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潼关失守
（一）潼关失守的原因
就在长安围绕着太子监国和玄宗亲征的事暗中较劲之时，前线的战事却不断地恶化了。高仙芝与封常清退守潼关之举在军事上应是正确的选择，不仅可以拱卫长安的安全，而且也使叛军的进军步伐受到扼制，为唐政府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可以乘机调动兵力，调整部署。然而直到此时，玄宗仍对当时的军事态势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以为叛军不日将会平定。高仙芝东征时得罪过监军边令诚，其怀恨在心，在玄宗面前进谗。玄宗听信了他的调唆，将高仙芝与封常清二人处死。封常清临死前草遗表曰：“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资治通鉴》卷217）封常清当初率军赴洛阳迎战时，也以为叛军内部人心不齐，以正伐邪，可以迅速获胜。经过与叛军数次战斗后，才认识到叛军的情况并非如先前判断的那样，而且战斗力极强。这是一个将军亲身经历过激烈的战斗后获得的宝贵经验，如果唐玄宗能够接受封常清临死前的劝谏，也许局面不会很快地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高、封二人死后，玄宗遂命因病在家休养的哥舒翰率军出征。哥舒翰虽然是战功卓著、经验丰富的大将，但此时病重，不能治事，甚至连生活也需要人料理，因此并不是很理想的统帅人选。哥舒翰本人也推辞不就，玄宗坚持不变，哥舒翰只好扶病出征了。史载：“翰病，不能治事，悉以军政委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决，使王思礼主骑，李承光主步，二人争长，无所统壹。翰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资治通鉴》卷217）这种情况的存在对战事是非常不利的。
除了玄宗选用统帅不当的原因之外，朝廷干预前线将领的指挥也是颇犯兵家之忌的一件事。这件事说到底还是朝廷内部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户部尚书安思顺与安禄山虽是堂兄弟关系，但他知道造反是灭门大罪，不愿因此而为安禄山殉葬。当他知道安禄山将要起兵反叛时，便入朝奏知此事。后来安禄山举兵之时，玄宗因为安思顺早已上奏，遂不降罪于他。哥舒翰早就与安禄山不和，迁怒于安思顺，遂指使人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书信，然后在其入关之时将送信人擒获，向玄宗献上书信。接着又以此为据，上表请求诛杀安思顺。玄宗不察其中有诈，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处死，家属流放岭南。“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资治通鉴》卷217）杨国忠为什么要救安思顺？史无明文，不得而知。但通过此事，使杨国忠看到了哥舒翰的厉害，对其产生畏惧之心，却是真实的。同时，这也说明在此之前，杨国忠与哥舒翰之间并无政治上的隔阂，直到此时才开始对哥舒翰有了警惕之心。
接着在潼关驻军中出现了一股要求诛杀杨国忠的势力，其带头人物便是大将王思礼。王思礼密劝哥舒翰利用手握重兵的有利时机，回军诛杀杨国忠，哥舒翰犹豫未决。这件事很快就被杨国忠知晓了，很可能是他安插在军中的亲信密报的。杨国忠得报大惧，马上向玄宗上奏说：“今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玄宗同意了他的奏请。杨国忠还不放心，又奏请招募一万人屯驻灞上，皆令其心腹将领杜乾运统率（《旧唐书·哥舒翰传》）。杨国忠的这些举动，“名为御贼，实备翰也”（《资治通鉴》卷218）。对于杨国忠这些举动的目的，哥舒翰也是心知肚明的，于是他又上表皇帝请求将杜乾运军改隶潼关，然后以商议军情的名义召杜乾运到潼关，将其斩首。
此事引起了杨国忠极大的恐惧，同时也使哥舒翰感到内心不安，因为这样做毕竟是违背玄宗的意愿，有专擅弄权的嫌疑。杨国忠为了自保，必然要采取对策进行反击。敦促潼关守军出关作战，便是其所采取的主要对策。据《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国忠以翰持兵未决，虑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玄宗也急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杨国忠的建议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催促哥舒翰进兵的命令便接二连三地送到了潼关前线。关于此事史籍是这样记载的：杨忠国“言于上，以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上以为然，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引军出关（《资治通鉴》卷218）。哥舒翰之所以临战“恸哭”，是因为他知道叛军战斗力强悍，而官军却是新招募的乌合之众，战必失败，故失声恸哭。
在哥舒翰出关作战之前，平叛形势一片大好，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在河东连战连胜，并且打开了东井陉关的通道，可以威胁河北，直捣范阳叛军老巢。河北诸郡纷纷反正，叛军后方不稳。李光弼军在常山郡大败史思明军，叛军损失惨重，人心不稳。叛军进攻江淮的军事计划也受到挫折，难以实现。安禄山虽然在洛阳称帝，但大军受阻于潼关，不能前进一步。因此，郭子仪、李光弼等皆上书朝廷，主张在潼关宜采取守势，不可轻易出战。
但是杨国忠出于一己之私，强迫守关大军弃险而出；唐玄宗不懂军事，急于求成，干预前线统帅的指挥，结果导致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使得整个平叛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因此，潼关之战的失败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它实际上也是朝廷内部政治斗争所导致的一个恶果，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二）马嵬之变真相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三日黎明，一队人马保护着唐玄宗从禁苑延秋门而出，匆匆向西疾驰而去。这支队伍中除了皇帝之外，还有杨贵妃、杨国忠及杨氏的几个姐妹以及太子李亨和少数几位皇子，连皇帝的其他嫔妃、公主、皇孙以及百官都抛弃不顾了。可见潼关的失陷对玄宗震动之大，使他完全张皇失措，只能不顾一切地抛弃长安向西蜀地区逃命去了。
当玄宗一行走到马嵬驿时，却发生了禁军哗变，杀死了宰相杨国忠，并迫使玄宗处死了杨贵妃。关于这一变故的详情，史籍中多有记载，其中以《资治通鉴》卷218的记载较详，录之如下：
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曰：“汝曹何敢害宰相！”众又杀之。韦见素闻乱而出，为乱兵所，脑血流地。众曰：“勿伤韦相公。”救之，得免。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屦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寘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乃免胄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令晓谕军士。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谔，见素之子也。国忠妻裴柔与其幼子晞及虢国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陈仓，县令薛景仙帅吏士追捕，诛之。
关于这次事变是否是军士的自发哗变，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事先有所预谋、有计划的，但是关于主谋为谁，却有着各种不同的解读。从上面的引文看，有四个人比较引人注目，即太子李亨、陈玄礼、高力士、李辅国。其中陈玄礼的意向最为明显，史书记载他早在长安城中时就想诛杀杨国忠，在此次禁军哗变中，他表现得最为活跃，而他本人又是禁军大将，所以最有可能是他主导的此次事变。但是陈玄礼为什么要诛杀杨国忠？其缘故史书中却没有明确的记载，于是有人认为大宦官高力士是主谋，因为高力士主导的内朝与杨国忠主导的外朝争权，所以导致高力士必欲铲除杨国忠，陈玄礼只不过受其指使而已。不过这些均为推测之辞，并没有多少史料作为证据。还有就是太子李亨，他与杨国忠矛盾最大，自然也愿意乘机铲除杨氏势力。
在上面的引文中，记载陈玄礼通过太子身边的宦官李辅国，向太子征询过诛杀杨国忠的意见，“太子未决”。似乎太子并未参与此事。但是从其他记载看，太子李亨的态度却不是这样的。如《旧唐书·杨贵妃传》载：“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同书《韦见素传》载：“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即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这些记载都明确说太子参与了密谋，并没有“未决”这样的态度，可见《资治通鉴》是为太子李亨避讳了。至于李辅国，只不过是个往来传话的角色，并非此次事件的主角。
那么，高力士到底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从上引《资治通鉴》的记载看，他是主张处死杨贵妃的，而且是缢杀贵妃的直接执行者，其积极参与的姿态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从后面接着发生的事情来看，高力士支持太子的态度也是非常明显的。
马嵬事变结束后，玄宗命令继续西行，“父老皆遮道请留”，玄宗于是命太子留下来抚慰百姓，“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愿帅子弟从殿下东破贼，取长安。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须臾，众至数千人。太子不可”。于是太子之子建宁王李倓、广平王李俶（即李豫）以及李辅国等皆劝太子留下来，“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在这种情况下，太子只好派人报告玄宗，玄宗“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资治通鉴》卷218）。从此，太子李亨与玄宗在政治上分道扬镳，摆脱了玄宗对他的控制。其实这一切也是事先策划好的。据《旧唐书·李辅国传》载：“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新唐书·李辅国传》亦载：“陈玄礼等诛杨国忠，辅国豫谋，又劝太子分中军趋朔方。”从这些记载看，上面所说的父老遮道请留太子，完全都是事先预谋好的，也就是有人导演的一场戏。
那么太子李亨到底拥有何种力量而能使他与玄宗的分道扬镳成功呢？这就是他所掌握的部分禁军部队。《旧唐书·承天皇帝倓传》云：“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倓兄弟典亲兵扈从。”说明在此次玄宗幸蜀时，李亨的儿子建宁王李倓、广平王李俶等均掌典禁军，此二人所掌的这部分禁军自然是李亨所倚赖的基本军事力量。这部分军队有多少人呢，从上引的“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一句可以知道有二千人马。从“后军”二字可以知道玄宗从长安逃走时，太子一直处在殿后的位置，也就是说他本来就统率着后军。关于这一点还有史料可以证明，如《旧唐书·肃宗本纪》记载说：“车驾将发，留上（指李亨）在后宣谕百姓……（玄宗）乃令高力士与寿王瑁送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留后军厩马从上。”从以上情况分析，这里所用的“留”字要比前面所用的“分”字更能准确地表达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这二千人马中有部分飞龙厩兵马，这是唐朝禁军中的精锐马军，它一直由高力士统率，并任内飞龙厩大使。这支禁军甘愿跟随太子李亨而与其老首长高力士分离，恐怕高力士本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嵬事变实际上是太子李亨、高力士与陈玄礼等人联合发动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行动，除了要达到铲除杨氏兄妹的目的外，帮助太子摆脱玄宗羁绊，使其能担负起领导全国平叛的责任来，才是这场事变的最终目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高力士与陈玄礼皆玄宗的心腹之臣，有着数十年深厚关系，为什么却在此次事变中转而支持太子呢？这就需要再作分析了。
杨国忠在朝廷专擅弄权，声望极其不佳，当时人皆认为：“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高力士、陈玄礼难免也有类似的看法，因为陈玄礼就说过：“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甿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旧唐书·杨国忠传》）在这种情况下，当太子李亨出于政治需要对付杨国忠时，高、陈二人自然会予以支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迈的玄宗在叛军进攻长安时，没有积极地担负起领导全国平叛的责任，反而远避于西蜀，而太子李亨却有意承担起这副重担，作为忠于李唐王朝的老臣高力士、陈玄礼，为了国家的长远计，也不能不选择与太子合作。同时作为与玄宗数十年合作的老臣，他们又甘愿保护玄宗西幸，这样于私于公都做到了尽心竭力，就此点而言，高、陈二人的行为的确难能可贵。不过他们两人与太子的此次合作并不等于他们加入了太子集团，或者是为了捞取个人政治好处。
（三）玄宗幸蜀
马嵬事变后，到底向何处去，这在当时引发了争议。将士们认为杨国忠久兼剑南节度使，其势力仍然存在，不可前往西蜀。于是有人建议皇帝到河、陇一带去，有人主张到灵武（今宁夏吴忠北），有人建议到太原，也有人主张回到京师长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唐玄宗的本意想去川蜀，但因众人反对，所以也不好表态，只好沉默不言。御史中丞韦谔认为，如果回京，应当具备防御的军事力量，今兵力寡少，不如暂且前往扶风（今陕西扶风），然后再决定去向。到达扶风后，军中人心不稳，流言四起，玄宗非常担心。恰好成都进贡的春采十余万匹运到了扶风，玄宗命将其全部拿出来赏赐将士，才使得军心逐渐稳定。
为了能够顺利地到达成都，玄宗首先正式任命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节度使，又命颍王李璬先行前往成都，做好迎驾准备。然后将护驾军队分成六军，命寿王李瑁等人分别统率，以次进发。其实这时跟随玄宗的禁军不过一千三百余人，即使需要整顿，也未必一定要分成六军。玄宗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是分散了禁军的统率权。在此之
唐李昭道《明皇幸蜀图》唐明皇幸蜀闻铃处前，禁军由陈玄礼统率，此次分别由皇帝的亲儿子寿王李瑁等人统率，说明玄宗已经不再那么相信陈玄礼等外姓将领了。
唐玄宗是经陈仓、散关、河池等地，即通过陈仓道，直达成都的。途中崔圆来迎，并进奏说：“蜀土丰稔，甲兵颇盛。”这使得玄宗久悬的心才稍稍有所放松，遂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拜为宰相。到达普安（今四川剑阁）时，宪部（刑部）侍郎房琯来谒见皇帝，玄宗遂又任命其为文部（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到达巴西郡（今四川绵阳东）时，太守崔涣来谒，玄宗任命其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同时又拜韦见素为左相。玄宗如此频繁地拜相，一方面是要补齐杨国忠被诛杀后留下的中枢机构的残缺不全，收拾已经涣散的官员队伍之人心；另一方面他要通过这些行动显示自己仍然牢牢控制着朝廷的大权。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玄宗在普安时还颁布了一道制书，时间在这年七月十六日。这道制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罪己，唐朝在玄宗自己统治时期出了安禄山举兵叛乱这样的大事，致使百姓涂炭，皇帝不得不逃离京师，玄宗不表示罪己责躬，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二是宣布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负责收复长安、洛阳；三是以永王李璘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盛王李琦为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丰王李珙为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四是唐朝制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所谓“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也就是说将原来由中央统管的财权下放了，从而为后来的藩镇掌财权开了先河。“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将地方官员的任命权也下放了，这就为以后的藩镇拥有辟署权开了先河（《全唐文》卷366）。
通过玄宗颁布的这道制书，还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即玄宗虽然被迫同意太子与自己分道扬镳，但是他又不愿意使太子的权力过大，所以分别任命诸子为各路节度都使，使太子的势力不至于扩展到这些地区，同时也可以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当然玄宗下放财权与人事权，并不一定是为了防范太子，而是出于对当时局势的正确分析，因为唐政府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统一控制这些权力了，同时也是为了对付安禄山的需要。
这道制书的颁布，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玄宗并不想主动退出政治舞台，即不想让位于太子，他还要继续掌控全国的局势。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早在这道制书颁布的四天前，太子李亨已经在灵武正式即皇帝位了。在这道制书颁布前，全国各地都不知道玄宗的下落，制书的颁布才使军民知道皇帝已经到了普安，并且正在向成都进发。
七月二十八日，玄宗一行终于到达成都。经过几天的休整后，遂于八月二日颁布了《幸蜀郡大赦文》。在赦文中，除了再次检讨自己的过失外，重申了在普安时的战略部署，命令太子与诸王协同合力，平定叛乱。再就是对被安禄山胁从的官员，只要能改过自新，归顺朝廷，原其罪行，优与官赏，用于瓦解敌人，争取人心。这是玄宗作为皇帝发布的最后一道诏令，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尽管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尊为太上皇。
二、太子赴灵武
（一）太子奔赴灵武
太子李亨与玄宗分手后，一时也不知去向何方。广平王李俶见天色已晚，认为此处不可久驻，建议征询众人意见。左右皆不知如何回答。建宁王李倓建议说：“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资治通鉴》卷218）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行进到渭水岸边时，与潼关败退下来的军队打了一仗，死伤甚众，后来才知道是一场误会。于是渡过渭水，到达奉天（今陕西乾县）。因为这里距长安甚近，不敢停留，连夜北上，到达新平郡（今陕西彬县），又经安定郡（今甘肃泾川北），到达彭原郡（今甘肃宁县）。彭原太守李遵献粮食与衣物，招募了数百兵卒。到达平凉郡（今宁夏固原）后，得到当地监牧之马数万匹，又招募了数百人，军势稍振，遂在当地暂时居住下来。
朔方留后杜鸿渐与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盐池判官李涵等人商议，认为平凉不宜久驻，灵武兵精粮足，不如迎太子到灵武，然后“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资治通鉴》卷218）。众人皆赞成此议，于是派李涵到平凉见太子，并且献上士马、甲兵、谷帛、军需等数额的籍账。李亨大悦。正好河西司马裴冕调任御史中丞，到了平凉后也劝太子早早前往灵武。于是李亨终于下定了前往灵武的决心。杜鸿渐命人修葺房舍，做好迎接太子的准备，然后亲自迎接到平凉北境，再次劝李亨说：“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资治通鉴》卷218）应该说杜鸿渐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武郡是朔方节度使的治所之所在，唐朝在这里屯驻有大量的军队，早在天宝初期，朔方的总兵力即达64700人，马14300余匹，衣赐200万匹段，可谓财丰兵精。尤为重要的是，朔方之兵多为久战之军，战斗力极强，加之朔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南下可直逼长安，东向经河东北部可进击河北，威胁叛军老巢，同时这里又是控扼河、陇的交通枢纽，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地位。
太子李亨从奉天北上时，一路狂奔，马不停蹄，有时昼夜奔驰三百里，犹如逃跑，士卒器械亡失过半，其狼狈情况不亚于玄宗入蜀。到了平凉时，才敢稍稍停歇，直到灵武后，才算安定下来。从此以后，灵武便成为唐朝平定安禄山叛乱的大本营，而玄宗避居川蜀，失去了领导全国军民抗击叛军的地位，被太子所取代遂成为必然的趋势。
（二）太子即位真相
太子李亨于七月九日到达灵武。仅仅过了三天，遂于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城南楼，史称唐肃宗。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反映了李亨及其追随者迫不及待的心情。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裴冕、杜鸿渐等人请求太子即皇帝位，李亨假意不许。裴冕劝谏说：“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资治通鉴》卷218）这一段话正好反映了太子的追随者的心声，他们之所以追随李亨远涉，无非是为了捞取政治上的好处，如果太子不能即皇帝位，自然会使这批人感到失望，因而人心离散。不过李亨如果很痛快地就答应他们的请求，似乎有些急于抢班夺权，按照古代的惯例，都要推辞一番，在这些人前后五次提出请求后，这才取得李亨的同意。此日，李亨在灵武城南楼接受百官的朝拜，并且改天宝十五载为至德元载（756），尊玄宗为太上皇。当时的情况非常寒酸，所谓“披草莱，立朝廷，制度草创，武人骄慢”（《资治通鉴》卷218）。文武官员的总数不过三十人。虽然如此，肃宗的即位对全国军民来说总是一个鼓舞，使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以至于出现了“旬日间，归附者渐众”的良好局面。
按照惯例，新皇帝即位都要发布一个即位大赦文，李亨即位时也不例外，同样也颁布了这么一篇东西，收入在《唐大诏令集》卷2中。这篇赦文与一般的皇帝即位赦文不一样，有许多值得分析的东西在其中。首先，唐肃宗表明自己继承大统是自己的父亲唐玄宗授意的，所谓“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就这一点而言，显然是不真实的，玄宗并没有传位的意思，如果玄宗想传位于太子，为什么在《幸普安制》中没有传位于太子？到达成都后，在颁布的《幸蜀郡大赦文》中也没有这一层意思。可见肃宗的这次行动完全是抢班夺权的行为，这也是玄宗父子长期矛盾的一种结局。
其次，肃宗在赦文中打出了平叛的旗号，所谓“朕所以治兵朔陲，将殄逆寇”，就是把平叛确定为新朝廷的目标，以争取民心的支持和拥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唐朝的中兴带来希望，使全国军民有一个主心骨，当然这样做也使自己在灵武的即位具有合理性，是他在政治上求得发展的唯一的正当理由。从客观上看，肃宗的即位对于扭转长安失守后唐朝的平叛形势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振奋了人心。关于这一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如“衣冠士庶归顺于灵武郡者，继于道路”。“及闻肃宗治兵于灵武，人心益坚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徇国之心益坚矣。”（《资治通鉴》卷218）从这个意义上看，李亨在灵武即位，的确有其正当性。但是由于他毕竟是未奉其父诏命而自行登基，其法统地位受到质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势必会分散他平叛的精力。
再次，肃宗在赦文中对自己父亲的地位也作了界定，这就是尊其为太上皇，并且送给了一个很高的尊号，即所谓“上皇天帝”。本来新皇帝即位，只要老皇帝还健在，都会尊其为太上皇，这在历史上已是惯例。但是如肃宗这样给自己的父亲加上一个“上皇天帝”的非常称号则比较少见，反映了肃宗抢班夺权时的不安心态。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肃宗在即位的当天，就在这篇赦文中宣布改元至德，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举动。通常新皇帝即位后是会改元的，但都是在次年改元，很少有当年改元的，而且老皇帝还健在。通过这一现象，也透露出其父子不和的一点信息。
由于唐肃宗即位时玄宗尚在幸蜀的途中，所以并不知道已经发生的这一变故。到了成都以后，由于驿路不通，道路艰涩，因此仍无法获得外界的消息。直到八月十二日，肃宗派往成都的使者到达后，玄宗才知道了这个消息。面对这种局面，玄宗还有什么话可说，在国家危难之时，他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且还得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史书记载说：“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四天以后，他又颁布诏书曰：“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资治通鉴》卷218）可见玄宗并不愿意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军国大事仍要奏与他知。因为肃宗即皇帝位时毕竟没有经过老皇帝的允许，也没有传国玉玺之类的国宝玉册，于是玄宗又命韦见素、房琯、崔涣为使，奉国宝玉册赴灵武传位。除了这些东西外，还必须有正式文件为据，于是玄宗先后又颁布了《明皇令肃宗即位诏》和《肃宗即位册文》，这样总算完成了新皇帝即位的全部程序。
肃宗虽然得以顺利即位，但是他想完成平叛大业，必须要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丰足的财力。不久，郭子仪率军五万从河北回到了灵武，这才使得灵武的军事力量有了根本的改观，加之诸道奉命前来勤王的军队，使得肃宗拥有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军队。尽管如此，肃宗还认为声势不够壮大，遂命大将仆固怀恩赴回纥借兵，许以厚利，令其派兵助唐平叛。至于所需财赋，则完全依靠江淮与山南地区的供给。由于河南地区已经沦陷，这一带的财赋均通过襄阳，经上津道（商州）运抵扶风囤积。
肃宗在拥有了一定兵力和财力后，便急于收复长安，树立自己的威望。他任命宰相房琯为兵马元帅，率大军收复长安。房琯并非将才，肃宗之所以同意由他率军出征，是想由宰相统兵击敌，以树立中央军事力量的形象。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肃宗命房琯于至德元载（756）十月率军进发，先收复长安，然后再收复洛阳。双方在咸阳东面的陈涛斜相遇，唐军以牛车二千乘，马军、步卒配合，对叛军发动进攻。叛军顺风扬尘鼓噪，牛受惊吓，四处乱窜，敌军乘势纵火焚烧，唐军溃不成军，死伤四万余人。隔日再战，唐军再败，从而使肃宗寄予很大希望的收复长安的行动化为泡影。
至德二载（757）二月，又爆发了肃宗之弟永王李璘之乱。永王是玄宗任命的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他在江陵（今湖北江陵）招募军队，囤积租赋，拥有较强的军力和财力。永王的实力引起了肃宗的不安，遂命令他返回川蜀，回到玄宗身边。不料永王拒不奉命，反而率兵东巡，顺江而下，军容甚盛，谋图占据金陵，割据江淮。尽管此事最后以永王失败而告结束，但对肃宗收复两京的计划也带来了一些影响，使他不得不一再推迟这一计划的实施。
至德二载二月，肃宗率朝廷百官南下抵达凤翔（今陕西凤翔），把这里作为自己收复长安的基地，改名西京凤翔府。这年九月十二日，唐军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并且汇集了回纥军四千余人，官军总数十五万，号称二十万，由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率领，浩浩荡荡向长安进发。九月十七日，大军进至长安城南的香积寺，并摆开了阵势，与敌军决战。经过一番血战，唐军大胜，斩杀敌军六万多人，敌军溃逃回城。当天夜里弃城逃跑，次日唐军开进长安城。休息数日，唐军继续东进，一路顺利地攻下了潼关、陕州，向洛阳逼近。唐军在新店击败叛军的抵抗，斩首十万余级。在此之前，安禄山已死，其子安庆绪即位。安庆绪见洛阳无兵可战，只好仓皇逃离洛阳，向河北退去。唐军于十月十八日开进洛阳，至此，收复两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三、太上皇凄惨的晚境
（一）返京初期的生活
就在唐军收复长安之时，肃宗派使者奉表入蜀请太上皇回京，但是玄宗并没有马上回京，其原因倒是颇具戏剧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收复长安的消息传到凤翔时，肃宗派人将大臣李泌从长安召回凤翔，告知已派使者迎接太上皇，并愿再退回东宫为太子。李泌问此表可以追回吗？肃宗说已经出发多日，恐怕来不及了。李泌说，如此则太上皇必不归也。肃宗问为何？李泌回答说：“理势自然。”意思是太上皇必然会心生疑虑，如何敢返回长安呢？肃宗又问如何挽回？李泌告诉他重新起草一表，只写明长安收复，群臣表贺，希望太上皇返回京师，以便尽孝道之意即可。于是肃宗命李泌重新起草，然后又派使者入蜀奉迎太上皇。果然不久，前一个使者回来说，太上皇请留给他剑南一道以自奉，不愿回京。后一使者返回后，报告说太上皇得表，彷徨不食，不打算归还，等收到后表及群臣贺表后，始转忧为喜，并且下诰确定归京之期。这种现象的产生，都是玄宗父子多年互相猜忌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之因。
至德二载（757）十月二十三日，太上皇自成都动身返京，十二月三日到达咸阳，次日进入了长安城。
肃宗虽然在奉迎太上皇返京这件事上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但并不表示他对其不存戒心。当太上皇一行到达凤翔时，跟随护卫的禁军尚有六百余人，被全部缴械，改由肃宗派来的三千精锐骑兵保护。至此，玄宗便成了没有一兵一卒的孤家寡人，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关于此事，《资治通鉴》卷220记载说：“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可是《高力士外传》却记载说：“被贼臣李辅国诏取随驾甲仗”，太上皇无可奈何地说：“临至王城，何用此物。”这个主意也许是李辅国出的，但是既称“诏”，可见是经过肃宗同意的，《资治通鉴》不过是为肃宗避讳而已。
太上皇到达咸阳时，肃宗亲自到咸阳迎接，并脱去皇帝穿的黄袍，穿上了紫袍，捧住太上皇足，痛哭不已。太上皇亲自取来黄袍为肃宗穿上，肃宗推辞，太上皇说：“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资治通鉴》卷220）言下之意是你收复了长安，并且使我得以在长安安享晚年。肃宗这才换上了黄袍。当然这一切并非出自肃宗真心，不过故作姿态而已。自咸阳向长安进发时，肃宗亲自为太上皇牵马，太上皇上马后，又亲自牵马行走数步，太上皇制止，这才乘马作前导。肃宗做戏，玄宗也会做戏，他对左右说：“我当皇帝五十年，没有感到地位尊贵，今天做了皇帝的父亲，才真正感到尊贵了！”左右皆呼万岁。太上皇入长安后，在人群热烈的欢迎声中，先来到大明宫含元殿慰抚百官，然后到长乐殿向其祖先神位谢罪。结束了这一切仪式后，才回到了久违的兴庆宫，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为了缓和父子的关系，太上皇给肃宗加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肃宗固辞不受“大圣”之号。过了十几天，到了乾元元年（758）正月戊寅，太上皇到宣政殿，再次给肃宗加以尊号，肃宗这才接受了先前确定的这个尊号。不久，肃宗也给其父加了一个尊号，称之为“太上至道圣皇天帝”。太上皇也照样推辞一番，然后才欣然接受。对于这对父子的这种行为，胡三省批评说：“寇逆未平，九庙未复，而父子之间迭加徽称，此何为者也！”（《资治通鉴》卷220胡三省注）其实他们这样做除了对外表示父子之间关系和睦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为了使肃宗的即位更加具有合法性。经过这些活动后，肃宗再也不用担心有人质疑他即位的合法性，堂堂正正当起他的皇帝了。
太上皇回到长安，重新又住进兴庆宫，难免想起以往的生活情景，对杨贵妃思念不已。有一个乐工名叫贺怀智，对太上皇说：早年，玄宗命其演奏琵琶，贵妃也在旁边。忽然一阵风吹来，把贵妃的领巾吹落到他的头巾上。因为贵妃的领巾上有“瑞龙香”的香气，贺怀智回去仍然觉得香气袭人，就把自己的头巾拿下来，藏于锦囊之中，至今仍存。于是就把这条头巾拿来献给太上皇。太上皇见到此物，就闻到一股香气，不由得掉下了眼泪，说：“这是瑞龙香啊！”他从此香想到了杨贵妃，香气犹存，而人已亡故，不禁泣下沾襟。
有一天夜里，太上皇登上勤政楼，凭栏观望，思绪绵绵，他想起了兴庆宫往事旧人，尤其是那些梨园弟子，他们总还有人在吧。遂命高力士于次日寻找，果然找到了一个梨园旧人。于是太上皇、高力士及杨贵妃的原侍者红桃等人，在月夜登上勤政楼，命梨园旧人演唱了一首《凉州词》，太上皇亲自吹笛伴奏。曲罢，众人皆垂泪不止。
在返回长安的初期，太上皇除了在兴庆宫居住外，到了冬季仍如以前一样，到华清宫避寒。只是以往去时乘马，如今改为乘步辇了。当地父老得知太上皇驾到，纷纷出来迎接，并问他为何不乘马了？回答说：“吾已老矣，如何还能骑马！”父老们听了，无不悲泣伤感。此时的唐玄宗年已七十四岁，加上历经动乱，显得苍老了许多。
在华清宫期间，太上皇还召见了女伶谢阿蛮。此人是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镇）人，以善舞《凌波曲》而著称。以往她与杨贵妃关系密切，故常出入宫中。玄宗幸蜀后，她也回到了新丰老家。此次太上皇重新来到华清宫，谢阿蛮也前来献舞，使年老的玄宗看后感慨不已。舞罢，谢阿蛮拿出了当年杨贵妃所赐的“金粟装臂环”，太上皇看后，不由得老泪纵横，左右也莫不呜咽。为了寄托哀思，太上皇命著名乐师张野狐演奏了玄宗为怀思杨贵妃而创作的《雨霖铃》曲。曲奏未半，太上皇已是垂泣不止，左右之人无不伤感，悲叹。唐人崔道融后来创作了一首诗，记述了玄宗在幸蜀途中思念杨贵妃的情景，全诗如下：
华清宫里打撩声，供奉丝簧束手听。
寂寞銮舆斜谷里，是谁翻得雨淋（霖）铃？（《羯鼓》）
太上皇此次入住华清宫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他于同年十一月回到长安兴庆宫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来到这里了。
在这一时期太上皇与肃宗的关系维持着比较和睦的气氛。乾元元年（758）八月五日，是太上皇的生日，当时在金明门楼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百官皆来祝贺。玄宗在十月幸华清宫时，肃宗亲自送到了灞上。次月返回长安时，肃宗又到灞上迎接。肃宗还向太上皇进献过烧炼石英的金灶，说是用以烧炼药物，以延年益寿。
好景不长，他们父子之间因一件事情意见不同而渐生嫌隙，这件事便是如何改葬杨贵妃的问题。
太上皇思念杨贵妃不已，便想到要用隆重的礼仪重新改葬，为她修筑一座宏大的坟墓。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载：太上皇自蜀还京，“道过其所，使祭之，且诏改葬”。但是《旧唐书·杨贵妃传》却载：“上皇自蜀还，令中使祭奠，诏令改葬。”不管两书怎么记载，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太上皇都曾下过改葬杨贵妃的命令。此事却遭到礼部侍郎李揆的反对。此人是在乾元元年（758）任礼部侍郎，乾元二年三月升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其既然是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反对改葬杨贵妃，说明玄宗提出改葬之事当在乾元元年，而不是太上皇返京路过贵妃墓时。李揆反对的理由是：“龙武将士诛国忠，以其负国兆乱。今改葬故妃，恐将士疑惧，葬礼未可行。”（《旧唐书·杨贵妃传》）就是说如果改葬贵妃，就等于否定了龙武将士诛杀杨氏兄妹的合理性，也就等于否定了肃宗参与的马嵬事变，这是肃宗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但是此事肃宗又不便公开出面反对，于是才有李揆出面之事的发生。从李揆反对此事后不久就升任宰相一事，也可以看出肃宗在此事上的态度。
太上皇在无法公开地举行改葬礼仪的情况下，只好密派宦官到马嵬驿改葬贵妃。掘开坟墓后，只见紫褥包裹的遗体已经腐坏，然香囊犹存。遂用棺椁装好遗体，另行埋葬，将香囊带回，交给了太上皇。太上皇睹物思人，潸然泪下。于是命画工王文郁画了一张杨贵妃像，挂在别殿，朝夕与太上皇相处。
改葬之事虽然过去了，但是在玄宗、肃宗父子心中却从此留下了阴影，使得刚刚缓和的关系又出现了裂痕。
（二）移居太极宫
从乾元二年（759）以来，太上皇便很少公开露面了，这和他与肃宗的关系发生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太上皇住在兴庆宫，肃宗住在大明宫，两宫之间有夹城相通，肃宗不时通过夹城往兴庆宫向太上皇问起居。当时在太上皇身边侍卫的有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内侍监高力士。肃宗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内侍王承恩、魏悦及梨园弟子“常娱侍左右”。兴庆宫与大明宫的位置不同，处在诸坊之间，太上皇又经常登临长庆楼向外观望。长庆楼靠近大道，往来的百姓望见太上皇均拜舞呼万岁，太上皇也经常命人在楼下置酒食，赐给过往父老。他的这些举动引起了肃宗的极大不满，认为有收买人心之嫌。不仅如此，太上皇还曾召将军郭英乂等人上楼赐宴。剑南道派到京师的奏事官也曾拜见过太上皇，太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作为主人招待他们。这种情况便使得肃宗及其亲信难以容忍了，须知郭英乂乃羽林大将军，掌管禁军，太上皇与郭英乂走得太近，不能不引起肃宗的高度警惕。果然，次年郭英乂便被调离禁军，外任陕州刺史、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
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唯一的办法便是将太上皇搬离兴庆宫，与外人隔离，使他没有条件再接触外臣。关于这件事的起因，《资治通鉴》卷221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六月条记载颇详：
李辅国素微贱，虽暴贵用事，上皇左右皆轻之。辅国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宠，乃言于上曰：“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上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对曰：“上皇固无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且兴庆宫与阎闾相参，垣墉浅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严，奉迎居之，与彼何殊，又得杜绝小人荧惑圣听。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有三朝之乐，庸何伤乎！”上不听。兴庆宫先有马三百匹，辅国矫敕取之。才留十匹。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其实太上皇此时年已七十六岁，不可能有什么政治野心，至于陈玄礼与高力士等人，也没有条件组成新的政治集团，因此李辅国的这种忧虑完全是多余的，而肃宗却因为其当太子时的种种事故，对其父仍然心存疑虑，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是很容易听进这些论调的。其实肃宗也是默许李辅国的行动的，这一点连太上皇也看得很清楚，所谓“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一句，说明太上皇并没有把李辅国此举看成是矫敕行为，而认为是经过肃宗同意的，只是为李辅国所迷惑而已。
如果说李辅国调走了兴庆宫的马匹只是幽禁太上皇的第一步的话，第二步便是强迫其移宫了。果然，在这年七月，李辅国矫称肃宗之旨，迎接太上皇游西内太极宫。行至睿武门，李辅国率领射生禁军五百骑拔刀拦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原本说游幸，却变成了迁居，显然是事先计划好的一个阴谋。太上皇见到这种场面，大惊，几乎从马上摔落下来。幸亏高力士出面，大喝道：“李辅国不得无礼！”并令其下马，两人共同牵太上皇马，送入太极宫甘露殿。从此，太上皇便居住在这里了。
其实李辅国也没有胆量敢公然弑太上皇，他只是欲以军事力量胁迫太上皇迁居而已。太上皇移居太极宫后，从此便不能与外人接触，实际上等于被软禁起来了。太上皇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的人，他知道此时不是发牢骚的时候，反而自我安慰地说：“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资治通鉴》卷221）这也是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在逼迫太上皇移居太极宫的当天，李辅国便率领禁军诸将到大明宫见肃宗，“素服”请罪。肃宗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安慰说：“南宫（兴庆宫）、西内（太极宫），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资治通鉴》卷221）可见将太上皇迁到太极宫也是符合肃宗心意的，于是才有了这样一番话。对于唐肃宗的这种态度，清代学者王夫之批评说：“父几死于宦竖之手，犹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语将谁欺乎！”（《读通鉴论》卷23《唐肃宗》）
（三）凄惨的晚境
在太上皇移居太极宫的第九天，唐肃宗颁布制书，以高力士潜通逆党的罪名将他流放到巫州。陈玄礼被强令致仕，也离开了太上皇身边。侍奉太上皇的另外两个宦官王承恩和魏悦分别流放到播州（今贵州遵义）、溱州（今重庆万盛区东南青羊镇）。原来侍奉太上皇的宫女全部被换，另选一百多名宫女顶替，负责打扫殿宇庭院。又派太上皇的两个女儿——万安公主与咸宜公主，服侍饮膳。
太上皇自迁入太极宫以来，就再未走出宫门一步，过着与世隔绝的高级囚徒般的生活。不要说与朝臣有何往来，即使至亲骨肉也很难见到。刑部尚书颜真卿率领百官上表请求向太上皇问起居，也遭到了排挤与打击，被贬到蓬州任长史。
肃宗不能善待自己的父亲，也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不满，甚至有人借机对他进行讥讽。上元二年（761）五月五日，正逢端午节，肃宗接见山人李唐，当时肃宗正抱着自己的幼女，对李唐说：“朕念之，卿勿怪也。”李唐回答说：“太上皇思见陛下，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一句话说得肃宗泫然泣下，但却因畏惧张皇后，不敢到太极宫看望太上皇。可见此时的玄宗是多么的凄惨。直到这一年冬至，肃宗才赴太极宫见了自己父亲一次。这是太上皇自移居太极宫以来肃宗第一次面见自己的父亲，也是最后一次父子见面。至于他们见面时的情景，史书缺载，不得而知，对于太上皇来说，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据陈鸿的《长恨歌传》载，太上皇自迁入太极宫后，思念杨贵妃不已，于是便发生了非常感人的一幕故事，现录之如下：
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又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绝天涯，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阁，西厢下有洞户，东向，窥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双鬟童出应门。方士造次未及言，而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诘其所从来。方士因称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晚，琼户重阖，悄然无声。方士屏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佩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悯然。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征其意，复前跪致词：“乞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罹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年，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夜张锦绣，陈饮食，树花燔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始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于下界，且结后缘。或在天，或在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唯自安，无自苦也。”使者还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
文中提到的李少君，乃是指汉武帝时的方士，曾游海上蓬莱，见仙人。这种故事本是虚构，后来诗人白居易还把上述情节写入其名篇《长恨歌》中，其中写道：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
这些诗句都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篇，流传甚广，中外皆知。问题是有人把神话传说当作史实，引申出杨贵妃并未死亡，而是逃亡到海外，甚至明确说逃往日本，实在是荒唐的事。不过对于这种引申如果能够正确地对待，将其看成是人们美好的愿望和对杨贵妃不幸遭遇的深深同情，也未尝不可；如果将其视为真实的历史，则大谬也。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唐玄宗是否有可能召方士为杨贵妃招魂？他自迁居太极宫以来，与外人不得相见，因此召见方士之举也是不可能的。
太上皇李隆基对他晚年被幽禁的生活大概是没有想到的，因此对其打击之大也是可以想见的。加之对杨贵妃的日夜思念，遂使他很快就衰老了，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资治通鉴》卷221记载说：“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所谓“辟谷”，乃是指道士们的一种修炼方法，即不食五谷。不过此时此地的太上皇还有什么心情修炼不老之术，而是一种发泄不满的绝食行为，以求速死。此时的太上皇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如何经得起这种折腾，他很快便病倒了，终于在宝应元年（762）四月死在了太极宫神龙殿。
有人怀疑唐玄宗死于李辅国的谋害，这种说法没有多少依据，李辅国也没有必要冒风险谋害一个病危的太上皇，因此唐玄宗死于疾病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只是他死时恐怕不会非常安详，而应是在思念与愤恨之中辞世的，这对于一个开创唐朝盛世的皇帝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大的悲哀。第四章安史之乱后的宫廷
§§第四章 安史之乱后的宫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