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昌文
编辑的甘苦
居家无事，偶理旧卷，读到老同事吴国英先生一九六四年二月的一篇旧作《编辑工作甘苦谈》，不胜感喟。
吴先生是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多年编马列著作，精娴英德俄语。他加工了普列汉诺夫著《没有地址的信》译稿，写了一个工作报告。此书是曹葆华先生所译，原书由苏联学者所编。按说是名著名译，编辑大可省心。但吴兄却没少费心，仔细推敲查改，不只加工了译文，更主要是改正了俄文版编者的许多疏漏。大功告成后，写出这一篇三五千字的报告，详述其中甘苦。
重读吴兄这一大作之前，正好看到报上一篇文章：《版权贸易喜人，译著质量堪忧》。文中讲当前翻译出版品上的疏漏错误，实在惊人。例如，“一部文学作品中原作长达几页的描写，在中译本中竟成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八个字”。文中有几句语重心长的总结性论断：“译德滑坡、学术腐败、编辑不济、市场混乱已成了译界、出版界的公害。”再回想沈昌文（1931—），上海人。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著名出版人，经手出版的图书有近千种，其中影响极大的有《第三次浪潮》《情爱论》《宽容》《悲剧的诞生》《存在与虚无》《性心理学》等。
近年来揭示的一些译本里的笑话，如门修斯之类，吓得我简直不敢买翻译书看了。
吴兄的这一工作报告，被当时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子野印送给主管思想文化的首长胡乔木。之所以呈送，原因我想也简单，因为《没有地址的信》中译文的某些问题，首先是胡乔木注意到的。他就此写一长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时间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可能也因此，胡乔木看到吴兄的报告后，极为赞赏，复信给王子野说，“这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在编辑工作中的体现”。胡乔木的这些信，都收在今年出的《胡乔木书信集》里。
看看眼前这一堆文件、书信，似乎可以说：翻译书的质量实在是今不如昔了。但从出版全局看，似乎也不必作如是观。就出书的路子看，实在是现在比过去宽。例如，我一直喜读潘光旦先生的译品，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某天，潘先生挟着一大批稿件，步履艰难地来到人民出版社，找王子野先生，希望出他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稿。他的这一译稿，犹如他译的《性心理学》，特色之一是加了大量译注。在当年，一个个人，即使名声之隆如潘先生者，也不可能出一本个人自译的马恩著作，何况又去“佛头着粪”，加一大堆注释。其结局，自然只是“婉退”。多年来，我一直记挂这件憾事。尤其记得的是，潘先生见我说上海话，问我原籍，知是大场人，于是同我大谈他在宝山的情况。几十年后，我经手敢出潘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了，但还不敢出恩格斯的这一译本。现在看到全稿已收在《潘光旦文集》之中，喜何如之。这应当是选题思路开放的一个著例。
但译文质量之下降，自然还是值得担忧。呼吁之后，必然会有解决办法。当然单单依靠如吴国英兄当年那样，一月挣百把元工资，拼死拼活，查找资料，即使其后誉以种种美辞，现在怕也不能行了。还得靠一些新办法。这办法总会想得出来的吧。
顺便说说，过去管思想文化的领导，管得也许太紧，但是本人喜欢读书，往往有不少在行对路的具体指点，实在是我辈学徒生涯中的极好教材。上述《胡乔木书信集》即收有不少。但据我记得，似尚有漏收。如胡乔木给陈祖芬信（一九八〇年十月三日），其中谈语法修辞问题，我们当年都是很受教益的。
现在，想必还应常有这类指点，只是我个人见不到而已。
给“底气”
经常想起一位已经过世的女作家：李以洪女士。
我同李以洪不算很熟。见过面，聊过天，也许还吃过饭。知道她在剧协工作。英年早逝，也许只有五十多岁。但是，彼此不是非常相熟，因为我究竟不懂戏剧，是个十足的门外汉。
说到这位女士，是因为她写过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发表在一九八一年第二期《读书》杂志上。当时，我刚编了一年杂志，什么都还生疏。一九七九年四月杂志创刊号发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并不是我经手的，不过等我管事，却轮到我出面去作检讨。由此才知道编杂志这件事的厉害，开始尝到味道。但是到一九八一年初，陈翰伯先生找我，说他要用编辑部名义亲自写一篇《两周年告读者》，要我提供资料。我看了他的初稿，自然佩服至极，只提出，可否为《读书无禁区》说几句话。老先生听我说完，立即表态：“我支持这篇文章。”于是在“本刊编辑部”署名的《两周年告读者》中加了一段话，明确表示“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陈老还特别在文章中指出，我们今后“思想要活跃，形式也要活跃”，反对“摆起面孔训人”。这位老先生的这一番话，使我从沮丧消极中回醒过来。
就在这时，收到李以洪女士的稿子：《人的太阳必然升起》。文章写得真精彩，读得我们编辑部全都拍案叫绝。李文要求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她说，“三十年来，我们曾经把尊敬、热爱、信任和崇仰无限止地奉献给神，现在是偿还给人的时候了”；“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曾经成了禁区。但是神封的大门一旦被实践推开，巨大的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丰富的精神蕴藏就会在实践中焕发光彩。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所有社会实践的领域都将迸发着摧枯拉朽、振聋发聩的声响和火光，以此欢庆历史新时期的开端。这将是人的重新发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的重新发现”；“神的太阳落下去了，人的太阳必然升起”。
但是，文章能不能发，我仍然很拘谨。想想陈翰伯的态度，他一直鼓励我们思想解放。但请示他，似乎太严重了，不得已，就请教主编陈原先生。陈老挂名主编，其实一切都让我们做主。我把文章给他，他读后立即回话：一字不改，全文刊登。
文章登出后，自然又少不了上面通报批评，我们作态检查。但我心里很稳，一点不慌乱。同陈原老屡屡谈起其事，他总是一句话：要相信马克思。后来，一位非常有威信的作家写了一篇批评文章：《狗的月亮已经升起》，对李文进行了可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但到这时，两位陈老给我们垫的底气，使我们仍然一以贯之地执行思想解放的方针。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偶然在书店见到这位很有威信的作家重新出版的文集，用心翻查，似乎《狗……》这篇名文并未收入。可见，到几十年后人们回过头来思索一切的时候，也就一切明白了。
我由是懂得，编杂志要出好东西，首先要有李以洪那样有勇气有才华的作者，同时更应该有领导给我们足够的底气，使我们在编时尚的文章时具有充分的历史感。
罪孽之一
曾经说过大话：房龙的作品是我在大陆改革开放后首先引进的。
总觉得，这好歹是功劳一桩，可以称道一下。
前几天因事又想起读房龙的《宽容》。找到自己经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旧版译本，匆匆一读而尽。又想看看时下流行的新版译本，去书店买了两种。一种，说实话，译文多数袭用上世纪九十年代鄙人经手的老版，我们称它为A吧；另一种，译文很好，有自己的特色，这里称它为B。初看之下，当然要否定A。
可是查看到一个地方，我惊呆了：第九章“向书开战”，A却比我极为自许的老版和另一种我也称道的B多出那么一段：
俄国大革命爆发了。
在过去的七十五年里，俄国的革命者大声疾呼，说自己是贫穷的、遭受迫害的人，根本没有自由。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指出，当时所有的报纸，都受到了严格检查，但在一九一八年，形势颠倒过来了。革命者当了权。又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吗？这些胜利的、热爱自由的革命者，是不是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呢？根本没有！他们查封了一切对现在的新主人的行为不做正面报道的报纸和杂志。他们把大批可怜的编辑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阿尔汉革尔斯克。毫不过分地说，他们比被称为“白衣小神父”的那位沙皇手下遭到唾骂的大臣和警察们，要不宽容一百倍。
没有问题，删去这些话是我的“不良”所造成的罪孽。当年我出翻译书虽然积极，但是“把关”亦严，对于自己认为不合适的话动辄删节。不仅政治内容，讲到情色话语，也尽量删去。《情爱论》第一版，就曾大动手脚。好在那时书少，即使是删节本，也还畅销。但无论如何，那是一种对作者的不尊重。
删节遭到反击的是《第三次浪潮》。记得一位教授强烈抗议这本书中译本的删节。他后来向上面反映此事，说的理由很正当：这一来，美化了原作者。作者原来对马克思主义是颇为不敬的，你细心地一一删去不敬的话，于是这位作者被你打扮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不是完全弄虚作假吗？我记得，当时上面有的人颇为支持这位教授的见解。但是，不删节的可能还是很小：谁胆敢在自己编的书稿里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呢？
编书五十余年，经常自己称道和被人称道种种“功绩”。但是想想这类胆大妄为的删节，大概我辈要忏悔的地方更多。
我看了A本《宽容》，本来要对那位译者先生袭用别人译文的做法说些不敬之词，但看了上面那些被恢复的文字，又反而肃然起敬了。因为他帮助我减轻了自己的罪孽之一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