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学者和现代诗人，闻一多研究古诗，有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学养基础、文化理想、情感取向。他从小就喜欢中国古典诗，陶醉于古典诗美中。早年他曾激情满怀地进行诗歌创作，追求诗美的文化理想。他以现代诗人的思维和审美视角畅游古典诗词，因此研究唐诗必然有他独特的个性。他由诗入史，进行考据学的诗歌实证，不仅进行诗学的阐释、美学的欣赏，而且从文化学的角度和文学史的建构方面，联系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他既重视对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也关注作家生平思想和人格精神的论述，从而给文学史以高度评价，走向文化学视角的文学史研究。
（一）由唐诗进入唐代文化
闻一多研究唐诗，把唐诗叫“诗唐”，认为：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所谓诗的唐朝，理由是：第一，好诗多在唐朝；第二，诗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到唐朝达到了极点；第三，唐诗的体裁不仅是一代人的风格，而是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诗体；第四，从唐诗分支成后来新的散文和小说等文体。说唐诗是唐朝的诗，其涵义可以解释为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或者说他们的诗是生活化了的诗。
闻一多要寻找中国真正的国粹，要找中国人的伟大，他追寻的对象就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和文化。是这样一种愿望催促他研究唐诗。他从闻一多研究杜甫开始的，以一个考据家的身份，考订杜甫年谱，绘制有关诗人的世系图表，把诗人的生活与创作联系起来。他在《岑嘉州系年考证》中说：“兹篇意在研究作者之生活，以事为经，以诗为纬，亦即不得不详于事而明于诗也”，“可据诗以证事者”。闻一多研究杜甫也很注意杜甫与他人的交往，他在《少陵先生交游考略》中列出与杜甫有来往的三百六十人，并逐一考定他们与杜甫的关系。闻一多从研究杜甫诗发展到研究整个唐诗，是从唐代文化发展、社会变革着眼，步步深入，相得益彰。
闻一多的学术研究注重考据和研究资料的收集，研究唐诗也不例外。他认真考订唐文学史料、整理全唐诗人的生平资料。1941年，他的研究论文陆续发表，如《贾岛》、《孟浩然》、《四杰》等，构成《唐诗杂论》中的主要篇章。通过分析研究这些文章，我们发现闻一多的理论深度和文化视野。他从作家的人格切入，进而到诗的风格，从而发现社会思潮、文化氛围、政治改革等对诗人的影响。闻一多这种从文化历史背景和唐诗文化特征论述诗人的创作个性的方法，不但研究了唐诗，也展现了唐代文化。
闻一多认为唐诗已经泛化到唐朝社会的每一个领域，要研究唐诗或唐代诗人必须从唐文化的角度出发，才能够完整地把握唐诗。唐代诗歌创作繁荣兴盛，诗人辈出，从初唐到盛唐、中唐再到晚唐四个时期，诗坛光辉夺目，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歌文化。闻一多说“诗的唐朝”，即是概括出了一种诗唐文化。他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一文中，专门谈唐朝政治文化由盛至衰及诗歌的变化。由唐初的门阀贵族渐成强弩之末，宫体诗也随之堕落，此期诗歌特色为：华丽，温雅，清秀，高超。玄宗末年，门阀风歇，但有士人，而无士族，贵族与平民通约了。杜甫、元结及《箧中集》诸人开新纪元，以平民的作风写平民的题材。宋人称杜为村夫子。十才子贵族余音，孟、韩、元、白、姚、贾至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大抵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只是对黄金时代的回想。闻一多对诗歌的这种大文化的追求，表现在他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诗，另一方面又从对诗歌的分析评论扩展到整个唐代文化。他的视野触及哲学、政治、法律、文学、史学、艺术等很多知识领域。闻一多对唐诗的研究是与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唐诗论，一方面把诗人放在文学史中进行，另一方面又从更广泛的文化视觉加以分析评论。从唐初，上溯到六朝诗风，下延至盛世诗唐，闻一多的唐诗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唐代文化的壮丽图景。
闻一多从文化学视角，以当时的学术研究特征来分析诗和诗人的人格，实际上就是分析各个诗人的文化人格。闻一多对唐初诗歌辞藻堆砌，残留着六朝的诗风的风气，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并将六朝的“文选学”与初唐的“类书学”联系起来分析诗歌堆砌的原因，可以说是一个创建。如闻一多说卢照邻《长安古意》、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宫体诗的范畴，它们在诗坛的意义可以用“宫体诗的自赎”来概括。“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六朝的“落红”到唐初已化作一团污秽的“春泥”，但更灿烂的第二春“花”——盛唐，也快出现了。他对“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以及杜甫、李白都做了分析和概括。他认为唐朝：
全面生活的诗化（诗生活化，生活也诗化）。几乎用文字处与夫不须文字处皆用诗：生活的记录——日记，生活的装潢——应酬——社交，生活的消遣——游戏——联句、集句、回文、诗钟、诗令、赌博=律诗。
可见，闻一多所称“诗唐”或“诗的唐朝”是指唐诗在唐代文化历史特征中重要的文化学、社会学概念。苏志宏从社会制度方面和社会生活方面来说明“诗唐”或“诗的唐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闻一多指出，“诗化的人格与选举制度的回合——以诗取士”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安排，使“社会力量变成政治力量”，使唐代的社会和政治形成了以诗为核心的特殊现象，以至于影响后世久远。“社会力量变成政治力量，造成唐诗之发达：好诗多在唐，诗之内容与形式至唐至备，宋诗亦备于唐（自古诗只两种：唐、宋）。进士：唐代文化即进士文化。（政治与文学）诗的教育，教育即学诗（宗教、癖狂）。”在这里“以诗取士”是理解“诗唐”，即唐代文化的“诗眼”，而这一“诗眼”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而从社会生活来看唐诗，表现在“全面生活的诗化”。胡应麟说：“唐诗人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备。”就是说唐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是以诗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世界和身边的生活，因此才出现《全唐诗》两千两百多作者，四万九千余首诗的情况。所以，闻一多说：“从整个文学史来看，唐诗的确包括了六朝诗和宋诗，荟萃了几个时代的格调，兼收并蓄，发挥尽致，古今诗体，至此大备。根据上述这些情况，我们今后提到‘诗的唐朝’或‘唐诗是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诗’，将不会再有空洞或浮夸的感觉了吧。”
（二）由艺术风格表现人格
闻一多对杜甫、陈子昂、孟浩然、贾岛及唐代诗人的评价，是从他们的人格到诗的艺术风格的特点入手的。闻一多确定作家的艺术风格，总是注意他的“新创的意境”，以便揭示他在艺术上的总的面貌。如他论孟浩然，从王维画的孟浩然像谈到诗，给人以新鲜感，“白袍靴帽固然是‘布衣’孟浩然分内的装束，尤其是诗人孟浩然的必然扮相。”初唐荒淫的宫体诗到杜甫严肃的人生描写，这中间有个净化过程。这就是孟浩然所代表的风格。闻一多比较了孟浩然的诗与西洋诗，他说：“孟诗净化的痕迹，从宫体诗发展史来看，他对女人的观感犹如西洋人所谓‘柏拉图式’的态度（精神恋爱）”。“别人的诗都是本人的精华结晶，故诗写成而人成了糟粕，独孟浩然人是诗的灵魂，有了人没有诗亦无不可，他的诗不联系他本人不见其可贵，这是跟西洋人的观念不同处。西洋人不大计较诗人的人格，如果他有诗，对诗有大贡献，反足以掩护作者的疵病，使他获得社会的原谅。他们又有职业作家，认为一篇文学创作可与科学发明相等。”可是在中国，闻一多认为：“自从先秦士大夫发表了他们修养超人境界的议论以后，在我国人思想中便逐渐形成了理想完美人格的概念与标准，并且认为只要按照圣贤所指示的理想去做人，即令无诗，也算有诗了。”
闻一多说，自魏晋开始，就有人以人格来造诗境，要求谈吐必合于诗，然后以人格渗透笔底，如王右军的字即足以表现其为人，他的人格存在于他的字迹中。……魏晋人只做到把人格表现在字中，至于把它体现在复杂的诗中则不十分成功。陶渊明在这方面的成就算是突出的，但又超出时代风气太远，不能引起当代人的重视和产生广泛影响。六朝人忽视人格之美，世风因以堕落。直到唐初，诗的艺术很少进步。盛唐时代社会环境变了。人们复活了追求人格美的风气，于是这时期诗人的作品都能活现其人格。他们的人格是否赶得上魏晋人那样美固然难说，但以诗表现人格的作风却比魏晋人进步得多。一生老于布衣的孟浩然在人性的矛盾之中，闻一多认为：“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从画到诗，闻一多抓住了诗人的特点，“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闻一多论孟浩然是把人品和诗情联系在一起的，“人品正是景物的精魂，景物是人品的注脚。”他评价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时指出：“‘冰心在玉壶’本是鲍明远（照）‘清如玉壶冰’的句意化出，而能青出于蓝，连那个‘如’字都给省掉，所以转胜原作。‘冰心’是说心灰意冷，‘玉壶’是说处身之洁，这七字写尽诗人的身世感慨。以壶比人，是昌龄新创的意境，极富民族特色。”
诗人的艺术风格常常是通过比较凸显出来的，他比较了王昌龄、孟浩然、陈子昂、王维、李白等诗人。他说：“从文学技巧说，王昌龄和孟浩然可以对举；从思想内容说，陈子昂和杜甫可以并提。昌龄、浩然虽无王摩诘、李太白之高，然个性最为显著。至于文字色彩的浓淡，则浩然走的是清淡之路，昌龄走的是浓密之路。”闻一多认为艺术风格上的特点，与时代的风气关系很大，揭示这种复杂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诗人的理解。如贾岛，闻一多指出他的诗具有“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这是根据贾岛的生活道路和时代背景所下的判断。因为在他看来，诗人的生活道路总是对作品有影响；而作品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与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有关。贾岛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流行，是与他的那个时代处于“动乱中毁灭的前夕”有关。
在闻一多的唐诗论中，有诗人的肖像描写、性格分析、思想结构的剖析，社会文化人格的探索，从精神世界到文化表象都有他人格研究的民族特点。如他说：“编《孟浩然集》的王士源应是与浩然很熟的人，不错，他在序文里用来开始介绍这位诗人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八字，与夫陶翰《送孟六入蜀序》所谓‘精朗奇素’无一不与画像的精神相合，也无一不与孟浩然的诗境一致。总之，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再没有比孟浩然更具体的例证了。”闻一多认为这是逼真的孟浩然的形象，反映了孟浩然的人格特征，也反映了他的诗风。闻一多通过对孟浩然人格与风格形成的论述，反思传统读书人的人格构成及其人其诗的总体特征。他说：“唐代的士子都有登第狂，独浩然超然物外，而中晚唐的士子因为政治不明，更多落第机会，往往爱拿孟浩然来遮羞，于是编造浩然‘大内诵诗遭黜’的谣言，竟把这位心怀淡泊的风流雅士变成了东方名利场中的堂·吉诃德，这是自有唐诗以来少有受到的侮辱和诬蔑。”其间贯穿了他思考中国传统士大夫生命价值的理路。
很多士大夫以诗作为娱乐的工具。闻一多发现盛唐、中唐诗的某些流派作家，“这些人都是在人心境平和闲暇时写诗。读了可使人精神清新舒畅，起到调理性情、静赏自然的功效。这也是中国对诗的传统看法。因此，在中国便没有做诗的职业作家。就整个文化来说，诗人对诗的贡献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使人精神有所寄托。人们认为大诗人是向自然求真理，以入世的态度、积极的精神写诗，而一般诗人则是享受自然，随意欣赏，写成诗句，娱己娱人。”很显然闻一多赞赏的是表现人格的这一特色。他说：“王李杜三位诗人的人格和诗境，都可以从他们在安史之乱考验中的表现作为判定高下的标准。”他用三个有趣的形象比喻三位诗人在大乱中的表现：杜甫像丧家到处找娘的流浪儿，李白像不受拘束、任性闯荡的野孩子，王维像被迫受辱、隐忍苟活的“息夫人”式的弱女子。然后结论说：“杜甫一生的思想，是存在于儒家所提出的对社会的义务关系之中，这关系是安定社会的因素。李白不承认这种义务关系，尽量发展个性，像不受管束的野孩子一样。王维则取中和态度，他的生活态度是不知道生活而享受生活，他的生活态度极其自然，只求在平淡闲适生活中度此一生。这是庄子的一个方面。”诗人的生活道路和所尊奉的儒家或道家思想总是对他们的作品有影响的，而作品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就与整个社会的风气有关了。正如张巨才等所论：
是一种犹夷于儒道、入世出世、魏阙江湖之间的矛盾人格。其中有明儒实道者，有明道实儒者，有又儒又道者，有全儒或全道者，二者排列组合出种种人格类型。而矛盾是常态，更多的是徘徊于儒道之间的，全儒或全道反是常态中的特例，如孟浩然，就是其中的特例之一。
闻一多在论述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时说：“凡是大作家必然有他特殊的风格，这风格正如杨炯所说‘不须目击，亦不谬也’。文学风格的形成，在于反映时代和作家个人的生活态度。大家的风格，看似独创，其实是表现的前人未有的生活态度，这并不是创新，而是从遗产中选择合于个性的接受过来，再加入个人的生活经验，便形成所谓特殊风格。”他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个角度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文章就有理论深度。
闻一多从历史的角度说明文学发展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他对杜甫这种富于社会意识的政治诗人如此敬爱，是对唐诗的礼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如他对大历十才子毫无隐讳、尊重历史事实风格的评价，就是用政治和社会的原因来解释的。他说：“这种风格的产生，是由于天宝一场大乱，人人心灵都受了创伤，所以诗人对时节的改换，人事的变迁都有特殊的敏感，写入诗中便那么一致地寄以无穷的深慨。因此可以这样说，十才子乃是分担时代忧患的一群诗人”，“一群作风相似而又表现了这时代特点的诗人”。
闻一多认为，唐代诗人的思想结构包含多种成分，如陈子昂感叹人生无常，向往隐逸生活，所以他的诗往往借古喻今，托物寄情，表现出儒、道、佛思想互补型人格。如那组《感遇》诗，主要表现了人生的玄感和孤寂感，体现了社会意识、人生情调、人道主义。而贾岛则完全是佛家禅宗人格，有一种与现实相违背的消极的人生态度，是一种退隐型人格。总的来看，那是唐代文化特征在诗人们身上的反映，也可以说是闻一多对作家人格透视所阐发的深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