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武惠妃得宠说起
（一）武惠妃的家世
武惠妃，河东文水人。旧史说她是“则天从父兄子恒安王攸止女也”（《旧唐书·后妃列传》）。武氏家族人口众多，支系颇繁，武惠妃到底属于这个家族中的哪一支系，还是需要详细地考述清楚的。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兄弟四人，依次是武士稜、武士让、武士逸、武士彟。武士让排行第二，武惠妃就是他的后裔。武士让，名冲，字士让，在唐朝担任过太庙令的小官，唐高宗永徽中（650—655）卒。但是《全唐文》卷691符载《贺州刺史武府君墓志铭》却说他的官职是：左右仆射、司徒、太尉、尚书令，封楚僖王。这些官爵当是武则天主政期间追赠的，并非其生前所获。武士让有四子，长子之名失载，其余诸子依次是武惟良、武怀道、武弘度。武弘度为武士让幼子，字怀运，任淄州刺史，封九江郡王。
另据《旧唐书·武承嗣传》载：“士彟卒后，兄子惟良、怀运及元爽等遇杨氏失礼。及则天立为皇后……乾封年，惟良与弟淄州刺史怀运，以岳牧例集于泰山之下。时韩国夫人女贺兰氏在宫中，颇承恩宠。则天意欲除之，讽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献食，则天密令人以毒药贮贺兰氏食中，贺兰氏食之，暴卒，归罪于惟良、怀运，乃诛之。仍讽百僚抗表请改其姓为蝮氏，绝其属籍。”可见武弘度早在武则天当皇后时就已被处死，并“绝其属籍”，因此也就不可能被封为九江郡王。武弘度的郡王爵位当是在武则天建立武周政权之后追封的。武弘度生三子，即武攸归、武攸止、武攸望。其中第二子武攸止为武惠妃的生父。
武惠妃的母亲郑国夫人杨氏，为弘农杨氏中人，自东汉以来就是著名的大士族，但是到了唐朝，这个家族已经衰落了。据《全唐文》卷230张说《郑国夫人神道碑》载：“曾祖讳谌，以礼乐习文，为越州司马。祖衍，以折冲学武，为游击将军。父宏，以门才入仕，为雍县丞，而早卒。”杨氏的曾祖父任过州司马，祖父为游击将军，父亲仅为县丞而且早卒，可见其家族已经沦落到何种地步。杨氏能够嫁给武攸止完全是凭借其家族的旧声望，武则天建立武周政权后，为了抬高其家族的地位，在婚姻选择方面为武氏子弟选择了一些老牌旧士族，才使杨氏得以与武攸止结合。关于这一点其《碑》文只是说：“初则天之代，夫人言归武氏，曰恒安郡王，生惠妃及家令忠、太子仆信。”杨氏出嫁时仅为区区县丞之女，而武攸止已经封为恒安郡王，如果不是依靠其家族门第，无论如何也是攀不上武氏这样的新权贵家庭。
杨氏死于开元十年（722）三月，其时武惠妃正深受玄宗恩宠。杨氏的郑国夫人之号也是因武惠妃之故而得来的。其家还得到了皇帝大量的赏赐，所谓“白玉满堂”，“黄金作穴”。其患病期间，“故寝疾则饮食天厨，汤药御府，匪日伊夕，上宫络绎于闺庭”。其死后，“送终则威仪倾都，车骑曀目，自宫徂野，中使相望于道路。哀荣之盛，书记罕闻”（《郑国夫人神道碑》）。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武惠妃深获恩宠的真实写照。
（二）武惠妃宠冠后宫
关于武惠妃是如何入宫的，《旧唐书·后妃列传》说：“攸止卒后，后尚幼，随例入宫。上即位，渐承恩宠。”可见早在唐玄宗即位之前，武氏就已经入宫了。但是当时的皇后却是玄宗的元配王氏，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下邽镇）人，她是南朝梁冀州刺史王神念的裔孙，也算是大族出身，早在玄宗为临淄王时就已聘为王妃。玄宗决定铲除韦氏集团时，王氏也参与了此事的密谋，与玄宗也算是患难夫妻了。因此，玄宗即位后，遂于先天元年（712）立其为皇后。
王氏虽然贵为皇后，但是却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没有生子。武惠妃不仅能歌善舞（《新唐书·艺文志》就收有谈皎所绘的《武惠妃舞图》可证其事），而且为玄宗生有数位子女。据载，武惠妃共生有四子三女，即第九子夏悼王李一、第十五子怀哀王李敏、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第二十一子盛王李琦，三女依次是上仙公主、咸宜公主、太华公主。其中李一、李敏与上仙公主皆在襁褓之中就已夭折，遂使武惠妃与玄宗伤悼不已，后来又生了寿王李瑁，便不敢养在宫中，而是送到玄宗兄宁王李宪府中抚养。宁王知此子为玄宗所钟爱，自然不敢怠慢，由其元妃亲自乳养，并作为自己的儿子。李瑁在宁王府生活了十几年才回到了宫中，因此在玄宗诸子中，李瑁的封王是比较晚的。后来，武惠妃又生了盛王李琦及咸宜、太华二公主，都得到了玄宗的宠爱。
由于寿王李瑁在武惠妃所生诸子中年最长，所以最受宠爱，一度欲被立为太子，关于此事后面还要详述，这里就不多说了。盛王李琦在开元十五年（727）任扬州大都督，开元二十年（732）加开府仪同三司。后来安禄山叛军攻陷长安，玄宗在逃往蜀中的途中还任命他为广陵郡大都督，统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大使，授予他很大的权力，可见直到此时，盛王仍然受到玄宗的宠信。
至于咸宜公主，在开元二十三年（735）下嫁杨洄，玄宗将她的实封户数增加到千户。按照唐制，公主实封五百户，由于咸宜公主故，只好将其他公主的封户数也增加到千户。玄宗还曾亲自到咸宜公主宅看望她，可见对其宠爱达到何种程度。
太华公主成年后下嫁侍御史杨锜，即杨贵妃之堂兄。史载：太华公主“以母爱，礼遇过于诸公主，赐甲第，连于宫禁”。在天宝时期，太华公主与杨贵妃的姐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等成为当时最有权势之家，“每有请托，府县承迎，峻如诏敕，四方赂遗，其门如市”（《旧唐书·后妃列传》）。
武惠妃的亲属也得以累迁高官，其弟武忠任国子祭酒，另一弟武信任秘书监，武惠妃的生母封郑国夫人。
玄宗的元配王皇后却日渐受到冷落，究其原因，除了没有生育外，“色衰爱弛”（《资治通鉴》卷212）也是王皇后失宠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武惠妃得宠，并且阴怀夺取皇后位之心，使得王皇后日夜不安，难免在玄宗面前流露出不满情绪。玄宗因此而更加不悦，遂与秘书监姜皎密议，打算以王皇后无子的理由废去其皇后之位。姜皎不慎将玄宗的这个意思泄露了出去，为王皇后的妹夫嗣滕王李峤所知，李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当面质问玄宗是否有其事。玄宗大怒，遂将姜皎重杖六十，流放钦州。其弟吏部侍郎姜晦贬为春州（今广东阳春）司马，“亲党坐流，死者数人”。姜皎死于流放途中（《资治通鉴》卷212）。
姜皎死后，王皇后忧惧不安，但由于其待下有恩，故没有人落井下石，玄宗虽然早存废立之心，一时找不到借口，因而犹豫不决。正在此时，王皇后的兄长王守一因其妹无子而皇后地位动摇，遂指使僧明悟为皇后祭南北斗，“剖霹雳木，书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所谓霹雳木，即雷所震之木，佩之可以镇服鬼物。并且祝曰：“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资治通鉴》卷212）也就是说佩带此木可以生子，本人将来也会像武则天一样临朝称制。王守一的这种愚蠢行为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加快其家族败亡的步伐。果然此事不久就被玄宗知道了，于是在开元十二年（724）七月，将王皇后废为庶人，三个月后，王皇后便悲惨地死去了。与此同时，贬王守一为潭州别驾，在赴任途中赐死。
（三）武惠妃与权臣
王皇后的死去为武惠妃登上皇后宝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玄宗也极力主张立武惠妃为皇后，然而阻力之大却是他没有想到的。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因忙于泰山封禅之事，还没有顾得上此事。次年，玄宗正式提出立武惠妃为皇后。有人上奏说：“武氏乃不戴天之雠，岂可以为国母！人间盛言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入相之计。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复自有子，若登宸极，太子必危。”（《资治通鉴》卷213）武则天取代李唐统治，建立武周政权，并且大肆屠杀李氏子孙，而武惠妃又恰恰是武氏家族中人，此事遂成为反对者的口实，使玄宗无法辩驳。此时的太子是玄宗的第二子李瑛，因其母出身微贱而失宠，朝野早有玄宗欲废太子而立武惠妃子的流言，反对者以此为理由而反对立武惠妃为皇后，由于太子并无过失，玄宗如果不顾一切地立武惠妃为皇后，将会使流言得到证实，这也是玄宗所不愿看到的。在此之前不久，张说刚刚被罢去相位，说他为恢复相位，虽然没有多少根据，如果玄宗一意孤行，不仅会陷张说于不义，而且对玄宗的威望也将带来极大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玄宗思虑再三，只好放弃了立武惠妃为皇后的打算，“然宫中礼秩，一如皇后”（《资治通鉴》卷213）。
那么，到底是谁站出来反对立武惠妃为皇后呢？据《唐会要》、《新唐书》记载，乃是侍御史潘好礼所为。但是司马光认为潘好礼已经在开元十二年致仕，故不可能是其所为，“竟未知此表是谁献之”（《资治通鉴》卷213《考异》）。
武惠妃未能当上皇后，虽然心中不悦，然自古以来母以子贵，于是她便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如何使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之事上了。在武惠妃现存的两个儿子中，寿王李瑁年长，“宠冠诸子”（《资治通鉴》卷214）。然而寿王李瑁在玄宗诸子中排行第十八，在其前还有许多兄弟，且太子李瑛无过，要想取而代之也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武惠妃长期生活在宫廷之中，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虽然深得皇帝的宠爱，但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助外廷的力量，内外结合，方能使事情成功。
在众朝臣中，驸马都尉杨洄尚咸宜公主，是武惠妃的女婿，自然是依靠的力量。尚书右丞相张说虽然罢相，但“宠顾不衰”，他欲想恢复相位，武惠妃也是用得着的人，加之他曾为武惠妃的生母郑国夫人撰写过《神道碑》文，双方关系也比较亲密。因此，在拥立寿王的朝臣队伍中，张说应该也算是一位。除此之外，拥护寿王最为得力的一员大臣便是李林甫。
李林甫也是唐朝宗室，只是到了开元时期血缘关系已经非常疏远了。他是千牛直长出身，因为其舅姜皎的引荐，开元初升任太子中允，累迁国子司业。开元十四年（726），宇文融为御史中丞，经其引荐，李林甫得以升任御史中丞。有了这个基础，此后遂连任刑部、吏部侍郎。李林甫是一个颇具政治野心的人物，他深知如果没有人在宫中相助，想要攀上高位是非常之难的。他见武惠妃得宠，寿王、盛王因其母故也深为玄宗所爱，太子李瑛的地位岌岌可危，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投机机会。他平素与宫中的宦官们关系亲密，于是便通过他们对武惠妃表示：“愿保护寿王”，“惠妃德之”。自从李林甫攀上了武惠妃的高枝，从此官运亨通，不久便升任黄门侍郎，“玄宗眷遇益深”（《旧唐书·李林甫传》）。这时李林甫虽然还没有拜相，但是距宰相高位也是伸手可及了。开元二十二年（734），拜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银青光禄大夫。李林甫拜相以后，玩弄权柄，专断朝政，屡次中伤太子，力主改立寿王为太子，为武惠妃效尽犬马之力。
二、太子李瑛被废
（一）李瑛为什么失宠
太子李瑛是唐玄宗的第二子，本名李嗣谦。其母赵丽妃本是伎人，“有才貌，善歌舞”（《旧唐书·庶人瑛传》），玄宗任潞州别驾时见而爱之，遂收入房中，非常宠爱。玄宗当了太子之后，赵丽妃的父亲赵元礼、兄长赵常奴皆擢任京官，开元初升为高官。其子李瑛在唐睿宗景云元年（710）九月封真定郡王，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八月进封郢王，开元三年（715）被立为太子。但是当武惠妃得宠后，赵丽妃便逐渐失宠，李瑛也随之失去了其父的宠爱。使李瑛失宠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其母的出身。在唐代这种婚姻崇尚门第的社会风气下，将伎女之子与太子联系在一起，总使人觉得有些不伦不类，显得格外刺目，也使玄宗心里觉得非常别扭。
玄宗是一个生性风流的皇帝，在他的嫔妃中出身微贱者并不仅仅赵丽妃一人，此外还有皇甫德仪和刘才人两人，她们都是李隆基为临淄王时，因为容色美丽而进入王府的。后来皇甫德仪生鄂王李瑶，刘才人生光王李琚。他们的母亲在当时也是非常得宠的，同样也是因为武惠妃的缘故而失宠，并且牵连到李瑶与李琚。如果说李瑛是因为身居太子之位而遭到武惠妃的打击和算计，那么李瑶与李琚并非太子，为什么也同样遭到排斥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有一个出身低贱的母亲。关于这个问题，旧史记载说：“太子与瑶、琚会于内第，各以母失职有怨望语。”（《资治通鉴》卷214）《旧唐书·李林甫传》也说：“以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皆以母失爱而有怨言。”可见这三人的失宠皆与母亲的出身有着直接的关系。
客观地看，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玄宗本人。他早年以色取人而没有考虑到出身的高低，待到当了皇帝后又觉得这些嫔妃的出身太低，与皇家的崇高地位不相称，在冷落这些嫔妃的同时又牵连到她们所生之子。因为皇后没有生子，皇长子李琮的生母刘华妃又不甚得宠，当年李瑛在诸兄弟中除李琮外年最长，加之其母赵丽妃正在得宠之时，因而被立为太子。此时却因为宠爱武惠妃之故而要改立太子，因此在这场风波中，李瑛等人完全是无辜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们的亲生父亲——唐玄宗。
（二）围绕废黜太子的斗争
李林甫投靠武惠妃得以拜相，当然得投桃报李，于是他积极出谋划策，欲要废黜太子，拥立寿王李瑁为太子。太子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等三人，由于受到排挤，不免口出怨言。驸马都尉杨洄“常伺三子过失以告惠妃”，武惠妃遂向玄宗哭诉：“太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玄宗大怒，与宰相商议，欲废黜太子。当时的首相是张九龄，认为太子无过，不可轻易废黜。他列举了前代随意废黜储君所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以劝说玄宗放弃罢废太子的想法，他说：
“陛下践阼垂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昔晋献公听骊姬之谗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信江充之诬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用贾后之谮废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炀帝，遂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资治通鉴》卷214）
玄宗虽然不悦，但一时对张九龄也无可奈何。李林甫当时在场，见此情景也就不敢再说什么，“惘然而退”。事后，他对宫中的高级宦官说：“家事何须谋及于人。”（《旧唐书·李林甫传》）意思是说废不废太子乃是皇帝家事，不必征询朝臣的意见。
李林甫对张九龄早就心存怨恨，当初玄宗欲拜李林甫为相，征询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反对说：“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玄宗不听。因为此事使李林甫对张九龄非常不满，他见张九龄方为玄宗所倚重，“林甫虽恨，犹曲意事之”，并不公开与张九龄冲突（《资治通鉴》卷214）。但是李林甫深深地懂得，如果不扳倒张九龄，不仅废立太子之事无法实现，自己欲想专断朝政也是远不可及。这时的玄宗由于在位日久，怠于政事，张九龄每事必争，而李林甫窥伺皇帝之意，曲意迎合，千方百计设法中伤张九龄，使得玄宗逐渐地疏远了张九龄。
武惠妃见张九龄阻止废黜太子，于是指使官奴牛贵儿对张九龄说：“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意思是说，只要他支持废立太子，就可以保证他长期任相而不变。不料张九龄将此事告知了玄宗，“上为之动色”（《资治通鉴》卷214）。也就是说玄宗听到后也非常震惊，变了脸色。尽管玄宗非常生气武惠妃的愚蠢行为，但改换太子也是他的本意，加之对武惠妃恩宠正盛，因此也没有斥责武惠妃。不过，经此一举，遂堵住了玄宗改换太子的口，使他不便再提出这个问题，故终张九龄罢相，太子一直相安无事。
张九龄虽然为保护太子出了大力，但也因此而得罪了武惠妃、李林甫，同时也引起了玄宗的极大不满，故其罢相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玄宗在东都洛阳居住，原定次年二月返回长安，因宫中有事遂决定提前返还长安。但张九龄认为此时秋稼收获未毕，不如十一月再动身不迟。李林甫却积极主张马上动身，得到了玄宗的赏识。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河西任上时政绩突出，玄宗欲任其为尚书，张九龄反对，李林甫却说牛仙客大才，不要说任尚书，就是拜相又有何不可！张九龄仍然坚持己见，玄宗怒曰：“事皆由卿邪？”这些事情都进一步加深了玄宗对张九龄的不满。
李林甫推荐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不学无术，曾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读“伏腊”为“伏猎”。严挺之遂对张九龄说：“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于是便将萧炅贬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密切，欲推荐其为相，因为李林甫深得皇帝宠信，便建议其拜见李林甫。然而严挺之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不愿登门拜访。此事被李林甫知道后，对严挺之恨之愈深。严挺之的前妻嫁给了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因贪赃而被下狱治罪，严挺之全力营救。李林甫遂指使人将此事向皇帝告发。张九龄认为严挺之的行为算不上有私心，因为他与王元琰之妻已经离异。玄宗却认为“虽离乃复有私”。“于是上积前事”，认定张九龄阿党，即搞政治小集团，罢去了中书令之职，贬为尚书右丞相，与此同时被罢相的还有侍中裴耀卿。任命李林甫兼任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领朔方节度如故（以上见《资治通鉴》卷214）。不久，又将张九龄贬到荆州任长史。随着张九龄等人的被罢相，太子李瑛的地位岌岌可危了。
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随着张九龄的罢相，武惠妃、李林甫等人加快了废黜太子李瑛的步伐。李林甫为了在太子被废后寿王李瑁能顺利地登上太子宝座，四处散布寿王之美德，说他的好话。同时他们又商定了废黜太子的计划，由驸马都尉杨洄出面，诬告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人与太子妃的兄长驸马都尉薛锈勾结，图谋不轨。又指使人召三人入宫，说宫中有贼，令其披甲入宫护驾。三人入宫时，武惠妃却对玄宗说：“太子、二王谋反，已顶盔披甲入宫。”玄宗急命人察看，果然如此。玄宗不辨真伪，以为他们谋反属实，遂急召宰相入宫，商议如何处置三人。李林甫说：“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旧唐书·庶人瑛传》）婉转地表示了赞成玄宗严厉处置三人的意见。于是玄宗意决，下诏将李瑛、李瑶、李琚三人废为庶人，将薛锈流放瀼州。随后又将李瑛、李瑶、李琚、薛锈四人处死，“瑛舅家赵氏、妃家薛氏、瑶舅家皇甫氏，坐流贬者数十人，惟瑶妃家韦氏以妃贤得免”（《资治通鉴》卷214）。此事的发生说明了宫廷生活的险恶，也是唐朝盛世时的一大冤案，由于三人无过而死，故“天下冤之，号‘三庶人’”（《新唐书·太子瑛传》）。
（三）李亨为什么被立为太子
太子李瑛被赐死后，立寿王李瑁为太子似乎已经不存在什么疑问了，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其母武惠妃却突然于这年十二月死去了，年仅四十余岁。关于武惠妃的死因，《旧唐书·庶人瑛传》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新唐书》所载亦同。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武惠妃的死使玄宗伤心不已，由于在生前没有立其为皇后，于是便追赠其为贞顺皇后，葬于敬陵。武惠妃的死也给立寿王为太子之事带来了变数，使他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母亲和保护神。
宰相李林甫曾受武惠妃恩惠甚多，他升任黄门侍郎，再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再到中书令，无一不是武惠妃内助的结果。武惠妃虽然死了，只要他能将寿王扶上太子之位，将来仍可长保富贵。于是他对玄宗说：“寿王年已成长，储位攸宜。”（《旧唐书·李林甫传》）催促玄宗尽快立寿王为太子。不料玄宗反倒犹豫不决起来了。
玄宗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三庶人”的死使他骤然失去了三个成年儿子，心情惨然。太子李瑛固不待言，李瑶、李琚也是非常优秀的人物，张九龄就曾称赞过“二王又贤”。其中李琚尤为突出，史载其“有才力，善骑射。初封甚善，玄宗爱之”（《旧唐书·庶人琚传》）。三人死后，天下冤之，如果仍然立寿王为太子，社会舆论对玄宗将颇为不利。此外，废长立幼，古来大忌。寿王李瑁排行十八，在其之前兄弟颇多，如果立其为太子，将来说不定又会闹出争夺储位的纷争。出于这些原因，玄宗一直不能痛下决心，确定立谁为太子。
在立谁为储的问题上，大宦官高力士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史载：“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数劝上立寿王瑁。上以忠王玙年长，且仁孝恭谨，又好学，意欲立之，犹豫岁余不决。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资治通鉴》卷214）高力士见皇帝这一段时期寝食不安，遂询问道：“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大家”指皇帝。玄宗反问道：“尔，我家老，揣我何为而然？”意思是你是我家老奴，难道还猜不出我到底为了什么吗？高力士遂道：“嗣君未定耶？推长而立，孰敢争？”玄宗曰：“尔言是也。”（《新唐书·高力士传》）于是遂立忠王李玙（后改名亨）为太子。
高力士说“推长而立”，可是李玙并非长子，为什么不立皇长子李琮呢？原因就在于李琮早在开元初就得不到其父的喜爱，后来打猎时又被野兽抓伤了面部，十分难看，这样的人将来当皇帝实在不雅。李玙为玄宗第三子，除李琮外，在现存的玄宗诸子中年纪最长，加之其母杨妃出身于弘农杨氏家族，门第也高，这些都是李琮难以相比的优势条件。
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宣布立李玙为太子。次月，唐玄宗在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隆重的册立太子的典礼。又过了十天，册忠王妃韦氏为太子妃。次年，改名李绍，天宝三载（744），又改名为李亨。
李亨被立为太子后，并不等于他的前途充满阳光，相反，却是一路荆棘。原因就在于李林甫见自己一直拥立的李瑁落选，而李亨意外地当上了太子，担心李亨将来一旦即皇帝位会对自己不利，因而心中畏惧，“巧求阴事以倾太子”（《旧唐书·李林甫传》）。
三、太子李亨的艰难生活
开元天宝时期的太子东宫系统与唐前期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东宫的职官体制已经被破坏殆尽，连太子本人也不能居住在东宫，从而使太子的政治生活空间大大地压缩了。太子地位的这种变化，说到底还是皇帝出于对太子防范心理所导致的结果，如果再有权臣从中与太子作对，那么太子的处境便非常艰难了，李亨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天宝时期接连发生的几次狱案，主要都是针对政治基础薄弱的太子李亨的，从而使李亨的地位几乎崩溃，李林甫的阴谋险些成功。
（一）韦坚、皇甫惟明之狱
韦坚，京兆万年人。其家族与皇家关系颇为亲密，韦坚之姐为玄宗的兄弟薛王、赠惠宣太子李业妃，李业参与过诛杀太平公主的行动，与玄宗关系非常亲密。韦坚之妹为太子李亨妃。其妻为楚国公姜皎之女。韦坚任水陆转运使时负责江淮财赋的转输，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深得玄宗的赏识。
皇甫惟明，早年曾任忠王友，是李亨为忠王时的府僚，故两人关系比较密切。皇甫惟明后来升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多次击败吐蕃军，立有军功。天宝五载（746）正月，皇甫惟明大破吐蕃，入朝献捷，“见林甫专权，意颇不平，时因见上，乘间微劝上去林甫”（《资治通鉴》卷215）。这件事便成为此次大狱的一个导火索。
这一时期的李林甫权势正盛，他在宫中结交宦官，因此宫中的一举一动无不知之。皇甫惟明的行为很快就被李林甫知晓了，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同时借机打击太子的势力，李林甫很快就决定进行反击了。
其实李林甫的防范早在李亨被立为太子之时就已经开始了。韦坚的被重用使得李林甫非常不满，加之韦坚与左相李适之关系亲密，使李林甫如坐针毡。他采取了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其为刑部尚书，罢去了其原任的各种使职，“坚失职，稍怨望”（《新唐书·韦坚传》）。然后命御史中丞杨慎矜秘密侦查太子、韦坚、皇甫惟明等人的行踪，很快就发现这年正月的一天深夜，太子出游，与韦坚相见，韦坚又与皇甫惟明相会于景龙观道士室。景龙观位于长安城中的崇仁坊。于是杨慎矜向皇帝报告，“以为坚戚里，不应与边将狎昵”。鉴于韦坚与皇甫惟明相会之前与太子见过面，于是“（李）林甫因奏坚与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资治通鉴》卷215）。李林甫的进奏明显要比杨慎矜的毒辣得多，杨慎矜的报告并没有牵连到太子，而李林甫的上奏不仅牵连到太子，而且还指出韦、皇甫二人结谋的目的，在于拥立太子为帝，这样就又牵连到玄宗的利益，企图激怒玄宗。不过玄宗并非昏庸之辈，他并不完全跟随着李林甫的意向走，他下诏将韦坚、皇甫惟明下狱审讯。玄宗自从原太子瑛事件发生后，不愿意又牵连出太子李亨，只是以“干进不已”的罪名处理了韦坚，以“离间君臣”的罪名处理了皇甫惟明，根本没有涉及谋立太子之事，将韦坚贬为缙云太守，皇甫惟明贬为播川太守，籍其家。
事情本来到此就结束了，可是韦坚的弟弟不服判决，大诉其冤，尤为愚蠢的是，他们竟然抬出太子来作证，从而极大地激怒了玄宗。将韦坚进一步贬为江夏别驾，不久又流放到临封郡，其两个弟弟及韦坚之子皆被贬往岭南。事态的恶化使太子李亨措手不及，为求自保，他上表以情义不睦为由，请求与太子妃韦氏离婚，玄宗对他抚慰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李亨的及时反应使案件没有对其太子地位形成进一步的威胁。但是玄宗对李林甫借机扩大打击面却没有给予制止。后来李林甫派人赴岭南将韦坚及其弟杀死，又杀皇甫惟明于黔中。与韦坚关系密切的朝臣受牵连者达数十人，如仓部员外郎郑章贬南丰丞，殿中侍御史郑钦说贬夜郎尉，监察御史豆卢友贬富水尉，监察御史杨惠贬巴东尉，韦坚的外甥、嗣薛王李琄贬夷陵郡员外别驾长任。李林甫还派人赴江淮一带调查韦坚的罪证，甚至纲典、船夫都不放过，致使所在监狱人满为患，死人无数，直到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死，才停止对此案的追索。
（二）杜有邻、柳之狱
这是天宝时期牵连到太子李亨的又一大案。
赞善大夫杜有邻，是正五品上的东宫属官，其实只是一种闲散之职。他的女儿为太子良娣，即太子的姬妾之一，正三品。因此，杜有邻与太子既有僚属关系又是姻亲关系。柳官居左骁卫兵曹参军之职，只是一个正八品下的小官，但他的妻子却是杜有邻的另一女儿、杜良娣之姐，从这个角度看，他与太子李亨也有一定的亲属关系。
事情的起因与柳有着直接的关系。史载：“（柳）性狂疏，好功名，喜交结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复荐于北海太守李邕，邕与之定交。至京师，与著作郎王曾等为友，皆当时名士也。”但是却与其妻的娘家关系不睦，于是他便诬陷杜有邻，“告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资治通鉴》卷215）。时在天宝五载（746）十月，这时韦坚、皇甫惟明案还没有结束。李林甫命京兆府士曹参军吉温与御史台御史共同负责审理此案。此案的案情并不复杂，但是由于此案再次牵连到太子，李林甫认为有文章可做，遂令吉温指使柳供出王曾，并引李邕为证。这样就使案情扩大化了，从中央职官牵连到了地方官员。柳在供出王曾、李邕的同时，还承认他与李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旧唐书·李邕传》）。于是玄宗派人赶赴北海郡，将李邕处死。
在这件事上，李林甫的党徒御史中丞王与杨国忠都参与了审讯，他们遵照李林甫的指示，将矛头直指太子李亨。但是玄宗却非常谨慎，除对涉案的其他人员严厉惩办外，对太子却留有充分的余地。当时，决定将杜、柳二人决杖一顿，流放岭南。实际情况是，在决杖的过程中，将两人重杖打死，积尸于大理寺。杜有邻是东宫僚属，与太子交往本属常情，何来“交构东宫”之说？说明此时的玄宗已不允许太子与朝臣往来，包括东宫僚属也在禁止之列，可见玄宗对太子的防范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此案的关键是“指斥乘舆”，即对皇帝说三道四，挑战了皇帝的权威，这种情况虽然不如韦、皇甫案的情节严重，但也足以动摇太子的地位。
为了自保，太子李亨只好故伎重演，将杜良娣废为庶人，并再次提出离异。这种情况的一再出现，只能说明李亨已经没有其他防范的手段，这也是其政治力量薄弱的表现，不足以与李林甫的势力相抗衡。这个案子也可以说是前一个案子的继续，只是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而已，在内容与实质上并无根本的区别。尽管玄宗并不想再次废黜太子，但通过这两件案子也可以看出，玄宗对太子哪怕是出现一点点培植个人势力的苗头都是不允许的。太子李亨的失败，与其说败于李林甫之手，还不如说败于其亲生父亲之手，在强大的皇权面前，李亨除了低头认错外，已经没有别的选项。
（三）王忠嗣、杨慎矜之狱
王忠嗣，原名王训，祖籍太原祁县，长期居住在华州之郑县，即今陕西华县。其父王海宾在与吐蕃的战争中战死，因其父之功，他九岁时便被任命为朝散大夫、尚辇奉御，赐名忠嗣。由于其年幼，所以长期养于宫中，因此与李亨多有往来，一起游乐，关系甚笃。长大成人后，“雄毅寡言”，颇有武略。玄宗因其为兵家之子，曾与他谈论过用兵之道。王忠嗣应对自如，深得玄宗的赏识，认为他日后必为良将。
王忠嗣此后长期在西北边疆服役，多次立有战功，逐渐升任为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兼大同军使。开元二十八年（740），官至河东节度使。次年，任朔方节度使，权知河东节度事，成为当时重要的军事将领。天宝五载（746），王忠嗣一人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兵力之众、权力之大，在这一时期诸将中无人可匹。史称：“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旧唐书·王忠嗣传》）
王忠嗣权力如此之大，又与太子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自然会引起李林甫的忌恨。史载：“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过。”（《旧唐书·王忠嗣传》）还有记载说：“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资治通鉴》卷215）可见李林甫忌恨王忠嗣，既与太子李亨的斗争有关，也与巩固个人权位有关。王忠嗣本人也感觉到自己树大招风，为了避嫌，他主动请求辞去朔方、河东节度使，仅保留了河西、陇右二节度使的职务。值得关注的是，王忠嗣长期在朔方、河东任职，“备谙边事，得士卒心”，对于河西、陇右，“颇不习其物情”（《旧唐书·王忠嗣传》）。既然如此，为什么王忠嗣反倒辞去了自己经营多年的朔方、河东二镇职务，保留了自己并不十分熟悉情况的河西、陇右二镇职务呢？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为了避免自重的嫌疑。
从开元末年至天宝中期的唐朝政治格局看，太子李亨很难组织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治集团，或者拉拢一批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韦坚、皇甫惟明、杜有邻、王忠嗣等人是否属于太子政治集团中人呢？应该说很值得怀疑，因为并没有见到任何有关这个集团活动的记载，他们之间也并未紧密结合，或者在政治上相互提携配合。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与太子李亨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容易被人视为太子的人，从而用来发难，谋图以此为突破口，达到废黜太子的目的。
王忠嗣在这一批人中权势最大，又有武略，与太子是儿时的伙伴，元载所撰的《王忠嗣神道碑》说：“每随诸王问安否，独与肃宗同卧起；至尊以子育，储后以兄事。”（王昶《金石萃编》卷100）说明王忠嗣与李亨朝夕相处，关系的确亲密。从“至尊以子育”一句看，说明他与玄宗也有着不同于一般烈士遗孤的特殊关系，正因为这样，玄宗才对他与太子的往来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并未视为一种不正常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李林甫看来，却是可以加以利用，对太子进行打击。
还有一个情况使李林甫对王忠嗣产生了更大的忌恨。王忠嗣辞去朔方、河东两节度使后，河东节度使由安禄山接任，朔方节度使先由李林甫接任，后由安禄山的弟弟安思顺接任，而安禄山却是李林甫所控制和倚重的地方势力。王忠嗣曾屡次上奏说安禄山有反叛之心，引起了李林甫对他的更大不满，而安禄山入朝不拜太子李亨，反映了他们对太子及王忠嗣的抵触情绪。更重要的是，王忠嗣此后在军事战略方面与玄宗产生了分歧，引起了皇帝的不满，从而给李林甫集团以可乘之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天宝六载（747）十月，玄宗指使王忠嗣攻取吐蕃占据的原唐朝重要军事据点石堡城（今青海西宁西南）。此城地处唐蕃交通的要冲，是双方攻守的前沿。但是王忠嗣认为石堡城异常坚固，吐蕃防守严密，如果勉强进攻，将会付出极大的牺牲，得不偿失，主张谨慎从事，等待时机成熟。正在这时将军董延光主动请缨，玄宗遂命王忠嗣分兵给他，让他率军前去攻打石堡城。董延光攻城不下，反倒诬陷说王忠嗣阻挠军计。一直在观察事态变化的李林甫见有机可乘，便指使济阳别驾魏林告发王忠嗣，说王忠嗣任河东节度使时他任朔州刺史，王曾说过“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的话（《旧唐书·王忠嗣传》）。玄宗大怒，将王忠嗣交给法司审讯。李林甫此举一箭双雕，既诬陷了王忠嗣，又将太子再次牵连入大案中来。经过审判，王忠嗣被判死刑。这时已接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原是王忠嗣的部将，入朝力保王忠嗣不反，使其得以免死，贬为汉阳郡太守。天宝八载（749），王忠嗣突然患重病而死。李林甫的本意在于通过王忠嗣事件中伤太子，但是由于王忠嗣拥戴太子的证据不足，玄宗仅仅处理了王忠嗣，而没有牵涉到太子。
就在王忠嗣突然病死的这一年，玄宗命哥舒翰率兵六万三千人进攻石堡城，唐军战死数万才攻下此城，而俘获的战俘仅为四百余人，不出王忠嗣所料，损失甚重，但收获却极小。玄宗无视士兵生命，不顾国家重大损失的行为，与王忠嗣爱惜士卒，不惜违背皇帝旨意，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的高尚行为相比，人格的高下泾渭分明。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在军事上依靠郭子仪与李光弼，而两人的资历与地位相差不远，朝廷缺乏统率各镇军队的大将，王忠嗣的早死无疑是唐朝的一大损失。
李林甫中伤太子的图谋没有得逞，于是他又制造了另一起政治大狱，即杨慎矜案。
杨慎矜，乃隋炀帝的玄孙，其父杨隆礼在武则天时历任诸州刺史。玄宗被立为太子后，避其讳，改名崇礼。开元初任太府卿，封弘农郡公。杨慎矜初入仕，任汝阳令，以后逐渐升任至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在审理韦坚案时，时任侍御史的王与杨慎矜共同推问，而杨慎矜身为御史中丞，却极力保持中立，引起了李林甫的不满。杨慎矜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发现皇帝并不想把太子牵扯进来，不得已只好采取了避事防患的态度。后来王升任御史中丞，与杨慎矜同列，但杨慎矜仍然直呼其名，引起了王的不满。于是李林甫决定利用两人的不和打击杨慎矜，以警示其他办案人员，促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思路办案。
杨慎矜曾经对王讲过有关谶书之事，又与还俗僧人史敬忠关系密切。天宝六载（747）十一月，李林甫指使王诬告杨慎矜“是隋家子孙，心规克复隋室，故蓄异书，与凶人来往，而说国家休咎”（《旧唐书·杨慎矜传》）。玄宗大怒，经过审理，将杨慎矜及其兄弟杨慎余、杨慎名处死，同时还有一批官员或被贬，或被流放，共有十几家受到牵连。
李林甫指使人诬陷杨慎矜，兴起又一大案时，王忠嗣案尚未结案，他想通过此案警示那些办案官员，在办理王忠嗣案时坚持贯彻自己的意图，以便把太子李亨牵连进去。不出李林甫所料，杨慎矜案使得一大批朝臣噤若寒蝉，人人自危，朝廷中的政治空气变得紧张起来。李林甫除了动员他的追随者外，甚至亲自跳出来，直接上奏说：“太子宜知谋。”《王忠嗣神道碑》也说：“借公为资，动摇国本。”所谓国本，就是指太子李亨。玄宗在这个问题上头脑还是很清楚的，他说：“吾儿在内，安得与外人相闻，此妄耳！”（《新唐书·李林甫传》）李林甫费尽了心机，由于皇帝的态度不变，便使其一切努力化为乌有，虽然巩固了权势，但改换太子的主要目的却没有达到。
（四）李亨艰难的生活状况
李亨自被立为太子以来，由于接连不断的大狱威胁，使他基本上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每天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大祸临头。关于他的这种生活状况，王谠《唐语林》卷1《德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录之如下：
肃宗在东宫，为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鬓发斑白。入朝，上见之恻然，曰：“汝归院，吾当幸。”及上到宫中，庭宇不洒扫，而乐器屏弃，尘埃积其上，左右使令亦无妓女。上为之动色，顾谓力士曰：“太子居处如此，将军盍使我知乎？”力士奏曰：“臣尝欲言，太子不许，云：无勤上念。”乃诏力士，令京兆尹亟选人间女子颀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出庭下，复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阅女子，人间嚣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伏见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以赐太子。
此时的李亨居住在少阳院，并非东宫，“肃宗在东宫”一句是说肃宗为太子时，而非指居处。这一段记载原出于唐朝宰相李德裕所撰的《次柳氏旧闻》一书，其资料是李德裕之父从唐代史官柳芳之子柳冕口中获知，而柳芳则是从高力士本人口中访问得知的，因此这种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李亨也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唯恐惹恼了玄宗。据《次柳氏旧闻》载：有一次李亨在宫中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刃，以饼洁之”。即以饼擦净了刚刚割过羊腿的刀刃。玄宗看到后非常不高兴，李亨见状，不急不忙地将这块饼吃了下去。对于李亨此举，玄宗非常满意，遂对他说：“福当如是爱惜。”通过这种有关李隆基、李亨父子之间生活细节的记载，隐隐地透出了一种父子关系并不和谐的气氛。同时也说明李亨在这一时期是如何的小心翼翼，察言观色，唯恐招来祸患。
天宝中，安禄山入朝，假装不知太子为何官，而不愿行跪拜之礼。此事被作为安禄山装愚以获取玄宗的信任而记载，其实透过此事也可以看出太子李亨在当时的尴尬处境。玄宗对太子的猜忌，对许多外人来说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据赵璘《因话录》卷4载：“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人怜？’‘是勿儿’，犹言‘何儿’也。对曰：‘自家儿得人怜。’时杨贵妃宠极中宫，号禄山为子，肃宗在春宫，常危惧。上闻幡绰言，俯首久之。”玄宗为什么听到此话后竟然俯首久久沉思呢？可见这句话触到了他的痛处，说明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太子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这件事发生在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当政期间，正因为玄宗始终没有放弃对太子的猜忌，才使杨国忠有机可乘，使得对太子地位的威胁一直持续下来。正是因为如此，后来肃宗即位以后，一直没有放松对已经成为太上皇的玄宗的警惕，玄宗晚境凄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造成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四、盛世末日
（一）杨玉环其人其事
杨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西南永乐镇）人。她是弘农杨氏的后裔，其高祖是隋朝名臣杨汪。在杨汪的曾祖父杨顺时，这个家族就已迁居河东永乐了，所以史书均称其家为河东人。其父杨玄琰曾任过蜀州司户参军（从七品下）的小官，早亡。因此杨玉环从小由其叔父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养大，士曹参军也是一种从七品下的小官，说明这个家族在开元初期已经衰落了。
杨玉环的出生时间，根据其死时三十八岁推算，应生于开元七年（719）。至于其出生地，史籍明确记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当是其父在蜀州司户任上时出生的。关于其生日，郑处诲《明皇杂录》逸文说：“六月一日，上幸华清宫，是贵妃生日。”但是也有人怀疑这个记载的真实性，理由是唐玄宗通常都是每年十月以后才赴华清宫的，没有六月盛暑幸华清宫的事实。这种理由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未必充分，姑留之待考。
杨玉环何时失去父母而成为孤儿的？史无记载。她的家庭除了杨玉环本人外，见之于记载的还有三个姐姐，即后来的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史书记之为大姨、三姨、八姨，这显然是按照其堂姐妹的排行而排列的。此外，杨玉环还有一个亲兄长，即杨铦，史籍记载说：“铦为玄琰之子。”（《资治通鉴》卷215《考异》）也有史书记杨铦为杨玉环从兄，即堂兄。这是因为杨玉环从小被其叔父收养，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称为从兄。她的另外两个从兄杨锜、杨钊，其中杨钊（国忠）是从祖兄，血缘关系稍微远一些。杨玉环还有一个堂弟，即杨鉴，是其叔父杨玄璬的儿子。
杨玉环大约是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七岁时嫁给了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根据史书记载，玄宗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驾幸洛阳。此次赴洛共居住了两年十个月，直到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才返回长安。开元二十三年时，玄宗在洛阳亲自操办了寿王与咸宜公主的婚事。其中寿王的婚礼是在这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的，《唐大诏令集》卷40《册寿王杨妃文》是这样写的：
维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若曰：於戏！树屏崇化，必正壸闱，配德协规，允资懿哲。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公辅之门，清白流庆，诞钟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范夙成，柔明自远，修明内湛，淑问外昭。是以选极名家，俪兹藩国，式光典册，俾叶龟谋。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持节册尔为寿王妃。尔其弘宣妇道，无忘姆训，率由孝敬，永固家邦，可不慎欤？
从这篇册文可以看出，杨玉环是以杨玄璬的长女身份出嫁的。称其家为“公辅之门”、“名家”，是指其家族乃是弘农杨氏之后，如果没有这种显赫的门第，恐怕杨玉环是很难嫁到皇家来的。从玄宗派宰相李林甫与陈希烈为正、副使的情况看，显然对这次婚礼是非常重视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武惠妃得宠有着直接的关系。
杨玉环与寿王李瑁在一起生活了仅仅五年，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她似乎没有为寿王产过一男半女，尽管寿王有五个儿子，但都与杨玉环无关，因为当时的皇子们都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这些孩子应为其他姬妾所生。
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杨玉环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事情的起因与其婆母武惠妃的突然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武惠妃在开元二十五年逝世后，玄宗百般无聊，虽说宫中嫔妃甚多，却无一悦目佳丽，因而郁郁寡欢。玄宗的这一切都被宦官高力士看在眼里，他深知皇帝所思所想，于是便向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关于这个问题，唐人陈鸿所撰的《长恨歌传》说：“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而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均未点明是高力士所为，只记为有人奏，或有人言。高力士之所以推荐杨玉环，是因为她“姿色冠代”，“姿质丰艳”（《旧唐书·杨贵妃传》）。姿色风度，都堪称冠绝一代。此外，杨玉环还颇晓音律，能歌善舞，据郑綮《开天传信记》载：“太真妃最善于击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也。”可见其对音律、乐器之精通程度。关于杨玉环善舞，《杨太真外传》卷上说：贵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杨玉环不仅善跳霓裳羽衣舞，而且还善跳胡旋舞，白居易的《胡旋女》一诗说：“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可见在天宝年间，杨玉环与安禄山都以善舞胡旋而著称。正因为杨玉环色艺俱佳，高力士才敢于向玄宗推荐她。此外，武惠妃死后，寿王李瑁不再受宠，高力士没有后顾之忧，这也是他敢于向玄宗推荐杨玉环的一个重要原因。
杨玉环入宫的时间为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时年二十二岁，唐玄宗五十六岁。但是杨玉环的身份毕竟特殊，与玄宗有翁媳关系。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玄宗命杨玉环穿道士服，以女道士的身份觐见皇帝。时间在次年正月二日。说明玄宗见了杨玉环后圣情大悦，但由于存在前面提到的问题，还不便直接让她住在宫中，于是又命其暂返寿邸。经过了一段时间思考后，才决定度她为女道士，然后再进宫相见，这样就拖到了次年正月二日。那么将一个亲王妃度为女道士必须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有人给玄宗出主意，以为太后忌辰追福的名义就可以说得过去了，至于是谁给皇帝出的这个点子，则无法考知了。关于此事在《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中有明确的记载，录之如下：
至人用心，方悟真宰；淑女勤道，自昔罕闻。寿王瑁妃杨氏，素以端懿，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精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弘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唐大诏令集》卷40）
从“特遂由衷之请”一句看，似乎是杨玉环自愿请求度为女道士，当然这些都是遮人眼目的把戏，不必当真。玄宗的两个妹妹，即西城公主与隆昌公主，都在唐睿宗时被度为女道士，道号为“金仙”与“玉真”。其入道的原因就是为太后（即武则天）追福。睿宗死后不久，玄宗又把自己的女儿万安公主度为女道士，欲为死者追福。正因为在皇家的女性中度为道士的不乏其人，因此将寿王妃度为女道士也就不那么突兀刺眼了。
既然杨玉环已不再是寿王妃而是女道士了，于是便跟随玄宗去了骊山温泉宫，在那里住了数日后，玄宗返回兴庆宫，女道士杨玉环则又回到了大明宫内的道观。杨玉环既为女道士，必须有一个道号，遂由玄宗赐号“太真”。皇宫中本来是没有道观的，为了安置杨玉环，玄宗在大明宫别置道观，人称其居处为“太真宫”。从玄宗居住的兴庆宫到大明宫之间有复道相通，往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就这样两人往来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冬，然后又共同去了温泉宫。从温泉宫返回长安后，杨玉环遂住进了兴庆宫，而且还脱去了道士服饰，穿上了嫔妃的服饰。
唐玄宗与杨玉环的关系发展很快，史载：“不期岁，礼遇如惠妃。
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旧唐书·杨贵妃传》）可见不到一年时间，杨玉环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后妃的地位，成为玄宗的新宠。之所以呼其为“娘子”，是因为她尚未正式册妃，但却深得皇帝的宠爱，于是便移用民间对妻子的称呼（娘子），用来称呼杨玉环，倒也符合此时的实际情况。
杨玉环被正式册封为贵妃，是在天宝四载（745）八月六日。为了使此事顺利解决，必须先解决寿王李瑁无妃的问题。于是在这年七月二十六日，下诏册韦氏为寿王妃。韦氏出自京兆韦氏郧公房，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士族。在解决了寿王妃的问题后，玄宗正式册杨玉环为贵妃，从此杨贵妃的称呼便代替了杨太真的旧称。前面已经介绍过，唐朝的后妃制度到玄宗时发生了变化，取消了贵妃之号，以惠妃、丽妃、华妃为三夫人，其中惠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此次册封杨玉环，如果授予惠妃的封号，显然不大合适，授予丽妃、华妃的名号，又有些委屈了杨玉环，于是只好恢复贵妃名号。由于贵妃仅次于皇后，而当时又没有皇后，所以杨贵妃实际上处于皇后地位，为后宫之主。
自从杨贵妃入宫以来，杨氏家族中人上自先辈下至同辈，无不得到皇恩的惠顾。杨贵妃的三个姐姐早就分别嫁给了崔家、裴家和柳家，天宝初年，她们来到了长安，皆赐第于京师，贵宠无比，并于天宝七载（748）十一月，分别封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她们三人皆有国色，可以随意出入宫廷，玄宗呼之为“姨”。她们三人权势也很大，连皇子、公主都对她们礼让三分，其中以虢国夫人宠遇最深，受贿行托，卖官鬻爵，干预政事，门庭如市。
杨氏兄弟也因杨贵妃的关系纷纷升官晋爵。其中杨铦任鸿胪卿，杨锜尚太华公主，任侍御史、驸马都尉，杨钊（国忠）历任监察御史、度支郎中、御史中丞、太府卿，后来竟继李林甫之后任中书令，成为天宝时期最有权势的人物。杨贵妃的亲生父母也都得到封赠，杨玄琰追赠太尉、齐国公，母追封凉国夫人。杨贵妃的叔父杨玄珪历任光禄卿、工部尚书。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专宠，逐渐养成了她恃宠任性、悍妒异常的性格，以至于使玄宗忍无可忍，两次将杨贵妃驱逐出宫。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次风波发生在天宝五载（746）七月，史载：“贵妃以微谴送归。”（《旧唐书·杨贵妃传》）另据《新唐书》、《资治通鉴》记载，杨贵妃是因“妒悍”而“不逊”，即出言顶撞了玄宗，致使玄宗一时难以忍受，遂将她送归杨铦第。杨铦事先没有得到一点风声，贵妃的突然被遣送回来引起了全家的惊恐不安，并在所有的杨氏诸家中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杨贵妃被送出宫后，玄宗整天郁郁寡欢，“比日中，犹未食，左右动不称旨，横被棰挞”（《资治通鉴》卷215）。可见晚年的唐玄宗对杨贵妃依恋到何种程度，他们之间几乎形影不离，所谓“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陈鸿《长恨歌传》）。玄宗因一时气愤将她逐出宫后，立即就感到寂寞难耐，但又不好出尔反尔马上把她接回来，于是只好把气全撒在了左右之人的身上。
只有跟随玄宗多年的宦官高力士深知皇帝的心思，于是建议将贵妃的供帐、器玩、廪饩等悉数装车，送到了杨铦家中，表示皇帝仍然继续关心着贵妃的起居生活，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玄宗马上命令照办。当天下午这些东西就被送到了杨铦家中，杨氏家族中人见此情况，无不欢欣鼓舞，紧张的心情这才松弛下来了。接着高力士又建议把贵妃迎回宫中，玄宗早就等不及了，一听此言，马上同意，于当天夜里打开禁门，命人将贵妃迎回宫中。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有一种说法，杨贵妃的悍妒是因为梅妃的受宠。有一本书叫《梅妃传》，无名氏所撰，说梅妃姓江，名采苹，由于她多才且貌美，也深受玄宗宠爱。其实历史上并无梅妃其人，这本书也是后人的附会之作，不足为信。
杨贵妃的第二次被遣送出宫是在天宝九载（750）二月，据郑綮《开天传信记》一书记载：“太真妃常因妒媚，有语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辎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持此伸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悯然，遽命力士召归。”事情的经过，上引此书已经基本说清楚了，只是玄宗命高力士将她送回家中却搞错了。另据《资治通鉴》卷216记载，杨贵妃顶撞了玄宗后，玄宗遂命人将其送归家中，至于是谁送她的却没有记载姓名。新旧《唐书》也是如此。后经户部郎中吉温劝告后，玄宗又后悔了，遂派中使赴其家探视，贵妃剪发请中使带回，玄宗遂命高力士将其接回，“宠待益深”。
吉温的出面劝谏，是受杨钊的委托。当杨贵妃第二次被送回家中时，杨氏全族惊恐不安，他们的荣华富贵全仗杨贵妃一人，如果由此失宠不复召回，那么杨氏家族从此就坠入万丈深渊了。在这种情况下，杨钊只好与吉温商议对策，这才有了上面的一幕。杨钊因为在这次风波中调解有功，加之具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因而受到玄宗的赏识，遂赐名国忠。
杨贵妃因为妒悍而两次被送出宫中，到底是谁引起了她如此之大的妒火呢？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虢国夫人。虢国夫人美貌绝伦，而且长期孀居，早年在西蜀时就与其堂兄杨钊勾搭在一起，到了长安后，在诸姨中她最受皇帝的
茂名贡园的
唐代古荔枝树恩宠，因而也最为骄奢淫逸。唐人张祜的《集灵台》诗中写道：“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透露出了虢国夫人与唐玄宗之间存在的隐秘关系。玄宗与杨贵妃每年冬季前往华清宫时，杨氏姐妹也时常一同前往，其中虢国夫人每次也没有落下过。杨贵妃第一次出宫风波过后，玄宗特地宴请诸杨，却回避了虢国夫人，显然是为了照顾杨贵妃的情绪。
总的来看，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恩宠程度已经超过了武惠妃，他们之间除了过着奢侈豪华、醉生梦死的生活外，还经常四处游乐，歌舞助兴。在华清宫还专门为杨贵妃建筑了汤池，人称贵妃池，也叫海棠池。此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发掘，呈椭圆形。杨贵妃喜食新鲜荔枝，玄宗下令从岭南快马传送，唐代诗人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中有一首专门写到了这种情况。所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用来讽刺这种劳民伤财的举动。
不过，杨贵妃虽然备受恩宠，生活奢侈，但她却不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女人，在史书中也极少见到有关她干预政事的记载。虽然杨氏家族中人，尤其是杨国忠专权擅政，做了不少祸国殃民的事，但这些却与杨贵妃并无直接的关系，更多还是要唐玄宗负这个责任。自唐代以来，历代都有不少人对女色误国之事多有批评，对杨贵妃也多有微词，这些都是没有道理的偏见。客观地看，根子还在唐玄宗身上，把责任推到一个女人身上，是一种陈腐的观念。
（二）杨贵妃与安禄山
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杂种胡。其母是突厥巫师阿史德，其父为康姓胡人。安禄山原名轧荦山，后来其母改嫁给突厥人安延偃，于是他便改姓安氏，名禄山。关于安禄山的种族问题，学术界作了大量的研究，基本上认为他是粟特人。由于《安禄山事迹》一书记其母为突厥巫，其父为九姓粟特中的康国人，故认为其为混血胡人。其实突厥汗国中的神职人员多由粟特人充当，而阿史德氏是突厥中高贵族姓，多与王族通婚，其地位要比九姓粟特高，故安禄山本人也认为其母为突厥种，无非是想抬高自己的地位。至于安延偃也是九姓粟特中的安国人，轧荦山实即粟特语roxan的音译，意为“光明、明亮”，是粟特人传入漠北的“光明之神”。因此，无论从血缘还是文化的角度说，安禄山都应是一个粟特人。
安禄山聪明多智，通多种番语，早年当过互市牙郎，即唐朝与周边各民族间边境贸易的中介人。由于勇敢善战、机智多谋，得到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赏识，任其为捉生将，并收其为养子。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已经升任为平卢讨击使。在讨伐奚、契丹的战斗中战败，按军法当斩。张守珪惜其勇，将其押送朝廷处置。宰相张九龄坚持原则，要求将其处死，却被唐玄宗轻判，仅免官了事。以后安禄山又从头干起，逐渐升任平卢兵马使、平卢军使，至天宝元年（742）时已经升任为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744），他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十载（751），又命他兼任河东节度使，成为当时兵力最大、权势最大的将领了。
玄宗信任安禄山，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安禄山善表忠心，除了自我表白外，还经常向皇帝进献各种宝物、珍玩、异兽等。安禄山身重腹大，据说体重达三百五十斤，有一次玄宗指着他的腹部说：“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安禄山回答说：“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资治通鉴》卷215）二是大行贿赂，对朝中权贵安禄山是不惜财力的，因此以李林甫为首的一批人都给他说好话，加以扶持。三是安禄山洞察了玄宗骄奢之志，多以边功邀宠，经常出兵讨伐奚、契丹、同罗等部族，引起了玄宗对他的好感。在这一时期的边将中，恩宠如安禄山者，还无一人可比。玄宗赐其铁券，授予免死特权，又封其为东平郡王，在长安和昭应都给安禄山修建了豪华的宅第。安禄山兼任的三镇节度使，天宝初共有兵十八万三千九百人，到安禄山时可能人数超过了二十万，占全国总兵力的40%。安禄山地位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是唐玄宗倚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安禄山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见杨贵妃备受恩宠，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自然不能不对其示好。史载：安禄山应对敏给，杂以诙谐，深得玄宗的欢心，遂“诏杨氏三夫人约为兄弟”（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天宝六载（747），安禄山入朝，自请为杨贵妃养子。这时杨贵妃年仅二十九岁，而安禄山已经四十五岁了。不仅如此，既与杨氏姐妹为兄弟关系，却又是杨贵妃的养子，将人伦关系也完全搞乱了。这种看似荒唐的闹剧，其实隐藏着安禄山深刻的用心，他既是杨贵妃的养子，当然也是皇帝的养子了，此举一可以讨杨贵妃的欢心，二可以获得玄宗的信任，又何乐而不为呢？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安禄山事迹》卷上记载说：
召禄山入内，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采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自是，宫中皆呼禄山为禄儿，不禁其出入。
唐代民间有三日洗儿的风俗，宫廷之中亦有习俗，这一点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因此贵妃为安禄山洗儿之事亦不足为奇。只是安禄山已是成人，仍举行此礼，就不大合适了，显然是宫中以此为笑乐，故玄宗也参加进来助兴。
安禄山为了进一步讨杨贵妃欢心，每次见到玄宗与贵妃，总是先拜贵妃，再拜皇帝。玄宗感到非常奇怪，问其为何如此？安禄山回答说：“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后父。”（《旧唐书·安禄山传》）玄宗以为其憨厚诚实，待之愈厚。其实安禄山长期为官，又数次入朝，如何能不知朝廷礼仪？他这样做，目的就在于求宠固位，迷惑玄宗，使其放松对自己的警惕。
玄宗为了笼络安禄山，其在长安期间，“禄山同列皆尚食供馔，其余颁赐品味，备极水陆。玄宗每食一味，稍珍美，必令赐与，中贵相望于道”（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所谓尚食，是负责给皇帝嫔妃供给饮食的机构。安禄山在长安亲仁坊的宅第建成后，其在新第举行宴会庆祝，并上表玄宗，欲请宰相赴宴。这一天玄宗正在打球，遂停止打球，命令宰相必须赴宴。安禄山曾患小病，宫中御医相望于道，煎和汤药皆在宫中。玄宗驾幸华清宫，“必令扈从，赐马，赐衣，香囊珍宝，不知纪极”（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正月一日是安禄山的生日，玄宗每次都赐予大量财物，杨贵妃也厚加赏赐。《安禄山事迹》卷上记载有天宝十载（751）正月一日安禄山生日时，唐玄宗与杨贵妃赏赐的物品详单，录之如下：
玄宗赐金花大银盆二、金花银双丝平二、金镀银盖碗二、金平脱酒海一并盖、金平脱杓一、小玛瑙盘二、金平脱大盏四、次盏四、金平脱大玛瑙盘一、玉腰带一、并金鱼袋一，及平脱匣一，紫细绫衣十副、内三副锦袄子并半臂，每副四事，熟锦细绫□□三十六具。
太真赐金平脱装一具、内漆半花镜一、玉合子二、玳瑁刮舌篦、耳篦各一、铜镊子各一、犀角梳篦刷子一、骨合子三、金镀银盒子二、金平脱盒子四、碧罗帕子一、红罗绣帕子二、紫罗枕一、毡一、金平脱铁面枕一、并平脱锁子一、银沙罗一、银碗一，紫衣二副，内一副锦，每衣计四事件。
其实在这一天唐玄宗与杨贵妃赐给安禄山的物品并不止这些，该书继续写道：“其日，又赐陆海诸物，皆盛以金银器，并赐焉。”原注曰：“所赐禄山食物、香药，皆以金银器盛之，其器并赐，前后又不可胜计也。”
不仅如此，玄宗还给安禄山的母亲、祖母皆赐以国夫人之封号，其子安庆宗、安庆绪、安庆恩、安庆和、安庆余、安庆则、安庆光、安庆喜、安庆祐、安庆长、安庆□等十一人皆由玄宗赐名，并授予各种官职，其中安庆宗还尚荣义郡主。可以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对安禄山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激励安禄山对大唐帝国忠心耿耿，反倒产生了反叛之心，妄图取大唐而代之。
（三）杨国忠与安禄山
杨国忠在杨贵妃的诸兄弟中最为突出，他与杨贵妃的血缘关系比较疏远，然而在政治上却最有权势，他的发家虽然与杨贵妃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的却是靠自己的钻营与努力。
杨国忠的父亲杨珣任过宣州司士参军的小官，他的母亲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的妹妹。因此，早年的杨国忠生活困苦，仅任过新都县尉这样的小官，任满后穷得竟然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后来他在成都娶了一个名叫裴柔的妓女为妻，此女因为年老珠黄不值钱，门庭冷落，不得已才嫁给了杨国忠这个穷光蛋。他们生了好几个儿子，过着贫困的日子，直到其堂妹杨玉环被册为贵妃，这才时来运转，逐渐告别了贫困的生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玄宗册封杨玉环的消息传到蜀中后，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想巴结杨贵妃，于是便把杨国忠任命为节度推官。不久，便派他入京向皇帝进贡春绨，即丝织品。杨国忠到了长安，找到了当年与他私通的堂妹虢国夫人，通过她的引荐，入宫见到了玄宗。也许是因为他与杨贵妃血缘关系比较疏远的缘故，玄宗仅任命他为金吾卫兵曹参军，即一个主管军械的小官。尽管如此，杨国忠毕竟因此而留在了京师，为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一个立足点。由于他毕竟是杨贵妃的远亲，所以也能参加宫廷内举行的宴会，从而使玄宗能够时常见到他，并在他入京的第二年，升任他为监察御史。
当时李林甫为宰相，权势很大，杨国忠虽然不学无术，但却善于钻营，于是他便投靠了李林甫，并且按照李林甫的意思，在杜有邻、柳等案件中极尽诬陷之能事，从而逐渐升任检校度支员外郎、侍御史、监水陆运使、司农使、出纳钱物使等职，后来又升任度支郎中、给事中、御史中丞。在这一时期，杨国忠搜刮民财甚是用力，得到了玄宗的赏识。天宝八载（749），玄宗率百官视察左藏库，看到仓库中钱物堆积如山，龙颜大悦，认为杨国忠精于算计，于国有功，遂任命他兼理太府卿事，并赐金紫（即金印紫绶）。从此以后，杨国忠愈加受到皇帝的宠信，并且开始觊觎李林甫的宰相地位。他先后将李林甫的心腹御史大夫宋浑、京兆尹萧炅等排挤贬官放逐，接着又将御史大夫王处死，取代了他的地位。此时李林甫已死，但还未入葬，杨国忠与陈希烈、哥舒翰等联合起来，共证李林甫与王兄弟勾结。玄宗下令削夺李林甫的官爵，子孙流放岭南，并改换小棺，以庶人身份下葬，其他与李林甫有牵连的官员共五十多人，均被贬官。杨国忠代替李林甫成为宰相，并身兼四十多职，成为朝廷中最有权势的人物。
杨国忠像当年的李林甫一样，专擅朝政，排挤正直官员，并在家中处理政务。云南太守张虔陀对南诏索取无度，激反了南诏王，西南三十多个羁縻府州被攻占，张虔陀本人也被杀死。杨国忠不知安抚，反而推荐鲜于仲通为统帅，率八万精兵攻打南诏，结果全军覆灭。杨国忠隐瞒战败的消息，虚报战功，自请兼任剑南节度使，又举荐败将鲜于仲通任京兆尹。接着杨国忠又派李宓率军七万攻打南诏。李宓中了诱兵之计，战士死于瘴疫者十之八九，南诏乘机反攻，唐军战败，李宓也死于阵前。杨国忠又一次隐瞒败状，反倒向玄宗送上捷报。唐军两次攻打南诏，死伤二十余万，耗费资财不计其数，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苦难。可是朝中大臣畏惧杨国忠权势，竟无人敢于揭发。
与此同时，安禄山也备受玄宗的宠信，手握重兵，杨国忠知道安禄山不会甘居人下，于是便产生了除去安禄山的想法。史载：“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忌。”（《册府元龟》卷336）杨国忠没有李林甫那样的本事，控制不了安禄山，遂在玄宗面前多次说安禄山有不臣之心，迟早是要造反的。玄宗此时正宠信安禄山，自然不会轻易相信。天宝十二载（753）冬，杨国忠随玄宗到华清宫，屡次进言说安禄山必反，并说陛下如不相信可召其入京，其必不敢来。玄宗遂命安禄山入京朝见皇帝。出乎杨国忠预料的是，次年正月，安禄山却奉命来到了华清宫，向玄宗哭泣说：“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中）此举使玄宗更加相信安禄山不会造反。安禄山与玄宗回到长安后，一直住到三月才辞归范阳。
安禄山在朝中也安排有眼线，这个人就是御史中丞吉温。吉温本为魏郡太守，被杨国忠任命为御史中丞。吉温归朝时前去向安禄山辞行，安禄山对他特别关照，并派其子安庆绪一直把他送到境上，吉温由此对安禄山感恩戴德。安禄山任内外闲厩使时，就让吉温为留后，在京师负责具体事务。吉温在長安将朝中的一举一动随时通报安禄山。因此，杨国忠对安禄山的诋毁，安禄山了如指掌，能够及时采取对策。
在安禄山此次入朝期间，玄宗为了拉拢他，欲加其为同平章事，即宰相。命张垍草制，杨国忠阻止说：“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资治通鉴》卷217）玄宗遂加安禄山为尚书左仆射，赐一子三品官，一子四品官。安禄山离京时，玄宗命高力士在长乐坡设宴饯行，回宫后玄宗问禄山是否高兴，高力士回答说：“禄山意甚怏怏，好像知道了欲拜相而后中止之事。”玄宗大怒，认为这必是张垍泄露了机密，将其贬为卢溪郡司马，其兄弟也同时贬官。
杨国忠也妒忌另一宰相陈希烈，陈希烈为了避祸，多次上表请求辞去相位。玄宗欲以吉温代替陈希烈，被杨国忠所阻止，另外推荐了韦见素代替了陈希烈。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陟，“文雅有盛名”，杨国忠恐其入相，遂指使人告发韦陟贪赃，玄宗命御史台审问。韦陟贿赂吉温，请吉温求救于安禄山。此事被杨国忠知道，马上抓住不放，致使韦陟、吉温被贬。安禄山自然不甘示弱，上表为吉温诉冤，“且言国忠谗疾。上两无所问”（《资治通鉴》卷217）。玄宗的这一态度表面上看是双方都不得罪，实际上是偏袒了杨国忠，引起了安禄山的不满。
为了制约安禄山，杨国忠极力拉拢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哥舒翰原为王忠嗣部将，在西北与吐蕃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声名显赫。杨国忠为了拉拢他，奏荐其兼任河西节度使，封西平郡王。哥舒翰本来就与安禄山不和，“上常和解之，使为兄弟”（《资治通鉴》卷216），但是无济于事。杨国忠有意拉拢，哥舒翰未必服于杨国忠，但由于有利于对付安禄山，也就乐于顺水推舟。这些情况的出现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不仅不能阻止安禄山的反叛，反而促使他加快了反叛的步伐。
更为愚蠢的是，杨国忠在没有充分掌握安禄山反叛证据的情况下，于天宝十四载（755）四月指使京兆尹派兵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宅第。当时安禄山之子安庆宗任太仆卿，尚荣义郡主，住在京师。杨国忠抓住了安禄山的宾客李超等人，送到御史台的监狱中偷偷地处死。安庆宗便将这种情况密报安禄山，“禄山愈惧”。这年六月，玄宗以其子成婚，命安禄山入京参加观礼，安禄山如何敢来，遂称疾不往。唐玄宗对安禄山的确有恩，安禄山也心知肚明，曾打算在玄宗死后作乱，杨国忠为了证明安禄山必反，有意激其造反，“禄山由是决意遽反”（《资治通鉴》卷217）。从这个角度看，杨国忠实乃唐朝之国贼也。也正因为如此，安禄山起兵造反时，便打出了诛杨国忠，以清君侧的旗号。
（四）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
杨国忠与太子李亨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李林甫屡兴大狱打击李亨时，杨国忠依附李林甫就参与其中，引起了李亨对他的极大不满。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成为权臣，继续坚持了原先对待太子的态度。《旧唐书·肃宗本纪》载：“后又杨国忠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所谓“惧上英武”，当然是美化李亨的话，其实是因为杨国忠与李亨的关系长期不和，担心将来李亨即位后对自己不利，所以才“潜谋不利”，欲极早消除政治隐患。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西南）正式举兵反叛。叛军兵力强大，加之唐朝长期处于和平状态，军队百姓久不知兵事，缺乏战争准备，故叛军一路势如破竹，进军神速，很快就逼近了东都洛阳。封常清连战连败，洛阳失陷，与奉命出征的高仙芝退守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港口镇），以拱卫长安不受叛军威胁。十二月，“上议亲征，辛丑，制太子监国，谓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资治通鉴》卷217）并且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以江陵长史源洧副之；颍王璬为剑南节度使，以蜀郡长史崔圆副之。二王不出阁”（《旧唐书·玄宗本纪》）。从玄宗的这一切安排看，显然是给太子李亨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安禄山的叛乱给太子带来了政治上崛起的机会。
但是事情并不如玄宗想象的那么顺利，他首先遇到的阻力便来自于宰相杨国忠。史载：“杨国忠大惧，退谓韩、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相与聚哭。使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资治通鉴》卷217）另据《新唐书·杨国忠传》载：“国忠揣帝且禅太子，归谓女弟等曰：‘太子监国，吾属诛矣。’因聚泣，入诉于贵妃，妃以死邀帝，遂寝。”可见此事没有由杨国忠亲自出面，而是通过杨贵妃出面阻止，杨贵妃以死相威胁，才迫使玄宗收回了成命。
其实玄宗声张自己将率军亲征，只不过是一篇官样文章，试想一位年逾古稀的老皇帝御驾亲征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而且玄宗并没有取胜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如何敢于冒风险亲临前线呢？只是由于自己一直宠信安禄山，而且不顾许多人的劝说，坚持认为安禄山不会造反。现在事实摆在了大家面前，证明皇帝完全做错了。为了挽回一点颜面，不得已才说了这样的大话，只要有人出面劝阻，他马上就会收回成命。果然杨贵妃出面劝阻后，玄宗遂放弃了亲征的打算，在这种情况下，太子监国的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此外，玄宗命太子监国的事到底有多大的诚意，也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太子李亨可不这么想，他长期受到压制，自认为在政治上刚刚有一点露头的机会，马上就激起了杨国忠及其姐妹们的强烈反弹，致使其希望落空，这种情况如何不使李亨对杨国忠恨之入骨呢！杨贵妃在玄宗当政期间本来是很少过问政治的，但是这一次受其堂兄及诸姐的指使，干预了如此重要的朝廷政治，从而使她也卷入到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了。后来，安禄山叛军打入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向西蜀，途中在马嵬坡杨国忠及杨贵妃等先后被杀，其祸胎其实在长安时就早已经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