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初五，是商铺店家接财神的日子。昌记米行的老板贝锦成一早就来到店中，供起财神关圣帝，并嘱学徒点燃“高升”——平湖人将爆竹称为高升，意为凡事吉利、气象高升。金洪声今日到昌记米行履新，是贝老板定的日子。用意十分清楚，借接财神的日子，纳福在账房中进新人，为昌记在新年讨得一个大大的利市。洪声今天也特意换了一身藏青色薄花呢的长衫，足蹬一双新的棉直贡圆口布鞋，俨然一身账房先生的打扮，喜气中透着干练精神。走过三元桥，隆顺兴米行也已落在身后，踏着满地的爆竹花屑，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响，金洪声心中不禁想道，真是“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
昌记米行也坐落在平湖县城东门外三元桥一带，由于颇具规模，店面分设两处：三元桥南堍东拐，沿三元港走过一家棕绷店和酱园，紧挨着就是昌记米行的总店。这里设一处收货出货的场子，总管米行财务的账房间也摆在这里。账房间临河开窗，从窗口北望，隔着三元港，可以清楚地看到河对岸何元甫茶馆的招牌。昌记米行的另一处店铺在三元桥北堍的汤家浜，是三开间的一座楼房。据金舜仪在2006年4月13日的回忆，这座两层楼房的布局如下：“楼下是场子。贝锦成确实蛮器重，把他（按指金洪声）安排在贝锦成困的地方。跨过三元桥，楼上，又像会客室，又像休息室，摆这只账台大概想逃点税。金洪声睡觉的场所，就在楼上，我也困过。房子不大，走上楼梯，一间有现在两个房间大。贝锦成信佛，一只木鱼，早上要念经，老爷供在上边。带会客室，重要客人在这里。另一面是两个房间，一个是贝锦成的一个学徒名叫周华的，一个是金洪声的。”贝锦成另有内宅，此处是他做生意有点疲惫时的小憩之处，紧挨着安排金洪声的卧室，既是器重又便于随时商量。在三元桥米行的正式账房间外，此处再另设一只账台，可想而知，所记的都属昌记米行的财务秘密了。
据《平湖粮食志》所载，昌记米行的资本额在当时平湖城区51家米行中，名列前八。并述，米业公会“由米业中名望较重者接任……抗战初，仍由罗良才主持，继有贝锦成、汪志荣等任理事长”。可见贝老板在平湖陆陈界的人望之重。
对于贝锦成其人，曾在昌记米行工作、并立过红毡毯、正式拜贝老板为先生的周伟权，在2008年元月回忆道：
“贝锦成络腮胡子，外号贝胡子。
贝锦成贝老板，人蛮大方。我患急性盲肠炎，他用轮船直送嘉兴，一切费用直报直销。当时一支青霉素5元，还有更贵的盘尼西林。
贝锦成在敌伪时期任米业公会主席，办军米、菜籽，胜利以后吃官司，解放以后又吃官司。
昌记米行的经营特色是黄豆生意大，平湖乍浦以西、海盐西塘桥一带出产元青豆，还有昌记特粒粗的牌子。”
金舜仪对昌记米行的生意也有回忆：“贝锦成也是一个做生意人，通外帮，通上海。菜籽通油车，上海嘉兴都有坐庄，那里需要什么运过去，这里需要什么运过来。”坐庄，即现在说的办事处或分公司。通外帮，即做平湖县以外的生意。
生意大，手面大，似乎又手眼通天，几经牢狱之苦，必是一位敢冒风险的商家。与金洪声的业师、前一个老板沈茂斋的谨小慎微从小处落笔颇为不同。但两人又都信佛，却是相同之处。
金洪声在隆顺兴米行虽是名义上的副账房，可干的就是正账房的活，加上人的悟性本来就好，所以在昌记米行正账职上，也可以说轻车熟路。新春伊始，米行的忙季还未到来，昌记米行正账上的活还不见怎样忙碌。他就趁着这时候，不时抽出功夫与王佳牟一道，加紧筹划着义兴米行今年菜籽汛的生意。
王佳牟的意思，去年义兴米行菜籽、草籽生意一炮打红，今年索性再做大一些。他向家里加要点本钱，当然还不够，要金洪声再向钱庄或银行想想办法，轧一点头寸。新籽登场时，各米行都等着要用资金，所以得现在就趁早去接洽，吃顿饭送点礼全由金洪声安排。
金洪声的意思，是不是看看再说。从每天报纸上的新闻看，时局似乎不太稳。西安事变虽和平解决，未演变为内乱，但余波未息。发动事变的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接受军事审判，后虽获赦，但仍被软禁。任如事变的另一位发起者杨虎城在通电中所言，会不会“国危至此，再有萁豆相煎之事”。而就在平湖境内，近在咫尺亲眼目睹的时局，似也有异端。先是大批军队和民工，在突击赶修乍浦到嘉兴的乍嘉公路，民间流言，是最高当局审定的军用公路。更令人不安的是乍浦在筑环山公路，以及附近一带大筑碉堡掩体。座座钢筋水泥的碉堡，兀兀地矗立在一望无际的原本长满稻麦油菜的田野，这种严重的不协调，时时刺痛着生活其间的百姓的神经。更有甚者，游弋在乍浦一带海面上的日本军舰，滋扰出海渔船消息的时时传来平湖县城。平湖人都说，若没有事情，日本兵舰停在这里做什么？再有，去年嘉兴修了飞机场，没有民航客班，明摆着是军用的。平湖离嘉兴只三十来公里，机场上时有飞机起降，飞机轰鸣着在平湖居民头顶掠过。凡此种种，是不是一直远在北方的战事，正在朝向来不为兵家所重的平湖逼近。金洪声问王佳牟，王的回答却是，天塌下来有长子顶着，生意总归要做。
两人商议的结果，毕竟是赚钱的驱动胜过对局势担忧的理性，再则，在中国历来为肉食者谋的国家大事，平头百姓能知多少？况且就摆在眼前的事，成了两人决策的重要比对：贝锦成贝老板的昌记米行此时不是也在招股扩大？8年来，两位学徒一直看着小心稳妥的业师沈茂斋，自己入股进昌记米行不算，还拉着金洪声入股进昌记，难道一向胆小谨慎的先生也会失算，不能吧？难道先生会害学生，更不会罢！
于是两人议决今年义兴米行的经营要旨：春熟生意至少维持去年规模，所缺资金，由金洪声负责寻找“头寸”。走一步看一步，做完春花生意，看情形再决定大熟米生意如何做法。
金洪声同钱庄、银行商议的结果倒很顺利：义兴米行和金洪声的生意信誉不错，王佳牟家里的财务背景也靠硬，去年的合作也很愉快，到时要用资金，一定想办法优先满足。听到这个消息，王佳牟还特地请金洪声吃了一顿“撑腰糖糕”，以示祝贺，也算为两人今年的生意鼓劲。
“撑腰糖糕”是平湖习俗，农历二月初二称“二月二”，亦称“春龙节”或“龙头节”。“二月二”龙抬头，正是一年农事开始繁忙的时候。龙在天上司雨，为了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以获得好的年成，平湖的城乡百姓就以糯米粉做成糖糕以祀春龙。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进入农历二月，农活也要进入“瓜菜落苏（茄子）齐落地”的春耕大忙季节。全年农活的大头——俗称“大熟”的水稻播种也要进入育秧备耕的阶段。水稻的种植，以弯腰插秧为最累，对在田间劳作的农人而言，进食糖糕已为大补，能把腰板撑硬，故又称“撑腰糖糕”——在漫长的食物一直相对匮乏的年代，糯米做的糖糕确实特别耐饥。城里人虽不弯腰插秧，但作为平湖的一种风俗食品，糖糕做得比农村里更为考究。米粉是同样的，也是用上好的糯米磨制。将米粉用浓浓的重糖水和匀，再加红糖、红枣、胡桃肉等佐料反复拌匀，制成生糕胚子，再把糕胚放在锅上用急火蒸熟。糕熟透后再点缀以红花绿丝，既好看又好吃。入口甜蜜韧劲，故又称“蜜长糕”。
王佳牟买的“蜜长糕”，当然是平湖城内顶挑的货，两人就着一杯绿茶品啜。绿茶当然也是上好的西湖雨前龙井，两叶一芽，枚枚直立杯中。王佳牟边吃边对金洪声说：“吃了撑腰糕，今年的生意做起来，更有劲了。”金洪声笑着吃糕：“但愿能借得师兄此语吉祥”，但心中却拂不尽那丝总担心。
平湖城中4月18日的挂灯节热闹场面，大大地打消了金洪声对时局、市面的忧虑。
如前章所述，为祝祀供奉在大王庙中的霍光大将军的诞辰，平湖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四月十八挂灯节。1937年的平湖挂灯节，似乎丝毫不受时局的影响，反而显得格外闹猛，大概嘉靖年间将军显圣退倭寇的传说，切合了四百年后的人们对现实的企盼，几乎癫狂的祀祝活动，不知是掩盖或是真正荡涤了人们心中对战火逼近的所有隐忧。
从4月初十起，三元桥就搭起了桥亭，亭上雕了众多人物、花卉、鸟兽图形。桥亭两旁的栏杆、亭柱上刻有当时平湖名人手书的楹联。同样搭桥亭装扮的还有附近的永康桥、猪行桥等。
4月16日起就开始挂灯，灯大都非自制，沿街商家都聘请名工巧匠特制各式彩灯，有宫灯、八角灯、连环灯、走马灯等等。一盏灯都绘有一出戏文故事，如《白蛇传》、《西游记》、《水浒》，使灯更耐看。义兴米行今年定制的一盏是走马灯，仍然画着《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另一盏是八角灯，画的是八仙过海的传说。
十七夜试灯，十八正式悬挂。挂灯最热闹的处所，是东门外至城中酱园弄口一带，大王庙、弄珠楼、北寺几个地方为观灯的中心。其时四方来客如云，通宵达旦的观看那美不胜收的灯景。最热闹的还是白天，人头攒动，鼓乐齐天。四乡的农民，由各自的乐神社组织入城，举行歌舞表演。凡进城的演出队伍，均以两个玩火球的队员开道，此种火球上下翻滚跃动的阵势已令观者怦然心动。随后是争奇斗艳的彩灯方阵蔚然成势，殿后的歌舞杂技表演则各队尽展其能。此年表演最受人瞩目的是一支高桡队，高桡中之高耸者，人可以坐到街道两侧人家的楼窗上。舞者一跃，观者一声惊呼，引得无数人忘情忘形。此日，夹道观看者真是万人空巷、欢声如潮。
洪声平素除非生意上的应酬，不大喜欢去轨这种闹猛，但今年拗不过王佳牟“沾沾喜气”的说项，也和王佳牟挤在人堆里，白天看老爷出会街头歌舞，晚上看满城街巷中的彩灯高挂。
过了二月二，转眼就到菜籽汛，今年菜籽、草籽的年成属正常年景，收购牌价经米业公会议决，在每百斤平均扯价5.486元，略低于上年的5.513元。金洪声和王佳牟盘算，若仍能按去年每百斤7.5元左右的价格出货，生意还是可以做做的。看来今年开市的行情不错。
作为正账房的金洪声，十分清楚昌记米行的经营情况和资金流向，这是他决策义兴米行生意的重要参考。昌记米行在正常收进菜籽，其他几家大米行门前也是栈船拥挤，金洪声觉得市场无大异动。义兴米行也就放心地如去年一般，有菜籽就收进。新菜籽上市一个礼拜以后，令他感到不安的第一个信号终于来临：上海方向三吉油厂的提货不如去年及时。
其实此时，一向远离兵燹之灾的江南小县的人们，不知一场空前的战祸正如瘟神般向他们逼近。而这种民众的集体无知，因为几千年来执政者的“肉食者为之”的理念而愈益受到蒙蔽。悟性极好又有了几年生意场上历练的金洪声，毕竟还能从一些事情中看出点蛛丝马迹：
4月23日，嘉兴成立城防司令部，由驻防的五十六师师长为司令，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为副司令，统筹嘉兴地区防御。
平湖县投入战时动员，成立了县社会训练大队，训练壮丁，金洪声年龄正合适，也被征召参训。
还时有举行的防空、水陆运输演习，分批训练保长等等，虽然看起来都是花拳绣腿，但毕竟气氛还在。
还有聒噪于金洪声耳边的各种县内杂捐的催要：今天贴标语要钱，明天开挖壕沟要钱。江南民居的传统是讲究黛瓦白墙，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县长大人下令，将县城内一面面大白墙刷成玄黑，还要向各店铺派钱。
还有明目张胆的以“救国捐”充军需为名的时时勒派，县府当局更显理直气壮。米业公会理所当然地首当其冲，昌记米行的缴款是金洪声经手，义兴米行的缴款是金洪声囊中的实际支出。
还有路人皆知，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传闻：县长白天到县署办公催款，晚间则以船为家，停泊无定所。
以上种种，是偶露峥嵘的端倪，还是随即平复的涟漪，金洪声感到自己混沌不清。
三吉油厂小开在6月中旬提去第一船菜籽后，迟迟不再来平湖，曾使金洪声的心头骤然一惊：是否今年的菜籽市场要异动。“七七事变”的消息借着报纸和收音机传到平湖县城，事态已不需要也不可能再由米业公会预先通报了，各家米行、各个老板都在凭着自己的消息渠道，独立地进行着对市场走势的思考与判断。面对投入了大量资金收进，堆放在昌记特别是义兴米行货栈里几乎满仓的菜籽，金洪声心绪不宁。同是这些菜籽，去年曾给金洪声带来金钱和快乐，今年能给他带来什么？
所谓当局者迷，金洪声的心头同当时平湖县陆陈界的其他所有同仁们一样，总还存在着对时局和生意的几分侥幸和希冀，而这点希望之火，因为《东南日报》一篇花边社会新闻而被大大激奋：农历六月十九，是观音大士诞辰，省城杭州西湖六桥三竺各寺院，香客如云，通宵不息。旅馆、酒肆、西湖画舫划船，利市百倍。金洪声和其他人一样，捧读新闻如释重负：省城杭州比小县城平湖，市面要灵得多了。杭州尚且如此佛事大盛、生意兴隆，那时局一定真的是没有传言中的可怖了。
然而，市场总以它固有的轨道运行，超越地域的限制，冷酷无情地置金洪声们的心头希冀于全然不顾，朝着它既定的方向前行。一年前的金洪声是幸运的，他和它同向而行；今年的金洪声是不幸的，他和它逆向而驰。
时过四十年后，金洪声回忆起这几个月度日如年的日子，他写道：“37年上半年，日寇侵略形势已开始，到菜籽等春花登场时，形势已很紧张。商业已肖（萧）条，收进来已卖不出去，物价下降（按：指收进来的菜籽等货物的价格）。到6月底已亏本很大，已成停闭状态。下半年没有生意，在吃老本了。”
菜籽登场在6月初，只有收进没有销出，一切开销依旧，借钱的利息滚滚叠加，到6月底亏本，下半年开始吃老本。俗话说，坐吃山空，是商家的大忌。
关于1937年这段时期的惨淡经营，金洪声在1950年也有回忆：“下半年七七事变，日鬼侵略，时局一天坏一天，在业务上受了影响。当时米行收货自己资金占少数，大部分系钱庄贷款。由于时局不好，物价下降，而无法正常经营。欠出的款子，逼着归还。二爿米行已成停闭状态”。
金洪声与钱庄的关系不错，此时这种不错成了要命的双仞剑：关系越好，借款越多；借款越多，收进的货也越多。如今菜籽积压在货栈里不能变现，钱庄催逼的本利也越多。所谓冷在风里、穷在债里，此时的金洪声不堪重负。不想一年前曾经在平湖陆陈行业“一帆顺风”的他，一年后被钱庄催逼，如坐针毡。金洪声和王佳牟都不是拆烂污的人，借来的钱都用在生意上，变成菜籽满仓地堆在栈房里。可菜籽没有人愿意要，任凭你和三吉油厂小开的关系再好，任凭你割肉贱卖，也无人问津，你让人怎么办？
到了8月，因上海“八一三”事变，金洪声和其他的平湖人一样，不是从报纸上和收音机里，而是从实际的生活中感到了战事的迫在眉睫：日本人的飞机时时在平湖县城上空盘旋，有时能清楚地看到机身上血红的太阳旗；更直观的是上海难民的大量涌入。平湖北与上海毗邻，在经济、生活风尚方面历来受其影响极大。且多有平湖人在上海做事谋生，也有不少平湖姑娘嫁入上海。“八一三”东洋人在上海一掼炸弹，返乡的平湖人和上海人到平湖来投亲靠友的络绎不绝。金洪声的二姐金月婵也嫁在上海，“八一三”后信息断了，金洪声去了几次信，也不见回信，洪声和家里人都挂念异常。
金洪声和平湖人在这一段时间里，亲眼目睹了一些以前从未见闻的备战行动：第十集团军所属第二十八军进驻平湖；稍后，平湖抗敌后援会挂牌成立；平湖动员数万民工，在县内原有的钢筋水泥碉堡掩体外挖战壕，又在县境南面一侧海堤外，挖筑了长二十余公里的“海河”，并用挖起之土在岸上筑成泥城，犹如土的万里长城，蜿蜒连绵，蔚为壮观。
更有不为金洪声等一般市民所知道的，是来去无踪的党国要员们的军事活动：8月14日，国民政府命令沪杭甬沿线各县市戒严，张发奎兼任松（江）嘉（兴）戒严司令；8月17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到嘉兴视察。
平湖陆陈业的生意，除了占总量极小的米店供应县内市民的食用以外，大宗的都是收进县内出产的粮油产品，运销上海、海宁等的所谓“外帮”生意。而此时，上海烽火已起，双方重兵对峙，一切以攻城和固守为轴心。生意的事，用金洪声的话来说，是“已成停闭状态”。
生意上的事到11月5、6日，则陷入全面崩盘不可收拾的地步。5日（农历十月初三），日军乘晨雾及我军换防之隙，以大炮为掩护，在上海的金山卫及平湖的金公亭一带二三十里海岸线上登陆。平湖人俗称之为“十月初三东洋人在金山卫上岸”。6日，日机连续轰炸平湖县城。当时金洪声正在义兴米行中，下午一时许，但听一声巨响，爆炸声来自店南方向的城边。然后又是一阵十几枚炸弹临空掷下的弹雨，店里连同金洪声在内的六个人，哪里见过这等阵势，都傻傻地呆立在原地，等回过神来，才知道找个地方卧到。一时间，耳边只听店外爆炸声、惊呼声号哭声乱成一遍。
过后才听说6日轰炸落下的炸弹，以城中仓弄西口的炸弹为最大，一弹炸毁房屋二十余间，地下竟被炸陷丈余，深阔更大几倍。其次为南河头对面的一弹，也炸毁房屋十余间，河水激起冲上两岸，水深可没人足……轰炸一直延续至傍晚五时后，日机才不复再来。金洪声叫王佳牟和学徒赶快整理店中物品，自己快速跑向昌记米行，所幸昌记也未中弹。贝老板正在指挥整理店堂，能拿走的账册现金装入账箱带往内宅存放，而收进的菜籽等货物，只得任其堆在店铺里。趁着傍晚天未全黑，金洪声仅提了一只衣箱，随着涌出四城逃难的人流，由南门奔向通界桥父母亲处。
沿途但见都是神色慌张、扶老携幼、肩挑背负急行疾足的逃命之人。有的人无亲戚朋友可以投宿，就蜷伏在路旁田边的水车棚中。黄昏后，一路上风雨交加，啼哭之声更遍于四野。出县城到通界桥，本来只二个小时的路，金洪声却在黑暗和泥泞中踉跄了三四个小时才走到。敲开恒昌南货店的门，金洪声已是筯疲力尽，开门的母亲连声说着：“人回来了就好，人回来了就好。”
据《平湖县志》载：“11月6日起，日机连续轰炸平湖县城，居民死伤百余人。县长丘远雄弃城潜逃。”丘氏即前文述及的那位令刷黑墙、夜宿舟船居无定所者，据说所携宦囊甚鼓。
金洪声人虽逃了出来，但从十四岁当学徒算起，省吃俭用、苦拼苦做了八年积攒起来的资产，在半天之内竟全化为乌有……对于和王佳牟合股开设的义兴米行的资产，以及在昌记米行中入股600元等的资产，金洪声在两次回忆中都写道：
“在当年（按：1937）11月，日鬼平湖掼炸弹，我即逃到乡下（通界桥），平湖的资产化为乌有。”
“日寇轰炸平湖时，都逃出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得到通界桥父亲店中暂住。”
关于金洪声及其他人在这段时期中的财产、房屋损失，除直接毁于日寇的炮火及进城后的抢掠者外，还有另一种情形，虽使国人不甚体面，但为存历史的真实，录下两位目击者的记述以备后人考鉴。
其一是平湖邑人冯宗孟在《当湖蒙难录》手稿中所记述的两则：（一）“十七日（按：指1937年11月17日，即日机轰炸县城后的第11日，日军尚未进平湖县城），时城中空无人，乡人之贪小利者，结队进城，随意入人家或店铺家，公然取物，手提肩负，络绎不绝。黠者复守在中途劫之。”（二）“二十日（按：日军已于18日侵入平湖县城），乡人入城大掠。时盗贼公行，十九日，日军过后，乡人沿途劫物。未几，日军又来，相视而笑，且摄影以为娱乐。乡人以日军绝不干涉，遂连日入城大掠，城区河道，船为之塞，皆满载而归。掠后纵火焚屋，以图灭迹，其愚其忍，均不可及。县东至城门口，大小街房屋，焚毁最多；县西至仓弄口次之，仓弄以西大小街均幸而免。损失之巨，大半皆乡人贻之也。”
昌记米行、义兴米行都在东门外一带，极有可能毁于这种行为。
对于乡人的这种乘乱劫掠，平湖籍的书法家陆维钊先生在《日寇登陆前后回忆记》手稿中亦有记述。陆先生平湖县新仓镇人，1925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曾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王国维的助教，助叶恭绰编《全清词》，1979年受命组建全国第一个书法篆刻研究生班，以书画家传世。现平湖县城建有“陆维钊书画院”。他的记述则有三处，其一说：“十月七日知山阳也大火，人家东西都被抢。……我带往山阳之皮箱一只，已抢去，拎箱一只未抢去，中贮衣服等则都没有了，若干稿子则撕碎在地上。发财之人旁人颇为羡慕，一时风气，入夜都要往镇上搬索。”又记：“十月廿八日有人从张堰来说，搬物之人成群结队。”再记：“十一月十九佩生回山阳，岳父欲其打听情况，他却回去私取家中东西。”陆先生此时返乡，伴妻女逃难在金山县山阳一带。
民情若是，可悲可叹，非亲历者，一定匪夷所思。
平湖米业公会所属之米行，店中所存都为粮食，民以食为天，被劫目标甚大，酿成的事故也巨。当时县城米行粮食被盗抢一事，曾轰动平湖全境。事入《平湖粮食志》：“二十六年（1937）12月，县城盗贼蜂起，纵火抢劫米行，事后米业公会派职工十五人，去附近农村搜缴失物，至李墩老虎墩（虹霓附近）遭围袭，当场死十三人，二人生还。”
还有更多的细节：担任原平湖县陆陈公所所长十八年的罗良才，后以米业领袖领平湖商会会长衔。当战火初起米业局面艰难之际，又被陆陈界同仁公举为平湖米业公会会长。11月6、7两日，平湖遭日机狂轰滥炸后，四乡莠民入城抢劫之事，昼夜不绝。米行存积之粮食，几日之间被盗抢一罄。后由地方士绅自发组成维持会（按：非日后日伪之“维持会”），罗良才作为陆陈业、商界代表人物也名列中。米行被盗抢之剧，前所未闻，于是罗会长就派人下乡侦查，果然发现被盗的赃物数量巨大。米业公会就雇舟前往，截获真赃凯旋而归，并击毙盗粮之徒三人。次日再次前去，在虹霓附近却遭到有计划的群起抵抗。抵抗者以耕田的锄头铁搭扁担等农具击死米业公会人员八人，其余二人逃回。死者家属，以为事端起于罗良才，都抬尸陈放在罗家房屋中堂，并各家放一焚化冥钱纸灰钵于罗家门口。死者家属声势汹汹，大有举丧于罗家之态势，不饶不歇。以平湖的乡俗，此举于屋主人大为不吉利。罗会长出于为米业的初衷，却落此遭遇，不禁心寒，从此却步于米业公事。
后经维持会同人排解，遇难家属每家给予抚恤金若干，取闹的事总算平息。
当此在平湖历史上空前的战祸降临全城之际，顷刻之间，人生命的脆弱不若蒹葭，望着骤然离去邻人，金洪声和其他未罹祸丧生的人们一样，感到能全身于炮火已属万幸。无怪乎金洪声在述及自己在义兴和昌记米行的资产损失时，只有简约的一句：“都逃出一个人”和“资产化为乌有”了。痛惜之情是必然有的，但可能会被幸存活着和放眼皆然的情形大为冲淡。冲淡金洪声失财之惜的还有满城的街头巷语，那几日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之一，是平湖城中的名门望族被盗几许的传言，以及连葛氏“守先阁”和自己曾就读的稚川学校等巨厦也成了一堆废墟的惨象。比起这些来，金洪声觉得自己的那点损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尽管其中饱含着八年的艰辛。
金洪声对父母说是来通界桥“暂住”，心中肯定还在谋日后的东山再起。
可他迈出东山再起的第一步就不顺利，据金舜仪回忆，金洪声到通界桥做的第一件事是养鸡：“米行不行，兴义米行关掉，贝锦成的昌记米行断掉，不是倒闭，金洪声也离开昌记。回到通界桥，心里瘪气。通界桥有个贩小鸡的，小名叫阿三。孵出小鸡全部倒给金洪声，庙旁边有两间空屋，都养在这里，养几百只小鸡。鸡小时有四百只左右，死掉一些，把头鸡（平湖人对鸡长到方盈握时之称谓）时剩下一百多只，二百只不到。”
金洪声几天之内从小有风光的股东、正账、经理，沦为几百只小鸡的养鸡人——此时在平湖农村，养几百只鸡的人，除金洪声外，绝无第二人。一般都是一户养三五只至多十来只作为家庭副业——确实有点令人匪夷所思：是对痛失一切苦闷的宣泄，是对无所事事空虚的填补，抑或是临时凑合着的一种谋生手段。不管金洪声的初衷如何，父亲巨濚竭力反对。金舜仪回忆道：“我爷发火，啥东西，你回到屋里养小鸡，马上叫只船，将这一百多只把头鸡送到张礼甫家里。”
鸡到是得其所哉，金洪声的心情如何，巨溁就不惜顾及了。“张礼甫正好用得着，张振乾肺病，需要营养，吃童子鸡，两只一天或者一只一天。卖当然不卖，我爷的脾气就是这样。金洪声第一次落难。”
父亲巨濚此时处理儿子洪声之事的形式，与几年前处理大女儿月珠婚变时的形式何其相似，所幸的是金洪声没有如同大姐一样被当头棒喝后一蹶不振。
11月18日，日军侵入县城，平湖沦陷。此后即不断派小股军队扰犯农村，或进行报复性杀戮，县境内百姓人人自危。
11月27日，平湖县城组织临时维持会，会所也暂设在大王庙。《当湖蒙难录》记述说：“自维持会成立，乡人入城抢劫之风始息，然乡人获得横财，又为盗觊觎，四乡日事抢劫也。”
就是说，抢劫开始转入农村。恒昌南货店在乡中与家徒四壁的农户比，也属薄有资产。且财物向广为乡人路人所见，所谓银已露白，所以不能免此灾。金洪声回忆说：“这时乡下盗匪很多，父亲这爿小店也遭到抢劫……这年底，也将店停了，到平湖暂避，将店中剩下的物资卖了，凑了一点钱。”
金洪声一家到县城暂避，住在他少年读书时寄住过的堂哥金少宜家。金舜仪回忆：“我们乡下强盗抢，逃到平湖住在大嫂嫂家，他们房子大，有四棣。”因为金少宜家由其妻子钟氏主事，所以在金舜仪眼里，就成了住在“大嫂嫂家”。
1937年的春节，金巨濚一家就在金少宜家度过。除了那些乘屋主人不在，作梁上君子的那拨莠民外，那时的民风也有淳厚的一面，确实令现代人自叹弗如。逃难之人来投宿，哪怕是素昧平生，也一定热情招留食宿，且不索取钱物，谓：有你们在，说明日本人还未到，逃难的人住得长，说明日子还太平，所以盼望来人多住些日子。这是战乱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重构，也是人类在生命与财产之间的一种睿智选择，当然也是平湖民风素来淳厚的遗泽。而巨濚和少宜向来交厚，所以就宛如一家人了。但战争的阴影始终如挥之不去的幽灵，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深刻的影响、重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譬如说那年的春节，就缺乏了应有的年味，对离家投靠亲友的巨濚一家来说，尤其如此。
良民证的办理更冲刷了本已淡化了的年味，而且使人尝到了亡国的滋味。日军侵占县城后，以“宣护班”为太上皇。为了稳定和强化统治，就核发所谓的“良民居住证”。因为一切都在仓促之间，开始的良民证只以长方形的白布做成。上写年岁、籍贯、姓名、职业，盖镇公所图章。以别针扣衣襟上，男女皆然。从此平湖县城中的市民的身上，有了表示自己是亡国奴的记号。洪声一家只得遵令申领，否则日寇将作“反抗分子”论处，惹出很多麻烦。后来又颁制粘贴照片的良民证，那则又是稍后的事了。还有进出城门，除了排队挨个搜身外，进城门者还要逐人洗手，以示奚落。
1938年1月末，日本人委任的平湖县维持会成立，比起日寇刚侵入时的混乱，平湖县城的局面相对稳定了些。为了生计，金洪声又重操旧业，做起了米行生意，但战乱中的生意毕竟是令人难堪的惨淡经营。金洪声回忆：“平湖日鬼侵占后，有汉奸出来维持，逃在乡下的都回去了。凑了一点钱于38年初，我23岁，开始我与朱炳秋、汪寿朋二人，拿了工具，到停闭这种米行河埠守着收购，当天卖掉，赚的钱大家分了。”金舜仪的回忆则带着悲悯兄长的感情色彩：“金洪声仍旧回平湖，做他老本行陆陈生意。苦到背一筒麻袋拿杆秤，在汽车站头收米，再去卖给上家，叫串串贩。”
收米的地点易为汽车站，可能是金舜仪的误记，但“背一筒麻袋拿杆秤”的叙述，则补充了金洪声“拿了工具”的语焉不详。“一筒麻袋”，是指将空麻袋卷成筒状，以便携带，是米行业内一种特殊的捆扎麻袋方法。平湖的早春，还是春寒料峭，鹄立在河边守候，河上刮来的无遮拦的风更显尖厉，所谓春寒入骨。为生计所迫，确如金舜仪之所谓“苦”。往日的经理、账房身份都已经不在，金洪声仅是劫后做最小生意的“串串贩”而已。不过能敏锐地发现商机，却表明了金洪声在生意场上磨炼出来的能力。“逃在乡下的都回去了”，人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吃饭，米就有了市场，就有了生意。用行家的话说，就是瞧见河里有鱼。
随着经营的继续，金洪声的生意逐渐有了扩大。他晚年回忆道：“后即在西大街找到房子，开小米店。因为当时有钱人都逃走上海，所以小本经营也能维持。到年底除了开支，积累了一点。”有钱人在战乱中，以保全身家性命为上，所谓“大乱入城”，大资本游离留出的空隙，正好让金洪声们的小本经营者生存。金洪声在1950年的回忆中提到了小店的资金规模：“日鬼侵占了平湖，有汉奸维持，逃难人都回来了。商业备（逐）步恢复。我于下年初重返了平湖，即将仅有的数十元，开了一爿小米店，到年底又积累了一些。”资金“数十元”，对于曾以600元入股昌记米行，同时又是义兴米行经理的他来说，实在是惨淡的“小本经营”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金洪声在1938年的一段合伙开碾米厂的经历，在他所有留下的文字资料里，我们都没有见到他的叙述。包括很正式的他1950年在省委党校学习时，所撰写的向党报告自己一生经历的自述中，也付阙如。现根据金舜仪的回忆补上，从金舜仪讲述时序的前后连接推断，应在金洪声临河现收现卖米之后不久。
“金洪声第一次落难，他心不死。仍回到平湖，自己创业。没有本钱创业不容易，同事、朋友合起来，朱炳秋、王佳牟一班人，在西门西城河滩开爿‘义兴轧米厂’，还有胡三观是机师。从前轧米厂一部柴油车，拖两只米斗。胡三观做机师，我也在里头，读书不读了又像学徒。轧米厂开来蛮像，轧米少，生意少，米厂关掉，开米行，义兴老牌子。”
还有对碾米厂生活的具体叙述：“开车要烧车头，我主要拉风箱。金洪声主要外面场子上、账房，一把抓。账房助手有一个，王佳牟。业务一门（种）轧米，一门（种）陈粮收进来。谷没有，糙米转白，买给城里人作饭米。实在那宗货色多，包样子，点角出方。交给跑客，带去米业茶会。灵市面，掮客谈好价格、数量，照样子验货。轧米厂一天生活，学徒开门，排门板拔开，斛子板出，叉袋摆好，等栈船来。白米、糙米分开。农民谷自己做成糙米，糙米要自己杵成白米，砻、石臼都很小，讨厌。到轧米厂来，糠可以拿回去，糠不要可以退给米厂。生意蛮好，但生活不安定。那时是抢险生活，有些身份的人不高兴。”
有些平湖方言可能需要解释：“点角出方”，特别的方正，四角方方的。“灵市面”，灵作动词，打听。“叉袋”，麻袋。“砻”，当时农民手工将谷碾成米的工具。
金舜仪还讲述了碾米厂的伙食：“做饭用个男厨师，早饭常吃水豆腐汤、油条、花生米，粥；中午是饭，六菜一汤，店里一桌，栈船户一桌，饭菜不够到厨房里添；菜两荤两素两只冷盆：片腐烧肉、鱼、猪头肉、熏肠等，生活大概在中上水平；夜饭差不多，晚上可以吃点酒，吃烧酒多数，考究点吃绍酒。”
“片腐”，豆制品，比豆腐干薄；“烧酒”，白酒；“绍酒”，黄酒。
碾米厂开的时间不长，是生意选项不当失败不愿意提及，还是有其他原因，在我们所有的金洪声留下文字资料中，他只字不提此事，我们已无从知道他不提这段经历的真实原因了。照常情推论，忘记是不太可能的，开碾米厂的事要比沿河收、卖米的事大得多。而金舜仪又言之凿凿，他本人也在碾米厂里做过，而且连经营、生活的细节也记忆犹新，想来一定不会是空穴来风。
对于造成“年底有积累”的原因，金舜仪也有补充：“他是总经理，还有丁兆铭是股东。这个时候他生意做得蛮大。从前在隆顺兴米行，海盐客商到平湖来，先生看得起叫他做陪客。海盐万罗帮里‘来金庄’，海盐米行里也算蛮大的。那时认识，这时派上用场，平湖需要黄豆，海盐需要米，两面对调。当时对贩也不容易。”
海盐、平湖两地，豆、米对调贩运，在当时岂止是不容易，还有很大危险。金洪声此举是在冒险一搏，因为与张筠秋的婚事即将向双方的父母正式提出，而办婚事的钱急需筹措。
1938年初起，日寇出动飞机，大肆轰炸游击区。6月8日，泊于乍浦海面的日舰7艘，连日炮击陆上村镇。
1938年7月31日起，日军分12路进行海北大扫荡，集中兵力超过万人，有飞机30余架、汽艇100余艘，平湖、海盐的游击区均属进犯的重点地区。日军还划定平湖为粮食采购区，颁布法令，规定生产者所有米粮除食用外，需全部出售，充作日军军粮，违者严惩。同时对粮食设卡管制的还有我方军队，以防用粮接济日军，想陷日军以无粮自乱之境。更有土匪部队假借正规军的浑水摸鱼。所以平湖此时对粮食加以控制的有三方：国民党政权，日伪方面，土匪。金舜仪回忆道：“国民党土匪部队封港口，一关一关很多，要搬要抢。押栈我也押过，都是手工摇，到港口靠岸，一般通行证硬，他们不敢抢，钞票塞掉一些。贩来贩去，生意确实做得蛮好，当年金洪声就结婚，日本鬼子进来第二或第三年。”
金舜仪的回忆基本不错。“押栈”是指船装了货物，货主自己或派人随船押送。要“硬的通行证”，需要向当权主事者暗中花钱；“钱票塞掉一些”是当面贿赂，都是用孔方兄买路，不过商人总还能获利。金洪声做的是我、日双方都禁止的生意，风险越大，获利也越大，所以到年底就有了点积累。
“积累了一点”的大宗用处，使他有了娶张筠秋为妻的经济基础，婚事的详情已在《姐弟之恋》中叙述，两人于1939年春完婚。
1938年的平湖，金洪声亲眼目睹的两件事可记。一是侵占平湖县城的日军“宣抚班”，以妨碍瞭望视线为名，焚烧城东吕公桥至洁芳桥一带民居，时为4月5日。另一件是金洪声在义兴、昌记时，常与之打交道的同裕记两家钱庄合铸的地窖被盗，时在3月，金洪声刚返县城收米不久。这件事当时轰动整个平湖县，金洪声也去看了盗后狼藉的现场，钱庄原与洪声相稔熟的一名伙计，为他说了详情：1937年日军轰炸平湖时，钱庄将簿据、契据和金银珠宝、翠玉地契等密藏于地窖。一些关系紧密的亲戚朋友的贵重物品、契据也辗转寄存，价值达千万余元。3月16日，钱庄一伙计启锁作例行的入室探视，却惊愕异常地发现有五六个人荷枪在内，还有一老年妇女为之操持饭菜。钱庄伙计即向县伪会长高某报告，高作惊异状说：“竟有此事，不要声张，当徐图之。”六七天后，竟见宣抚班告示粘贴地窖门上，内容是保卫公款、外人禁止出入云云。29日凌晨，传言地窖已被开启。伪会长高某半夜化装到现场，令秉烛漏夜开掘，到凌晨才将地窖打开。高捷足先登，尽取其中的贵重精美，余下的由同谋者平分。30日，高某之妻乘轮船去上海，所携甚丰。
伙计说，以上一切，都是高某雇佣的一个女仆所言。女仆原来在同裕老板葛氏家做，后来到高某家，所述的事情都是那位女仆亲耳所闻、亲眼所见。
金洪声听罢大为感叹，比起前时那些乡人的入室抢盗，高某的行径可谓大盗不操干戈，半夜之间骤得横财暴富。此事的恶果，除向钱窖寄存钱物的事主蒙受巨损外，平湖的钱庄业也因此次的损失惨重，而从此一蹶不振。
时序进入1939年，据金洪声回忆：“39年，24岁，乡下情况好转了，父母仍回通界桥，在米店内抽出一点钱，仍开小南货店。”可是金洪声小米店尚好的生意，却在1939年转入低迷，原因如他所说；“由于城外米行开多了，我城内米店生意又差了。每月已不够开支，要亏本。我找了几个同业朋友丁兆铭、胡企民等合股在西门外竹行头开小米行，资本每人20石米左右，朱、汪也同去的。由于人员多资本少，不够开支，而且也有些意见，几个月又拆开。我仍与朱、汪在西门外西河滩找一间房子再做。”
金洪声没有说到的原因，则更深层次也更为重要：作为抗日游击区的平湖，我敌双方的斗争和控制反控制，日趋激烈，这种拉锯式混战的社会环境，势必影响商业的正常运转。
1939年新年伊始，1月20日，县抗敌自卫团及警察队300余人，于凌晨反攻县城。虽不克，但给日寇以极大震慑。且半个月后，2月5日再次攻城。
日军也动作频频，从2月25日起，纠集3000余人，在师团长土桥率领下再次对包括平湖在内的海北地区，大举扫荡。
9月30日晨，日军出动400余人，包围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新仓镇棣圩村，县长许敏中以下10余人全部被俘。后许侥幸得脱，余均被日军杀害。
金洪声与朱炳秋、汪寿朋合伙，在西门城河滩开设的小米店再次关闭后，他的从商之路似乎已山穷水尽。金洪声想去叩击命运之门，便找了形相家卜课算命，以测未来。据金舜仪回忆：“他也去算命，算出来说，你还未运来，运来要三十岁以后，给他算着。”
人在穷极无奈而又心怀某种希望的时刻，往往去寻觅人力之外的神的启示，金洪声到底未能免俗。果然，算命后不久的一封上海来信似乎应验了算命先生的预言。
金洪声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写道：“我有一个姐姐金筠倩嫁在上海，对方是纱厂职工，叫沈先忠。日鬼侵入后，信悉（息）不通。后来信了知道，姐夫已失业，他们住的地方被炸掉，情况也不太好。问我内地（按：相对上海而言，平湖为内地）有办法吗？我就去上海看他们，我说上海找不到工作，搬内地去开支省一点。他们就搬到平湖，凑一点钱与我一起开米店。”
金筠倩是金洪声的二姐，原名金月蝉，又名金筠倩、金静秋，生于1913年。“对方”一词，是解放初期的革命队伍中，夫妻双方对配偶的流行称谓。我们在金洪声、张筠秋、刘佩贞那个时期填写的履历表中每每见到。这里的“对方”是指金筠倩的丈夫。沈先忠，宁波人，据金舜仪说他“蛮会做生意”。金筠秋嫁给沈先忠是续弦，生一子一女，女夭亡，子沈德麟。
前几年金洪声在生意上的春风得意，二姐和姐夫肯定耳闻目睹，此时金洪声一建议，他们就来到平湖，和金洪声一起合伙做米行生意。然而昨日之事已如黄花，风光不再，今日之事势已断非昔日可比了。金洪声继续回忆道：“由于米行逐渐开多了，资金少已无法存在了，到秋后停闭，我回到乡下。”语气之间，非常无奈。十余年之后的1950年，二姐和姐夫携外甥沈德麟应金洪声之邀，又有一次平湖之行，而且掀起轩然大波，那是后话了。
1939年一年之中，金洪声五次开店（厂），又五次关闭。开关频率之高，令人感叹不已。感叹他时运的不济，也钦佩他锲而不舍的顽强。战火初起时外撤资本的重新回流平湖，使得金洪声的“小本经营”在县城中失去了继续生存的空间。资本市场的冷酷无情，使昔日在商意场上一帆风顺的金洪声，如今却屡次开店屡次失败……他无奈地只有选择离开县城，沿着十四岁那年进城的道路，返回金罗浜。
回到金罗浜后，两年来的奔波劳累挫折郁闷终于击倒了金洪声，于是他大病一场。
今年春天结婚的妻子张筠秋仍在海盐宣家浜教书，且已有身孕，他只能孤身在家养病。待病体稍愈，金洪声面对如此家境，哪里容得自己坐食闲饭！一番计议之后，又屡败屡开地做起生意来了。商人的敏锐，使他看到了眼前的商机——战乱中乡村人对日用品的需求，更依赖于就近的商家；对家人的责任使他说服父亲，作出了如下安排：父母回金罗浜颐养天年，由已戒掉鸦片瘾的大哥金鸿楹主持通界桥恒昌南货店的生意。作为过渡，先由他帮助大哥经营，等大哥熟悉生意后，再由大哥独自经营。到时，他可以再另谋出路，仍去做他熟悉的陆陈生意。他深信，天无绝人之路。
这是一步盘活金家全局的妙着，尽管父亲以知子莫如父的洞察，看到了危险和希望并存的两个侧面——从两个儿子身上。还有对经营了十余年小店的依恋，可是经不住二儿子金洪声的再三劝说，终于同意了金洪声的安排。
金舜仪这样回忆这段往事：“他脑筋很会动，这时逃难的平湖人都逃在乡下，乡下通界桥也算有市面，一爿南货店，三爿茶馆，一爿熟食店。逃难人也要生活，平湖不敢去。”
这就是金洪声看到的商机，用现在的话来说，有市场需求。
“他就同我大阿哥，烧饭是静珍，筠秋那里不跟了。还有汪寿朋，汪寿朋是伙计。”
张筠秋婚后去海盐宣家浜教书，静珍是一同去帮助照料生活的人。
“那时生意好得不得了，两只栈船专门到平湖运货。平湖市面虽然没有，货色还是有批处的。店里生意是好的，好的时候金罗浜家里也开了一点小店。但生意好过头，土匪看相，连抢两回。
第一回抢，金洪声还在店里，抢得不多，清晨时间来不及，就逃掉。第二次抢，时间早，金洪声不在，只有大阿哥在。这次屁股烧洋蜡烛，要他拿出来，其实没有了。抢劫一空，拿得动的全部拿走，金洪声的一箱子衣服也全部去掉。”
关于“屁股烧蜡烛”之说，是当时平湖土匪入室行盗时惯用的一种手法。将屋内男女主人绑缚，用洋烛或洋油烧下体，逼迫交出所有财物。一时效尤成风，竟成“烧屁股”之谣。
金洪声对恒昌南货店的这种安排，终于由于大哥鸿楹的再次染上毒瘾，被父亲巨溁发觉逐出店去而终止。父亲再次入驻赖以维持老夫妻后半身生计的小店，金洪声只有离开曾经昙花一现繁荣过的恒昌南货店，怅然若失地又回到金罗浜老屋。
1939年岁末，金洪声回顾一年的生活，商场的失意使他心意寥落。当然也有一抹亮丽：与张筠秋的结婚和妻子已有身孕的喜讯。转眼一想，自己以闲赋之身，如何面对即将来到人世的新生命，以及对整个家庭的责任，自己的命运之门究竟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