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美国非白人新精英（尤其是黑人）大崛起的时代。1969年，美国哈佛、耶鲁等顶尖大学开始积极招收非白人学生入学，期待在校园尤其是“精英大学”里更真实地反映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盖茨正是1969年进入耶鲁大学的96名黑人学生之一，而在此前3年，耶鲁大学仅招收了6名黑人学生。
美国教育及社会多元化的成果在40年后开始显现，这也是美国会出现第一个黑人总统，会有两位华裔部长，以及美国历史上产生第一位西裔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原因。他们属于美国社会非白人新精英，他们能够领导美国，这实质上标明少数族裔打进或融入了白人的上层社会。尽管如此，已成为哈佛大学最著名的20名教授之一的盖茨也不得不承认，他毕竟出生于时代的转折点，所以身上仍带有许多不同的认同感。
就像我们在美国看到和亲身体会到的一样，少数族裔的新精英仍保有其族裔认同感，同时对自己的背景却存在模糊与复杂的看法。在美国的各类选举中，人们会很清楚地看到，少数族裔的候选人尽管其选民基础在其本族裔，但候选人却较少公开打出族裔牌，也不愿提出为本族裔争取权益的口号，因为若如此，等于挑战了白人文化，结果必定是败阵。
《纽约时报》引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雷曼的话说，当时美国的顶尖大学与其说是因应潮流对少数族裔打开大门，还不如说是为了训练出一批思维和想法与白人相近的少数族裔精英，使之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的象征。事实证明，这些少数族裔精英进入大学后确实也逐渐被白人精英所同化。
非白人的新精英在后来的政治、社会生涯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化特征，即“双重认同”现象。而正是这种双重认同，使少数族裔精英能够自由游走于遗传的肤色和占主导的白人社会之间，并成为受益者。
然而，即使这些非白人精英可以握有大权，他们却难以背离白人所倡导的社会价值理念。而在面对本族裔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时会产生强烈的同情情绪，但这种情绪会招致白人群体更激烈的反弹。面对此情此景，少数族裔精英不得不作出让步，回归到白人的价值轨道，这也许就是奥巴马“愚蠢门”事件带给人的深层次思考。
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总统介入警员和教授之间的纠纷，甚至公开批评白人警官行为愚蠢引发了奥巴马上任以来最大的政治风波。这与奥巴马具有历史意义的竞选总统过程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奥巴马竭力淡化种族问题，以至于不少支持者说他是一位超越了种族问题的候选人。
尽管身为美国最有权力的人，奥巴马针对黑人教授盖茨破门进入自宅被捕一事，竟也说出了若他掉了钥匙而试图闯进白宫，大概会被“射杀”之语，这使美国的老百姓愕然，并引发了新一轮种族主义的辩论。虽然极端保守派媒体借机将奥巴马丑化为“种族主义者”，但少数族裔却对奥巴马的立场予以大力支持，而在政治层面，对奥巴马不利的消息是，美国白人劳工阶层开始对他的种族立场产生怀疑，而这个群体恰恰是民主党也是奥巴马的主要支持者。
美国媒体的分析认为，不论是盖茨还是奥巴马，此次对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的反应有些过度，而且一下子就上升到种族问题的高度，这说明1969年后在美国大量崛起的非白人新精英，勇于挑战种族议题。同时也说明，虽然非白人新精英已经挣脱了肤色枷锁，但却仍逃不脱历史、文化与心理的冲突。
美国种族问题研究学者凯利表示：“我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个媒体热点，而是一个让每个人都真正意识到种族问题复杂性的时刻。”她说：“每个参与啤酒会的人都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关键是，他们要理解其他人的处境。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点，就可以成为我们以后处理这类事件的榜样，因为这类事件还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