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学派。它讲求的是名实关系，所以也被称作形名学派。他们的论辩方式是以形名的方式，也就是循名责实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主张，主要是政治主张。他们的论证过程和方式，创造性地为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奠定了基础，所以有的学者在论述名学时，从哲学史的角度，进述名学的逻辑方法，或指出名学即逻辑学。虽然战国诸子均提出过正名问题，但有系统地提出名及论证方法的仍是名家的几位学者。名家在战国受到有些学者的赏识和批判，在秦亦不被重视，但是，他们的方法论却被应用着。秦始皇帝也在处处正名，即其例也。
（一）诸子论名
春秋战国，诸侯混战，孕育着新的王朝的诞生。新王朝是个什么王朝呢？诸子竞说，百花齐放，争鸣不休。在这样的形势下，孔子提出了正名的命题。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游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要正名，是为了挽救当时的社会混乱和思想混乱，使“天下无道”变成天下有道。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要通过正名，建立天子的权威。同时，建立有序的政治权威和社会道德规范。他说：“臣杀其君，子杀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正名就是要拨乱反正，理顺这些关系，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政治上和伦理上的正常轨道。这是孔子正名的理念。
荀子是主张“君子必辩”的。他接着孔子的正名命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正名》。这是在公孙龙、惠施以后，荀子为乱名而专门写的，也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混乱而写的。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名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将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为奇辞以敌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涌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说来说去，就是要说明为什么要正名。要让名与实归，名实相符。从政治上来说，还是要明明白白地分清贵贱，区别等级，避免名实交叉形成打不开的结，影响决策。对于一些辩者为了取得辩论的胜利所提出的一些命题，如庄子提出的“山与泽平”，宋子提出的“人之情欲寡也”，墨子提出的“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等命题，给予了批评，说他们“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于是，他开始更严厉地批判名家的一些学者了。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繷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他不仅批判了名家的惠施、邓析，同时也批判了儒家的孟子、子思以及墨翟、宋繸、慎到、田骈、陈仲等十二子。
墨子是实践家，他的论辩逻辑是抓住应用来说的。正如他说的“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所以，他认为：“今瞽曰，巨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能知黑白，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亦以其取也”。虽然如此，墨子主张，“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辩，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这便是墨子提出的三表法，用以衡量论辩的意义。他对三表法的解释是：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这就是说依据（本之）于历史的事实，观察（原察）实践的事实，应用（用之）于现实生活是否有利。对于后期墨家的逻辑学的贡献，胡适先生提出了演绎法、归纳法，而不同意章太炎提出的三段论，可见于其《先秦名学史》。
道家对名，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说虚无也不太准确。他还认为“有名”的，而且还是“万物之母”呢。但是，它是很玄妙的。有不可知论的意思，玄到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他说的名，是不是名家所说的名的意思呢？我以为还是有名家包括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所提出名的意义才合适。那时许多人都提名的问题，作为一位思想家，对当时的热点问题，应该在他的思想言论上有所反映。“名可名，非常名”之类便是他的态度了。庄子对名辩的态度则更直截了当。他说：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故曰，莫若以明。
他从齐物的观念出发，认为天下事物皆可齐一视之，不必分什么是非。他对待名家的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指非指的命题，以一句“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他并用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来说明要分是非，就像狙公一样愚蠢。看来是诡辩，实则是守其两端而摄其中。他将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而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以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等等。无贵贱，无美丑，无大小，无是非，无善恶，因为这些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人们不必去计较这些，要物我两忘。看来无是非，其实也是对名的否定。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无奈和回避。尹文子曰：“有势，使群下得为”。有权才有势，庄子不愿做官，自然无权，无权则无势，他也不想有势，于是，他的无奈和避世便是他自我保护的手段。
受到重用的法家，既有权，也有势，自然有一种进取之心，商君除了讲法、讲农战而外，对其他学派一概排斥，名家的学说自在排斥之列。韩非、李斯之徒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排斥异说是为了正君主的名分，同时，他们的论述也具有强烈的逻辑。
应该认识到的一点是，诸子们无论谈名或不谈名，他们心中自有名在。他们的言谈和著述都在为名而说而著，他们的文字都有严密的逻辑在。
（二）周秦名家
战国时期以名家称的有惠施、邓析、公孙龙、尹文子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繺者为之，则苟钩繹析乱而已。
晋灼曰：繺，讦也。意思是攻讦。师古曰：繹，破也。他认为名家的缺点是如果用来互相攻讦，则具有破坏性，容易制造思想混乱。《志》中列出的名家有七家，三十六篇。这七家是：《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邓析》九篇。
邓析（？-前501年），郑国大夫。鲁昭六年（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鼎。这是中国最早的法律。邓析后来专门与子产作对，子产的法律中针对郑国人喜欢悬书（就是将自己的意见写在竹简上挂在街道中，就像大字报），专门写了禁止悬书的法令。邓析则将意见让人送去（就像送匿名信）。子产又立法禁止写这样的匿名信。邓析便将意见夹在物品中送去。他用法律中没有写明的方法来钻法律的空子。子产的法令无穷，他的应对方法也无穷。他还包打官司，并教人怎么反驳法律。他的价格是，大狱是一件衣服，小狱是一件襦繻（短衣裤）。于是跟邓析学的人不少。“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繼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列子·力命篇》亦云：“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执而杀之。”看起来，邓析是子产的一位政治对手。子产铸鼎，邓析则作《竹刑》。他的方法是钻子产的法律空子。他的辩论方式是“两可之说”。但是，子产并未杀邓析，是二十多年以后，即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子产死。子太叔嗣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驷繽为政，第二年杀邓析。邓析死时应在五十岁以后，距子产死已二十年。邓析之所以能钻子产的法律空子，总是子产的法律条文太过疏阔，有可乘之机。以后《竹刑》为郑国所用，说明其较子产之法律文书要严密一些了。他教民争讼，也说明子产的条文保护贵族的倾向过重，民有权维护自己的利益。他替人有偿打官司，有点似今之律师。所以邓析的思想有他进步可取之处。
邓析的著作留下来的有《无原篇》和《转辞篇》。从现在的文辞看，似乎还是语录的集合。《无原篇》中认为：
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父于子无厚也。
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责。何谓三累？惟亲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亲疏，三累。何谓四责？受重赏而无功，一责；居大位而不治，二责；理官而不平，三责；御军陈而奔北，四责。君无三累，臣无四责，可以安国。
《转辞篇》中云：
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安；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此言之术也。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策生，虑深远则计谋成。
治世之礼，简而易行；乱世之礼，烦而难遵。
从他的言论看，倾向于道家，主张无为安静。他认为，“为君当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自归，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优游而政自治，岂在振目繿腕，手据鞭朴，而后为沾欤？”（《无厚篇》）。《转辞篇》中，杂入了老子、庄子一些言论，如“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何以知其然？为之斗斛而量之，为之权衡以平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教之，则并仁义而穷之”。所以，“圣人以死，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故也。”他教人如何辩论，也就是“言之术”，又在文中谈法、谈兵。但总的趋向是道家，而表现出的是名辩家。从他的行事来看，他代表下层人民对抗子产之法，甚至充当了法律史上最早的律师，同时，他又是法家。
尹文子（公元前350-前285年），齐人，与宋繸、鼓蒙、田骈等为稷下学派，游学不仕。他的著作今存《尹文子》上下二卷，学者疑其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中云《尹文子》“其言出于黄老申韩之间。周氏《涉笔》，谓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盖得其真”。“百氏争鸣，九流并列，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自老庄以下，各自为一家之言。读其文者，取其博辩闳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这些话是有道理的。
关于尹文的思想，《庄子·天下篇》说：“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从这句来看，表现形式是墨家，而思想本质是道家。又说：“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悖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举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繸、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纁合纃，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压？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纄（鄙）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这真是一种为众人而忘我的精神境界。这是他的政治主张和人生哲学：禁攻寝兵，情欲寡浅，适可而止，宽人严己，奉献于人多而自己索取少。
在现行的他的著作中，先抄关于名的几点：
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也者。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
名不可不辩也。名称者，何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语曰：好牛。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纅言好，则复连于马矣。
君子非乐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乐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
彭蒙曰：雉兔在野，众人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则仁智相屈；分定则贪鄙不争。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丑非能丑而丑。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则智好何所贵，愚丑何所贱？则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丑，此为得之道也。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
可以看出，这里的名是名分，道便是各安名分。贫贱富贵美丑智愚各安其分，便是得道。所以，“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国乱的原因有三：“年饥，民散，无食以聚之，则乱；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用，则乱。有法，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国不治未之有也”（以上见卷上）。名与法的关系是名为虚法为实，法以名而定。他还是讲法的。
在正名分的基础上，他分析了国之存亡的六征，有衰国，有亡国，有昌国，有强国，有治国，有乱国。而乱政之本不是盗，不是奸，而是“下侵上之权，臣用君之术，心不违时之禁，行不轨时之法，此大乱之道也”。还是不守名分的事情。对正名分，文中举了两个例子。
庄里丈人，字长子曰盗，少子曰殴。盗出行，其父在后追呼之，曰：盗，盗。吏闻，因缚之。其父呼殴喻使，遽而声不转，但言：殴，殴。吏因殴之，几殪。康衢长子，字僮曰善搏（依王启湘校改），字犬曰善噬。宾客不过其门者三年。长者怪而问之，乃实对。于是改之，宾客纅往。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之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文中用了三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明名之重要。在佚文中又有狐假虎威的故事，录于《太平御览》。此故事亦见于《战国策·楚策》二。孰先孰后，已难考究了。自然，让人安于名分，仅是作者之理想，贫之求生存，是人生之欲，处理不好，名分也正不了，必然出现乱世。所以，作为人君，应该“料长幼，平赋敛，时其饥寒，省其疾痛，赏罚不滥，使役以时，如此而已”（以上见卷下）。这些论点，同庄子所述的尹文的观点，还是可以接上轨的，并无太大差异。
惠施，曾作过梁惠王的相，其生卒年，依钱穆先生论，约生于周烈王时（公元前375-前369年），卒于魏襄王五年至九年（公元前318-前310年）。他也是名辩家。《庄子·天下篇》有他的一些材料。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太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辗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为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惠施的命题是富有辩证的观点，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对的。而辩者的某些命题，则陷入了诡辩的范畴。惠施以“善辩为名”，所以被归于名家之流。他的著作也散佚了。
公孙龙（公元前320-前250年），赵人，曾游于平原君门下。他的作品至唐时仅存《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六篇，与今本同。如果将名家认定是讲逻辑学的话，公孙龙可以被视为其代表。王启湘先生在《公孙龙子校铨叙》中说：“周秦人之以名学著者七人，今惟存邓析、尹文、公孙龙三家。而以为最卓绝。其名学要旨盖不出合同异四言之外。尝试论之，合同异者，名学所谓归纳也；离坚白者，名学所谓演绎也。”“演绎归纳为名学之方式，能立能破为名学之效果。以演绎归纳之方式，求能立能破之效果，而名家之能事毕矣。”这些集中地显示在《公孙龙子》书中。
白马非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白马论》
“白马非马”是他的一个命题。对于反诘者，他将白与马分为两个概念，讲白马有异于马的总称。然后，随着反诘者的问话，层层予以推理，仍然证明白马有异于马。符合于形式逻辑推理。
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
《坚白论》第五
他的概念是人眼看到的石和白，是两种；人手触石，知道石的坚，坚与石是两种概念，所以说是二不是三。然后又以问答的形式，进行逻辑推理。其他篇中亦与此同例。如《通变论》中：“曰：二有一乎？曰：二无一。曰：二有右乎？曰：二无左。曰：二有左乎？曰：二无右。”他认为，左右合为一位，不可合二以为右，也不可合二以为左，这便是二无一之道。他在证明他的命题中，运用了演绎、归纳等逻辑推理。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逻辑学。
他的逻辑推理是为他的名实观点服务的。他的名实观点便是名实与位的关系。他说：
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
这里说的名实位三者的关系是由物而实，由实而位，由位而名，名实相当才是正。因此，“出其所位”，便是“非位”。管的事超过了职权范围，便是越位，越位自然是“非位”了。他非常欣赏地说：“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一咏而三叹，显示出他对名实相当是甚为重视的。他在推论中展示的逻辑学思想是颇为睿智的，虽然他有时偷换命题，近似诡辩，也是一种智慧。
春秋以后，以下犯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呼唤着新的政治统治模式。政治上郡县制的脱生，经济上一度量的提出，体制上的君主专权，都是顺应当时的要求而出现的。孔子提出正名，正是为新制度进行酝酿理论的准备，名家的逻辑思维活动也正是对正名的回应。
（三）名学在秦
战国时期，各家争霸，政治家们在争取自己的政治主张能为国君们接受的情况下，也在研究如何在辩论技巧上能够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名实命题的提出是一个方面。循名责实则使逻辑学成了辩者要加以修习的问题。各家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主张更富逻辑性，强化话语的说服力。这便是名学发展的客观要求。秦王政时，《吕氏春秋》聚各家学说的精华，名学也在其中。《吕氏春秋》对名家的逻辑学作了整理和发展。
《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篇便对名家人物提出了批判。他首先提出“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文中首先将语言和思想统起来进行考虑，指出当时的说者言意相离的危害。文中举出的例子便是邓析。并说，邓析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无标准，而可与不可日变，造成郑国大乱。后来杀了邓析，“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从这里，作者提出了言、意的统一，言与心、行的统一。
非辞无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正，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
于是，作者提出了审分与正名。
《审分览》中有：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壅也。
在《正名》中，作者明确提出：
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
在《审分览》中，作者不满于公孙龙，在《正名》中也不属意于尹文。作者并不反对辩。作者认为，“辩议不可不为。辩议而苟可为，是教也，教大议也（即大义也——引者据高亨《诸子新笺·吕氏春秋新笺》，齐鲁1980版248页）”。但是辩论要有理，即辩必中理，“凡君子之说也，非苟辩也；士之议也，非苟语也。必中理然后说，必当议然后议”。“辩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这便是为说辩提出的原则，要中理，即充足理由。在推理中，作者提出了以类相别的推理方法。“类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智非大智之类也”。小方、大方是同一类，小马、大马都是马，可为一类。小智、大智则不是同一类了。他举了一个例：鲁人有公孙绰者，告人曰：我可以起死人。人问其故。对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为偏枯之药，则可以起死人矣。他指出这也不是一个类型（死和偏枯有质的不同）。他指出：“物固有可以为小不可以为大，可以为半不可以为全者也”。原因就在于质的不同。死人和半身不遂便是质的变化了。物有多类，然而不然。如草有莘有纇，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也是质发生了变化。由此可知，《吕氏春秋》中所讲的类，是以性质来区别它的质的规定性的。
名学到了秦始皇帝以后，则变异成为一种实用的代名词，既不需要正名，也不需要逻辑。它成了帝王意志，也成为群下欺上的工具。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全国一统。始皇帝也要正名，于是让群臣“议帝号”。这便是正名。王绾、冯韧、李斯为了正名，认为“泰皇最贵”，请为“泰皇”。秦王正认为还不够，“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这才算正名了。其他如：命曰制，令为诏，自称朕，群臣上书曰昧死，皇帝母曰太后，皇帝祖母曰皇太后等等，作了一系列的正名活动。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向大臣们述说六国君主的罪恶，也是一种正名活动。他东巡郡县，“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径”，“群臣颂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短”，“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当然更是正名之举。秦二世也东行巡游刻石，以正其名。以后更荒诞到赵高指鹿为马，二世死后为黔首之名葬于杜南宜春苑，子婴执政却是以秦王的名义来掌权的。正名之举，愈演愈荒唐，愈演愈不符合逻辑。正名耶，逻辑耶，到了此时，完全成了权势者手中的玩物，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以后，李斯在狱中，为了活命，第一次上书献“督责”之术，使二世“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能吏”。第二次上书居然违反逻辑地将自己为秦统一及立国后的七大功劳，列为七件大罪。所有这些，于正名，于逻辑，均不涉及，只能是名学的倒退，逻辑学的混乱。名学在秦王政的初期，以《吕氏春秋》而加以发展和完善，在秦始皇帝时期则成了御用的工具，到二世以后则是名学的混乱和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