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类出现的社会问题非常多。其明显的表现就是帝国的不断更迭，朝代的不断更替。直到民主社会的兴起，到自由经济的发展，人类才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存局面。但是，这种社会形态并没有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问题在民主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得多，而且越来越挑战传统。像婚姻问题、科技与道德的冲突、同性恋等等问题几乎是我们一时难以接受的。而到今天，商业文明依然非常抢手。经济增长点从物品消费向文化消费过度。而且，这个过程正在深入发展中。因此当前的人类社会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谁掌握了未来的文化消费主流，谁就控制了世界。作为文化消费的主体，传媒业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谁要引领世界，谁就要牢牢控制文化市场，控制文化市场的唯一方式就是垄断全球传媒娱乐行业。
在21世纪，人类最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之一就是传媒娱乐业。以科技进步为工具，未来人类的媒体平台会是多渠道、多功能的。其最主要特点就是能为大众精神生活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其实，有很多资深人士都对未来传媒业的前景有精辟的论断。例如，德国RTL电视台的高级顾问汉斯-马尔为我们描绘出的媒体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未来的媒体应是多形式的，既有传统形式的，也有新形式的，同样的内容在所有的媒体平台上都能够提供。”这似乎说明，未来的媒体行业发展并不是“直线上升”的格式，而是“合纵连横”的全局升迁。
但是，目前仍然有不少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担忧科技的告诉发展，革新了传媒的发展模式，传统的平面媒体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并会最终死亡。看了上面汉斯-马尔的论断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虽然免费出版物会不断地冲击市场，但它缺少先天性的“可信”优势。在社会大众读者中，认为传统的报纸更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不少业内人士坚信，报纸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们在获取更多信息的同时更渴望获取可信的信息，而这正是报纸的优势所在。
根据现在的情况，西方主流媒体依然是报纸和电视。但刚刚诞生不久的互联网等第三媒体却有着非常强劲的发展势头。在这一背景之下，有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经费和技术非常有限，将面临新一轮的“文化大衰落”。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感到忧心忡忡，对本国传媒行业没有希望。为此，路透社总编史进德则提出异样的观点，他认为：“我们需要停止考虑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区别问题。所有媒体机构，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好新闻，有技术保障，还需要有新技巧来吸引受众，与他们更加贴近。”不过，史进德也承认，随着受众阅读习惯的不断改变，传统媒体的确在业务模式方面需要做出巨大改变。但他表示：“我不认为媒体间的合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每个媒体必须找到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式发展下去，通过与他们的受众进行交流，有效地使用技术并能保持与读者的贴近性。”
在一次国际传媒发展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纷纷表示要缩小南北传媒事业差距。并提出与史进德差不多的观点，他们认为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才是最关键的，而技术的运用需要以成功的运作为基础。尼日利亚喀麦隆通讯社的总编迪波表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媒体数字化、信息化等方面面临很多困难。资金匮乏会造成这些国家买不起、用不起新技术，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互联网的发展，不应该遗忘非洲，在新技术应用方面，应加强南北合作。
通过这样的话语我们能看出，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媒体处境依然不容乐观。他面临者两个层面同时的压力。一是传统西方媒体对第三世界媒体的围剿；二是新兴传媒机构的建立无形中增加了第三世界媒体发展的压力。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减轻经济负担，大量削减企业资金投入，传媒行业也不例外。而且有些公司还出现大规模裁员现象。第三世界的传媒行业，尤其是报纸发展非常艰难。克罗地亚通讯社市场部经理安德莉娅-戈塞克女士就曾指出，“克罗地亚本身是一个年轻的小国，克罗地亚通讯社成立的时间也很短，规模也很小。目前只有170人，暂时还没有驻华记者。一方面，我们目前面临着经费短缺、通讯技术和设备仍比较落后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着要加入欧盟，而这其中的许多问题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挑战。我希望通过国际交流或合作，可以了解国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媒体是如何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的。尽管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将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
在2009年中国新华社举办的世界媒体峰会上，一些发达国家媒体畅谈了他们的未来发展规划。比起路透社和法新社这样的强势媒体，第三世界国家媒体代表则显得低调得多。当记者采访巴西圣保罗报业集团董事克里斯汀娜-弗里亚斯时，她就表示，这次历史性的盛会，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合作平台，各国媒体间加强了沟通与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分享了机遇与成果。同时她表示，圣保罗报业集团并不是行业巨头。通过这次峰会，巴西圣保罗报业集团期望能建立与国际大企业深入合作的平台。
虽然在全球传媒领域圣保罗报业集团还没有特殊地位，但它却是新兴市场上发展最快的传媒企业之一。巴西也是全球成长最快的媒体市场之一。但当追问巴西是否有可能接下来承办下届媒体峰会时，弗里亚斯女士笑着回答说，巴西即将承办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届时整个圣保罗报报业集团的400多名记者都将参与赛会报道，因此恐怕在未来的几年都没有时间与精力来承办这一“媒体的奥林匹克”了。
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第三世界国家媒体虽然还在国际竞争的劣势地位。但是，随着这些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通过举办国际性盛会吸引全球目光频率的加快。这种尴尬局面正在一点点地变化。不过，世界主流传媒集团并不是省油的灯，它们在通过各种方式变革自己，为的就是占领并吞并方兴未艾的新兴市场。这是西方国家控制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其长远经济利益的考虑。于是，围绕新闻热点问题。南北双方在全球展开了“攻防式”的媒体战。
在中国发展问题上，西方一向是以自己的话语权优势，在全球宣扬“中国威胁论”。但随着中国在经济方面与第三世界国家不断的深入发展。一些落后国家开始带有怀疑态度地审视西方主流媒体的舆论。一次怀疑可能是偶尔的，但两次、三次甚至更多，那就是现实报道出现问题了。为了改变西方不节制的误导言论走向。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发展自己的媒体，并夺取话语传播权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在社会上造势，试图改变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印象。
2006年，哥伦比亚《一周》周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虽然一批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精英学者加入到中国外交智囊团中，但中国的世界视角仍然是唯物主义的，是务实的，是第三世界的视角。或者说，中国将自己定位为代表第三世界声音的强大的新兴国家，是平衡和推动多极化的重要角色。中国认为，只有在多极化背景下，才有可能实现持久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模式。
现在，这样的言论在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成为一种共识。但这并不代表第三世界媒体在竞争中战胜了西方传媒机构。事实截然不同，西方媒体虽然在“中国威胁论”话题上倒戈了，但它控制引领世界舆论的地位并没有被撼动。因为只要是西方媒体制造的话题，在世界上就会被热炒。第三世界媒体一般都走在“跟风”和“追潮”的道路上。就创造舆论话语权的层面来说，第三世界在西方媒体面前依然是弱不禁风。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传媒市场已经是一片森林，那第三世界国家传媒才营造起几棵树苗来。这些树苗还是弱小的，而且显得独木难支。只要狂风袭来，它就会伤精动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第三世界媒体实力削弱程度得明显比西方媒体要深。
颜色革命的先锋战士——
在战争的年代，权利中心的人物一般都是选择用武力夺取政权，这几乎是一种通则。在20世纪之前的人类，解决政治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诉诸武力”。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国家通过武力解决世界局部政治问题。但大体上，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是会有大规模的武力冲突的。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最重要的议题。事实上，就是最理想的愿景，也会有最不如意的意外。因为在地球上，在没有战争的大背景下，政治和思想意思上斗争变得更复杂。往往它牵动着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的运转情况。“如果不能战争那我们就革命吧！”这好象是东西放政治较量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东欧的“颜色革命”。
所以“颜色革命”，其实就是东欧少数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和平斗争”。一般是反对党与执政党进行“和平斗争”的方式，在大选时由反对党组织各种各样适合集会、游行和宣传。实现其更迭政权的理想。就表面看，这就是打破成就的一党独大的“苏联后遗症”。本质上说，其实是西方政治势力扩大冷战成果，并实施彻底同化东欧独联体国家的目的。所以，在独联体国家。执政党的反对党一般在宪法的框架下，通过非暴力的形式，在大选中与指正党斗争，并冲击指正党宝座。因为这些的反对党在斗争时总是以一种植物的颜色作为自己的标志，因此这一系列的政权斗争被称为“颜色革命”。
在东欧一片“飘色”的情况下，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其实细心的人都会发现，“颜色革命”其实就是西方国家在独联体国家中的“政治投资”的直接回报。因为每一个“颜色革命”作俑者，背后都有美国和欧盟这样的前苏联的劲敌的强大支持。作为西方势力的喉咙，西方媒体长期在当地向民众灌输反动思想，并诱导独联体国家盲目崇拜西方政治和文化。所以每一个“颜色革命”的胜利，都有西方媒体的“丰功伟绩”。可以毫不隐讳地说，正式西方传媒巨头培养的庞大当地媒体市场，使和平斗争的优势轰然向亲西方势力倾斜。
在“颜色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中，几乎都能看到强大的、受西方政治和文化影响深刻的党派式媒体。在当代人的思维中，西方式民主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舆论自由上。因此独联体国家中反对派政党非常重视传媒的作用。它们几乎都有自己的庞大的媒体宣传队伍。像格鲁吉亚最大的私营电视台鲁斯塔维—2、西方媒体投资乌克兰的《第五频道》、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的报纸《MSN》，都在西方世界的“指导”下，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就当前的形势来看，世界政治上最大的就是“民主”和“自由”。反对党因为受到西方政治影响深刻，因此在自己的政治主张中不断提出西方式“自由”和“民主”。这让正处在积重难返的危难中的执政者以当头一棒的打击。而且亲反对派的媒体则通过各种新闻传播方式将反对派的政见宣传出去，并精心包装“带有强烈革新色彩”的反对派领袖。与之相媲，执政党的“腐败”、“无能”、“默守陈规”等等缺点在社会上大量地被报道出来。看到严峻的政治现状，加之国家的经济的一片死寂。东欧国家民众对“民主”政治充满了幻想，并期待一个开明的、富有远见和进取心的新政权的降临。
在社会舆论开始对政府一致不满意之际，反对派媒体更是火上浇油，它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当地现政府进行“幅面报道”。像政府腐败、社会不公、经济落后、贫困加剧等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报道。拿吉尔吉斯斯坦来说。2006年2月，正是吉尔吉斯斯坦会议选举的日子。但《MSN》却刊载了一张正在修建中的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的照片。发表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社会一切抵制之声，民众愤怒的呼声向潮水班涌向总统官邸。之后，该报又刊登了它们的民调结果，让整个社会对现政府的信任感几乎丧失殆尽。面对进攻的好机会，反对派领导人竟然用卡车将该报纸运送到大街上，免费分发给民众浏览。到“颜色革命”开始之后，《MSN》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日发行量达到20万份。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总人口才5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