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处华南，属于开发较晚的地区，但唐宋以后却很快因科举兴盛、人才辈出跻身于先进地区之列。宋明理学的发展代表了中国儒家的创新，江西宋明理学尤为突出。不单有王阳明心学的产生及在江西的实践，更有作为儒学与理学授徒讲学之地书院的出现及影响，并衍生出具有江右特色的文学与画派。儒学与理学成为集教育与教化于一体的士大夫文化。
第一节 理学（心学）文化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宋明理学的发展，代表了中国儒家的创新。但参与宋明理学中心活动的人群，在地域的分布上始终是不平衡的，江西在其中特别突出。与福建、湖南相比，江西不仅宋代理学突出，元代、明代理学也很发达。与浙江相比，江西元明以来理学、心学皆并行发展。由此可见，江西的理学、心学的发展成就，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宋代的江西理学（心学）
江西籍的理学大师代不乏人。南宋抚州金溪人陆象山，乾淳时与朱子齐名，在历史上是“江右之学”的代表。元代抚州崇仁人吴澄，被视为是元代理学最有成就的学者。陆九渊、吴澄都是抚州人，江西在宋元理学的地位于此可见。明代人，同样是抚州崇仁的吴与弼，以一人之力开南方理学二门，其弟子饶州余干人胡居仁及之后的吉安泰和人罗钦顺，为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的主要代表。吴与弼的另一弟子是陈白沙，由陈白沙以下，开王阳明之学，风行海内，直至明末。陈白沙和王阳明虽非江西人，然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发于江西，江右王学是王门后学的大宗，江西是王学后来发展的中心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代王学的发展，江右决不让于浙江。基于这些理由，著名学者陈来认为，江西在宋元明时代的理学发展中，可谓是最重要的地区。
至于朱子，其本籍为婺源，今属江西。朱子曾不止一次归婺源省亲展墓，讲学之外，亦留下不少遗迹。其中朱子在祖墓旁手植的古杉，奇伟挺直，历八百年而卓然屹立，令人叹为观止。白鹿洞书院为朱子一手修复，立为学规，成为天下书院的模范，也成为历代江西士子学习儒学和理学的学府。南康（今星子县）为朱子为官之地，是其授徒讲学于江西的主要地方。玉山、铅山是朱子往来南北的必经之处，讲学、会友，皆留下不少佳话。朱子平生友人最亲近者为张栻、吕祖谦和刘清之，刘清之为江西庐陵人，朱子对江西学术的了解多通过刘清之。至于朱子门下，江西学者皆很突出，见于《语类》和《文集》的，如程端蒙、卫师说最力，其他弟子如程允夫、余大雅、李敬子、周谟、曹立之、黄商伯，晚年弟子如陈才卿、张洽、黄子耕、徐昭然、曾祖道、董铢、胡泳，都在思想上与朱子有较多的交流。朱子在江西的三传弟子饶鲁，传学于吴澄，这就使朱子学在元代经吴澄而进一步发展。由此看来，朱子与江西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也是江西在理学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明证。
宋代江西理学（心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朱熹与陆九渊兄弟之间的辩论，史称“朱陆之辩”，又因事情发生于铅山鹅湖寺，又称“鹅湖之会”。这是理学两大派别——以朱子为首的道学与以陆子为首的心学——之间的正面交锋，其产生的思想火花影响极为深远。
朱子之学讲格物致知，陆子之学讲发明本心，两大学派争执不下。当时理学大师吕祖谦为了调和两家，约请朱、陆到铅山的鹅湖，盼能有所折中，朱、陆欣然应允。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两人抵鹅湖寺，与朱熹、吕祖谦等见面，开始进行朱、陆双方的辩论。陆九渊以一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诗，提出自己发明本心的主张，攻击朱熹格物致知是“支离事业”。朱熹、吕祖谦先后提出了“数十折议论”来与陆氏兄弟辩论，气氛紧张激烈。双方辩论长达数日，参与者除朱、吕、二陆四人外，还有刘清之、赵景明、赵景昭、朱泰卿等十余人。朱、陆各抒己见，最终仍然未能达成一致。虽然此次辩论未能调和两派，但却开启了中国古代会讲之先河，“鹅湖之会”此后成了学术争鸣会议的代名词。
鹅湖之会后的第五年，朱熹赴任知南康（星子县）。南康离白鹿洞书院只有十几里路，朱熹前去考察，发现书院已破败不堪，难以讲学授徒。他在此修葺房屋，筹措院田，聘师招徒，订立学规，白鹿洞书院恢复了生机。淳熙八年（1181年）春，陆九渊来南康请朱熹为其父作墓铭，朱熹请他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是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十分精彩，有的人在听时感动得流下眼泪。讲毕，朱熹离开席位，对陆九渊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说：“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乃请陆九渊将其讲话写出来，刻在石板上，长期保存。这便是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朱熹对陆九渊的演说十分佩服，以后多次谈及此事。他说从讲义上还看不出陆九渊讲学时的精彩神态，“当时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又写信给友人：“这是子静来南康，熹请说书，却说得这义、理分明，是说得好……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陆九渊集·年谱》）。农历二月，春寒料峭，一席讲话，使朱熹“汗出挥扇”，可见陆九渊思想的深刻和语言的犀利。此次朱、陆再会，能在保留各自观念的基础上，看到对方思想的闪光处，成为学术界贯彻“求同存异”原则的典范。
二、明代的江右王门
江西理学（心学）的发展，至明代最突出的现象，是江右王门的兴起。江右王门是王阳明“心学”在江西的分支，因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立《江右王门学案》而得名。
明代中期开始兴盛起来的王守仁心学，与江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他十七岁时来南昌娶诸氏为妻，返归途中至上饶，拜见理学家娄谅，请教朱熹格物之学，深相契合。随后泛滥辞章，兼研佛老，承继陆九渊的“心学”，提倡“求理于吾心”、“知行合一”，建构他自己的心学体系。正德十一年（1516年），他受命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统兵镇压了赣闽粤的农民军。王守仁在剿、抚齐下的军政实践中，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命题，在农民军山寨废墟上添置县治，扬言要“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又建学校讲学，宣扬其“心学”主张，强化封建伦理教育。正德十四年（1519年）夏，他平定了南昌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却被宦官谗害，遭武宗猜疑。他“忍让”恭顺，渡过劫难。在南昌深居反省，得出“致良知”的体会。他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嘉靖六年（1527年），他赴广西镇压叛乱，途经南昌、吉安、赣州，讲学不辍，听众四集。次年底回归，病卒于南安（今江西大余）。
王守仁毕生的事功学术，成就于江西，广布于江西。王守仁的事功成就，极大地提高了其学术思想的声誉，赢得了信徒。江西士绅钦佩他的功业学术，拜他为师，正如黄宗羲所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王守仁身后，其学术曾被定为“伪学”，但受到的崇信反而更热烈，江西的门人表现尤为突出。嘉靖十三年（1534年），邹守益等安福县王门弟子建书院于四乡，春秋二季会聚吉安府的学人在青原山大会讲，促成天下王门弟子到处聚讲，蔚然成风。江西的王门弟子众多，形成一个庞大的王学群体，被选入《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的学者多达30人，其中安福邹守益、王时槐，泰和欧阳德，永丰聂豹，吉水罗洪先、邹元标，新建魏良弼、邓以赞，南城邓元锡，南昌章潢等，都是代表中的杰出者，主要出自于王阳明生平讲学的赣江中下游的10县。
由于江西是王守仁事功与学术成就之地，且弟子遍布江西，故江右王门在陆王心学中的地位极高。《明儒学案》指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盖阳明（即王守仁）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江右王门以江西为中心，东南半壁为腹地，开展书院讲学、讲会讲学及乡约教育活动。江右王门筹办主盟之讲会，遍布各地，这提供了学人对话与交换心得的机会。在乡约教育方面，江右王门继承传衍吕氏与王阳明的乡约之法，实践、参与乡约教育。他们借讲学，以维世道，以淑民风，不仅造就了许多人才，而且振兴了地方文教，对江西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书院文化
中国的书院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文化的积累、知识的传递、人才的培养以至于中国人民思维发展方面，都起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积累了丰富的办院与教育、教学经验。江西素称人文之乡，在书院建设方面素具盛名。一是起步早，其中高安的桂岩书院，德安的东佳书堂，在“早”这一点上各有特色。二是数量多，仅《光绪江西通志·书院》所载，就有526所，而加上其他各种史籍、志书、文集、笔记、碑刻所载，则大大超过此数，足有千余所之多。三是影响大，白鹿洞书院堪称“天下书院之首”，濂溪书院则是理学与书院结合的首篇，象山书院、鹅湖书院曾经被列入“天下四大书院”之中，复古、青原的书院讲会曾经成为明代讲会活动的中心。总之，江西的书院在中国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书院的发展
江西自古以书院鼎盛闻名天下。唐代中期出现的桂岩书院、东佳书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书院。五代时，江西先隶于杨吴，后属南唐。中原大乱，这里相对安定，所谓“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南唐书·儒者传》）其时江西所建书院有留张书院、匡山书院、华林书院、云扬书院、梧桐书院、光禄书院等六所，为北宋书院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时期，江西承继南唐时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境内书院更加发达，共建书院四十余所。这些书院或为家族所建，或为乡里所建，或为学者所建。家族与乡里举建的书院，具有明显的科举倾向，如杨亿在《雷塘书院记》中说豫章洪氏因书院“举进士得乙科，同时侪流登是选者以十数”。大型的家族性书院，还有奉新胡氏的华林书院、分宁双井黄氏的樱桃洞书院、南丰曾氏的曾氏学舍等等。至于著名学者建立或讲学的，则有李觏的旴江书院，杜子野的鹿冈书院，周敦颐讲学赣州、分宁、芦溪等地的许多书院。
南宋是江西书院发展蓬勃的时期。据统计始建就有160所之多，其显著特征是理学家兴办的比例大幅提高。江西有着极为肥沃的理学土壤，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都曾在这里耕耘。理学昌盛，著述宏富，学派争鸣，人物荟萃。理学依托书院传播与传递，成为书院的灵魂，而白鹿洞、象山、鹅湖、白鹭洲等书院便是理学大师的学术阵地。在这里，会讲活动高潮迭起。
元代推崇理学，更加重视书院的建设。元代江西的著名书院达98所，其中以铅山的鹅湖书院和稼轩书院为最。
明代江西书院的发展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其主要表现是：
一是书院数量增加。据雍正时《江西通志》统计，唐代江西共有书院4座，即高安的桂岩书院，永丰的皇寮书院，德化（今九江）的景星书院和德安的李渤书院；五代时江西属南唐，德化、奉新、泰和各建有书院1座。宋代是江西书院大发展的时期，在320年的历史中共创建书院158座。元代江西书院继宋之后又有很大发展，共创建书院44座，明代江西书院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朱明276年的历史中，江西地区共创建书院（包括义塾、精舍、讲堂、书堂等）183座，其中南昌府27座，瑞州府13座，袁州府17座，临江府10座，吉安府34座，抚州府9座，建昌府20座，广信府7座，饶州府18座，南康府6座，九江府9座，南安府3座，赣州府10座。不仅如此，明代江西还修复了不少前代创建的书院。江西宋元时创建的书院，经过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动荡后，绝大多数都遭受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入明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的日趋稳定，经济的发展繁荣，江西地区原有的书院有不少得到了修复和扩建。如赣州府濂溪书院，创建于宋，元末毁于战乱，明洪武年间重修；星子县白鹿洞书院，元末兵毁，明正统元年（1436年）南康知府翟溥福重建；上饶县叠山书院，宋谢枋得讲学之处，元末毁于兵火，明景泰间知府姚堂迁建于府治之南。贵溪市象山书院，宋陆九渊讲学之所，元末毁坏，明景泰间巡抚韩雍与知府姚堂重建。其他如铅山县鹅湖书院，建昌府盯江书院，吉安府白鹭洲书院，萍乡市宗濂书院等宋元时一批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书院也都得到了修复。据统计，明代江西共修复前代兴办的书院55座。大批废旧书院的修复和重建，是明代江西书院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二是形制完备，规模宏大。明代江西书院形制完备，像堂、讲堂、学舍、藏书楼阁，以及泮池、泮桥、礼圣门等礼仪建筑样样齐全。如铅山县鹅湖书院，“前有祠堂，后有寝室，两旁翼以廊庑，中肖四先生像，前构楼，又前凿泮池”，书院祭祀、讲学等活动场所均有。明代江西书院规模宏大，如德化县阳明书院，明兵备葛寅亮建，书院建有中厅、左堂和右堂。中厅为像堂，塑有王阳明像，供人岁时祭祀与瞻仰。左为讲堂，是山长授课、生徒听讲之处。右边有习堂与学屋，为生员学习和住宿之处，共有堂屋二十余重，可见其规模之一斑。其他如九江府肄武书院，嘉靖六年（1527年）九江兵备何裴建，共有学舍30余间；吉安府白鹭洲书院，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知府何其高重建于仁寿山慈恩寺后，“为屋大小凡数百楹”，仅“书屋以间计者二百”。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明代江西书院形制的完备，规模的宏大，表明明代江西书院已十分发达。
三是讲学风气兴盛。明代江西书院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加与规模的宏大，而且还表现在书院活动内容的丰富和充实。讲学是书院最重要的活动内容。明代江西书院讲学氛围极为浓厚，一大批有名的学者如湛若水、胡居仁等纷纷前往书院讲学；官员如提学王宗沐、知县王垣京等也相继课士于书院，一些江西籍的退休官员如刑部右侍郎刘节、知县饶秉鉴等也到书院任教。前往书院听讲的生徒众多，如明南京兵部主事刘忠在永丰县龙云书院讲学，“闽、楚、浙、蜀之士来学者甚众”，弘治十年（1497年）兵部郎中上饶娄性在星子县白鹿洞书院讲学，“来学者五百余人”。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在赣州府濂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前来听讲，致使讲堂都无法容纳。书院讲会制度也十分盛行，如吉安府西原会馆，万历年间“每岁季月小会，九月大会，四方来学者千百人”，嘉靖年间理学家邹守益与“刘邦采、刘文敏、刘子和、刘阳、欧阳瑜、刘肇衮、尹一仁等建复古、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乡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大夫在郡邑者皆与会焉，于是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刘邦采又合安福同志为会，名曰惜阴，“同志之在安成者，间月为会五”，远近豪杰闻风而至者以百数。书院的讲学之风空前兴盛。
清代全国共设立书院1900余所，加上复兴、重新改造的书院，合计有3847所，其中江西达991所，仍然占据全国之首。
二、江西四大书院
（一）白鹿洞书院
江西历史上重要的书院，首推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位于九江庐山东北玉屏山南，虎溪岩背后，是北宋六大书院之一，有六合洞、朝天洞、宛在洞等洞景，原有三宝殿和僧舍，相传朱熹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曾来过此地，后人纪念他亦在此起名“白鹿洞”。
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曾任太子宾客的洛阳人李渤，与其仲兄李涉来到了庐山五老峰下，开始筑草堂隐居读书，当地文人雅士慕其名时常上山与之谈诗论学。白鹿洞原是李渤年轻时隐居求学之地。李渤养有一头白鹿自娱，白鹿十分驯服，常随主人外出走访游玩，还能帮主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因此以鹿名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以鹿名地，称此处为白鹿洞。
唐朝末年，兵荒马乱，各处学校毁坏，到庐山隐居、避难的读书人，常到白鹿洞研讨学问，交流心得。南唐在此处“建学置田”，正式称之为“庐山国学”，任命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白鹿洞洞主，掌管教育和学习。这就是白鹿洞开办学校之始，比濂溪书院早30余年，成为庐山的第一所学校。
北宋初年，各地设置书院，庐山国学乃改称为白鹿洞书院，从此规模逐步扩大，逐渐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并称“四大书院”。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今日白鹿洞书院形成了以礼对殿为中心，有明伦堂、文会堂、御书阁、朱子阁、思贤台、状元桥、门楼、牌坊、碑廊等众多殿堂组成的古建筑群，与周围的山川环境融为一体。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访白鹿洞，奏请重建。他凭知军之力，为书院筹措田产，制订学规。朱熹自兼洞主，给诸生讲学。朱熹立下的“鹿洞教规”，以理学教育家的观点，揭示书院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内容，为学顺序；对学者修身、处事、接物提出纲领性的要求，是古代书院教规的典范，随即为江西和全国各地众多书院所借鉴或采用；至明犹为东林书院所依照，清乾隆元年“谕旨”又规定各地书院予以“酌仿”。
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邀到白鹿洞讲学，阐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陆是两个不同的学派，朱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为不同学派同在书院讲学树立了典范，开书院“讲会”制度之先河。朱熹和陆九渊在白鹿洞的活动，因他们在理学界的崇高地位，使书院名声大振，白鹿洞书院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二）白鹭洲书院
在江西古郡吉安市区东部，于赣江中双水夹流之处，有一座如中流砥石的绿洲，这就是著名的白鹭洲。东南洲头的绿树丛中，有两座重檐叠阁、岿然耸立的古楼，这便是闻名遐迩的白鹭洲书院主体建筑中的风月楼和云章阁。
据文献记载，白鹭洲的得名，源于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诗中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之名句。由于白鹭洲屹立于浩阔的赣江之中，双水夹流，情景正与李白之诗句相合，所以被用作洲名。白鹭洲书院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吉州太守江万里为来此讲学的程大中、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颐、朱熹等6位儒学大师立祠建书院。
宋理宗御赐“白鹭洲书院”五字，与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南昌豫章书院并称“江西四大书院”。宝祐四年（1244年）临安开考，吉州生员中进士40名，占该年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九分之一，其中文天祥以他的文才、志向，或许还因他的大号“宋瑞”被钦点为状元，宋理宗御笔亲题“白鹭洲书院”的匾额以示褒奖。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年），书院被洪水冲毁，吉安路总管李珏修复。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起义军与元兵战于吉安，书院大部分被烧毁；时过两年，又遭大水，书院毁坏殆尽。至正十五年（1355年）重建，恢复旧观。
明代嘉靖五年（1526年），吉安知府黄宗明又重修。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曾将书院从白鹭洲迁离，在城南仁寿寺址另建新院舍。隆庆六年（1572年），城南仁寿寺新建的白鹭洲书院改为庐陵县学，又将书院迁建于城北郊。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吉安知府王可受将书院重新迁回白鹭洲上，并增筑吉台，开鹭池，立桥池上，扩建斋舍百间，其余堂、阁、楼、亭均重修。
至清代，书院又多次毁于水灾和战争，曾先后九次重修或重建。至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军与清兵激战于吉安，书院又被焚毁。同治二年（1863年），经知府曾省三倡修恢复。洲头现存的风月楼、云章阁以及一排排的斋舍，就是同治二年最后一次修建时所遗留下来的建筑。而洲中心现存的鹭池，则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重修书院所开辟的。
白鹭洲书院自宋代创建，迄于清代，数百年来，造就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培养了像文天祥这样出类拔萃的世代楷模，的确是这所书院的骄傲。清代曾在白鹭洲书院主持讲席的著名学者施闰章有诗赞道：“鹅湖鹿洞寻常事，不信风流限古今。”数百年来，这块对庐陵文化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教育圣地、培养人才的摇篮一直文风鼎盛，桃李满天下。
（三）鹅湖书院
鹅湖书院位于上饶市铅山县鹅湖山北麓，原鹅湖寺西侧。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在此聚会讲学。四子殁后，信州刺史杨汝砺筑“四贤祠”以纪念。淳祐十年（1250年），朝廷将其命名为“文宗书院”。明景泰四年（1453年）重建时，称“鹅湖书院”。书院八百余年来，递废兴，建筑规模几经变动。
鹅湖书院在鹅湖寺，即仁寿寺的左边，而鹅湖塔则在鹅湖书院的左边。鹅湖书院的大门，不在正中，而在左面，所以正对着鹅湖塔。书院四周有山有溪，环境幽雅。鹅湖书院比鹅湖寺大得多，建筑规模颇似孔庙。由大门进去，经过两排桃树，有一个大圆门，圆门内有一个大院子，对面又是一个大圆门，上面是三排殿宇，由此登石阶而入，又是一个院子，里面是半月池，池周围是石栏杆。渡过古桥是第一排殿宇，再过一个院子，是第二排殿宇，其最后一排殿宇，是四贤祠。祠前也是一个院子，祠后则是一个相当高的坪台，其下有一小池，其后是一座高墙，正对那两大圆门的北端高墙。这三排殿宇是主屋。在主屋两旁，又是一排一排的房屋，错落有致。
在鹅湖书院后面的四贤祠内，设有朱、吕、二陆四个牌位，又有一个题着“顿渐同归”字样的匾额，这和书院前排建筑中所悬“道学之宗”的御匾，正遥遥相对，由此可见宋代朱陆鹅湖之会的盛况。抗日战争期间，鹅湖书院成为东南训练团的驻扎营地。
鹅湖书院自南宋至清代，八百多年来几次重建，尤以清代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整修和扩建工程规模最大：新筑山门、牌坊、大堂、泮池、拱桥、碑亭、御书楼；两侧更修建厢房数十间，作为士子读书之所。康熙皇帝还为御书楼题字作对，门额题为“穷理居敬”，联语为“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至今牌坊、泮池、后殿、厢房等建筑保留尚完好；泮池两侧的厢房内，尚存明、清两代古碑13块，是研究这座书院历史的珍贵资料。鹅湖书院是天下名书院实物遗存中，原貌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的一处。
（四）豫章书院
豫章书院位于南昌府进贤门内（南昌第十八中学），先后以理学祠、孝廉堂、书院等形式出现，为古代江西学术思想传播、人才培养的著名官学机构。豫章书院创于南唐升元二年（938年），距今1000余年，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明万历七年（1579年），江西巡抚凌云翼、潘季驯先后重修，改祀宋、元、明诸儒，称“豫章二十四先生祠”。“二十四先生”是江西省内的理学名家，蜚声海内，书院对其崇祀有很明显的教化用意。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改名为“理学名贤祠”。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巡抚马如龙重建，聘南昌进士熊飞渭为山长；选江西各府、州、县、厅学之生员俊秀者入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官方再次重建，而且布局有所不同，右为讲堂，左为祠堂，面向全省选拔数百名学子读书其中；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皇帝御书“章水文渊”四字门额赐予书院，使书院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乾隆皇帝对书院亦较为重视，并对师长、士子两方面作了严格规定，强调人品为上的原则：“凡书院之师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并明令仿效白鹿洞书院“立之规条，以检束其身心”。在这种形式下，陈宏谋与郝硕两位巡抚分别从院规与院舍两个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奠定了书院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由于中央政府的重视，豫章书院成为全国闻名遐迩的大型书院之一。
第三节 江右文学与江右画派
一、江右文学
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被称为文献之邦。两千多年来，江西文坛名家辈出，千峰竞秀，佳构连篇，云蒸霞蔚，江西文学因而也成了中国文学诸多壮丽景观中色彩最为绚烂的篇章之一。
在中国文学史上，江西是文学起步较晚的地域之一。它的真正兴起，是在晋室衣冠渡江之后。东晋刘宋之间虽异峰突起般地崛起过大诗人陶渊明，至中晚唐，江西文坛又显示出了相当的活力，宋代是江西文学的顶峰时期，散文、诗、词的创作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明代江西戏曲创作方面出现了汤显祖这样的伟大人物。江西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进入同步发展的轨道。
（一）陶渊明与田园诗
陶渊明（约365～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汉族，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邈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身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的理想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安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淡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道：“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诗》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陶渊明是两汉魏晋南北朝800年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词赋家与散文家。陶诗今存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陶文今存12篇，计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
陶渊明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说来，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有时也流露出逃避现实的老庄思想，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情感。陶渊明的诗感情真挚，朴素自然。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因此，陶渊明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田园诗派的鼻祖。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士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萧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隋唐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陶诗有的接近于口语，有的近似歌谣；有的直抒胸臆，直接表明了作者热爱躬耕生活之情，语言平淡而自然，朴实而又毫不缺乏色彩，给人一种清新、淳美的感觉、诗情画意的感受。陶渊明的田园诗创立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田园诗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对中国诗歌之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著名诗人如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无不敬仰效仿他。陶渊明不仅千百年来在国内为后人所雅爱，在国际上也有巨大影响，朝鲜、日本、苏联、英、美、法、德等许多国家把对陶学的研究当作人类文化和世界文学加以研究和发展，因而陶渊明的诗歌、散文和学术思想在我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二晏与宋词
晏殊、晏几道父子是临川人，均为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作家，其词风婉约，词调圆润，感情真挚动人，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受到历代词论家的赞誉。毛晋在《小山词跋》中评论宋六十名家词时说：“晏氏父子，具足追配李氏父子。”李氏父子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前主、后主，他将晏殊父子与南唐二主词相提并论，足以看出晏殊父子词创作成就之高。晏殊父子继承南唐二主词风，在推动婉约词的发展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词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晏殊据称七岁能属文，十四岁时，以神童召试，赐进士出身，屡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庆历中，拜集贤殿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院使。晏殊虽多年身居要位，却平易近人。他唯贤是举，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韩琦连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富弼身为晏殊女婿，但殊举贤不避亲，晏殊为宰相时，富弼为枢密副使，后官拜宰相。
晏殊在文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他能诗、善词，文章典丽，书法皆工，而以词最为突出，有“宰相词人”之称。他的词，吸收了南唐“花间派”和冯延巳的典雅流丽词风，开创北宋婉约词风，被称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他的词语言清丽，声调和谐，写景重其精神，赋予自然物以生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撼庭秋》）等佳句广为流传。
晏殊的词追求气象。所谓气象，诚如刘逸生所说：“颇接近后世的所谓‘意境’。词人使用委婉其辞的手法，巧妙地运用景物的暗示能力，去表现作品的主题。”这种气象的追求，或借景抒情，或极力渲染氛围，使词含蓄蕴藉，蕴涵着诗人极丰富的感情。它对词的境界的拓展，对词的意境的深化，都有着很大的作用。
晏殊在北宋词坛上地位极高，《宋史》说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和北宋前期大多数文人的作风一样，晏殊的诗文词都是继承晚唐五代的传统，他“赡丽”之中有沉着的内容，所以不流于轻倩、浮浅，故为当时所重。他的词今存130余首。他一生显贵，尤其善于写旖旎风光，欢愉情趣，但他的作品并不单纯如此，而是孕育着深厚的悲戚之感。如他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种人的意志所不能挽回的情景，即使只是个人一时的无名的悲感，也蕴含着人类永恒的自古以来即无可奈何的悲感，由此而感到人类普遍的永久的无可逃避的命运。“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这就不能不得出“珍惜现在”的结论：“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这比起“花间派”温、韦的清词丽句来，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晏殊一生写了一万多首词，大部分已散失，仅存《珠玉词》136首。他以其词学成就，当之无愧是引导宋词先路的一代词宗，更是江西词派的领袖。
晏几道是晏殊第七子，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他不受世俗约束，生性高傲，不慕势利，从不利用父势或借助其父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有利条件，谋取功名，因而仕途很不得意，一生只做过颖昌府许田镇监、开封府推官等小吏。晏几道出身富贵之家未能守其富贵，为人耿介，可谓能清节自守，不登权贵之门。据《砚北杂志》记载：元祐年间，晏几道以词学创作知名于世，苏轼曾拜托黄庭坚欲结识之，但晏几道却辞谢不见，说：“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其孤傲耿介如此。
晏几道是北宋著名的词人，与其父齐名，世称“二晏”。晏几道的词风浓挚深婉，工于言情，当时及后世都对他评价很高，认为其造诣在其父晏殊之上。晏殊父子的词的创作，都以婉约为主，词风极为相似：如感情的优柔婉转，语言的清丽精工等。虽然如此，但又各有自己的追求，表现出不同的艺术个性。晏几道的词既有晏殊词风的清丽婉曲，语多浑成；又比晏殊词沉挚、悲凉。特别是在言情词上，更优于其父。由于社会地位和人生遭遇的不同，词作的思想内容比晏殊词深刻得多。其中有不少同情歌妓舞女命运、歌颂她们美好心灵的篇章。也有关于个人情事的回忆和描写。
晏几道的词善于言情，此为历代词论家所称道。陈廷焯赞扬他“工于言情”，但又批评他“情溢词外，未能意蕴言中”，又说：“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冯煦在《蒿庵词话》中，则以为他是“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这种批评，是比较符合小晏创作实际的，晏几道的词因其情真、情深，因此有着很强的艺术力量。如《阮郎归》：
旧香残粉似当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
衾凤冷，枕鸳孤，愁肠待酒舒。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
上阕写恨，以旧香残粉勾起物是人非之慨，“一春”两句，是“人情恨不如”的具体化。下阕写孤寂，“衾凤冷”两句写闺中落寞之情，“愁肠”由此而发，“梦魂”两句采用递进的手法，写足相思而怨恨之情。直抒胸臆，感情强烈。
晏几道的主要著作为《小山词》，《全宋词》收其词260首。其中长调3首，其余均为小令。他的小令词在北宋中期发展到一个高峰，用清壮顿挫的艺术性，糅合了晏殊词典雅富贵与柳永词旖旎流俗特性，既雅又俗的歌词合乐的典型音乐形象，使词这种艺术形式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并取得扭转雅歌尽废的历史性作用。
（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的散文成就
“唐宋八大家”，即“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倡导“古文运动”的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分别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人。“唐宋八大家”中，宋人有六位，除了“三苏”父子外，余下三人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均为江西人。江西在中国古代散文创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文忠，北宋吉州庐陵（今属江西省吉安）人。欧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用芦苇在沙地上教他写字、画画。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宋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历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夷陵令等，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宋仁宗庆历三年（19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1945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申辩，因而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至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庚戌，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嘉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欧阳修晚年隐居颍州，自号六一居士。六一乃指珍藏的书本一万卷，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共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与自己一老翁也。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宋代散文的奠基人。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修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张得到时人的热烈赞同。后在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
2.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因封荆国公，世人又称之为王荆公，又因籍贯临川，又称临川先生。王安石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少好读书，受到较好的教育。宋仁宗庆历年间中进士，在各地任官。宋神宗初即位，即诏出任江宁知府，旋召为翰林学士，后两次起用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1076年）罢相后隐居，病逝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王安石是著名的新党领袖，在其担任宰相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展大规模的改革变法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但由于变法触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加上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王安石因此处于“众疑群谤”之中，两度罢相。
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却影响深远，广受推崇。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揭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辞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严谨，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对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做出了贡献。
3.曾巩
名列“唐宋八大家的”的另一位江西籍文学家，是南丰人曾巩。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移居临川，世称“南丰先生”。曾巩自称“家世为儒”，祖父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十八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二十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从此，曾巩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直至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同登进士。此后，曾巩在各地任职，官至中书舍人。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辩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入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扫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但曾巩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阳、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四）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由于黄庭坚是江西人，故诗派虽不尽为江西人而称为江西诗派。
黄庭坚，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诗歌方面，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书法方面，他则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代四大家”。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研究黄庭坚词而著有《豫章黄先生词》。黄庭坚的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集》七十卷。
从具有相同诗歌理论和创作特色的流派来说，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影响深远。而黄庭坚的诗歌观念对于江西诗派的形成至关重要。黄庭坚论诗以“不俗”为高标，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他强调须多读书。他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只有“胸中有万卷书”，才能“笔下无一点尘俗气”。黄庭坚对多读书的强调，并非是为学问而学问，而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在于认真学习、广泛吸取前人一切好的东西，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发展。其二是作为一种学养的积累，以增加诗歌的内涵与意蕴，力去浅俗。其三在于主观修养和性情的陶冶，培养一种以儒家基本精神为底蕴而又超脱流俗、独具个性的气质，为人“不俗”，才能写出“出尘拔俗”之诗。黄庭坚最为著名的诗歌主张之一“点铁成金”实际上也与他所强调的主观修养有关。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段话往往被认为是指翻用古人陈言，因此是提倡蹈袭剽窃。事实上，黄庭坚借用了道家术语，用铁比喻被陶冶的万物即诗歌的素材，用金比喻点化后的成品即诗歌，灵丹则比喻诗人的主观思想和精神修养，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出色的诗人善于将外界的事物拿来为己所用，而关键在于有诗人的主观思想和艺术修养作为统摄万物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即使取用古人陈言，也能变旧为新。所以黄庭坚虽然有以故为新之意，但重点在于强调诗人主观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
江西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方回在宋末又把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瀛奎律髓》卷二六，评陈与义《清明》）。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五）汤显祖的戏剧成就
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万历进士，任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因弹劾申时行而遭降职，后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又因不附权贵而免官，未再出仕。
汤显祖少年时曾从罗汝芳读书，又受李贽思想的影响。离遂昌任后，曾在临川和李贽相见。李在狱中自杀后，汤显祖作诗哀悼。他还推崇反理学的达观（紫柏）禅师，称李贽和达观是一“雄”、一“杰”，认为“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他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揭露腐败政治、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常得罪名人。晚年淡泊守贫，不肯与郡县官周旋。这种性格作风使他同讲究厉行气节、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也使他推重海瑞和徐渭这样“耿介”或“纵诞”的人物。汤显祖的这种性格特点在作品中也有明显反映。《明史》记他“意气慷剀”，“蹭澄穷老”，这评语颇能概括其生平之要。
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还魂记》（一名《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牡丹亭》共55出，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其中不少情节取自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和话本相比，《牡丹亭》不仅在情节和描写上作了较大改动，而且主题思想有极大的提高。剧情梗概是：贫寒书生柳梦梅梦见在一座花园的梅树下立着一位佳人，说同他有姻缘之分，从此经常思念她。南安太守杜宝之女名丽娘，才貌端妍，从师陈最良读书。她由《诗经·关雎》章而伤春寻春，从花园回来后在昏昏睡梦中见一书生持半枝垂柳前来求爱，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杜丽娘从此愁闷消瘦，一病不起。她在弥留之际要求母亲把她葬在花园的梅树下，嘱咐丫鬟春香将其自画像藏在太湖石底。其父升任淮阳安抚使，委托陈最良葬女并修建“梅花庵观”。三年后，柳梦梅赴京应试，借宿梅花观中，在太湖石下拾得杜丽娘画像，发现就是梦中见到的佳人。杜丽娘魂游后园，和柳梦梅再度幽会。柳梦梅掘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妻。《牡丹亭》比同时代的爱情剧高出一筹。剧中关于杜丽娘、柳梦梅在梦中第二次见面就相好幽会，杜丽娘鬼魂和情人同居，还魂后才正式“拜告天地”成婚的描写；关于杜丽娘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由于梦中获得的爱情在现实中难以寻觅，一时感伤而死，也即所谓“慕色而亡”的描写，都使它别具一格，显示了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和浪漫夸张的艺术手法。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无一不称赞《牡丹亭》，如晚于汤显祖20多年的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又说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德符同时的戏曲家吕天成推崇汤显祖为“绝代奇才”和“千秋之词匠”。王骥德甚至说，如果汤显祖没有“当置法字无论”和其他弱点，“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者，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由于汤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些刻意学习汤显祖、追求文采的剧作家，如阮大铖和孟称舜等，后人因之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说，实际上并不恰切。《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汤显祖的剧作不但为中国历代人民所喜爱，而且已传播到英、日、德、俄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此外，汤氏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也是中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了拓荒开路的作用。由于这些杰出成就，汤显祖在戏曲史上和关汉卿、王实甫齐名，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二、江右画派
（一）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生于南昌，由于他的祖父父亲都善书画，因此他从小就受到艺术陶冶。八岁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山绿水，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楷，从小就表现出一定的书画才能。八大山人虽为皇室后裔，然而由于宗室人员为数巨大，因此其家庭能从朝廷获得的仅仅是一个空虚的爵衔和经常遭到克扣的俸禄。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大山人十八岁，参加了科举考试，取得了秀才的功名。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占南昌，八大山人离家隐遁江西奉新山中避难。顺治五年（1648年），八大山人在国破家亡的痛苦中由奉新至进贤县，在介冈灯社剃度为僧，开始了一边潜心向佛，一边专于书画的生活。此后数年，八大山人不仅在佛法上大有增进，而且在艺术造诣上也更深一步。顺治十六年（1659年）底，八大山人离开进贤至奉新定居。在耕香院过了十多年的隐居生活后，八大山人重新回到世事中间，与新昌县令胡亦堂等一些官吏交往，并为他们作画，希望借此受到他人的赏识。八大山人的这种心态，在那一时期的书画作品中也能感受到。后来他发现借他们入世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于是“忽发癫狂”，撕裂袈裟，回到了南昌城。入世希望的破灭，解除了八大山人内心的桎梏，也让他的书画创作进入了成熟期，显示出不拘一格的创作。他的落款以“八大山人”为最多。这四个字的书写，紧紧连缀，像是“哭之”“笑之”字样。
“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这是清“四僧”之一石涛大师对八大山人艺术的赞誉，评价之高，世所罕见。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仍然用石涛的两句话来概括，同样是那样的贴切精当、恰到好处。
由于八大山人处于国破家亡的年代，作为明皇室后裔，悲伤之情自然溢于言表。同时，造就了他沉郁、孤独、怪癫的个性，加上当时政治上高压，八大山人只能潜心于艺事，并在艺事上尽情发泄对清统治者的不满。
他一生主要从事书画创作，是一位极富个性、创造性的书画家，擅长绘画、书法、诗词、篆刻等，绘画精于花鸟、山水，尤以花鸟著称于世。拿其花鸟来说，八大山人擅画松、荷、石、鱼、鸟，他画的荷，与以往画家有着明显不同，他笔下的荷，不重花而重时，写其临风摇曳、舒转自如的风姿；他画的松，高古奇崛，丑中见美；他画的鱼、鸟形象夸张，常把鱼鸟的眼睛画成方的，眸子点在眼眶边，白眼朝天，冷光逼人。他有一幅画，画中只有一两条游鱼，别无其他，留下来的空间似乎也成了一片汪洋大海，烟波无尽，并留给观者想象余地；他的山水构图也是别具一格，常绘“残山剩水”的景致，却能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八大山人依仗一支笔，从立意、构图和题诗、落款都充分表达对国破家亡的难言隐痛和悲愤凄凉的心境，同时宣泄着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他曾作《牡丹孔雀图》题有一诗：“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画面为两只丑陋的孔雀，尾拖翎毛三条，站于不稳的石上，以讽刺清王朝。另外他的落款也是独具风格，含意深刻，题时将“八”与“大”、“山”与“人”紧联起来，写成“哭之”或“笑之”的形象，寓有哭笑不得之意，表达他愤世嫉俗，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郑板桥曾题过这样的诗句：“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水多。”八大山人的绘画以不能再少的笔墨、不同凡响的构图来表达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这恐怕是绘画的最高境界，也是八大山人的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热门收藏品的重要原因。他的书画对后人影响极大，郑板桥、赵之廉、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弘一等均受其熏陶。
一个画家，在艺术上的表现，能够既不同于前人，又为时人所不及。八大山人一生以主要的精力从事绘画，他襟怀浩荡，慷慨啸歌。由于时代特点和身世遭遇，他抱着对清王朝誓不妥协的态度，把满腔悲愤发泄于书画之中。
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表现了鲜明的爱和憎。如脍炙人口的《孔雀图》及其题诗：“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辛辣地讽刺了那班头戴三眼花翎乌纱帽的汉族大地主屈膝求荣、投降新主子的奴才丑态。
八大山人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以绘画为中心，对于书法、诗跋、篆刻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绘画上他以大笔水墨写意画著称，并善于泼墨，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
（二）罗牧与江右画派
江西画界经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突破陈习陋规的开拓，至清代逐渐形成“江右画派”。江右画派即“江西派”，又称“西江派”，与扬州画派、海上画派、岭南画派等一样，为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画家罗牧为代表。
罗牧，字饭牛，号云庵、牧行者，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出生于宁都县钓峰乡，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居南昌百花洲。工诗文、书画，喜饮酒，善制茶。擅山水，初师同代人魏石床，后又宗法董源、黄公望。但师古能化，自成风格。其画林壑森秀，笔法多变，水墨清润淋漓，画风深沉粗犷。代表作《烟江叠嶂图》壁画，有《寒江独钓图》、《读书秋树根图》、《山水十二条屏》等传世。他不仅是清代著名画家，还是江西颇有盛誉的画派开派山水画家，曾被“扬州八怪”誉为“一代画宗”、“江西画派英才”。他的画被康熙皇帝鉴赏，旌为“逸品”。
罗牧系农家子弟，父亲罗必远，是贫苦农民。明末清初，钓峰有“富翁商贾、伏钓州县”（因富翁、商贾较多，当地不少人都称钓峰为钓州县）之称。罗牧虽然出身贫穷，但艰苦的家境没能难倒他，反而激发了他从小树立起改变自己境遇的雄心壮志。由于他自幼聪颖，刻苦好学，并尊崇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敦古道，重友谊”，奉行始终，后来，他真的走出了困境，成了清初著名的山水画家。
罗牧十多岁时从钓峰来到县城梅江镇，寻师习艺。经人介绍，初从魏书学画。魏书，字石床，梅江镇人，工诗词，善书画，真草隶篆运笔如神，画山水、竹木、鸟兽，穷态尽妍，是当时宁都一位颇有名望的画家。罗牧投其门下后，刻苦认真，深得其法，常受魏书夸赞。由于魏书性情放浪不羁，不入俗流，且嗜酒常大醉，每论古今，纵情奔放，毫无顾忌，罗牧深受其影响，导致他后来性情慷慨，不拘小节，一生好云游和交友。
顺治乙酉年，清兵攻占南昌时，罗牧二十四岁。当时，他已结婚成家，习画也已有七八年，画技日臻成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常与魏禧、林时益等谈古论今，吟诗作对，借以提高自己，并拜林时益为师，学习制茶技术。因他喜好饮茶，对学制茶技术很感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便学会制作茶叶，可供自饮和出售。这为他后来的游历生活提供了经济来源。顺治八年（1651年），他为了谋生和游学，携家眷迁居南昌。在南昌，接触面广了，他结识了不少明遗民中的文人、画家，如当时有名的画家徐世溥等，获益匪浅，画技长进甚快。康熙三年（1665年），罗牧44岁，又举家迁居扬州，在那里，又结识了许多画家，如当时有名的画家恽寿平等。他们技艺相同，思想相通，彼此推崇。不久，由于时局动荡，罗牧很快又迁回南昌居住。这段时间，他常去北兰寺与一个叫澹雪的和尚相聚谈经论画，并在和尚引见下，开始同一些官场文人来往，当时八大山人也常去寺里作壁画，他们便常在一起谈经论画，或赋诗唱和。就在这个时期，他经江西巡抚推举，获皇帝授予的“御旌逸处士”封号。
罗牧的山水画作品，充分地体现出“林壑森秀，墨气滃然”，展现了一派平淡天真、岚气清润的景象。罗牧作品中那种摆脱崇古压抑、沉闷风格的作品，以其滋润和秀美，赢得了世人的欢迎。那种常给人带来由于认识不清，而出现尴尬的狂草滥题，在罗牧的作品中，则被明快简洁的平淡天真，岚气清润风格所替代。
罗牧作品被社会认同和与现实需求更为接近的原因，从主观上来分析，罗牧没有八大山人、石涛那样由于其独特的身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刻意的与社会保持距离的思想；而另一方面，又因为罗牧出身于平民阶层，其作品中又没有媚俗、追求那种以古为荣的时代迎合。从客观上来说，罗牧作品与社会的贴近性，正是崇古势力与新生力量发生尖锐冲突而社会进行选择的中庸表现。当然，这也是罗牧面对崇古势力和社会需求、个人需求，所做出的扬弃行为。罗牧作品的风格，相对于八大山人、石涛作品中本质的自娱性质外，社会习惯势力对艺术的惯性力量，也相应地起着一定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清初早期摹古一统天下的时候，罗牧作为这一时期打破清初僵局最有力、最让人们接受的新生力量，罗牧的历史贡献是八大山人、石涛等所不能类比、更是不能抹杀和替代的。
罗牧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使那种新生的美学力量让世人逐步接受，最终得以彻底改变。这一贡献的结果是使八大山人、石涛等个性更具特色、更加高尚的巅峰作品，被社会所认识所接受，亦为“江西派”的形成，创建了条件。
晚年罗牧与好友八大山人在南昌东湖畔创立“东湖书画会”，其成员为师法黄庭坚、书风亦十分酷似黄庭坚的徐煌，工董其昌书法的熊秉哲，主要成员有彭廷谟、李仍、蔡秉质、涂岫、闵应铨、齐鉴、吴雯炯等人，还有八大山人的侄儿朱容重，这在很大意义上光大了江西画派，罗牧也自然而然成为江西画派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