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这个人本性耿直，他还是司马曜的定皇后王法慧之兄，自持身份矜贵，和下面的人很隔膜，不擅长用兵，尤其信仰佛教。据说他临死之际，还在诵佛经，自己理一理胡须和鬓发，毫无惧容。
他和当时另一位美男子王忱，就是王恭最痛恨的王国宝的哥哥，两个人意气相投，但是后来受了袁悦之的挑拨离间，两个人生了嫌隙，反目成仇。但是，王恭对王忱却是始终惺惺相惜的，时刻想着他，有一天清晨出门，看到“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景象，忍不住感慨“王大故自濯濯”。王大就是王忱，意思是说：王忱就是这样的清澈俊朗。
对自己的仇人，不说他的坏话，已经算是修养了得了，还能够背后真诚地赞美他，可见，魏晋名士的胸怀，确实不同凡响。
王恭如此推崇“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其实是在“行散”之时。魏晋名士爱好服食“五石散”，服后须行走叫“行散”。其实，行散的目的也不过是想延年益寿，甚至能够长生不老。然而，越是求“不老”的人，越是感到了生命的短暂和急促。
所以，王恭一定是在行散之时，见到了新发的草木新开的花，或者是蓦然惊觉流年暗换，昨日已远，感到了人生苦短，所以，这一句最是符合他当时的心境，才对他的弟弟说这是最好的诗句。因为世上本没有最好的诗句，只有最贴心的诗句罢了。
十九首里的诗人自然也是因为睹景伤怀，感到人生苦短。所以，才有这么一句忧伤的慨叹。
当汉末的风风雨雨一齐向这些下层士子们袭来，将他们的命运任意拨弄，他们不能左右外部的世界，于是，开始了向内部世界探索的战斗，开始了对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探索，开始了对生命真谛的思索。
在《今日良宴会》中，他们高唱“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表现出乱世少有的昂扬和进取。在《驱车上东门》中，他们低吟“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他们知道求神问药终究是虚幻的，还不如尘世里及时行乐，这虽然很是颓唐，但至少是真实的。
而在这首诗的后三句，诗人就开始了向内探索：“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诗人说，百草和人生的长短各有不同，但都会有由盛而衰的历程，为何不早在生命的盛年，立身显荣呢？
但是转而又想：“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即使及早立身，也不能如金石之永固，立身云云，不也属虚妄？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生命会急速地变老衰亡，那么，只有荣名——令誉美名，当人的身躯归化于自然之时，还能够留下，为人们所怀念，那么也许就不虚此生了吧。
在反复的思忖之后，诗人觉得追求“荣名”，洁身自好，求得永世的令名美誉，才是应当的。
《古今注》中关于“荣名”有两种解释：一说“荣名”即“美名”，那么这结尾两句的意思就是说，人生苦短，还是要珍惜令名美誉为要；一说“荣名”即“荣禄和声名”，那么结尾两句的意思就是说，人生苦短，不如早取得荣禄声名，及时行乐吧。
两种不同的说法，是两种高下非常悬殊的人生境界。
其实，读到这里，很让人犹豫，诗的境界和诗的真实，是不能简单地画等号的。我们愿意相信这是一首警策自己的诗，人生苦短，该及时建功立业，求得“荣名”。
但是，那毕竟是末世，虽然还没有战火硝烟蔓延，但整个社会正在一天一天地走下坡路，下层文士已经在晦暗的现实里撞得头破血流。在这个驱车返乡的路上，四野茫茫，物是人非，风摇百草，心神凄然，最后的最后，他居然能够有如此昂扬进取的心态吗?
但确实，在《淮南子·修务训》中有“死有遗业，生有荣名”的句子，在《战国策·齐策》中有“且吾闻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的句子，其中的“荣名”指的都是美名。所以，理解成“美名”或“令名美誉”也是颇有根据的。
既然不可能是在末世里取得“荣禄声名”，也不可能是末世里的昂扬进取心，那么，这里的“荣名”很显然已经不是外部世界，或者说是世俗世界里的“荣名”了，那应该是精神世界的，是属于内在世界的东西。当末世已经无法安放他们宦求的欲望时，他们恹恹回乡，但又不愿意一生就这样白白蹉跎，那么，就为自己在精神的小洲上，遍植香草吧。
许多人，都是在精神世界里修得了“荣名”而芬芳了身后的。
其实，在这方面，我倒并不太认可陶渊明此人。
陶渊明归隐田园，在他的不惑之年，“悟以往之不谏，觉今是而昨非”，终得在他的有生之年，竹篱、草屋、一身闲逸的青衫，俯下身去，闻见追名逐利之徒无法亲近的南山之畔那一缕旷世的幽香。
从此，作为隐士，他也和那缕菊香一起，化为了历史的永恒馨香。
可是，回头看陶渊明，他出身庶族，在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本就受人轻视。投过桓玄的门下，但桓玄彼时正觊觎着东晋的政权，自己当然不能和这样的野心家同流。于是，回家隐居。
平生最豪壮的事，就是效仿东汉时期的田畴忠于朝廷乔装驰驱的事。当时，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他乔装夜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劫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了刘裕。他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对篡权者的抗争。还写下了“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的句子。
之后，他入了刘裕的幕府，亲眼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掉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王愉父子，又徇私情，重用王谥，他很失望，所以，再度隐居不出。
再后来，投奔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短短几个月，刘敬宣离职，他也就随着离职了。
直到叔父介绍他任彭泽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自此，十三年的仕宦生涯结束，他是不断地在努力，不断地在失败，直到最后对官场彻底绝望。
尽管之后他做了真正的隐士，赢得了千年的美名，也不能不说，若不是因为“绝望”，他也不会自觉到甘做隐士，快意田园而无怨无悔。这个隐士，多少有些被逼的意味。
从这点上说，还是比较佩服周敦颐。
这个人生性朴实，虽在各地为官，但俸禄甚微，平生不慕钱财，只重理学，即使如此，在九江时，还把自己的积蓄给了故里宗族。他说：“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
他还自述道：“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身在名禄场，心无官禄，埋首理学，这才是弥足珍贵。
《晋书》有记载邓粲条：邓粲，长沙人。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驎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驎之、尚公谓之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
邓粲一开始和南阳刘驎之、南郡守刘尚公不接受州郡的征辟。后来，桓冲卑辞厚礼召他做别驾，礼贤下士，他便应召了。这让刘驎之和刘尚公很失望，他便笑着说了那番关于隐士的最经典的话。
“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
这便是后来的“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来源吧。其实，真正的“隐”是一种心境、心胸，并不在于是在朝、在市，还是在野。
周敦颐之隐，是谓大隐吧，陶渊明之隐，乃是小隐。
虽然，在“隐”这方面，是陶渊明的名气比较大。但我还是欣赏周敦颐，他所爱者，是莲，任知南康军时，于府署东侧挖池种莲，取名“爱莲池”，池宽十余丈，中间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两侧有“之”字桥。他盛夏常漫步池畔，欣赏着缕缕清香、随风飘逸的莲花。
人生，不在于他所拥有的，而在于他所执著的。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是莲的“隐”，身处官场和俗世，周敦颐只以理学和莲为念，淡泊从容，这是心的“隐”。
心隐大于身隐。
十九首里的这个士子，倒不一定是要做个隐士的。但至少，一个人开始了忠于“心”的追求，不再以世俗的宦求名利为念，驱车回乡。也许，这一生，从“心”所欲，求得美名，便有了另外一番境界。
从汉末到魏晋，文士们的心路一直走得很曲折、很多彩，从玄学到魏晋清谈、建安风骨。
但这，还只是汉末，文士们的心路追求，才刚刚开始。
人生短暂，活着，重要的是对“心”有个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