
雍正四年，浙江发生了绅衿闹事、商人罢市的严重事件，反对丁归田粮。最后巡抚李卫采取了强硬措施，制服闹事者，强制在全省推行。
摊丁入粮实行以后，由于纳粮人完成丁银的能力，大大高于无地的农民，所以政府征收丁银也有了保障。由此，国库也就有了保障。
由于不再按照人头来收税，百姓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为了逃税而隐匿人口、四处逃亡了，社会处于平稳状态，这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7.筹划一定要得当
筹划即谋事之本。雍正不甘落后，他对西南地区的土司改土归流，也为后世人赞誉。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取消西南地区的土司世袭制中央政府设置州县建立政权，并派官员轮流去做官，加强统治。
改土归流政策的出台自然是有原因的：雍正时，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同它们邻近的湖南、湖北、四川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他们的经济落后，生产方式也不尽相同，与中央政府关系也疏密不一。这些少数民族，实行内部自行征纳赋役，自定成文和不成文的法令，对属民以土司、土舍和头人的称号进行统治。土司、土舍是大大小小的割据者，由于他的积压各自为政，因而就产生了中央要加强对他们辖区的统治与他们维护旧制度的矛盾。
明朝以来，中央政府就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取消土司世袭制，设置府厅州县等地方政权，派遣一定时间进行调换的流官前往治理。这就是改土归流。这种办法，明朝和清初偶或实行，所以土司制的问题严重存在着。到雍正时期，由于弊端的积累，暴露得更清楚了。
这些土司、土舍和头人对属民任情役使，赋税是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他们掠夺的比向中央上贡的要多得多。如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于雍正初年每年向朝廷进贡银三十六两，米一百石，而向土民征收的银子即达二千三百四十八两、米一千二百一十二石，强征的比上贡的多几十倍。
再者，土司盗贼恣意虐杀属民，对犯其法而被杀害者的家属，要征六十两、二十四两不等的银子，还名之曰“垫刀银”，实乃凶恶至极残无仁道。属民们对土司无官民之礼，而有万世奴仆之势，子女财帛总非本人自有，他们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土司的。
还有，土司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畜而时时互相厮杀，经年不解，世代为仇。如广西隆州古隆地方土司王尚氏等，与贵州普安州地方的土司阿九等争夺歪染、乌舍、坝犁、鲁磉等寨，常年刀光血影不休。雍正二年经告官府，因事涉两省，地方官互相推诿，到雍正四年还没有审理。湖南永顺地方的诸土舍也是如此相互仇杀经年不断。
在明朝时，土司还发动过对中央的战争，清代虽无这种事，但是土司、土舍到邻近州县抢劫、屠杀汉民的事却屡有发生，于是出现双重矛盾：一是土司属民与汉民的对立，属民往往成群结伙骚扰汉民，有的在夜间乘人不备，焚屋屠戮，但他们又害怕汉民，一离开村寨，就怕被汉人杀害。土民、汉民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土司造成的。
此外，土司与地方政府也是矛盾重重。有的犯罪汉人逃到土司那里，得到好处的土司就将其保护起来，除非州县官用银钱买求，才能得到，这就破坏了地方政府的司法权。但有的地方官也无端欺凌土司，土司上告，需要州县官转呈，有的州县官就借机勒索，否则多方刁难。有的土司向州县官送礼，若被上司知道，州县官反诬土司贿赂钻营，而若不送礼，则加以傲抗之名，找些小事，申报上司，使土司左右不是。由于总有地方官向土司要钱，致使土司不敢到府县城里，怕被拘留勒逼这些弊端，令土、汉人民遭殃。而中央政令不能统一贯彻，也是产生地方吏治败坏的一个原因。
另外，在土司家族内部，为争夺继承权，也经常发生战争。如雍正三年，川陕总督岳钟琪曾多次奏报大小金川土司争位仇杀。
由于土司制度的存在，严重地妨碍国家的统一，破坏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安定，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取消土司制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到了雍正时期，土司制度的罪恶已暴露无遗，愈加不能为土民与汉民所容忍。土民们有着脱离土司统治的强烈愿望，有的全村离开土司、土舍，呈请改归地方政府统辖。但对于如何解决土司问题，朝中大臣的看法各个不同。雍正初年，对取消西南地区的土司制，有的大臣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有的认为应尽快将土司制改土归流。
作为一名锐意进取的皇帝，雍正对土司的恶行十分清楚。雍正二年五月他指示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督抚提镇说：“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加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意思是说，土著人也一样是皇帝的子民，天下人都享受太平，安居乐业，独独让同是子民的土著在偏远的角落里受土司的欺凌，我作为皇帝是于心不忍的。
至此，雍正皇帝下定决心要取消西南地区的土司制，他不忍心那里的人民受苦，要让那里的人民共享乐利。
雍正时期，对桂、滇、黔、湘、鄂、川六省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改土归流，废除了千百年来的土司制度，解放了西南地区的土民少数民族，这是历史一次较大的社会变革。
从改土归流的实际效果来看，把土司、土舍的利益分给广大的土民，与天下共享乐利。然而雍正改土归流的成功有一个过程，巩固成果也需要继续努力。
改土归流，革除了土司之后，新任的流官就对安定改土归流地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流官是否清廉，是不是苛猛，直接关系到地方的安危，雍正时期的清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改土归流后，乌蒙地区总兵刘起元恣为贪虐，私派公费，侵欺粮饷，客民被劫，引起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乌蒙土司利用民怨进行了叛乱。
雍正皇帝对此十分清楚，他在谕旨中写道：“凡属番夷苗倮杂处省份，若能使文武弁员清正自持，丝毫不敢不利于彼，可保无一事也。是乃探本寻源上策，当竭力勉此。”
鄂尔泰针对流官为政苛猛的问题，也在奏折上感慨万分地说：“欲使人民相安感戴，实不在法而在人，得人之难，难于任事。”因此，雍正皇帝和鄂尔泰一方面要加强对流官的选任，一方面又要加强对流官的监督和考察，一旦发现有不利于地方安定的流官就撤换和治罪。这种做法放在当今的社会也是难得的。由于雍正、鄂尔泰君臣二人的努力，改土归流地区的第一任流官大多数基本上是清廉的，对安定地方、发展地方的生产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大规模清理钱粮，变革赋役，统一税收，出现了“较之土司陋十不及一”的征税现象。土民所受的剥削大大减轻了。清政府在此基础上以又大行丈量土地，鼓励土民屯田垦荒，并分配给土民牛种、房屋，或者给以银两，更加激发了土民发展生产的热情。东川府划归云南后，鄂尔泰捐发银三千两，买水牛一百头，盖房六百间，分配给来垦荒种地人，使这一地的农业生产又上了一个台阶。可惜鄂尔泰太少，若有个万把人，一切事就解决了。
为了发展生产，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后又兴修水利，造蓄水田。开发水陆交通的举措更是令人振奋，使道路畅通，促进各民族的交流，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汉族先进生产技术的传人和推广，促进了当地的种植质量，特别是朝廷又在这里建立了学校，传播汉族的先进思想，提高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
真难以想象，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雍正怎么会产生这些心智呢，什么改土归流、兴修水利、造蓄水田、开发水陆交通等等。也许是属于实践出真知吧，否则在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和改造上，古人和今人为什么会有相似之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