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并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皇帝，还只是一个守成皇帝，只不过，他这种守成，要比汉惠帝在位时的形势要更为稳定，再加上汉初黄老无为的统治思想在刘恒身上得以进一步发展，因此，就凭借这两点，汉文帝刘恒就能取得“文景之治”的功绩。
刘恒自公元前180年末开始，至公元前157年，当了23年皇帝。在这23年中，他所采取的基本国策是与民休息，安定百姓。也许是他本身就不是在奢华中成长生活，况且他在做皇子的时候地位也比较低下，因此得以接触到社会中下层人物，对他们的生活也较为了解，也希望能够为这些贫下中农带来一些生活上的转变。当然，作为统治者来说，要想稳定自己的统治，除了要有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还需要得到被统治阶级至少不是反对的态度。因此，刘恒在他即位不久，就接连下了两道旨在赡养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的诏书。为了刺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曾“开藉田”，“亲率耕，以给宗庙粱盛”，又采纳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实行以粮食换取爵位或赎罪的政策。他曾多次降低田税。公元前167年曾一度宣布“除田之租税”。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朝国力迅速恢复，文景之治的局面终于有了雏形。此外，无论从国政、吏政，还是自我要求、皇亲约束等方面，刘恒都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做法。
公元前179年，刘恒即位不久，就和平地解决了南粤问题。秦末农民起义之际，南海郡尉赵伦乘机扩大势力，听到秦朝灭亡，就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汉初，刘邦无力远征，派使者立赵伦为南粤王，要他在当地和南粤族各部，与汉朝能使，不要扰乱附近各郡。到了吕后时期，吕后认为南粤是蛮夷，断绝了两地之间正常的贸易往来。于是，赵伦恼羞成怒，就自号南武帝，发兵攻打长沙郡，吕后派兵征伐，屡屡败归。赵伦本是真定(今石家庄市东北)人，虽去南海已49年，不忘家乡。他听说先人坟墓已被破坏，亲族兄弟被杀，更为恼火，发书要求汉朝撤离长沙郡的驻军，给他进去亲族兄弟。刘恒即位后，下令修复了赵伦先人的坟墓，派人慰问了他在真定的亲人，还给赵伦的亲族兄弟以尊贵地位。然后派使者持诏书和礼物去见赵伦，并告诉他只要削去帝号，不再扰乱附近郡国，则承认他为南粤王，允许他自治，与汉朝通使往来，赵伦同意了。
对于北方的匈奴，刘恒基本采取和亲与防御政策，保持边塞地区的安定。刘恒还采纳了晁错“徙民实边”的建议，招募内地居民迁往边塞，为其提供生活、生产条件，亦兵亦农，世代居住，形成防御力量。
汉文帝刘恒不论在国事开支方面还是在个人用度方面，都精打细算，简朴从事。在刘恒当皇帝的23年中，宫室、苑囿、狗马及各种装饰器物都无所增加。他曾想在骊山建一座供宴游用的露台，找来工匠合计了一下，需要“百金”，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刘恒于是作罢。他常穿的是粗糙的黑色绸料衣；他宠幸慎夫人，但不让她穿拖到地面的长衣，帷帐不准用带有绣花的贵重丝织品，以免带起奢侈浮华的风气。
汉文帝时曾与大臣两次讨论刑罚问题。公元前178年讨论废除连坐法。陈平、周勃便按照刘恒的意思，宣布废除有关收捕连坐的一切法律条文，使有罪的按法律治罪，不收捕为官府奴婢，没有罪的不受牵连。公元前167年讨论废除肉刑。针对当时肉刑过滥的现实，文帝给御史大夫下令废除肉刑，用别的办法代替。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根据这个诏令制定了一个取代肉刑的法令，经汉文帝批准于当年颁布。
汉文帝刘恒从谏如流，在诤谏面前，他肯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及时纠正。有一次刘恒走进郎署，与署长冯唐闲谈，知道冯唐祖上是赵国人，父亲时住代郡，而他自己曾为代王，就对冯唐说：“在当代王时，厨师上饭时说战国时赵国有个将军叫李齐，很能打仗，后来每吃饭时就想到这个李齐。他问冯唐知否李齐其人；冯唐说：赵国的将军最著名的是廉颇和李牧，接着又讲了廉颇和李牧的许多事迹。刘恒越听越高兴，拍着大腿说：‘唉呀！我要是有廉颇和李牧那样的将军，就不用担心匈奴了！’”冯唐却说：“陛下就是得到廉颇和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很生气，过了好大一会儿，又问冯唐：“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用廉颇、李牧呢？”冯唐说：廉颇、李牧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赵国君主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自主权力，不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只要求他们打胜仗。而现在魏尚光云中郡太守，优待士卒，打了很多胜仗，匈奴不敢接近云中，但却因上报战功时交的敌人首级比他报的数字差六个人头，陛下就把他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赏，出了小错受重罚。所以说就是得到廉颇、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听了很高兴，当天就派遣冯唐持节赦免魏尚，恢复他的云中太守职务，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
有一次，文帝出行到中渭桥，被一个行人惊了拉车的马，于是此人被抓来交由廷尉张释之处理。张释之是个严格执行法律的官吏，他以不阿附上意，敢在汉文帝面前据理争辩著名。他仔细审讯了此人，得知此人是因为听到车马声音，远避不及，而躲在桥下，过了好一会儿，以为车马已过，却不料出来恰巧碰上了皇帝的车马，撒腿逃跑，车马被惊。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罚金四两”，张释之就这样判决了。刘恒大为不满，说：“这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温驯，要是别的马，不就伤了我吗？廷尉却只判了个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判重了，会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当时要是就地把这人杀掉，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而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标准，一有偏差就会使天下的司法官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因此，只能严格按律判决，希望陛下体察。”过了好一会儿，文帝说：“廷尉是对的。”汉文帝刘恒就是在这样情形下，才获得了“文景之治”这样优秀的政绩。不过，在他统治时期，对汉室宗族以安抚为主，使得汉初遗留下来的同姓王权力过大问题开始激化，到景帝时期才得以解决。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的瑕疵吧。
公元前157年，刘恒卒于长安未央宫，享年4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