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出内涵丰富的多元文化，这些文化穿越空间的限制呈线性地发展，反映出各文化的发展脉络，形成内涵丰富的文化历史，其中反映生产生活方面的涉及农耕、青铜、陶瓷、科技与建筑领域，体现了江西人民的聪明与智慧。
第一节 农商与科技文化
一、农耕文化
江西一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农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地理、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本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以稻作农业为主，兼及棉花、花生、玉米等旱作农业，以及湖区的鱼类捕捞、养殖业和山区的林木种植业等等。在千百年来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各地区的人们结合当地生产实践，逐渐形成了众多的异彩纷呈的农耕文化。
（一）农业耕作历史悠久，农业生产发达
江西地区开发历史悠久，早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本地区就已经有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这在万年县仙人洞稻米遗址、修水县山背遗址稻谷遗迹等得到证明。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农业开发得到进一步发展，位于赣江岸边的新干县界埠乡袁家村发现的两座大型战国粮仓遗址，为全国之最，反映了当时本地区粮食生产的能力。
三国两晋以后，江西水稻栽培面积扩大，尤其是赣北鄱阳湖平原地区的大米品质日益良好，如雷次宗在《豫章记》中记载了南昌地区“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王孚在《安成记》中记载了安福县“田畴膏腴，厥稻馨香，饭若凝脂”等等。根据《隋书》记载，东晋南朝时期，在全国各地设置的粮仓，约2/3在江西境内（豫章郡）。隋唐时期，江西赣东北等广大地区得到开发，唐代诗人曾描绘了鄱阳湖平原水稻生产的盛况：“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
两宋至元时期，江西农业生产进入全面兴旺阶段，掀起了梯田开发的高潮，出现了“良田多占山冈”的局面，时人范成大在游览宜春仰山时看到“岭坂之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杨万里也记载了信州（今上饶）石磨岭的梯田开发状况，“岭皆创为田，直至其顶”。
明清以来，随着广大山区的进一步开发，江西成为全国稻米的主要产区，赣南各县及遂川、万安等县开始推广双季稻种植。
（二）农作物种类众多，以稻作经济为主
自古以来，本地区稻作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兼以种植其他类作物。在长期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农作物生产条件和种类不断得到改进，种类逐步丰富。农作物种类主要分为粮食作物类、经济作物类、蔬果类等多种，其中粮食作物类主要有水稻、大麦、小麦、玉米（苞粟）、大粟、小粟、荞麦、高粱粟、黄豆、黑豆等，各种类中又有不同的类型。
粮食作物方面，两宋时期的江西地区水稻品种大幅增加，曾安止《禾谱》一书中记载仅泰和、吉安地区的水稻品种就达50多种。另外，小麦已普遍成为民众的口粮之一，元代后棉花开始推广种植。
明代稻种进一步增多，依据当时地方文献记载，当时江西地区的水稻品种大概有早稻28种、中稻26种、糯稻28种、晚稻5种、旱谷3种，共计达90种。其中包含了许多有明确地名标记的品种，如“云南早”、“湖广糯”、“陕西糯”、“池州占”、“赣州早”、“饶占”等。
随着明中后期闽粤民众的大量移入，由国外传入闽粤一带地区的番薯、玉米、土豆等旱作物也开始传入江西地区，成为广大山区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促进了广大山区的开发。至清代中期，江西各地开始普遍种植。
经济作物方面，主要有甘蔗、烟叶、蓝靛、棉花、茶、黄麻、黑麻、油菜、芝麻、花生、苎麻、席草、棕莲子、胡麻以及药材紫苏、荆芥、白芍、白韭、枳壳、黄栀子、杜仲、车前子、黄檗等等。烟叶、甘蔗、蓝靛等经济作物主要是在明代后期传入江西地区的，首先传入到赣州、抚州等地，其后逐步在全省推广。棉花在南宋时期就已有种植，明清时期日益普遍，产量丰厚，主要种植于九江、湖口、彭泽、南昌、樟树、赣州等地。
蔬果类主要有青菜、白菜、芥菜、辣椒、茄子、大蒜、萝卜、番茄、韭菜、香葱、冬瓜、南瓜、丝瓜、黄瓜、芹菜、菠菜、莴苣、苋菜、豆角、莲藕等蔬菜类和柑橘、枣子、柿子、橙子、桃子、枇杷、石榴、李子、杨梅等水果类。
（三）浓厚的农耕礼仪习俗：农业、渔业、林业、牧业
在长期的农业耕作中，地方民众形成和积累了浓厚的农耕礼仪习俗，主要分为农业、渔业、林业和牧业等四大类。
在农业习俗方面，主要有二十四节气农谚以及关于土地耕作、农作物栽植、虫害灾情防治等方面的耕作农谚，成为农耕生产的重要习俗。如“立春晴一刻，作田不费力”、“过了端午节，锄头不能歇”、“正月不作塘，五六七月喊爹娘”“知了叫，割早稻；知了飞，堆草堆”、“冬田搞三光，害虫无处藏”等等。
另外，为了祈求农业生产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及民众生活安居乐业、消灾避难，各地民众世代积累、传承和保留着许多农耕生产礼仪和习俗，比如有“开犁”、“安苗”、“开、关秧门”等农事生产活动习俗以及“摘木梓”、“挖冬笋”和秋冬打猎等其他生产习俗。
在渔业习俗方面，主要有渔业捕捞、渔业养殖和渔业祭祀与禁忌等方面的习俗，如在鄱阳湖流域形成了“开港”、“禁港”习俗，也即是捕鱼期和禁捕鱼期；鱼类养殖主要是以鲤、鳙、鲢、鲫鱼四大类为主，各地产生了“鱼苗客”的称呼，它是对养鱼苗和贩卖鱼苗者的通称；旧时养鱼要祭塘，俗称为“割塘”，鄱阳湖流域存在用鸡血打红花，有除害灭灾、预兆渔业丰收的寓意，还要烧香烛，祈求神灵保佑等等。
在林业习俗方面，形成了采种、育苗、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等生产习俗，以及木材砍伐和运输等习俗。如在砍伐过程中，砍伐之前有一个“开山”的习俗，需杀牲畜，具供品，祭山神，砍伐途中要用行话进行交谈和联系；在运输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习俗与禁忌，如过去主要是靠水运，称为“放排”或“赶羊”，起运前需要杀牲畜、焚香烛、燃放喜炮等等。
在畜牧业习俗方面，形成了畜类和家禽类饲养、宰杀等习俗。如在饲养方面，本地区畜类主要有牛、猪、狗、猫四类，家禽类主要包括鸡、鸭、鹅三类；在宰杀畜类时一般要准备好纸钱，并要焚香点烛燃放鞭炮等等。
二、商帮文化
江西物产丰富，手工业发达，带动了商业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在政治、经济、地理、灾害等众多因素合力影响下，江西商人发展迅速，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一。他们大都来源于无地的农民，也有世家的商户，人数众多；他们有的走家串户，奔走于乡镇村邻之间，有的则远走他乡，经营于外省各地。这些商人既有以当地特产为经营对象，也有从事盐业、金融等行业，涉及广泛的商业领域。在商业经营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诸如成立行帮组织、制定商业规则、讲究商业道德等许多商业习俗，体现了浓厚的商帮文化色彩。
（一）人数众多、活动区域广阔，以本地特产为主的多种经营
江西民众经商之风盛行，从赣东的抚州、上饶，至赣西的萍乡、宜春；从赣北的九江、南昌，至赣中的吉安、赣南的赣州等地，无不有大量的民众从事着商业。如抚州，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江西》）曾说：“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如吉安，由于土薄齿繁（人口多土地少），民众多“事末作”；如赣州，龙南县盛产木材、烟叶等物，当地民众以此进行商业贸易活动，“邀以为利，广为贩运”；等等。
江右商人经商地域辽阔，足迹遍布全国。不仅重庆、成都、广州、贵阳、昆明等名都大邑成为江西商人风云际会的场所，即使是穷乡僻壤的山寮苗寨，也常有江右商人出现其间。明人徐世溥（《榆溪集选·楚游诗序》）曾描述了江西商人的活动范围：“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北贾汝、宛、徐、邳、汾、鄠，东贾韶、夏、夔、巫，西南贾滇、僰、黔、沔，南贾苍梧、桂林、柳州，为盐、麦、竹箭、鲍木、旃罽、皮革所输会。”涉及全国十多个省区。除了经营于外省他乡外，本省各地也聚集着大量的商人，他们或走街串户，经营于乡镇集市之间，或集结于工商市镇之中，从事手工业生产或商业经营。这种经营模式也促进了本地工商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其中以景德镇、樟树、河口和吴城镇最为繁荣，成为江西工商业“四大镇”。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江右商人不仅经营着如粮食、食盐等大宗商品，而且经营着如茶叶、瓷器、纸张、兰麻、夏布、蓝靛、烟草、油料、木竹、药材以及笔管、书丝、石炭、烧酒、柑橘、甘蔗等本地土特产、手工业品和杂货，在此基础上兴起的茶商、纸商、染料商、笔商、莲子商、景德镇瓷商、赣南木商、南城杂货商、樟树药材商等，都较为有名。
（二）以小本经营为主，贯彻讲究“贾德”、崇祀许真君的经营理念
江西商人的经营资本来源于多种形式，主要来说包括以下几种：一是通过个人务农致富，积累从商资本，他们通过农业耕作，取得盈余资金后就转向商业经营，正如时人所说他们获“千金、数百金之产，辄张一肆以逐什一之利焉”；二是通过在富商、地主家做佣工，逐步积累起经商资本，然后开始自谋经营，加入到商人队伍中；三是通过做小商小贩，积累起一定资本后再致力于商业经营之路，即古人所说的“从事小买卖而至大开张”；四是通过教师授徒积累资金，主要是弃儒经商者；五是通过继承家庭、家族所拥有的财产，转变为经商资本；六是通过向个人、机构借贷作为经营的资本，如新城县（今黎川县）“为商贾者多假贷为生”等等；七是通过筹集从商资金，即由大伙共同出资合伙经营，或者交由某一个人代为经营的方式等等。
江西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形成了义利并重的财富伦理，认为商业经营活动的目的不应只局限于聚财致富，在聚财致富的同时更应表现出对德行的追求，甚至要准备为义散财。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杂记》中曾多次提到江西商人讲信用的情况。有的家族还将诚信经商作为家规、族规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家族的商人予以遵守，如万安县商人严致祥经商致富后，常训导其子：“吾勤俭起家，非徒以衣食足遗汝辈也。宦达功名皆身外之物，惟忠义慷慨之事能逮之，宜勉为之。”
另外，江西商人以许真君作为商业信仰神灵，并为此在各地修建了万寿宫作为祭祀和联系场所。许真君名许逊，东晋时人，其生前为治理赣江等水患作出突出贡献，主张“忠、孝、廉、慎、宽、裕、容、忍”精神，传说他在南昌西山得道升仙，以此成为道教中的重要支派——净明派的始祖。江西商人的这种信仰，也表现出了以许逊净明道的忠孝观念规范商人行为，树立义贾形象，使其不至于见利忘义的精神思想。
（三）注重建帮立馆，商帮组织类型丰富
长期以来特别是明清以来，江西商人外出经营方式主要是以建帮立馆、互携互助为主，组成了众多的多层次的行帮组织，并建立了万寿宫作为公关活动的场所。在此过程中，经历了从商帮、行帮、会馆、同业公会到商会的发展演变，一直延承不息，对本地区商业和手工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帮是指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行帮则是指建立在行业基础之上的商人团体，旧时也称行会。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行业繁杂及数量增多，商人队伍壮大，竞争日益激烈，在“重农抑商”背景下，商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增强外部竞争力，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商帮”的类型有如下几种：一是“一业一帮”，即一种行业中只是成立一个行帮组织，如油、纸、酒等许多行业存在这种情况；二是“一业多帮”，即一个行业中促成了多个行帮组织，如茶、木、布、药等行业就属此类；三是“先合后分”，即原为一帮，后分为多个帮；四是“按区域设帮”，即以区域划分行帮，多属手工业类；五是“大帮套小帮，帮中有帮”，如景德镇瓷业商帮中又分为都昌帮、徽帮和杂帮等类。有的行帮旋设旋散，形式与名称都不一样，小帮多受大帮控制，各帮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都具有保守、排他、垄断的性质。总之，各行帮可以自立门户，各自为政，自议帮务，自定行规，自选帮首。
明清以来，经商在外的商人在各地普建会馆，作为商帮活动的公共场所。会馆是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各地的同籍人自发设置的一种社会组织。会馆建设与商帮发展相辅相成，随着商帮经营的兴起和发展，江西商人在全国各地间有一定数量的会馆和公所。江西会馆除几个全省性会馆外，多为县建、府建，或数县合建或一县数建。江西会馆的建设，基本是以万寿宫为建筑名称和神灵代表。人们借万寿宫“铁柱锁蛟”的“灵柱”，破除对航运商贸风险的畏惧心理，以保护航运安全，因而成为客居他乡的江西人（包括各县市）的文化整合的工具。
清末以来，全国各地域商帮组织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演变，原有商帮组织逐渐衰微，其经济功能逐步为跨地域商人团体组织如商会及同业公会、公所取代，而其社会功能则被同乡会继承。商会是指某一地域的商人不分行业组织起来的商人团体。同业公会是指同业商人组成的团体组织。
商会与会馆、公所的地缘或业缘特征有着明显的区别。民初以来，商会迅速发展，形成了横向和纵向的互有联系的网络结构体系，商会的对外联络功能不断加强，而且各商会都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章程，商会的内部组织运作更加完善，成为超越传统的新型商人团体。商会这种新式社团出现后，不仅在自身的领域内发挥作用，还介入到其他地方事务中，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地方权力中心。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法》，对同业公会设立的宗旨、设立的条件、组成等作了规定。这是近代中国首部同业公会法，明确规定工商同业公会与商会一样是独立法人团体。同业公会法的颁布改变了旧式宗派势力的盘根错节，彻底打破了商会原有基层组织中依照传统中国乡缘、地缘、亲缘、官缘等形成的各种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商会内部的旧式宗派势力，使商会的基层组织成为大致基于单一同行业利益（业缘）结合而成的各同业公会。1932年后，会馆、公所等旧式商人团体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众多行业开始从“行帮”转入成立“同业公会”，反映出旧式商帮组织的转型。
三、科技文化
江西历史悠久，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有着光辉灿烂的经济、科技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数千年来，勤劳聪颖的江西先民，在逐步探索和认识自然规律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生产经验，改善劳动工具和生产工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并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工匠、科学家，留下了大批科学著作等宝贵遗产，谱写了中华科技文化的不朽篇章。
（一）先秦至战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初兴
江西地区有着悠久的科技文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开始对石器进行磨制加工成为石刀、石斧、石凿等工具，并发明了早期的制陶技术，现已发掘的这一时代的文化遗址有50余处，其中以上饶市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和九江市修水县山背文化遗址为代表。其中，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蚌器饰品以及印有绳纹、方格纹、云雷纹、回纹、人字纹等几何纹饰的红土陶器器皿，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期陶器，说明江西民众在新石器早期就掌握了绳纹粗陶烧制技术。修水县山背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锛、石斧、石镞等石制农、渔具和饰有凹凸弦纹、方格纹、编织纹、圆圈纹等几何纹饰的红、黑、灰色陶器，成为江南地区印陶纹技艺的代表之一。
1961年在修水县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水稻遗痕以及芝麻、蚕豆、花生等作物化石，证明江西至少在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而新石器技术对推动这种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商周时期，江西的科技水平得到进一步发展，现已发现的商周时代文化遗址200多处，分布在全省40多个市县之中。众所周知，商周是我国青铜文化鼎盛的时代，在本地区考古发掘出的众多青铜文化遗址中，也表现出了较为发达的制陶技艺，其中以鹰潭市角山遗址、樟树市吴城遗址和新干县大洋洲商墓等为突出代表。
鹰潭市角山遗址位于该市童家乡大塘村的角山，遗址规模之大全国罕见。该遗址出土遗物种类丰富，包括大量的生产和生活工具，而且陶器上还刻有大量的符号或原始文字。樟树市吴城遗址位于樟树镇西南，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遗址。在该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原始瓷器，表明了江西地区制瓷技艺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新干县大洋洲商墓遗址位于大洋洲镇赣江边上，是冠绝江南、全国罕见的商代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遗物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奇特，主要为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具有独特的地域性艺术风格。
春秋时期，江西已能制作出成套的实用纺织机具，这在贵溪市岩墓出土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原始织机部件中得到了证实。这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对研究我国纺织技术发展史有重要科学价值。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发展很快，铁器逐步取代了铜器。铁是人类历史上起过革命性作用的、最重要的原料之一。江西先民何时开始掌握冶铁技术，目前尚无充足材料，难以断定。但使用铁器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晚期，甚至更早。新中国成立后，九江县磨盘墩出土的三件铁雷（农具），据考古确认，是春秋晚期的遗物。史料记载：自春秋中期，随着齐国使用铁器的发展，晋国和南方的楚国（九江属楚）也开始使用铁器。1973年，新建县大塘赤岸山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一扇铁质斧范（铸造斧子的模型），由此可以断定，战国时期，在江西这块土地上，至少已开始了熔铁铸造工艺。1957年，新干县界埠战国粮仓遗址中发现了两把完整的铁斧，据上海冶金研究所测定，刃部有钢。大型粮仓占地面积六百多平方米，仓下有纵横交错的通风沟，仓内大量粳米保存千年仍颗粒可辨，表明铁制工具使用后粮食产量多了，贮藏方法也较科学了。上述情形表明，在公元前五至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江西科技已具有一定水平。
（二）秦汉至南北朝：古代科技文明的发展
陶瓷技术是古代江西人民的伟大创造。从万年县仙人洞居民烧制绳纹粗陶开始，至汉代，陶瓷业已颇具规模。西汉时期，陶器生产和应用更为普遍，人们将之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和生产之中。在今南昌市青云谱区、樟树市临江镇考古发掘的汉墓中有陶井、陶仓以及装有滑轮的梯形井架，井内放置有陶塑的水桶等，多是硬陶和原始瓷器。东汉以后，烧瓷技术得到改进，湖口县文桥乡象山东汉永初（107～113年）纪年墓中出土的青瓷坛、青瓷罐、青瓷盂、青瓷盘口壶等，胎质灰白，釉色淡黄，色泽光亮，表明了本地区瓷器烧造技术趋于成熟，瓷器正式出现。
丰城、临川等县发现了南朝时期的瓷窑，特别是丰城的洪州窑在隋朝就开始用匣钵装烧瓷器。史籍记载，景德镇烧制陶瓷的历史始于汉末，逐步发展于南朝。魏晋南朝时期，青瓷器已成为社会上比较普遍的生活用器。
东汉建安七年（202年），道士葛玄在樟树镇閤皂山炼丹采药30余年，成为江西地区中药加工炮制的创始人，撰写了《祭炼大法》。葛玄之侄孙葛洪著《抱朴子》10卷，其《肘后备急方》收录民间流传的有效方药，并附有炮制加工方法。
（三）唐宋时期：古代科技文明的繁荣
进入唐宋时期，江西古代科技文明发展迅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主要在陶瓷制作工艺、冶炼、铸造、医学和中药材加工炮制技术、造纸以及农业、水利和天文方面取得了不少科技成就，不仅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江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且也为古老的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光彩。
如在制瓷业方面，唐宋时期的制瓷技术相当精湛。著名的窑场除丰城的洪州窑、临川的白浒窑、景德镇窑外，还有吉安的永和镇窑、赣州的七里镇窑。洪州的褐色瓷器是贡献朝廷、风行长安的佳品。唐初景德镇瓷匠陶玉、霍仲初（均是景德镇人）所烧制的贡瓷，青白光润如玉，称“假玉器”，而霍仲初的瓷窑被称为“霍窑”。宋代时期，景德镇瓷窑名声大起，形成青白瓷体系，开始逐步闻名天下，器身胎质洁白细腻，“著行于海内”。陶工们用谷壳作容器内的垫料，是世界上第一次从有机物中寻找到的高硅质耐火材料。永和镇窑以南宋著名瓷匠舒翁、舒娇（吉安人）父女为代表，盛行釉下彩技法。所烧制的“木叶天目”盏是我国陶瓷史上独一无二的名贵珍品，其制备工艺技术曾失传七百余年。制瓷技术的先进，带动了江西各地瓷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景德镇，逐步成为闻名天下的“瓷都”。
在矿冶业方面，唐宋时期成为江西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宋朝三百年间，铜矿业全面兴旺，冶铜、铸币技术发达。铅山场是中国三大铜场之一（另有广东韶州岑水场，湖南潭州水兴场），而且就炼铜技术而言，铅山场排在首位。当时江西已发明了“胆水浸铁炼铜法”，即用铁浸入硫酸铜溶液（胆水），发生置换反应，将铜析出的方法，这是古代江西人民在冶金史、化学史上的重大发明，对铜矿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北宋炼铜家张潜（德兴人）在研究和总结“胆水浸铁炼铜技术”的基础上，于绍圣间年（1094～1097年）写成了《浸铜要略》一书。那时铜主要用于铸钱。铸钱的重要基地是饶州永平监（今鄱阳县），在唐宪宗时期，该地年铸钱七千贯，南唐时为六万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达61万余贯。此外，江西铸钱场所还有江州、赣州、抚州、临江等地，可见江西炼铜、铸铜技术的发达程度和普遍性。
江西冶铁业的发展，在《江西通志》、《袁州府志》等书中都有记载。南唐保大二年（公元944年），袁州刺史边镐捐铁20万斤，为南昌普贤寺铸一大型普贤骑象，如此庞然大物，实使人惊叹。足以看出唐代江西铸铁技术水平。婺源县现存的一口北宋铁钟，高1.2米，口径0.7米，钟钮凸起兽面主纹，背衬云雷，旁饰几何图案，钟身铸有132个行书字，字迹清秀，俊逸秀丽，没有高超的技艺是铸造不出来的。在医药业方面，唐代，樟树镇的药材集散初具规模，药材的交流日益频繁，设有专门进行药材交易的药圩。宋代，樟树镇药业市场更为活跃，成为南来北往的药材集散和中转之地。随着四方药商逐渐增多，“药圩”显然不足以适应日益发展的药材市场的需要，药商们迫切需要建立固定交流、保管药材的场所，于是“货栈”、“药行”等应运而生，“药市”也就逐渐形成，医药兼备的“药店”相继出现，名医药师不断涌现，医学专著相继问世，为樟树中药业走向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学家、医学家徐梦羊（清江人）撰写的《集医录》，为樟树医药史上第一部专著，侯逢丙为樟树最早的制药名家。此外，北宋医家王克明（乐平人）精于针灸，陈自明（临川人）精通妇科，采各家之长，辑成《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对妇科疾病的论证，颇为详备。
在农业方面，北宋农学家曾安止（泰和人）潜心研究水稻栽培，著《禾谱》一书，是古代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在农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南宋中期，其侄孙曾之瑾又著《农器谱》，以补《禾谱》之缺。
在造纸业方面，唐宋时期江西的造纸技术较为先进，生产纸张的州县很多，如临川的滑薄纸、九江的云兰纸。宋代，星子县的布水纸、吉州的竹纸、抚州的茶杉纸、牛舌纸都较为出名。
此外，在地理方面，北宋地理学家、宜黄人乐史勤奋著书，撰写的《太平寰宇记》是著名的地理总志。它以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版图为依据，广搜山经地志，精密考寻原委，记述各地经济、文化情况。
在天文方面，南宋天文学家周执羔（弋阳人）用刘义雯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纬盈缩，以纪气朔寒暑之候。撰有《历议》、《历书》、《五星测验》各一卷。孙义伯（丰城人）精研历法，撰《六历论》、《浑盖同归图》、《古今七十六家法数》、《大历赋》、《复古者传》等著作。
在宋代新兴的金石学中，欧阳修《集古录》是我国第一部金石学专著。洪遵的《泉录》则把金石学研究范围更加推广了一步。
（四）元明清时期：古代科技文明的繁盛
元明清时期，江西人才迭出，文化昌盛，古代科技得到高度发展，成为鼎盛时期。经过长期实践和认识，人们收集整理了各种有关资料，进一步加深了对各个科学领域的认识，他们不仅注重生产领域中农业这一部门，还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特别是明中期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得更快，曾出现了如奉新人宋应星这样著名的科学家，以及《天工开物》这样不朽的著作。
制瓷业经元到明清，景德镇汇集了我国制瓷工艺精华，被誉为中华“瓷都”，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这一时期创造了釉里红、斗彩、三彩、五彩、色釉、粉彩、珐琅彩、胎瓷的制作工艺技术。元代开始，景德镇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调制胎土，后来传入欧美、日本等国。明代瓷器制作达到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艺术效果，清代乾隆时期，制瓷技艺更臻娴熟，品质之优、造型之多、彩釉之丰富，进入到顶峰阶段，陶瓷科技遥遥领先世界各国。制瓷技艺高超是景德镇陶瓷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医药业方面，仅樟树镇一地有著作传世者就有十多人，医药专著上百种。如嘉靖间李汉仪著《医略正误》；王显达任明太医院医官，以外科著称；万历间聂尚恒著《奇效医述》，当时就翻译到了日本；顺治时期邓苑著《一草亭目科全书》；乾隆时期熊家骥著《痢疾奇方》；何立本精研《本草纲目》，撰成《务中药性》七言歌诀；嘉庆年间余文藻著《医方录验》等等。其他州县的医学家有如元朝南丰人危亦林撰《世医得效方》二十卷最早记录了全身麻醉，其关于骨折复位手术中悬吊复位法比英国达维斯提出的时间要早六百多年；永新人王东野著《本草经》，上高人潘涛著《医学绳墨》；明朝医家会昌人肖九贤著《外科启钥》、《回生要义》，豫章人沈应善著《素问笺释》二卷、《医贯集补》二卷；清朝医学家新建人喻昌著《尚论篇》、《尚论后篇》、《医门法律》，重视辨证施治。这些医著进一步丰富了中华医学宝库。
在天文、地理方面，元朝鄱阳人赵友钦精研天文、历算，著《革象新书》五卷，深入浅出，举例说明天文历算的方法，使之通俗易懂；明朝南昌人胡俨学问渊博，于天文、地理、律历、医卜，无不究览，编《天下图志》等。董轩（鄱阳人）、吴昊（临川人）、清朝王灏（莲花人）均是著名天文学家。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临川人）耗十年心血，编写了《九域志》八十卷，用“计里画方格法”绘《舆地图》二卷，长宽各七尺，精度远超前人，是中国制图史上的杰作。明代地理学家吉水人罗洪先在朱思本《舆地图》的基础上，又绘制了十六幅分省图、十六幅边区图、三幅黄河图、两幅海路图，四幅朝鲜、安南、蒙古和中亚地图，总称《广舆图》。明朝水利学家贵溪人徐贞明毕生研究北方水利，著有《潞水客谈》；元代航海家南昌人汪大渊自幼立志航海，二十岁时，随商船远航，两次下东西洋，足迹遍及波斯湾、阿拉伯半岛数十国，就游迹广远而论，居于前列，撰写的《岛夷志略》记述了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情，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有重要价值，超过宋、明人的同类著作。
建筑方面，清朝著名建筑大师永修人雷发达在康熙年间任工部样式房负责人，设计重建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著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工程营造录》。其后裔继承父业，参与设计皇宫建筑和北京其他御园名山，创造了在平面图中绘制建筑物透视图、制作模型、再实地施工的方法。至今，北京图书馆仍珍藏有雷家设计图纸数百幅。
纺织业方面，改进了纺织机，提高了纺织技术，促进了以夏布为主的纺织业的发展。明时江浙一带纺车多是容三维的，少数为容四维的，而江西乐安县已有容五维的纺车，一手同时控制五根纱。徐光启听后很惊喜，托友转索实物未得。纺织业的进步促进了苎麻种植面积的扩大，夏布织造技术得到发展。万载、宜黄、宁都、临川均是夏布生产和贸易中心，尤以万载夏布最有名气，远销烟台、朝鲜。
数学领域，明朝算学家清江人刘仕隆著《九草通明算法》，宁都人陈必智著《算理明解重明算法》。清朝，江西算学家有七人之多，如婺源人江永作《数学》八卷、《续数学》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临川人纪大奎著《双桂堂稿》、《笔算便览》等；南丰人吴嘉善对开方术、勾股术、方程术、三角、测高测远等均有很深的研究。
最杰出的科学家是宋应星，他把江西古代科技发展推向了高峰。他在调查各地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农民和工匠的精湛技艺，写成了百科全书式的《天工开物》这一不朽名著。书中采集了极为丰富的科技史料，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广泛涉及种植、纺织、染色、粮食加工、熬盐、制糖、烧制陶瓷、冶铸、制造船车、锤锻、烧制灰硫、榨油、造纸、采矿、兵器、颜料、酿酒、采集珠玉等行业，记述了不少在当时颇为先进的工艺措施和科学创见，可谓古代工艺技术的集大成者。另外，宋应星还是世界上第一个记述锌和铜锌合金生产的科学家，明确提出倭铅（即锌）是一种新金属，分析了锌的化学性质、冶炼方法，炼制铜锌合金工艺。在金属元素化学性质方面，他比较了铁、铝、锡、铜、银、金的活泼程度，提出利用差异来分离金属的方法。这些科学理论充分体现了江西人民的伟大智慧。《天工开物》在明末刊行后，引起国外科学界重视，19、20世纪被译为日、法、英、俄、意等国外文字出版。法文版称之为《中华帝国古今工艺》，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称其为“权威著作”，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中大量引证《天工开物》的资料，并称宋为“中国的狄德罗”（狄德罗是18世纪著名唯物论者、科学家、百科全书主编）。
总之，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江西先民创造了辉煌璀璨的科技文化，成为江西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见证和促进力量，也是中华科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功绩。
第二节 青铜与陶瓷文化
一、青铜文化
传统的观点认为，商代青铜文化源于中原，而被称为“南蛮之地”的江南地区，则没有发达的青铜文化。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赣江中游樟树市吴城商代遗址的发现，到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开挖，不仅揭开了“南蛮之地”历史的神秘面纱，而且改变了人们对赣江流域古代文明乃至南方历史和整个商代文明的认识。
以发达的青铜文化为代表的江西商周文化，无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以当地优秀的土著文化为基础而得以表现的。准确地说，江西商周文化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具有显著的地域文化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文化与江西土著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加强，这种交流固然以中原文化的强大辐射为主导，但江西土著文化对中原文化同样有着不应忽视的影响力。江西近千处商周遗址的发现表明，江西的青铜文明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序列。夏商时代的文化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自身特色；西周以后，吸收了吴、越、楚、徐等周边文化。新干县大洋洲商墓遗址、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樟树吴城商代遗址是最为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存。
（一）新干大洋洲商墓遗址
大洋洲是江西省新干县的一座小镇，位于赣江中游的东岸。大洋洲镇旁的程家村曾有几个高大的沙堆，长年挖沙护堤的村民逐渐将此铲为平地。1989年的一天，村民挖沙的铁铲无意中搅动了静静埋藏在这里三千余年的遗物。后经科学考察，这是一座商代大墓，距今约有3200年。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主要有铜器、玉器、陶器等，共计1300余件，其中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颗），陶器和原始瓷器139件。这批文物数量庞大，品种繁多，器形奇特，铸造精美。
新干县大洋洲商墓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通过这批文物，不难发现，它与当地的吴城青铜文化属同一系统，既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具有明显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在兵器和生产工具方面，地方特色尤为明显。这批文物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吴城青铜文化的内涵，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赣江流域吴城文化的分布、性质、面貌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新干县大洋洲商代遗址的发现，说明远在3000多年以前，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江西商代先民已经掌握了高度发达的铜矿开采技术、冶炼技术和铸造技术，它是相对独立于中原殷商青铜文化之外的另一个青铜文化中心，堪称南方的“青铜王国”。
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堪称青铜文化的精品。该虎通长53.5厘米，重6.2千克，可谓虎之王者。虎立体圆铸，内空无底，四腿匍匐于地，抬头平视，背直脊凸，腹部略垂，双尾垂卷。背伏小鸟，尖嘴圆睛。其形象奇异神灵，双目圆凸，口张露齿，獠牙尖长，眉粗横行，两耳竖张，呈静伏蹲立欲纵之势。在其身上透露出了虎的威武、勇猛的神情，内中则藏匿着一种诡谲、仙逸的神气，虎的神性表现到极致。伏于虎背的那只小鸟与虎的关系还朦胧不清，留给人们不尽的想象。
再如乳钉纹虎耳方形青铜鼎，制于商代，通高97厘米、口横58厘米、口纵49.3厘米、足高28.3厘米、重49千克。为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出土食器，可烹煮、盛放肉食，用于祭祀和宴享等场合。鼎体呈长方斗形，沿立双耳，耳上各伏一虎，四面侧壁上腹宽带纹正中为一细线鼻的展体兽面，相邻两面旁边以角为轴装饰简略的兽面纹。每面两侧和下边装饰以乳钉排列而成的宽带纹。四足中空，呈柱状，足表面装饰高浮雕的羊角兽面纹。此鼎高大宏伟，形状特别，壁薄规整，纹路清晰，分铸和浑铸融为一体，铸造工艺精湛完美，耳上伏虎具有浓重的江西地方青铜文化特色。
又如立鹿耳四足青铜甗，这是目前可见形制最大的青铜甗。青铜甗均为上甑下鬲的合体，此件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甗亦不例外。特别之处在于，下部鬲有四条长足，这在已发现的青铜甗中实属凤毛麟角。而且通高达一米以上，伟形巨制，使之成为目前所知形制最大的青铜甗，更觉弥足珍贵。甑的双立耳上分别铸有一雄一雌两只站立的幼鹿，鹿角短小，尾巴上翘，身饰鳞纹，脚踏云纹，回首相向，为这件敦厚沉重的青铜器平添了几分生气。甑底以箅子与鬲相通。甑与鬲的外表各铸出四组兽面纹，每组均有突起的鼻子和双目。自甑腹至鬲腹，上下在同一条垂线上。这种铸工精良、纹饰精美、个体硕大的青铜器，在新干县大洋洲商墓中还有许多件。它表明，中原地区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中国南方地区也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从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出土文物中，不难看出这批文物的最大特点是种类繁多。通过粗略的分类，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和用器等几大类。其中，礼器种类最多，有鼎、鬲、簋、豆、匕、罍、瓿、卣、壶、瓒、勺等；乐器有大铙等；兵器则有胄、钺、戈、戟、矛、长刀、短剑、镞等；而用器则包含杖首、炭箕、厨刀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工具和农具以及若干装饰用件。
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多成组成套，有的器种有若干件，例如夔形足的扁足鼎有大小不同30多件。与鼎配合使用的匕，也有多件，重叠放置。有的器种有几种形制，如工具中有形状、尺寸都有差异的钻，有平刃、斜刃的刻刀。农具中的犁和臿，也有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不同配置的成套器物，显然各有特殊的用途。
在礼器中，扁足鼎尤为多见，鼎耳上都饰立虎，扁足作浮雕状的夔形，个别还有扁足作鱼形的，甚为奇特，在中原地区难以见到；而乐器中的大铙，是商代南方特有的器种，纹饰彼此不同，有的饰有云纹，有的饰有联珠纹，更有的饰勾连雷纹，这种饰纹实属罕见。
相对于礼器和乐器，兵器的特色就更多了。戈有方内、曲内两大类，其中曲内的，内作无角兽首形，显示利齿；长刀形状狭长，前端勾卷，背上有插入口内的片状环，颇似山西石楼等地的出土品；戟为浑铸，以直援的戈与长刀合为一体，与周初的勾戟类似而不同；矛的类型也较多，有的口部有伸出的系环；兵器中的短剑尤其值得重视。这种短剑的剑身下端平直，有短茎，比西南地区出土的早期柳叶形剑和周初的柳叶形剑，更近于东周流行的剑形制。这种短剑的发现，有可能为东周剑的起源提供新的线索。
除此之外，大洋洲商墓中有一些象征统治者权威的器物，如象征兵刑权力的大钺。还有瓒，前部形如粗矮的觚，后有长柄，多为举行隆重的礼节时所用。有人据此推测，墓主应有很高的身份地位。
（二）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
瑞昌铜岭商周铜矿开采遗址，是我国最早的铜矿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88年，遗址位于瑞昌县城北10公里处的夏畈乡铜岭山，包括采矿区和冶炼区，在已经发掘的1800平方米范围内，有矿井102口，巷道18条，采坑7处，工棚2处，冶炼炉2座，出土遗物十分丰富。根据出土器物中典型的商代中期的陶斝、陶鬲，可判断这是商代中期的铜矿开采地，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铜矿遗址，而且，既有地下开采的井巷遗迹，又有露天采矿遗址。
铜岭遗址的丰富出土器物证明，我国古代的采矿技术很先进，不仅已采用木支护技术进行地下采矿，而且已经用分节选矿技术进行选矿。这一遗址的发现，解决了我国商代青铜器原料来源的重大问题，对研究中国冶金史、研究中国青铜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价值。
（三）樟树吴城商代遗址
位于江西樟树市的吴城遗址发现于1973年，同年开始发掘。这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其发现、发掘标志着江西早期文明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揭开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随后的系列研究发现，吴城遗址出土文物既有自身浓厚的地方特色，又受到中原商殷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将其命名为“吴城文化”，奠定了吴城文化研究的基础。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推动了吴城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
遗址经过六次科学发掘，共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2至3米不等，划为七层，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窑址12座，灰坑55个，墓葬16座。出土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别是陶文、原始瓷、铸铜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发现。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该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
长期以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中，只有青铜器而没有红铜器，导致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只有青铜时代而没有红铜时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国，在青铜时代之前都经历了红铜时代。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有没有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是关系中国青铜文明从何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继发现，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同样存在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对吴城遗址和我省其他地区出土的部分先秦铜器进行成分测试，标本年代从商晚到西周早、中期，除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外，其余标本含铜量都在90%以上，有的高达99%以上，未见或很少有锡和其他金属元素的存在。江西出土的先秦铜器，其成色虽也有一些是碧绿透亮的所谓“黑漆古”或“绿漆古”，但多数器壁粗糙、较薄，器表锈蚀严重，多有一层铜绿，内心多呈紫红色。这固然与我省的酸性土壤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铜器本身，其成分是红铜即纯铜。
中国红铜文明始于何时，还有待于考古发掘。但通过对部分铜器标本的测试表明，吴城或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从商晚到西周中期，还保留了用红铜铸器的原始工艺。在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每一项技术的产生、发展到消亡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红铜文明的肇始当然远比商周时期要早得多。在商周时期，由于中原青铜技术影响，先民已开始青铜器的铸造。与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伴出的1号鼎即虎耳夔足鼎，造型与2号鼎风格相近。两鼎比较，1号鼎器壁较厚，2号鼎相对较薄；前者表层锈蚀不很严重，呈淡绿色。后者表层锈蚀相当严重，呈深绿色；前者硬度较高，后者硬度较低。虽然1号鼎的成分未曾测试，但从外观理化性能来看，它的含锡量显然要比2号鼎高。表明吴城先民在商末已掌握了在铜中加入锡等元素用以改进铜的性能的技术。
二、陶瓷文化
江西陶瓷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拥有悠久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清江营盘里、筑卫城和修水山的磨光黑皮陶，到隋唐时期洪州窑青瓷、吉州窑的黑釉，到景德镇青花官窑文化，江西陶瓷文化呈现出线性发展的轨迹。江西陶瓷文化的发展，还与各种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影响着。
考古资料显示，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中就出现有早在八千年到一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夹砂粗红陶和少量的夹砂灰陶残片。这些残片，既富有江西的地区特色，又与黄河流域同时出土的陶器相似。这说明江西原始先民已由渔猎生活进化到用陶器贮藏食物，同时也说明江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相互的影响，并不是过去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国古文化的摇篮。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从清江营盘里、筑卫城和修水山背等文化遗址出土的磨光黑皮陶来看，制陶技术比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明显提高，其羊角、扁平、鸭嘴、丁字等陶器形状与广东马坝、湖北京山、圻春、上海松江以及浙江、湖南、福建等地遗址出土的器形非常相似，那种黑皮磨光陶还接近于浙江省的“良渚文化”，说明江西新石器时代的陶文化，不仅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风貌，而且和邻近各省的陶文化有着相互影响。
吴城商代遗址，出土了很多原始青瓷。这些青瓷，品种很多，有豆、尊、钵、罐和纺轮、垫子等多种器型。瓷色多带灰白和灰黄。烧成火候高，叩之有金属声。表面有釉，吸水性较差。从多方面看，已具备瓷器的特点，如胎质、火候、釉色和物理性能等都接近于青瓷水平。但尚不成熟，所以称原始青瓷。这些出土青瓷，可以把江西瓷器文化的历史，由东汉末年上溯到殷商时代，提早了1600余年，也可以说明江西与全国的原始青瓷的发展，有着相互影响。
魏晋南北朝后，中国瓷器“北白南青”，已成为各地陶瓷总的局面。江西处于南方，所产青瓷，有蟹壳青釉、青绿色釉、青黄色釉等。隋唐时期，洪州窑的青瓷“青莹碧翠”，这些又受越窑青瓷影响较多。两宋时期，江西名窑并兴，景德镇独创青白瓷，成为全国六大窑系之一的青白瓷窑系，为全国南方青白瓷产区。这是受北方白瓷影响，但又与北方白瓷不同。南宋以后，北方窑场纷纷南迁，这就使景德镇有条件吸收各地的制瓷经验，用以发展自己。元代，景德镇瓷器，提高了火候，增强了白度，同时又出现青花、祭红、祭蓝，在全国独树一帜，驰名中外。明清时期，皇室在景德镇设立御窑，不惜工本代价烧造御器，至此，“天下至精至美之器，皆饶郡浮梁之产也”。（景德镇隶属饶州浮梁）景德镇已成为全国的瓷器中心，并被中外人士誉为“瓷都”。江西再一次影响着全国。
江西陶瓷文化的发展，受到宗教文化影响很深。魏晋南北朝期间，当瓷器正在江西发展时，儒、释、道三教也在江西发展。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聚集徒众、宣扬佛法，大力开展佛教活动，使庐山成为中国南方佛教和佛学的中心。庐山简寂观道士陆静修，也在演经礼斗，广罗徒众，宣扬道教的经典、药方、符术，使庐山成为道教的重地，并得到当时南朝宋明帝的召见。贵溪的龙虎山，系东汉张道陵在此炼丹肇基、鼓吹代天宣化的道教基地，“张天师”在此地承袭了63代。三清山亦是晋代道教理论家葛洪的所在地。关于儒学，在江西生长、居住、讲学、旅游和宦游的名人更多，如理学家程颐、程顾、朱熹、陆象山等人，在庐山、玉山等地积极开展讲学活动。由于这些宗教和学派的发展，庵堂寺观和书院遍布江西各地。这些寺观书院都需要瓷器，产瓷地区为满足其需要，就生产各种瓷器。因之陶瓷文化就受到了佛、道等宗教的影响，这些影响在陶瓷造型和陶瓷装饰上反映都比较广泛。
江西陶瓷的传统造型，有魂瓶、葫芦瓶、香炉、檀香炉、皈依瓶、莲花尊、净水杯、净水盂、三足炉、八卦碟等，这些都是寺庙日用的供器。尤其是瓷雕塑像更多。如观音、达摩、八仙、麻姑、十八罗汉、和合二仙、无量寿佛、南极仙翁等等，在这些神佛塑像中还有多种多样的造型，如炼丹铁拐李、送子观音、坐莲观音、踏苇达摩、乘槎仙人、祝寿麻姑、东方朔偷桃、八仙朝圣等等。
江西陶瓷传统装饰，除了画上述神佛形象之外，基本上是道家文化的“乾、离、艮、巽、坤、坎、震、兑”八卦。“八宝”也是道家文化中的“轮、螺、盖、伞、花、罐、鱼、肠”八种实物。后来还有八仙手中所执持的八种实物，也称“八宝”。为了区别前者，后者即称“新八宝”。其他如云鹤、松鹤鹿、卍字、灵芝、璎珞、宝杵等等，都是带有宗教文化的装饰。上述带有宗教文化的造型和装饰，在当时是为宗教服务的，宣传了宗教文化，但后来逐渐脱离宗教的含义，普遍为陶瓷艺术所吸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陶瓷文化。
江西陶瓷文化的发展，还受到王朝体制和士大夫文化的影响。江西陶瓷，自三国、两晋时期制造青瓷的技艺更加成熟以后，引起了皇朝重视，南朝陈至德年间，曾钦命烧制陶瓷，此后历代皆命制瓷进御。明、清设立御窑，直接生产瓷器。根据历代帝王的喜爱和嗜好而生产各种造型和装饰的瓷器。因为这样，御窑所产瓷器反映了各朝代皇帝的爱好和观念。这些观念在当时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定的艺术风貌，影响着全社会。元代尚白、明代尚青花和红黄等色釉，清乾隆尚繁，这都成为一时风尚。还有明嘉靖信道，瓷器上就充满了“八卦”等道家文化元素。清雍正不喜欢宝月瓶，曾下令禁止烧造；不爱墨菊花和藤萝花，也亲谕“不必再画此花样”。清乾隆自命风雅人物，在他的倡导下，一时间瓷器笔筒、墨床、镇纸、印泥盒等各种文具应运而生。并将其所作诗句也以“御制诗”名书写于瓷器之上。除此而外，明、清两代皇室都有不少宣扬自身至尊至贵和祝愿祈祥的款识，如“天下太平”、“六合同春”、“福寿康宁”、“万福攸同”、“百鸟朝凤”、“八仙朝圣”、“百兽之尊”和“天地一家春”等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各地民窑也大量生产上述款识的瓷器。
在皇室的影响下，一些士大夫阶层人物的思想情趣也在瓷器上出现，如反映清高、雅致情趣的款识有“高人逸士”、“三老对弈”、“抱琴访友”、“树下读书”、“竹林七贤”、“十八学士”、“春夜宴游桃李园”等。反映向往富贵荣华愿望的款识有“马上封侯”、“鹿鹤同春”、“指日高升”、“富贵寿考”、“寿山福海”等。这些文化表征，在人民群众的日常使用中，逐渐脱离了其本来含义，成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寓意吉祥的传统陶瓷文化。
江西陶瓷文化还受中国传统绘画和民间文化影响。江西陶瓷文化，在装饰技法上受国画影响较多，因为陶瓷在隋唐开始勃兴以后，中国水墨画于南朝时候的梁代，从着色画中独立出来开始成长，经过成熟与发展，至元、明、清代已蔚然成风。国画这种形式在瓷器的青花、彩绘等装饰上也大量出现，有写意、有工笔，也有工笔与写意并用于一件瓷器之上。这说明国画已被陶瓷装饰所吸收。其画风，随着朝代的不同亦各有所崇尚。元代受“四王”画派影响，明代受当时画家沈周、林良、吴伟、徐渭等人影响，笔法简练流畅，形象概括生动。清代继承明代的画法，同时又受八大山人、陈老莲、石涛、“扬州八怪”等人影响，画面挥洒自如、泼辣，意境浑然一体。民间许多青花瓷器的装饰上的那种简朴的画面，生动的气韵和潇洒放逸的笔调，都充分说明是受到上述著名画家的影响。
江西陶瓷装饰的画面题材，大多来自民间，它采用剪纸、木刻年画常用题材，深受群众喜爱，而且世世代代在群众中重复使用，毫无陈旧、过时之感。这些题材有“平安吉庆”、“多福多寿”、“万年如意”、“白头到老”、“麟吐玉书”、“松鹤延年”、“孔雀屏开”、“龙凤呈祥”、“福自天申”和“金玉满堂”等等。其中还有不少是谐音的画面，如“猫（耄）蝶（耋）之年”、“喜上梅（眉）梢”、“五蝠（福）临门”、“五蝠（福）盘寿”、“三羊（阳）开泰”、“六鹤（合）同春”、“莲（连）年有余”、“佳藕（偶）天成”等等，这些都是反映群众愿望的借寓题材，所以成为经久不衰的陶瓷文化。
江西陶瓷文化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江西陶瓷吸收外来文化较早，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不久，隋代洪州窑的瓷器上就出现了佛门的圣花——莲花。花瓣有单瓣、重瓣和覆、仰瓣四种。宋代以后，景德镇的许多瓷雕佛像相继出现。元代，蒙古在侵略中东和西南亚地区的战争中，掳掠了一批金、银匠回国生产，通过金、银匠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伊斯兰的造型和装饰艺术，又被景德镇瓷器吸收。随着对外贸易的开拓，景德镇为近东生产的青花瓷器大大增加，装饰上明显地吸收了伊斯兰文化。如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45～57厘米口径大盘，就是为适应近东人民席地而坐围在一起吃抓饭的习惯而生产的；又如富有特殊风格的扁壶、梨形瓶和许多小罐的造型，都与中近东地区金属器皿和陶器相似；还有现藏于阿达比勒的腹鼓小底折边青花碗，也富有浓郁的中伊风格；再从元代青花装饰的风格看，那种层次多、密而不乱、空间极为狭窄的构图方法，也具有伊斯兰图案装饰的浓厚特色。盘上采用同心圆环进行多层次装饰，就是典型的伊斯兰式，这和当时伊斯兰金、银器、陶器的装饰几乎一样。
明代，受伊斯兰造型和装饰影响已完全中国化了的青花瓷器，在郑和几次航海中，都被大批量地带往东南亚和西亚等国家，以作为馈赠礼品和贸易商品。永乐、宣德后，瓷器上又出现了梵文和波斯文字的装饰，如回文白地青花大盘中就写有阿拉伯文字。还有新器形，如双耳瓶、双耳折方瓶、天球瓶等产品。万历年间，还有为欧洲特制的大批青花瓷器。这些瓷器的图案，基本上是根据欧洲客户需要而设计的，这又带有欧洲的文化影响。
清代在国外进口的金珐琅和铜珐琅等器物的影响下，宫廷开始用进口的珐琅彩料在铜胎和瓷胎上描绘，称为珐琅彩器。用瓷胎画的即为珐琅彩瓷。乾隆时还生产有仿西洋画意的珐琅彩瓷。在珐琅彩瓷影响下，景德镇创造了新的彩绘品种——粉彩。康熙年间，一批外国艺术家来到中国，成为清代宫廷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他们的立体素描技法和西洋透视法，通过景德镇御窑厂，直接影响景德镇陶瓷风格。雍正时，御窑厂生产的广口花瓶、安装把柄花杯都是吸收了欧洲的造型。还有接受外国商人各种各样订货，如餐具、咖啡具、瓷乐器和镶嵌在桌椅上的瓷板画、圣经故事中的故事画，以及描画国徽、国王或名门望族人像的纹章瓷。这些外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逐步为景德镇所吸收、消化，成为江西陶瓷文化。
江西产瓷地区，景德镇历史最长，而且持续不断，瓷器的独特风格最为突出。瓷质的特色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总的特色是“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造型优美，技艺精湛”。这些是全国任何产瓷地区不能与之媲美的独特风格。
第三节 赣派建筑与历史名村
一、赣派建筑
（一）中庸内敛、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
赣派建筑在指导思想上依然恪守儒家的中庸与内敛，建筑简洁大方，风格朴实典雅，砖木结构的楼房居多，主要着力于建筑的居住功能，注重内部构架和陈设上的实用性，像徽派古民居建筑中大面积的雕梁画栋比较少见。
吉安一带的赣派建筑外墙多用眠砖，南昌与抚州多用单丁斗砖，墙体下部多用麻石、红石勒脚，多为青灰瓦。而徽式建筑外墙大多刷有白垩、青黑瓦，即“粉墙黛瓦”。赣派民居正门造型装饰丰富，除一字门外，还大量使用八字门、牌坊式门和贴壁垂柱门，大门石材除红石外还普遍使用豆绿石。南昌、抚州大门以石雕为多，吉安与赣南则以砖雕为多。
赣派建筑最为重要的元素是天井，天井具有解决建筑内部的采光、通风、排水等问题的功能，并且传统民居建筑基本采用木构架承重，砖或土外墙只起到围护作用，因此不少房屋外墙倒塌，而木结构却完好无损。
现在遗留的赣派古民居大多为清代的穿斗式结构，只有少数因减柱或空间变换的需要少量加入抬梁式结构。穿斗式结构的柱子直接支檩，各柱之间以二至三层穿枋连接排架，再用梁坊、檩木相互连接，以组成整个构架。
以乐安流坑、安义罗田等江西古村落为代表的赣派建筑，布局简洁，朴实素雅，具有浓厚地方特色。从外部视觉效果来看，多为长方形平面，用空半砖墙围合，清一色的青砖灰瓦，高峻的马头墙，半掩半露的双披屋顶隐在重重叠叠的马头墙后面，马头墙造型丰富多样，翘首长空，既可防火，又可防风。进入建筑内，其格局多为二进三开间，一堂一厅，面阔三间，明间厅堂，次间卧室，左右对称。木构穿斗式梁架，并依使用目的之不同，前檐部常做成各式的轩，形制秀美且富于变化。卧室楼高一层半，下层居住，上半层放置什物。厅堂没有分层，显得高大宽敞，气势极为堂皇。室内地面，以长条青砖横向错缝铺砌。神龛设在厅堂室壁两边侧门的上方。堂前均有较为狭小的天井，既从采光通风之用，又取四水归堂之意，无形中把人与天衔接起来，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
室内装饰主要有木雕（刻）、砖雕（刻）、石雕（刻）、彩画和墨绘，其风格明快，工艺精湛，图案丰富，内涵深邃，反映了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天人合一”的崇尚，对伦理道德的尊重。“理学名家”宅门前和大宗祠遗址上的元明时代的红石狮子，文馆享堂内六斗藻井上的明代彩绘，都是难得的艺术精品。而明代民居怀德堂照壁上的“雀（爵）鹿（禄）蜂（封）猴（侯）”砖雕壁画和永享堂照壁上的“麒麟望日”镶雕，更是技艺高超，国内绝无仅有，堪称国粹。
融于自然的山村环境，独特别致的村落布局，典雅古老的建筑群落，完善实用的排水系统，那精美绝伦的建筑装饰，文情脉脉的匾额楹联，怡目激思的家藏文物，积厚流广的家族遗存，古朴纯真的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的乡土文化……无不构成了人与自然高度和谐、自然美与艺术美相结合相融洽的环境空间。可以说，赣派建筑既是中国古建筑文化中极其华美的一章，又是豫章大地上赣派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
（二）讲究风水的建筑布局
由于江西大部分村庄都是一大姓氏聚族而居，在宗族的统一规划之下建成。很多古村都建于河流或湖泊旁边，这样使居住者就近获得可直接使用的水源，还可以通过河流与外界进行联系。即使没有天然的湖泊，人们也会挖掘人工湖以形成汇聚雨水的水塘。
江西是中国两大风水派别（理气派、形势派）发源地之一，赣派风水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筑实践中自然也运用了风水概念，建筑择址、朝向、形态等需要符合风水要求。有史料记载，位于乌江边的乐安县流坑村董氏，据说就曾聘请唐代著名风水大师杨筠松亲自选择村址，在人口繁盛的明代中后期，流坑董氏又在威望很高的官员董燧的主持下完成规划改造，其特点是采取里坊制度的街巷式布局，使七横一纵八条巷道像血脉一样贯穿全村，既有辐射效应又有凝聚力。
赣派建筑的聚落规划与房屋设计，强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如安源的古民居建筑，就在选址、色彩选择、朝向等方面，与自然环境浑然天成。据《安源区志》记载：“古民居建筑重视宅居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方位多为依山傍水而建，坐北朝南，砖墙青瓦，整体色彩效果白墙黑瓦，朴素典雅。豪门大户墙体高大，南北砖墙齐平，东西山墙（又称马头墙、风火墙）高于屋顶，高低错落，马头（俗称垛子）高翘，墙头与天空轮廓分明，为典型的江南民居特色，形成村落与自然环境浑然天成的优美意境。”
赣派古民居建筑往往处于一个和谐完备的人居体系当中，既注意与周围环境相适应，也注意与祠堂、庙宇、牌坊、门楼、戏台等功能性建筑有机结合。一般村庄的创建或改造，都经过精心规划。除了建筑的选址、朝向、形态要符合风水理念，周围的树木、湖泊、河流、山脉也被当成布局的元素。
（三）赣派建筑的“绘画美”
中国建筑的审美最早源于绘画。中国建筑是画家的世界，讲究空间布局，虚实相生，诗情画意，境由心生。
中国画家参与建筑设计的渊源已久。作为艺术的绘画，在中国首先是作为装饰出现在旗帜、门、墙及其他东西的表面上。进入唐代繁盛时期之后，就有展子虔、郑法士等画坛高手，成为著名建筑设计师，这乃是中国建筑界之传统。据了解，颐和园的建筑也是由清末大画家庆祥主持设计，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绝笔。
赣派古民居建筑从传统的风水观念出发，在选址、布局上讲究风水效果，追求人居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融合，他们在青山古树之间，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赣派传统建筑当中，绘画中的“线”也体现在装饰图案中，那些建筑装饰图案带有鲜明的文身特点。建筑装饰图案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通过接触、认识周围各种事物，形成形象思维，逐步描绘和创作出来的。
在建筑装饰的设计上，经常可以见到线的运用。流坑建筑中的各式门楣窗雕、砖雕石刻图案和造型正是线运用到建筑装饰中的最好诠释。透窗多施以镂雕，以内外连锁的几何线造型为主体，线条纵横交错，构图完整严谨，线条刚劲有力，曲线各异，显示了健康质朴的民间艺术特色。
赣派民居在设计中充分而理性地运用了线的各种处理技法，通过变化中求统一的形式营造出别具一格的造型。赣派传统建筑在设计理念上与中国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是以写意为主，利用地形、自然环境等因素串起一个线性空间，用写意的方式来提取传统建筑中的元素。
某种程度上，赣派传统民居的这个特点，有利于增强文化的认同感。
（四）客家围屋
赣南的青山绿水间，最醒目又最有沧桑感的人文景观，应该是那些被称作围屋的客家民居。客家围屋是赣南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是中华民族建筑中的一朵奇葩，一方面，围屋是可与欧洲城堡相比的中国式城堡，另一方面，围屋是汉代中原古代建筑形式坞堡的延续和传承。
客家围屋在主房外围筑以高墙炮楼，因此得名。围屋，顾名思义即围起来的房屋，其外墙既是围屋的承重外墙，也是整座围屋的防卫围墙。客家在形成过程中，即清中期以前有四次从北向南的大迁移，迁徙过程中，以宗族血缘为单位，从山西和河南向南，经洞庭湖和鄱阳湖进入江西等省份境内。
赣南客家人从外地迁移过来，经常会与本地人有冲突，所以，他们围在一起，显方形。赣南围屋构成了奇异的客家民居人文景观，产生于明末清初，主要分布在龙南、定南、全南以及信丰、安远、寻乌等地。从平面上看，围屋可分“口”和“国”字形两大类，其形制多是方围，也有部分圆形、半圆形和不规则形的。龙南是典型的客家县，又因保存客家围屋数量之多、风格之全、保存之完好而被誉称为“客家围屋之乡”。
据不完全调查统计，目前赣州有围屋约200座以上，有些山谷村庄，往往一个自然村，便有七八座围屋。赣州围屋形状也最全，除大量方形围屋外，还有半圆形的围拢式围屋，近圆形围屋以及八卦形和不规则的村围，著名围屋有关西新围、燕翼围等。赣南围屋独特的民居建筑已成为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到广泛关注。
二、历史名村
目前江西省境内还遗存众多的古村落，这是传统赣派建筑的最生动载体，也是研究赣文化的最直接参照物。
（一）厚板塘古村
厚板塘古村，位于丰城市区东北约25公里的筱塘乡境内。该村布局合理、设计巧妙，2003年7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确认其为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游览厚板塘古村，不仅可以观赏古村的自然风光，品鉴古民居的精湛技艺，而且可以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建筑风水学的精髓。不妨这样说，到厚板塘旅游，既是审美的享受，又是精神的大餐，同时也是人生一次不可多得的文化体验。
厚板塘古村为涂姓之一支，始建于明宣德年间，兴盛于清朝中期。翻开其家族的发展史，或许对人们为人处世不无启迪。厚板塘古村的繁荣和兴盛，应是始于涂氏十二世祖涂士良。清嘉庆年间，涂士良背井离乡，前往湖南衡阳经商，最初是经营一家小裁缝店，因他为人诚信，手艺精湛，生意不断发展壮大，其后他以“涂近仁堂”为商号，逐步开办成衣、布匹、当铺、钱庄等业务。由于涂氏心地善良、仗义疏财，使他在经商过程中遇到两个贵人，商号的生意从此蒸蒸日上。两个贵人一个是衡阳籍兵部侍郎、湖北巡抚杨建，另一个是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彭玉麟。两人在怀才不遇、处境艰难时，涂均给予慷慨资助，后来两人相继发迹并官运亨通，成为涂士良事业的坚强后盾。彭玉麟在官拜兵部尚书后，知恩图报，保荐涂为二品“通奉大夫”。由于官商两途均称心如意，涂氏家族的事业如日中天。涂士良飞黄腾达之后，便到老家大规模地购地建房，厚板塘因此才有今天可见的不俗气象。涂士良的发迹史，恰恰印证了中国“善有善报”的古训。
厚板塘处在大片的平整农田之中，远见青山蜿蜒，好似画屏南起；近有秀水环绕，恰如玉带缠腰。这样的风水布局，寓有“锦绣在前”和“腰缠万贯”之意。厚板塘四季可游，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到访，可见水面上荷叶田田、莲蓬柄柄，若清风徐来，则阵阵荷香扑鼻而至；视线稍转，近见鱼儿在荷塘嬉戏，远有白鹭在田间觅食，众生和谐相处，好一派清新自在的田园风光。
厚板塘古村占地面积约16.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216平方米。这个坐北朝南的村庄，由西至东，依次设有“进士第”、“侯祚东绵”、“丛桂流芳”、“大夫第”、“通奉第”、“文林第”六个巷门，每条巷子都是用麻石条铺砌而成。从“丛桂流芳”巷子以东，则是该村三大核心建筑组群，它们从前至后，主体建筑都是六进，呈前低后高之势。涂士良大家族的宅第位于村子的东南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这个建筑群落的北面和西面，则是该村的其他民居。来到村口，人们可见各巷口的阶梯都是九级，其实这个细节设定也体现了古代营造大师和住宅主人的良苦用心。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地基抬高约1.7米，平时可使地面保持干爽，汛期还能有效地防范水灾。而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更是大有讲究：其一，“九”为最大的阳数，人们从第一级上至第九级，寓有“从小到大”、“步步高升”之意，台阶的这种设计意图，寄托了涂氏长辈对其后人的期盼，希望经商者能够“从小到大”，从政者能够“步步高升”；其二，又因“九”“久”谐音，这里面自然也暗蕴了对于“家运长久”的祝福。
“大夫第”的建筑序列。进入“大夫第”的大门，第一进是个露天小院，两边分别是马房和轿房，为落轿和拴马之地；第二进的空间较小，为马夫、轿夫稍事休息候命之地，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地位低微的人没有吩咐是不能踏进厅堂的；第三进为大客厅，其空间开阔、结构精巧钩心斗角、工艺精美雕梁画栋。天井中间有口“太平缸”，此缸平时养鱼，若遇火灾就起到蓄水灭火的作用。古宅有完整的下水道体系，在每座天井的南侧都有一个深约两米的井式下水沉淀池，上覆石头盖板，生活污水和雨水流入其中沉淀和净化，然后经下水道流入古宅前的水塘，据说沉淀池里面以前养了乌龟，用以疏通淤泥，以免堵塞下水道，由于设计合理，古宅的下水道虽然历经百年也不曾堵塞。第三进的建筑艺术格外精巧，每进的顶梁上都雕有牡丹花，寓意“花开富贵”。门板、门框和窗户上，除了透雕着家庭用具、用品外，还刻有各种吉祥动植物，以取“年年有余”、“五福临门”、“五福迎宾”、“二龙戏珠”、“抬头望月”、“四季常青”、“龙凤呈祥”、“瑞气盈庭”之意，这种透空雕刻，事实上兼具美化、祈福、通风、透光的四重作用，而内天井采用的是典型的四水归堂形式，反映了古代民居“汇水聚财”之意。说起第三进的建筑布局，除了人们可以看到的主房两间和书房两间之外，还隐藏了两扇不起眼的小门，门板上面雕有凤凰。如果推门进去看看，就会发现呈双层结构且能采光透气的便是涂家的“闺秀楼”，这里既是小姐的起居室，也是小姐的绣花楼。闺房中所陈列的花床也是暗藏玄机，与床连体的柜子竟是个很大的储藏间，是小姐用来存放被子和衣物的地方。丫鬟则居住在两边的偏房，以便随时听候主人吩咐；第四进为主人房，其工艺精湛之处也是不一而足；第五进为祖宗堂，中间以太师壁隔断，只有做红白喜事或过年才会打开；第六进为家中最长者的住所，因其辈分最高，故住所亦取最高层级。如果中堂门全开时，人们从外往里看，就会发现这些宅第一进比一进高，又因从下至上主体建筑共有六进，而“六”寓“顺利”之意，所以此处表达了宅主希望子孙“顺利上进”的殷切期盼。倘若站在第六进向前远望，则可看到大门外的荷塘景色和村前的田野风光了，由于视线开阔，这又暗喻着“前途宽广”。古宅的建筑布局和雕刻构思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整个建筑的通风、采光、防火、排污等，全都匠心独运、构想周全，如果细心鉴赏，人们可以受到很多的启迪。
“通奉第”的建筑序列。从“大夫第”侧门出来，游客看到的是房屋之间平直整洁的巷道，对面即是“通奉第”建筑群。这个序列房宅的使用功能与“大夫第”大致相仿，只有三处不同：一是第一进为封闭式，二是开间更宽，三是两侧附设了厨房。在“通奉第”里摆有46个汉白玉衔环兽石墩，原为太平天国王府之物。按照封建礼制，这些只有宫廷或皇亲国戚才有资格享用的贵重之物，怎么会出现在涂家呢？这是因为清朝名将彭玉麟在与太平军鏖战日久军需紧缺时，涂氏系念旧情，主动组织船队购运大批军用物资支前助战，太平军被镇压以后，彭玉麟为酬其功，便把太平天国宫殿里的汉白玉石墩赠给涂家。如果仔细察看“通奉第”，人们还会发现一个特别之处，即这里的门是用汉白玉镶嵌的，这是巧寓做人做官都要清清白白之意；这里雕刻的“三羊（阳）开泰”和“喜上梅（眉）梢”等图案，蕴涵吉祥之意；而所雕刻的“萧何月夜追韩信”的历史故事，则是寄托了对涂家子孙能被朝廷赏识重用的期盼。建于“通奉第”两侧的厨房也是别具一格的，这里共有四组八个连体灶，由于古时做饭菜主要是靠烧柴火，为了综合解决通风、采光、卫生、消防等问题，所以在此设计了多个天井；厨房门上的五道锁，则显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防盗技术，许多游客本想打开锁具一显身手，但大都久解不开、知难而退。
“三妙流芳”的建筑序列。从侧门出了“通奉第”，经过“文林第”巷子的风雨楼盖，即可进入第三组建筑群。这里主要是长工和下人的住所。而在比较僻静的地方有座“凝秀轩”，是涂家所设私塾，轩名“凝秀”，意即秀气凝聚之所，也就是会集英才而教之的地方，在其后的历史上，涂氏后裔均在此接受教育，直至1924年改成“育人小学”。这个建筑群拥有一处叫作“三妙流芳”的八字大门，何谓“三妙”？至今仍是见仁见智，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倒不妨去现场深入解读一番。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三妙流芳”这个大门有悖朝南开门的习俗，竟然是朝向东面，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深意的：一是因为涂氏兄弟的官衔皆为捐募所得，而非科考录取，算不得正途出身的官府之第；二是门朝东开，意思是希望后人能乘东来之“紫气”，通过科举正途而做官；门楼上面雕刻的“鲤鱼跳龙门”图案，则是希望能有后人出类拔萃，高中状元。
外围的设施。出了“三妙流芳”门楼，可见位于村庄东南的“逊守公祠”，之所以使它超出其他建筑物，意在突出开居世祖涂逊孚、涂守孚两兄弟的地位。在“三妙流芳”门前不远，迎面可见甘棠港，这里建有涂氏家族的私家码头。当年在建设这幢大型宅第时，考虑到需要外购数量巨大、品级较高的木材和石材，为了便利采购和运输，所以涂家特花巨资，开凿了一条专用水道接通丰水河，以便经此直通赣江。此项工程涉及购买土地、开挖水渠和修建码头等巨额开支，由此亦可窥见涂家当时财力之一斑了。如果人们把视线移向更远处，则在码头以外可见由彭玉麟为之设计的“七星阵”，即在水中分别设有七个拦船墩，中间是个月亮形的水塘，如果外面有船擅闯进来，没有村里熟知情况者的指引就很难出去。这样的独特设计，对于财名大盛的涂家来说，无疑具有很好的防护功能。
厚板塘古村，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发达历史，承载了明清时代的建筑艺术，是中国堪舆理论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游览厚板堂古村，人们既可以得到建筑美学的熏陶，又可以接受古代文化的洗礼。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营造艺术，可以使人们得到一次近距离的考察和认知机会。
（二）流坑古村
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流坑村，位于江西省乐安县牛田镇东南部的乌江之畔，四周青山环抱，三面江水绕流，山川形胜，钟灵毓秀，村落面积3.61平方公里。
这里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流坑村现存建筑260栋，数量众多，规模宏大，类型齐全，居全国之首。明代中叶，村子在族人的规划、营造下，形成了七横（东西向）一竖（南北向）八条街巷，族人按房派宗支分巷居住，巷道设置门楼，门楼之间以村墙连接围合的格局。巷道内鹅卵石铺地，并建有良好的排水系统。村中现有明清古建筑及遗址计260余处，其中明代建筑、遗址19处，还有重要建筑组群18处、书屋等文化建筑14处、牌坊5座、宗祠48处、庙宇8处。另有古水井、风雨亭、码头、古桥、古墓葬、古塔遗址等32处。村中古建筑均为砖木结构的楼房，高一层半，格局多为二进一天井，质朴而简洁，但建筑装饰十分讲究，集木、砖、石雕（刻）及彩画、墨绘于一体，工艺精湛。明代建筑怀德堂中的雀（爵）鹿（禄）蜂（封）猴（侯）砖雕壁画和永享堂照壁上镶嵌的“麒麟望日”堆塑，堪称精品。数以百计的屋宇，堂上有匾，门旁有联，门头、墙壁上刻有不少题榜、名额，共计682方（处）。这些匾联皆有来历，内涵丰富，意境深远，或表主人之身世，或显家族之荣耀，或体现儒家传统的道德思想，或反映“天人合一”的美好情境。流坑村古建筑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代表了江西赣式民居的典型风格和特点，面积近7万平方米，基本保存完好，组群完整，街巷仍为传统风貌，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人文科学价值及环境与建筑艺术价值。
流坑村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流坑董氏依靠严密的封建宗族制度来凝聚族众、维系秩序、稳定发展。村中封建宗族活动的遗存随处可见，特别是那版本众多的谱牒和遍布村巷的祠堂，更是难得的人文景观。现在仍保存有明万历十年（1582年）族谱3本，清代各房谱牒20多个版本，各种宗庙祠堂58座。大宗祠遗址更是一绝，五根高8米、直径0.7米的花岗岩石柱，傲视苍穹，被称为流坑的“圆明园”。
由于建筑物高低错落，变化多端而形成的阶梯状跌落的五岳朝天式山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婀娜多姿，仪态万千，大大丰富了建筑群的轮廓线和空间层次，透出一种自然协调，不俗淡雅，轻巧飘逸的气质。色彩，是灰墙青瓦，淡雅明快，单纯质朴；山墙，是马头墙，高低起伏，丰富多彩；梁架，朴素严谨，结构合理；斜撑、雀替，线条流畅，美观实用；天井，紧凑通融，晨沐朝阳，夜观星斗，光线柔和；布局既可满足农家使用功能的需求，也充分注意建筑环境与意境的融合，在造型与功能、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基础上，又恰如其分地获得了自由活泼、玲珑自如的艺术效果。
流坑村的古代建筑，多数在门楣、照壁、山墙上有题刻和砖雕、泥塑工艺品。有的建筑在望板、山墙上还有彩面，极为难得。明清时期，由于法律明文规定了社会各色人等建造房屋的规模、色调、式样，流坑村大商人们不敢犯禁营造超标宅邸，于是采取精心装修、提高品位这一变通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声望，因而流坑村的明清古建筑的门楣、山墙、影壁上多装饰以砖雕、雀替、斜撑、门窗、木雕之类装饰品。雀替、斜撑、门窗等建筑木质构件也雕刻细致，涂朱描金；望板、山墙等部位往往装饰以内容丰富的绘画，使整个建筑物精彩雅致，富有生气。
雕刻精品首推“尚义门”宅“怀德堂”照壁上镶嵌的“五伦图”砖雕壁画群。它由77块砖雕精心拼砌而成，一组一幅：中幅为“丹凤朝阳”，左幅为“连升三级”，右幅为“群雉图”，四周配以狮子、龙、仙鹤等高浮雕图案。整个画面以鸳鸯、白头鸟、绶带鸟、喜鹊、蜜蜂、猴子、白鹿、梅花等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题材为内容，用五种不同的鸟来表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妯娌等五种封建纲常伦理关系；画面主体用线浮雕和线割法。花枋上装饰有圆雕狮子和高浮雕龙头，融线刻、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技法于一体，线条圆润流畅，质朴简约；笔法变化多端，疏密有致，在天井光线的照耀下，给人以清新明净，文采雅致之感。
从雕塑作品的质地来看，有木、石、砖、灰批之分，其中尤以木雕为最。流坑村地处山区，当地竹木资源极为丰富，村民大多以经营竹木和撑排为生，清代的竹木贸易相当发达。因而村中的明清古建筑为清一色木构件，室内木装饰、家具杂物均用雕刻加以美化，值得注意的是，村中200多栋明清建筑物上的木雕木刻没有一件是完全相同的。明代木雕题材多为植物纹样或瑞兽图案，而清代木雕题材极其广泛，包括飞禽走兽、神话传说、戏曲故事、人物花鸟、文房四宝等，其中戏曲故事是清代中期以后建筑上广为流行的艺术题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雕塑工艺来看，有圆雕、浮雕、透雕、线刻之别。圆雕多用于家具、单体物件和斜撑等处，浮雕和透雕是使用得最为频繁的技法。浮雕使用于雀替等处，透雕则使用于漏窗、祖龛等处。在一件雕塑作品上，往往多种技法并用。
建筑作为视觉艺术和工程技术的集中体现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漫漫长路中，建筑已经从开始的“凿牖为户”的以保温防寒为目的的人类避难所，发展到今天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包含各种文化情绪的功能复合体。对民俗的考察帮助我们把握建筑形制的源流，同时，建筑形制的传播和融合，也受到民间文化活动交流的影响，人类的习俗对建筑形式的发展演变，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依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建筑正是人类习俗的一种具象形式，建筑的发展变化昭示着习俗的演变。建筑及习俗的演变，在相互制约与影响中，完成了同构过程。
（三）瑶里古镇
瑶里，又称窑里，古属浮梁县锦绣乡新正郡。位于江西景德镇市东北方，距离市区60千米，离高岭东埠古水运码头8千米，与安徽休宁、祁门两县交界，为全国重点历史文化名镇。
瑶里古镇，坐落在群峰环抱之中，如画如屏，南踞象山，北卧狮山，瑶河穿镇而过。瑶里一直是明清两代景德镇制瓷胎和釉果原料的重要产地，数百幢明清古建筑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瑶河两岸，一律的徽派建筑风格，飞檐翘角，粉墙黛瓦，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这里有展示徽派“三雕”艺术的狮冈胜览、程氏宗祠，有展现封建家族礼仪思想的进士第，有印证往日繁华景象的明清商业街、徽饶古道。明清商业街是古徽州大道上最为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全长一千多米，分为上街头、中街头、下街头三段。昔日有上百幢店铺鳞次栉比地分布在街道两旁，至今仍保存较好，其中以景德镇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商店最具特色。东埠古街是浮梁四大古街之一，由古街、古桥、古码头等组成，是明清之际装运高岭土之地，因运输繁忙而成街。街道两旁林立的店铺和青石板上独轮车辗出的凹痕，是古代东埠码头装运高岭土繁忙景象的真实记录。
在瑶里的民居和大小祠堂里，有着大量的古建筑装饰艺术作品。步入每栋民宅和祠堂，在抱鼓石、梁枋、斗拱、雀替、藻井、栏额、门楣、窗棂、匾额等建筑构建中都可发现形态各异、精雕细镂、美观大方的雕刻艺术品。作品的表现形式多样，审美趣味丰富多彩，工艺技法尽善尽美。表现题材包括人物、山水、动物、花鸟等几方面。艺术特色尤为生动传神，独具一格，是古代艺术遗产的一部分，对研究民间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
瑶里古民居的木雕工艺主要应用于梁架、梁托、斗拱、门窗、挂落、雀替、檐条、飞檐、栏杆的装饰雕刻之中，尤以梁撑、窗棂、槛子门上的木雕最为精致。在梁托、斗拱上多运用圆雕、镂刻工艺，布局结构巧妙，层叠交错，繁而不乱。建筑的隔扇门是木雕装饰的重要部位，广泛用于厅堂两侧的壁面，采用不同的刀法进行雕镂，工艺精美。瑶里民居多以砖木结构为主，经历了大自然数百年来的考验，依然耸立。程氏祠堂尤为巍峨壮观，宽敞高大，前临瑶河，背靠狮山，为上、下堂有天井的二进式建筑。程氏祠堂的木雕是整个古镇的精华所在，从庭院到门罩，从厅堂到天井，在大门、屋脊、梁柱、柱础、窗栏等众多的建筑构件上，都有精细雕刻，有的还施重彩、描真金。祠堂内天井周围几乎遍饰雕刻，有各种玲珑剔透的图案，斗拱、雀替，更是雕花缀朵，富丽繁华，琳琅满目。瑶里民居受徽州古民居建筑的影响较多，木雕几乎涉及所有的建筑部件，不仅讲究外形的恢宏、奇伟，而且刻意追求屋内的装饰美，从建筑学和美学两个方面展示着自身的生命力，表明建筑与雕刻装饰艺术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瑶里木雕与徽州木雕一样立足于雕，根据建筑物体的部件需要，采取彩圆雕、透雕、镂空雕、高浅浮雕和线刻等雕刻表现手法。气势雄伟，给人以威严、庄重之感。
民间建筑木雕装饰的题材大多体现出民间文化的传承性。这种传承性使得民间工艺造型具有一定的格式化与程式化，形成了一套师徒相传的传承方式与工艺体系。有写实与写意的，有具象和抽象的，创作形态各异。祈福纳吉是民间建筑装饰中运用最广泛的题材，民间将其概括为福、禄、寿、喜、财等。这些题材最贴近百姓生活，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民众对生命价值的关注，对家族兴旺的企盼，对富裕美满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追求。瑶里木雕艺术也不例外，纵观其规模，大如祠堂、民居、寺庙的建筑装饰，小至日常生活用的家具装饰等，都全面地反映了这些内容。“忠”、“孝”、“节”、“义”的题材在瑶里木雕中是常见的。如忠有“岳母刺字”，孝有“卧冰求鲤”，节有“杨家将”、“戚家兵”等。还有描绘人们休养生息的题材，如渔樵耕读，牛背上的牧童，纺车前的村姑和饲养家禽家畜、推车、担水、捕鱼、撑船等劳动人民的形象。瑶里木雕，雕不离儒，儒不离雕，雕儒合一，深受朱子理学思想的影响。瑶里木雕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情调，一种气氛。在祠堂里面，它使人能感受到族权的森严和震慑，而在许多民宅里面，又能感受到祥和、闲适的家庭气息。木雕的创作是民间艺人主观意志的充分体现，反映出民间雕工的文化素质较高，这和当时整个浓厚的文化氛围有关。儒、道、佛思想不仅影响贵族阶层，同时也影响底层社会人们的意识。瑶里民居的装饰雕刻艺术与自然环境、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宗教伦理、文化思想等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它的背后所渗透的文化背景就是儒家思想。儒教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历代相传，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发展。
（四）驿前镇
驿前镇位于江西省广昌县的最南端，与赣州市的石城县、宁都县和福建省的建宁县接壤。宋绍兴时曾设谨节驿于此，因村庄地处“梅林驿站”，故名驿前，总面积106平方公里。驿前镇盛产白莲、泽泻（中药材）、晒烟。该镇泽泻久负盛名，远销东南亚。驿前村四十多幢明清古建筑保存完好。
驿前镇历史悠久，据族谱记载，唐代已有人在此居住。明代以后，驿前镇人口渐多，依靠种植白莲、晒烟、泽泻的优势，日趋繁荣，逐渐成为地区经济中心，通过古驿道，影响远达福建、广东等地。据史料统计，当时的驿前镇内有36个祠堂、24座庙宇、200多幢商宅民居，全镇现存有明清古建筑50余处，有宗祠、家庙、官邸、民居、商贾店铺等，虽然大部分古建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但建筑的规模和样式保留较完整，精美的砖雕木饰、粗大的用料都反映出当年的盛极一时，是江西省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
驿前镇的明清古建筑群，集中于驿前街道东面一线，由四十余处单栋古建筑构成。有姓氏宗族的公祠、家庙，有达官显贵的官邸、别墅，有商贾店铺、生产作坊，以及文人挥毫遗存的十数处石刻题额。其高墙深苍，飞檐翘脊，曲径通幽，几进庭院，木刻、砖雕、石雕古朴典雅，栩栩如生，堪称江南明清建筑的上乘佳作。明清古建筑群文化底蕴深厚，为研究明清社会、思想、文化、民俗风情等方面提供了实物证据。奎璧联辉是驿前镇著名的清代民居，又称七幢厅堂，有大小庭院两处，天井11个，房间32间，进深七进，占地面积1582平方米。石雕、木雕有荷花、古钱、凤凰、文房四宝等图案，雕刻精美。相传为明代云南按察使赖巽探亲别墅的“清汲旴源”，坐北朝南，仿古代官船之形，逆水而建，重檐亭式屋顶，占地面积540平方米。穿斗式结构，有大小厅堂、厢房30余间。藻井绘有缠枝牡丹图案，其他檐板刻有流云、花卉、人物图案。始建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的石屋里民居，门槛、神龛、房柱、照壁、屋檐、门楼以及地面等，都采用光滑细腻的四方石块磨光而成，故名石屋里。进深三进，占地1075平方米。石门楼上刻有“双凤朝阳”、“龙凤呈祥”、“福禄寿喜”等图案，石柱座上也刻有狮、象、鹿、鹤、莲花等吉祥图案和文房四宝。其建筑工艺精湛，风格独特，堪称一绝。清代滨州知府赖晋的府第被称为进士第。坐西朝东，占地面积449.5平方米，门楼匾额刻“进士第”。
驿前镇古建筑装饰中的石雕多用于牌坊、碑刻、勾栏、踏步、柱础、门框、抱鼓等。石雕题材受雕刻材料本身限制，通常采用的手法为浮雕，主要是动植物形象、博古纹样和书法。在雕刻风格上，浮雕以浅层透雕与平面雕为主，圆雕整合趋势明显，刀法融精致于古朴大方，没有木雕与砖雕那样细腻、烦琐。
石雕是一种须花费大量劳动的贵重装饰手法。石雕装饰的常见部分是在门楣周边和框楣之间的部位，通常采用的手法为浮雕，即在装饰的部位凿出一定的凹凸起伏变化。驿前明清民居门面的框、楣之间，一般有一至三枚造型各异的钉柱，均为青绿色石质，这一部分的石雕手法为立体雕刻，也就是圆雕。这种方法使人从各个方位都能欣赏到钉柱。
砖雕曾经被作为建筑等级的标志，也是一种须花费大量劳动的贵重装饰手法。砖雕装饰的常见部位在楣顶部位，也用于门楣周边和框楣相交部位。这些部位的砖雕手法可为三种：
（1）烧冶：是在湿坯上以泥塑或模压成型，入窑烧制而成。烧冶的砖雕，用于门面上的楣顶相交部位，即门顶的起檐处。这种砖雕作品，层次较少、棱角不锐，仅可远观，但加工方便。
（2）技烧：是对烧冶砖雕的进一步加工，使其棱口凌厉、线角挺括，接缝细小，适于近观。这种砖雕作品，多用于门面的门楣周边。
（3）凿冶：是以砖为材料，通过凿刻制成。凿冶的手法又可有如下几种：即阴线、浅雕、深雕等。阴线即阴刻，有三种图案：一是翎毛花卉、山水人物；二是花边图案，以串枝花卉或锦类图案较多见；三是题字篆刻。浅雕，当地俗称“粗刻”，只有一个大层次，表面不施以特殊技巧，翻折叠落较小，常与深雕混用。深雕，需凿出两个以上的大层次，表现的叠落较大。如“奉先思孝”匾额上、下的三道砖雕，都是由这种深雕手法制作而成。
再次是木雕。在驿前镇的古建筑中，木雕艺术广为运用，多饰于额坊、梁柱、斗拱、华板、枫拱、驼峰、平盘斗、雀替、叉手、替木、梁脐、隔扇、窗栏等。雕刻技法有浮雕、圆雕、透雕等，或多种技法交替使用，相得益彰，使雕刻更加精彩生动。如“清汲旴源”又名“船形古屋”，为明代云南按察使赖巽省亲别墅，酷似一艘逆水而上的官船，亭式屋顶、藻井、楼顶重檐，气势恢宏，雕有缠枝牡丹、流云花卉、人物图案，造型富丽堂皇，梁部的雕刻多集中于梁枋的中央与两端，采用浮雕、线雕等，题材包括人物故事、生活场景、花草鸟雀、祥禽瑞兽、建筑房舍等，有的保持原木本色，有的雕刻后设色沥金，整座船屋用杉、桉、桦接合，柱梁楚楚，古朴庄重，雕工精湛，剔透有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