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身圣贤
吴澄以圣贤之道自任，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学习圣贤之道，而更重要的是立志接武朱熹，最终跻身于圣贤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19岁的吴澄作了《道统图并叙》，阐明了儒家道统历代承传和发展的脉络，公开以朱幕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充分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非凡的自信和自负。在写给学者的书信中，他曾以“豪杰”比之于儒学“圣贤”，又“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他这样说道：
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独愿学孔子，而卒得其传。当斯时也，旷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没千有余年，溺于俗儒之陋习，淫于老、佛之异教，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问。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其孰能与斯时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虞集《吴公行状》）
吴澄在这里高度评价孟子、朱子继承儒家道统并将儒学发扬光大的历史功绩，随即又明确指出在朱子之后尚无他人承传道统，实际上自许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为此，他在这封书信中又接着说道：“澄之韶此时，惟大父家庭之训，是闻以时文见知于人，未闻道也。及知圣贤之学，而未知能学也。于是以豪杰自期，以进于圣贤之学，而又欲推之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实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见，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自以为是，而自料所见愈于人矣。”
吴澄这几句委婉而又直露的话语，对于朱熹之后道统的承传者，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意，足见吴澄胸中抱负何等远大。
此后，吴澄在经学上确实以接续朱熹为己任。他鉴于《孝经》因后儒穿凿更改，真伪混杂，首先加以校正。朱熹曾说：《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皆齐鲁闲儒纂取左氏请书语为之传者，又颇失其次第。吴澄谨遵朱子遗言。特据朱子刊误以今文、古文校其同异，经增删修订，编成《孝经》善本传世。同时，他又采集其他典籍中谈论“孝”的文字，另外编成《孝经外传》一书刊行于世。
这一年，吴澄又潜心研读邵雍《皇极经世》一书，颇有所领悟。他不满那些对《易经》抱着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流为术数之末，于是便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数，仔细推究历代治乱相禅、兴衰交替的缘由，从而撰写了《皇极经世续书》。可惜后来因遭受兵火之灾，该书竟至散佚不存。
咸淳六年（1270年）八月，吴澄应抚州乡贡，以《乾卦保合太和万国咸宁赋》中第二十八名。次年春，他又奔赴京师应礼部试，不料名落孙山。吴澄虽然成了一个落事举子，但并不灰心丧气。他回到崇仁故里，精心整理旧作，编纂成书，题名为《私录》。程若庸先生在此书后写了一篇跋语，其中有云：“若庸来此二十二年，阅人多矣，未见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广大精微，无所不究，如昼方旦，何可量也。仆虽老不敢自弃，愿闻切磋语。”短短几句话，高度评价了吴澄的渊博学识，充分肯定了他的著述成就。
当时，南宋日趋灭亡的征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吴澄眼看国家衰败，儒道凋敝，只好闲居家乡，授徒讲学。他修建了几间简陋的茅屋，作为自己安身之所，还特意在门窗上题辞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
这显然是取诸葛亮隐居待时之意，表示自己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胸襟抱负。然而南宋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没过几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惜吴澄满怀壮志，未得施展。学友程钜夫深知吴澄当时的良苦用心，专门为他的茅屋题名曰“草庐”。从此以后，四方学者便称吴澄为草庐先生。
隐居谷中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兵攻陷江西，抚州沦为元人统治区。乐安县丞黄西卿是一位忠义之士，他不愿降元做官，便携带全家避入深山穷谷，甘心忍饥挨饿，艰难度日。他素慕吴澄讲学之名，特意邀请吴澄前去教授其子。吴澄出于对这位县丞的敬仰，欣然应邀前往。于是在山中授徒讲学，潜心著述，与黄西卿相处甚得。
至元十四年（1277年），江西战乱频仍。吴澄侍奉父母双亲到处避难，很少有安居之日。后来，幸得乡贡进士郑松热情相迎，于是一道隐居布水谷。郑松（1235年～1307年），字特立，乐安（今江西乐安县）人。南宋末年应乡试中选，入无闲居不仕，专意研究经学。吴澄与郑松共同结庐于布水谷中，二人每日以论学为事，可谓优游年岁，自得其乐。布水谷位于乐安之高山，上有田有池，群山外环，内有一道溪流直通悬崖飞瀑而出，其景致十分壮观。谷中吴郑两人所居草庐，后人称为古隐观。
吴澄身居布水谷，虽箪食瓢饮。艰苦备尝，但他一力纂次诸经，一日不曾懈怠。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他注释了《孝经》章句，校订了《易》、《书、《诗》、《春秋》，修正了《仪礼》、《小戴礼记》、《大戴礼记》等，对儒学经典的整理和流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下面就诸书分别予以简述，以便知其大概。
《易》据《汉书·艺文志》载：《易》12篇，即包括经二传十。自从魏晋诸儒分象象文言入经、而《易》非古，注疏传诵者苟且因循以至于宋。宋代名儒吕祖谦通过精心考证，将《易》恢复其旧。而后朱熹沿用吕本，但对于书中文字阙衍谬误，没有来得及全面订正。吴澄有鉴于此，特重加修订。他采用吕祖谦古易本经文，每卦先列卦变主交，每交先列变交，次列象占。十翼也各分章数，其训解各附句下，音释考证于经则附于每卦之末，于传则附于每章之末。
《书》宋儒多疑古文《尚书》为伪书，从吴澄开始，专主今文《尚书》。吴澄以今文《尚书》25篇自成卷帙，以区别于古文《尚书》；又将原书各篇开头的小序合并在一起，放在全书后一部分；至于孔安国的一篇序文，也附录书末。此书虽专门阐释《尚书》今文，但大多合于古义，实为其可取之处。
《诗》自汉代以来，学者解说《诗经》，全都以《诗序》为本。尤其是毛公将《诗序》分置于各篇开头，使后世读者往往局限于只从序中去探索诗之大旨。对此，宋儒颇以为非，朱熹深斥其失而索性去掉序文。吴澄按照朱子所定，删掉各篇开头之序，以避免其混淆于《诗经》正文，使读者便于以诗求诗，而不为序文所惑。至于诗篇次第，吴澄也酌情加以调整，使其编排更为合理。
《春秋》吴澄认为，汉儒对于《春秋》三传，专门守残护缺，不能贯穿异同而有所去取；唐代啖助、赵匡、陆淳三位学者始能信经驳传，多得其本义，但仍有若干失当之处。为此，吴澄将《春秋》再加审订，编为七纲八十一目，解说以左氏为主，兼采诸家传注，而参之以己见，旨在使读者知道《春秋》史笔有一定之法，相信经文无不通之例，从而避免望文生义，误解圣贤之言。
《仪礼》吴澄深惜《仪礼》17篇尚不完备，于是从《礼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以及郑玄《三礼注》等广泛摄拾，编成《仪礼逸经》8篇，即投壶礼、奔丧礼、公冠礼、诸侯迁庙礼、诸侯衅庙礼、王居明堂礼等。他又从《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中采摭，编成《仪礼传》10篇，即冠仪、婚仪、士相见仪、乡饮酒仪、乡射仪、宴仪、大射仪、聘仪、公食大夫仪、朝事仪。此书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之例，按照古人行礼之节次编纂经传文字，其条理显得较为缜密。
《小戴礼记》、《大戴礼记》汉代经学兴盛，学者发现先德所记礼书200余篇，经大戴氏（德）删减合并为85篇，又经小戴氏（圣）斟酌损益为43篇。自汉以来，此书屡经后人增删改篡，其文字颠倒纷乱。朱熹曾打算加以修订，但未及完成此事。吴澄继承朱烹遗志，对《小戴礼记》、《大戴礼记》正讹纠误，精心编次，厦订两书各为36篇和34篇，为后人提供了较好的读本。
游历讲学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冬，吴澄因父亲身染重病，只得告别友人郑松，离开布水谷，侍奉父亲返回崇仁老家。次年五月，其父不幸病逝。吴澄哀毁骨立，竭其全力为父亲办理丧事，以尽孝子之道。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程钜夫任江南行台侍御史，奉皇帝之命四处访求遗贤，凡发现德行高尚、才艺杰出的人，便由当地驿站立即派人护送入京拜见皇帝，以听候封赏。这一年冬天，程钜夫不辞辛苦，专程赶到抚州，命郡县官吏亲往慰问吴澄，并想方设法强求他出来做官。当郡县官吏来到吴家的时候，吴澄再三声称母亲年老，无人奉养，以此作为理由坚决推辞。最后，程钜夫亲自前来看望他，经过一番问寒问暖、叙旧谈心之后，又十分恳挚地对吴澄说：“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吴澄看到这位老学友一片诚心，实在推却不过，只好答应与之同行，权作一次北上漫游。他将此事禀告母亲游夫人，征得老人家同意，随即整治行装，与程钜夫一道，于十一月向建昌路（今江西南城）出发。
次年春天，吴澄到达燕京（今北京市），与一班名士频繁交往，彼此谈经论学，相互切磋，倒也不虚此行。程钜夫一拢京都，忙着把自己所荐贤士的名册向皇帝上报复命。他原本答应吴澄，不将其列入推荐之列；但经过反复思考，总觉得人才难得，实在不忍心遗弃贤能之士。于是竟违背自己的诺言，特别把吴澄向皇上作了推荐。吴澄很快知道了此事，仍以母亲年迈体衰为由，极力推辞。随后收拾行李，决定独自南归。朝中公卿大夫素闻吴澄之贤，纷纷出面挽留，但吴澄执意离京。众人无可奈何，便相率为吴澄饯行，席间赋诗送别，依依难舍。故宋宗室赵孟（兆页）（当时召为兵部郎中）还手书朱熹与刘子晕所和诗三章，送给吴澄以作留念。目睹当时这种送别场面，无不令人为之感叹。十二月，吴澄抵达崇仁故里。在沿途舟中，他触景生情，挥笔写下了《感兴诗》25首。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初春，宜黄（今江西宜黄县）吴东子修建了一座义塾，匾上题名曰“明新堂”，专为乡里子弟提供读书之便。他特地奉书聘请吴澄前往授徒讲学，吴澄欣然应允。留寓塾中数月，吴澄不分朝夕，讲学不倦；远近学子登门受教，络绎不绝。
同年秋，程钜夫上疏朝廷说：“吴澄不愿仕，而所考《易》、《书》、《诗》、《春秋》、《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俱有成书，于世有益，宜取置国子监，令诸生经习，次第传之天下。”朝廷采纳了程矩夫的意见，于是移命江西行省派遣官员前往吴澄家中誊写进呈，并下令地方政府对吴澄随时给予优礼厚遇。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八月，吴澄出游龙兴西山（位于今江西南昌市郊）。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司经历官郝文得知这一消息，特地迎请吴澄入城，留居郡学讲授《易经》。郝文本人询阿《易经》疑难数十条，吴澄一一作答，其言深入浅出，透辟明晰，使郝文和在座学者大为叹服。两人对答之辞，由官吏从头至尾记录下来，题名曰《原理》，让四方学者传抄研习。
当时，南北土友前来问学者颇多。清河人元明善身任江西省椽，向以文学自负，经常屈其同座。这次听说吴澄来到郡学，他也不甘寂寞，专捡有关《春秋》大义的数十条疑难问题请吴澄解说。吴澄不假思索，而对答如流，句句皆为领会至深之语。元明善听了，有如醍醐灌顶，对《春秋》义理领悟了很多，但尚存些须疑点。吴澄因材施教，便指导他研读《程氏遗书》和朱熹《近思录》。元明善过去曾几次读过这两种书，但直到现在经吴澄点拨，才知反复玩味而有所得。一天，他当面感谢吴澄说：“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先生之学，程、朱之学也，请执弟子礼终身！”随后，城中士友及诸生纷纷请求由吴澄主讲郡学，吴澄便为大家专题讲授“修己以敬”章，滔滔万余言，听众成百上千，多所感发。
官授师儒
掾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董士选身任江西行省左丞。经省椽元明善引见，他前往馆塾拜望了吴澄，并询问《春秋》经义和治乱之道，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答。董士选拱手告别了吴澄，与元明善同返官署。归途中，他深有感慨地对元明善说：“吾平生所见士多矣，未有德容辞气、援据经传如吴先生者！”
大德元年（1297年），董士选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次年进京朝见皇帝，改金枢密院事。他多次向朝廷推荐吴澄，但吏部迟迟未能采纳他的意见。一日在都堂议事，董士选离座起立，对丞相愕勒哲和平章军国重事博果密说道：“士选所荐吴澄，非一才一艺之能也。其人经明行修，论道经邦，可以辅佐治世，大受之器也。”丞相和平章军国重事听了，都说：“金院质实所荐，必天下士何疑焉！”事有不巧，平章军国重事博果密改拜御史中丞，不久去世，未及任用吴澄。
大德五年（1301年），董士选官拜御史中丞，又全力举荐吴澄。于是，朝廷授吴澄为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并移命江西行省派遣官吏敦促吴澄赴京就职。董士选专门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书信，再三勉励吴澄应召出仕。吴澄当即复书，极力推辞不就。他在回信中说：
澄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不然，贪荣嗜进，亦若而人也，阁下奚取焉？爱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于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爱之以德而成其美，岂必其仕哉。康节邵先生诗云：“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教巢由作外臣。”澄虽不肖，愿自附于前修，成之者在阁下。
吴澄虽然一再陈情推却，但迫于地方官吏三番五次催促，只得亲自去京城向皇帝谢辞。等他抵达京都，已经有人先代其任，此事方才作罢。时值大德六年（1302年）十月，吴澄本想立即动身返回故里，但河冻冰封，归路难行，于是暂且滞留京都，再作打算。门人元明善朝夕侍奉吴澄，甚为勤谨。而朝中士大夫纷纷前来问学，吴澄一一为他们解惑释疑。
大德七年《1303年》春天，吴澄治装南归。御史中丞董士选抗章论奏朝廷有失待士之礼。他说：“应奉翰林文字吴澄，天禀高特，道业安成，不求用于时，隐居五十余载。至元间遣使求贤，同至者俱为按察，本官力以母老辞还。大德五年，举本官有道之士，都省奏克前职，咨行省特遣之任，未至而吏部作不赴任阙。顷于本官无所加损，似失朝廷崇儒重道之意。”尽管言辞恳切，朝廷却一时置若罔闻。吴澄于五月到达扬州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赵完泽以天气暑热为由，强行挽留吴澄暂居郡学，当时有中山王（王介）、河南张恒等学者登门受业。张恒等人就《孝经》若干疑难问题虚心请教，吴澄逐一进行解说，使之恍然大悟，获益非浅。其后，淮东宣抚使沙卜珠（王介）、工部侍郎贾钧、湖广廉访使卢挚、淮东金事赵瑛、南台御史詹士龙以及元明善等达官名流，也纷纷具疏致币，亲率子弟赶到扬州，请谒吴澄拜师求学。
大德八年（1304年）十月，吴澄回到崇仁故里。这时，朝廷有旨传来，授他为将仕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次年，吴澄校定邵子（雍）之书，编次其目为（一）《皇极经世》12卷，为书62篇；附录《观物外篇》两篇；（二）《渔樵问答》1卷，为书22章，附录遗文6篇；（三）《伊川击壤集》20卷，为诗1498首，附录集外诗13首以及《后序》1卷。吴澄天资高明，早年已能领悟《易经》奥秘，所以对邵子之书考校详实，编订精审，有功于邵子之学可谓大也。与此同时，吴澄还精心校订了郭璞《葬书》等古籍。
吴澄不愿出仕，迟迟未去上官。大德十年（1306年），他决定漫游南岳衡山，四月到达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县）。江西儒学提举郑陶孙闻知此事，立即派人致书，追请吴澄赴任。十月，吴澄被迫到官就任。次年正月，他突然染病，二月便告请到富州（治所在今江西丰城县）就医。在疗养期间，吴澄又精心校订了一《老子》、《庄子》以及扬雄《太玄》诸书，还与门人论及诸书之本旨，并辨正讹伪，而后著论立说。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新天子即位，广求人才，诏授吴澄为从侍郎、国子监丞，并移命江西行省敦促赴官。次年六月，吴澄就任国子监丞，六馆翕然归向。最初，元世祖命北方名儒许衡出任国子监祭酒，开始以朱熹理学教授弟子。许衡告老以后，继之者多是他的门人，还能烙守师法。但时间既久，师传渐失，学者散漫无归。而今吴澄一到，决心整治颓风，使诸生为学知其趋向。他每天拂晓便举烛堂上，让诸生依次受业，并各持所疑以质问。直至傍晚，他才退归寓舍稍事休息，而诸生往往执经以从，随时请教。吴澄根据清生才质之高下、识见之深浅而分别给予指导，使他们都能“刻意研穷，以究乎精微之蕴；反身克治，以践乎进修之实。”吴澄就这样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朝夕讲论，寒暑不废，从而赢得了六馆请生的衷心爱戴。他本来不愿出仕，但而今官授师儒，每日面对莘莘学子，确实也感到了为人师表、哺育英才的莫大快乐。
至大四年（1311年）三月，元仁宗即位，罢尚书省。吴澄被改授文林郎，升国子监司业。原侍御史刘赓拜集贤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他召集六馆请生，反复告诫大家说：“朝廷徒以吾旧人，故自台臣来领学事，主工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得，诸生其勉之！”
吴澄在国子监克尽职守，不负众望。他采用宋代程颢《学校奏疏》、胡安国《大学教法》以及朱熹《贡举私议》三者，加以斟酌取舍，专门制订了四条教法：一曰经学，讲授内容有《易》、《书》、《诗》、《仪礼》、《周礼》、《大戴礼记》，再附加《春秋》三传，要求诸生各专一经，并须熟读经文，旁通小学，融会诸家讲说义理；二曰行实，教育诸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敬长辈，和睦宗亲，厚待朋友，同情他人；三曰文艺，指导诸生学习古文和诗赋，要求人人能够写诗作文；四曰治事，为诸生讲授有关选举、食货、礼仪、乐律、算法、吏文、星历、水利等方面的知识，对他们加强能力培养。吴澄还未及施行这些教法，却被同僚所嫉恨，于是产生了辞官退隐的想法。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正月，吴澄告病辞归。他登舟赋诗，留别各位僚友，众人无不唏嘘感慨。监学官当即命令属吏及诸生数十人追至通州河上，再三恳留，吴澄执意不从。朝廷也专门遣使追留，终究未果。其时，六馆诸生怅怅然如失父母一般，竟有未经合清而追随吴澄南行者数人，从学几年后北归，全都中选高科，成为儒学名士。
研究经学
吴澄到了晚年，更加专心致志，穷究“五经”。在总结数十年治经成果的基础上，着力撰写了《五经纂言》，完成了经学史上的一大壮举，实现了他终生研究经学的宏愿。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吴澄漫游宜黄（今江西宜黄县），入山留居五峰僧舍，历时六月有余，修成《易纂言》。五年（1318年）春，吴澄除集贤直学士，特升奉议大夫，朝廷当即委派集贤修撰虞集奉诏前往江西迎致。吴澄应召，于五月启程，八月到达仪真（今江苏仪征县），突然疾病发作，不能前行，只得暂时滞留淮南。十一月寓居建康（今江苏南昌市），修成《书纂言》以后返家。
元英宗至三年（1323年），朝中元老大臣一致举荐吴澄为当代天下儒士之冠，故有旨超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进阶太中大夫，并委派直省合人刘布，齐奉敕前去聘召。舍人到了崇仁，代皇帝向吴澄殷勤致意，还说：“皇上固知先生年事已高，所以来召者，必欲见先生，宜毋以此为辞！”吴澄拜命即行，于五月抵达京师，六月入翰林院就任。七月，诏令吴澄撰写《金书佛经序》，以资皇室追荐冥福之用。他颇有异议，后因皇帝驾崩而止。
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朝廷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大开经筵进讲。中书平章政事张珪主持讲席，分派吴澄担任经学讲官。三月，吴澄为泰定帝讲述《中庸》“舜其大孝”章以及《资治通鉴》数条。由于他进讲时言温气和，经旨敷畅，颇得古人劝讲之体，因此使皇上听后甚为满意。七月，吴澄奉诏纂修《英宗实录》。次年十二月，纂修事毕，吴澄又告病还乡。
泰定三年（1326年）。张挂上疏皇帝，恳请起用吴澄。他说。
翰林学士吴澄，心正而量远，气充而神和，博考于事物之赜而达乎圣贤之蕴，致察于践履之微而极乎神化之妙，正学真传，深造自得，实与末俗盗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粤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学士，有识君子不以为过。前当讲明创切，温润完厚，康健聪明，经学之师，当代寡二。虽蒙恩赐存抚，为礼甚优，然合召还，资其学问，良非小补。
于是，泰定帝下诏加授吴澄为资善大夫，仍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但吴澄终究称病未赴。
吴澄闲居故里，依然一如既往地精心研究“五经”，继《易纂言》、《书纂言》之后，他又陆续修成了《诗纂言》、《春秋纂言》、《礼记纂言》、《易纂言外翼》等书。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六月，吴澄不幸感冒得疾，家人延医诊治无效，历时数日竟与世长辞。噩耗传至朝廷，有旨加赠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曰文正。
吴澄终生治经，孜孜不倦，从年轻时校订“五经”，到中年又“采拾群言”，“以己意论断”，再“条加记叙”，并努力探索朱熹研究五经“未尽之意”，直至晚年方才修成《五经纂言》。除了《诗纂言》而外，其余《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四种以及《易纂言外翼》、《仪礼逸经传》、《孝经定本》、《道德真经注》等书，均为《四库全书》所著录。黄宗羲季子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评赞曰：“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朱熹），非北溪（陈淳，朱熹”高弟“之一）诸人可及也。”
的确如此，吴澄撰修《五经纂言》，在编次整理经文的同时，还特别对其内容从义理方面加以疏解，深入探讨其微言大义，发明张大朱熹之说。他摆脱了汉唐局限于文字训诂的治经方法，在五经研究上完成了由汉、唐的典制训诂转入宋元的义理疏注这一发展过程。毋庸置疑，这确是“朱子门人所不及”的经学成就。即使在元代，研究五经者虽然不乏其人，但唯有吴澄的成就最为显著。
草庐学说
吴澄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当时号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许衡主要是承传程、朱之学，而吴澄则主要是折衷朱、陆之学。《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将吴澄列为“朱熹四传”、“象山私淑”。全祖望说：“草庐出于双峰（饶鲁），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宋元学案》卷92）吴澄，就其师授而言，当是朱学人物，所著《五经纂言》，也是“接武建阳（朱熹）”；但从其论学实际来看，吴澄又是元代“和会朱陆”的突出人物。对于朱、陆之学，他既看到了其相同的一面，也看到了其相异的一面，他企图解决朱、陆之间的矛盾，进而和会朱、陆。在理学上，吴澄确实谈了不少朱学的内容；但对于朱、陆的分歧，他又基本否定了朱熹的“道问学”论，而接受了陆学的本心论，提倡读书问学当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哲学方法与体系的矛盾。因此，草庐学说是折衷朱、陆的产物。
以下分别从道统论、天道观、心性说三个主要的方面，对吴澄的理学思想进行简要的论析。
道统论儒家道统说，始于唐代古文家韩愈。韩愈为了辟佛反老，特提出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此说一倡，遂为后世儒家所祖述，道统也就成了儒学名流自谓得孔门心传、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工具。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就是如此，吴澄则更有甚之。他19岁作《道统图》，便慨然以接武朱熹继承道统自任。对于道统，吴澄曾有这样的论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诛泅邹鲁，其利也；镰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呼！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元史·吴澄传》）
从这段文字中，充分体现出吴澄道统论的几个主要观点：
其一，以天为道统之原。韩愈的道统始于尧舜，而吴澄则借用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之说，视天为道统之原，尧舜继之。这显然反映了宋以来儒家的宇宙本体观念。
其二，高度重视宋代理学。吴澄根据《周易》的元、亨、利、贞排列，把道统的发展过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小段；而特别把两宋理学排在儒学发展的“近古”阶段，亦即最后阶段，处于终结之“贞”的最高位置。这表明吴澄对于两宋理学的极端重视。
其三，一自我标榜为朱子传人。吴澄在《道统图》中，将近古理学阶段从周敦颐发展到朱熹，按序排列为元、亨、利，而处于终结的“贞”却有意留下一个空缺。显然，吴澄的本心是想以“贞”自任，从而跻身于宋儒诸子之列，成为朱熹之后道统的继承人。
天道观探讨太极、理、气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理学的基本内容。吴澄的天道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观、太极与理气论。
关于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吴澄认为皆本于“一气”。他曾经说过：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浊未判，莽莽荡荡，但一气尔。及其久也，其运转于外者，渐渐轻清，其凝聚于中者，渐渐重浊；轻清者积气成象而为天，重浊者积块成形而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绕不停，则地处天内，安静不动，天之旋绕，其气急劲，故地浮载其中，不陷不堕，歧伯所谓大气举之是也。天形正国如虚球，地隔其中，人物生于地上，地形正方如搏骰，日月星辰旋绕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复左。（《吴文正公全集》卷1《原理》）
吴澄的所谓“气”具有实体性，是形成天地人物的质料。这种认识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因素。
然而，吴澄并未把“气”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将宇宙本原另属之于“理”和太极。对于气与理的关系，吴澄认为：“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日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行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吴文正公全集》卷2《答人问性理》）吴澄认定理是气的主宰者，但它又寓于气中，理气不可分割。
关于理和太极的关系，吴澄则视理为太极，为精神本体。在他看来，天地生灭，人销物尽的变化反复，统统是由于“太极为之”。太极之所以能起到主宰宇宙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包含的动静之理，能随“气机”之动静而动静。但太极本身又是“冲漠无朕，声息泯然”，“无增无减，无分无合”。可见，吴澄是把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太极本身却是一个寂然不动的绝对体，这种宇宙观无疑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
再进一步，吴澄还把太极等同于天、帝、神、命、性、德、仁等范畴。按照他的解释，太极就其“全体自然”而言叫做天，就其“主宰造化”而言叫做帝，就其“妙用不测”而言叫做神，就其“赋与万物”而言叫做命，再就“物受以生”而言叫做性，得此性便叫做德，就其“具于心”而言叫做仁。如此一来，吴澄的所谓“太极”，不仅是宇宙的本体，是普照天地的万能神，而且它还具有道德的属性，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和极则，也就是天理。
心性说人如何认识天理，并做到与之合一，这是理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陆九渊是持之以本心，而吴澄则是“和会朱陆”，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说。
首先，吴澄立足于从张载到朱蕉的气质说，主张人性有善恶之分，而性善和性恶在本质上又可以相通。他认为，人性是得之于天，而为本然之性，但因其气质不同而有性善与性恶之分。他在《答人问性理》中指出，气质是“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当人从母体出生时，就受有“天地之气”，因而也是与生俱来。而人所受的“天地之气”，“或清或浊，或美或恶，分数多寡，有万不同”，这就使本然的天地之性受到污染，由于污染的程度不同，所以人性便出现了差异。而这种差异可以由天地之性来统一。吴澄认为，纯善的天地之性不仅赋予性善的人，而且也赋予性恶的人，这就使气质之性中那些恶与不善的人，找到了通向天地之性的可能和信心。可见，性善和性恶在本质上有相通的地方。
其次，在如何恢复天地之性的问题上，吴澄公开赞同和倡导陆九洲的“尊德性”方法。他曾说：“朱子于道问学（即格物穷理学问思辨）之功居多，而陆子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语言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宋元学案·草庐学案》）所谓以德性为本，是讲德性之知为“我之固有也，不待外求。”吴澄在《评郑夹涤通志答刘教谕》中说：“知者心之灵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因非如记诵之徒，博展于外而无得于内，亦非如释氏之徒，专求于内而无事于外也。”（《吴文正公全集》卷2）由于他认为一定知识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所以为学的方法，则专主于心，而反对外求。
再次，从“以德性为本”出发，形成了反求于心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吴澄的认识方法，主要是求吾心中之知，即反求诸心，在心上下工夫。这是吴澄理学思想的根本特点。他认为，天所给予我的，我之所以为人，都在一心，心是主宰，心是统会，所以为学之法专主于心，“必以德性为本”。因此，吴澄在强调心的重要性时说：“孰为要？孰为致？心是已。天之所以与我，人之所以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学何学哉？”（《吴文正公全集》卷5《王学心字说》）在吴澄那里，反求吾心既是为学的根本方法，也是认识的根本方法。
末次，基于反求诸心的认识论，吴澄对朱熹的“格物”说作了符合心学思想的修正。其修正主要有二：（一）将“格物”解释为纯粹的感性认识。朱熹“格物”的原意是指穷至事物之理而至其极，而吴澄则说“格物”是所闻所见之知，成了单纯的感性认识，而将推究事物之理排除在外。他认为，事物之理早已具于吾心中，所谓“格物”无非就是以多闻多见启发我心中那个固有之理，然后再推致我心中之理而至于事事物物。可见，吴澄在这里采用了“内外合一”的手法，将事物之理变成了心中之理，使“格物”变成了“格心。”（二）将“格”解释为“悟”、为“觉”。朱熹“格”的原意是“至”、“穷”，即达到、穷尽的意思，而吴澄则解释“格”字说：“朱子尝谓大学有二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人兽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吴澄解释“格”为“悟”、“觉”，亦即内心的一种思维活动，这就把朱熹具有合理因素的“格”，演变为陆学的简易工夫。
吴澄的理学思想，是宋代理学的继续和发展，它是在“和会朱陆”的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其心性说，主张“格物致知”专主于心，不假外求，务须“内外合一”，更充分体现出元代朱陆合流的趋向，也明显透露了后来明代王守仁心学的消息。其实，王守仁部分接受陆学而又部分参以朱学的学说特点，早在吴澄的理学思想中已经初露端倪。因此，我们可以说，吴澄的理学正是从宋代程朱理学过渡到明代王学的桥梁。
邓文原
邓文原（1258年～1328年），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称邓巴西、素履先生，绵州（今四川绵阳）人，迁寓浙江杭州。又因绵州古属巴西郡，人称邓文原为“邓巴西”。历官江浙儒学提举、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翰林侍讲学士，卒谥文肃。其政绩卓著，为一代廉吏，其文章出众，也堪称元初文坛泰斗，《元史》有传。著述有《巴西文集》、《内制集》、《素履斋稿》等。擅行、草书。传世书迹有《临急就章卷》等。
邓文原青年时就与赵孟頫定交，被赵孟頫称为自己的“畏友”，两人感情至深。大德二年，成宗召赵孟頫入大都书金字《藏经》，许举能书者自随，邓文原为赵所荐，共同入京，使他的书法大显于世。在邓文原传世不多的书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受赵孟頫的影响要比鲜于枢深，他的书法风格颇似赵氏，如《黄庭坚松风阁诗卷跋》、《瞻近汉时二帖跋》等。陶宗仪《书史会要》评曰：“邓文原正、行、草书，早法二王，后法李北海。”宗法晋人的书学观和学书之路正和赵孟頫一致，两人在书法活动中接触频繁，且手札往还，自然受到感染。邓文原除了擅长写正书、行书、今草外，对章草也出于刻帖又兼行楷流美笔意，明人袁华跋日：“观其运笔，若神出海，飞翔白如。”
邓文原和鲜于枢同在赵孟頫复古的大旗下，成为元代复古潮流中不可缺少的干将。鲜于的影响不如赵，而邓的影响不及鲜于，如果将鲜于归于英年早逝的话，那么邓的原因则是其晚年疏于翰事，书名渐隐。有张雨跋《临急就章》文为证：“（邓）早岁大合作。中岁以往，爵位日高，而书学益废。与之交笔砚，始以余言不妄。殆暮年章草，如隔事矣。信为学不可止如此。”，可见邓氏因多涉政事，翰墨日疏，以至未能在其后半生再将自己的风格拓展得更加鲜明。
黄道婆
黄道婆，又称黄婆，生于南宋末年淳佑年间，约1245年，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徐汇区东湾村）人。初因不堪家庭虐待，只身逃往海南岛崖州。约元贞年间他回到故乡，将学到的防治技术进行改革，她自治工具提高了纺纱效率。并织造了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代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
黄道婆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在生活的重压下，十二三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白天她下地干活，晚上她纺织布到深夜，还要遭受公婆、丈夫的非人虐待。沉重的苦难摧残着她，也磨炼了她，有一次，黄道婆被公婆、丈夫一顿毒打后，又被关在柴房不准吃饭，也不准睡觉。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决心逃出去另寻生路。半夜，她在房顶上掏洞逃了出来，躲在一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后来就随船到了海南岛的崖州，即现在的海南崖县。在封建社会，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轻妇女只身流落异乡，人生地疏，无依无靠，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黄道婆出现在了崖州（今海南三亚西北）崖城镇内草村，她的衣服又破又旧，站在一个黎族老大妈家的屋檐下浑身发抖。守门的黄狗汪汪吼叫，吓得她胆战心惊。正当她想拔腿逃走时，老大妈开门出来，看见她可怜的模样，就把她拉进屋里，给她换上黎族人穿的桶裙，让她喝几口山兰玉液驱寒，然后便问起她的家世来。黎族老大妈听了黄道婆的哭诉，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从此，大妈就认她为女儿，在生活上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由于海南岛盛产木棉，黄道婆从黎族人民那里学到了精湛（zhàn）的纺棉织布技术。黄道婆看见黎族妇女的纺织技术和工具都比她家乡的先进。在她家乡江南，棉子要用手剥，效率很低；弹花只用小竹弓，弹出的棉絮不够松软。而黎族妇女使用的纺织工具踏车，既轻巧，又灵活，织出的布精细美观。心灵手巧的黄道婆很快就掌握了黎族的纺织技术和工艺，织出的花布色彩鲜艳，上面有各种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等花纹图案，做成桶裙、被面令人赏心悦目，村里人看了都非常赞叹。
黄道婆的名气很快传向四方。有一天，一个外地商人窜进她家，蛮横地要用高价收买她的纺织精品，说是要作为贡品献给皇帝。黄道婆见来者不善，婉言谢绝道：“我织布自己穿还不够呢，哪有多余的东西出卖？”商人威胁说：“你宁愿自己没有穿，也不能不献给皇帝！不拿出来你担当得起罪责吗？”黄道婆毫不客气地回答：“你们有钱人以为出了钱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吗？你要把贡品献给皇帝，请你自己去织吧！”大妈也在一旁帮她说话，那商人恼羞成怒，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当时黎族人民生产的黎单、黎饰、鞍塔闻名内外，棉纺织技术比较先进，黄道婆聪明勤奋，虚心向黎族同胞学习纺织技术，并且融合黎汉两族人民的纺织技术的长处，逐浙成为一个出色的纺织能手，在当地大受欢迎，和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黄道婆在海南黎乡生活了三十多年，虽然吃穿不愁，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自己的家乡。元朝至元年间（约1295年～1296年），她带着黎族人民创造的先进纺织工具和技术，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黎族同胞，乘船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松江乌泥泾。
黄道婆重返故乡时，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来后，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她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精湛的织造技术传授给故乡人民。一边教家乡妇女学会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一边又着手改革出一套赶、弹、纺、织的工具：去籽搅车，弹棉椎弓，三锭脚踏纺纱车……。对当地落后的纺织技术和工具也作了大胆改革。在剥除棉籽方面，黄道婆把黎族人民用的搅车介绍过来。搅车是由装在机架上的两根碾轴组成，两轴靠摇臂向相反方向转动，把棉花喂进两轴间的空隙碾轧，棉籽就被挤出来，棉纤维（皮棉）被带到前面。搅车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弹松棉花的过程中，黄道婆把弹花用的弓从一尺多长改成四尺多长；用绳弦代替线弦；不用檀木做的椎子击弦弹棉，代替了手指弹拔。这样弹出的棉花均匀细腻，提高了纱和布的质量。在纺车方面，黄道婆跟木工师傅一起，经过反复实验，把用于纺麻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使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而且操作也很省力。在黄道婆的带领下，乌泥泾从事纺织业的人越来越多。乌泥泾的棉纺织技术和新设备传遍了江浙一带，使松江一度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
虽然她回乡几年后就离开了人世，但她的辛勤劳动对推动当地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在纺纱工艺上黄道婆更创造了新式纺车。当时淞江一带用报答都是旧式单锭手摇纺车，功效很低，要三四个人纺纱才能供上一架织布机的需要。黄道婆就跟木工师博一起，经过反复试验，把用于纺麻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使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而且操作也很省力。因此这种新式纺车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在淞江一带很快地推广开来。黄道婆除了在改革棉纺工具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以外，她还把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织造技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等织造技术、热心向人们传授。因此，当时乌泥泾出产的被、褥、带、帨等棉织物，上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各种美丽的图案，鲜艳如画。一时“乌泥泾被”不胫而走，附近上海、太仓等地竞相仿效。这些纺织品远销各地，很受欢迎，很快淞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历几百年久而不衰。16世纪初，当地农民织出的布，一天就有上万匹。18世纪乃至19世纪，淞江布更远销欧美，获得了很高声誉。当时称淞江布“衣被天下”，这伟大的成就其中当然凝聚了黄道婆的大量心血。
封建正史对科学技术有着一种无知的轻蔑，再加上对下层劳动人民的顽固偏见，所以对黄道婆这样一位伟大的纺织革新家及其杰出贡献，正史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这是我国历史学的普遍性的遗憾。但人民是公正的，“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这是上海一带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一首歌谣。这首歌谣歌颂的就是表达了人们对黄道婆为我国棉纺织技术作出卓越贡献的感激。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的巨大贡献，赢得了当地劳动人民深情的热爱和永久的纪念。黄道婆死后，大家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并且在乌泥泾镇替她修建祠堂，叫先棉祠。以后其他许多地方也先后为她修建祠堂，（上海县港口镇建有黄母祠）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对这位棉纺织业的先驱者的感激和怀念。解放后，上海人民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劳动妇女，在1957年四月，重新修整了黄道婆的墓，并且树立了新的墓碑，在碑上铭刻着她的光辉业绩。黄道婆是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勤奋、聪明、慈爱、无私的杰出典型，她的名字和功绩将永远留在广大人民的记忆中。
陈致虚
陈致虚（1290年～？），元代著名内丹家。字观吾，号上阳子。江右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好道，通群籍。天历二年（1329年），遇赵友钦（字缘督）于湖南衡阳，受其所传金丹之道。其后，又遇青城老仙，传以“先天一气坎月离日金丹之旨”。于是精研道要，勤于著述，成为元代著名的内丹理论家。
著有《金丹大要》十六卷，《金丹大要图》一卷，《金丹大要仙派》一卷，《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解》三卷，《参同契分章注》三卷，《悟真篇注》若干卷。后人将其后一著作与薛道光（实为翁葆光）、陆墅注合为一书，称《悟真篇三注》。陈致虚将儒释道三教，归宗于老子，称三教皆以老子之道为法。“天以清，地以宁，三光以明，万物以荣，圣人、仙、佛以修以成。这实际是以老子为三教的始祖，以老子之道为三教的正宗。他又将老子之道归结为金丹之道，认为如《道德经》所云”仿佛中有象有物，杳冥中有精有信，不贵难得之货“等，皆直指金丹大道，显露玄机。至于”众甫、神器、玄牝、橐籥之类，皆为经中所隐八十余金丹术语之异名。然后又将老子的金丹之道去会合儒释：夫金丹之道，先明三纲五常，次则因定生慧。纲常既明，则道自纲常而出，非出纲常之外而别求道也。目的为说明三教义理皆归宗于老子之金丹之道，从而将金丹大道作为三教一贯的唯一正宗，强调以道为主的三教融合。
陈致虚的内丹理论，本于南宋的张伯端、白玉蟾，十分重视精、气、神的作用。认为修炼内丹，“不外神气精三物。是以三物相感，顺则成人，逆则生丹。何谓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虚化神，神化气，气化精，精化形，形乃成人。何谓逆？万物含三，三归二，二归一。知此道者，怡神守形，养形炼精，积精化气，炼气合神，炼神还虚，金丹乃成，只在先天地之一物耳”。他除宗承南宗张伯端、白玉蟾的内丹清修说外，又宗承南宗刘永年、翁葆光一系的阴阳双修丹法。主张第一步男女合炼以成“外药”，进至第二步，方在己身中造化，以成“内药”。“内药只了性，外药兼了命；内药是精，外药是气，精气不离，故为真种，性命双修，方证天仙”。这就是他在《悟真篇三注》中的基本思想。这种阴阳双修丹法，很难与唐宋以来流行的三峰御女邪术划清界限，故时遭世人所诟病。明王世贞《书悟真篇三注后》云：阴阳双修，男女交媾之术，“不敢遽谓其无，而其事甚鄙，其机甚危，其品甚卑，其效甚难。薛、陆二子之注释，犹显晦相杂，至于上阳子陈致虚者，而无余蕴矣。且其辞旨之放浪狂诞、滑稽陋亵，灭天道，伤人理，而其罪之尤大者，曰侮圣言”。陈致虚是南宗道士（亦融有北宗之学），但鉴于当时金丹北派（全真道）的势力远盛于南宗，故而将自己师承之系统与全真道相联系。自谓：“我黄房公（宋德方）得于丹阳（马钰），乃授太虚（李珏），以传紫琼（张模），我缘督子（赵友钦）得于紫琼。”又称：“金丹之道，三十四传而得双玉翁（李珏），又三传至于予。”宋德方后为邱处机弟子，曾受邱处机遗命编纂《大元玄都宝藏》，是元代有名的全真道士。陈致虚谓其号黄房公，是李珏至陈致虚一系的始祖，此事于史无据。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已疑其为陈致虚之假托。
入元以后，金丹派南、北（全真道）二宗，经过较长时期的认同，已逐渐产生合并二宗的要求，至元代中期以后，二宗合并的条件业已成熟。本属南宗、而自认为北宗正统的陈致虚，自然成为南、北二宗合并之中介与积极推动者。他在《金丹大要》里构造了一个金丹法统，为二宗合并提供了共同尊祀的祖师谱系，谓：“华阳玄甫、云房、洞宾授受以来，深山妙窟，代不乏人……燕相（刘）海蟾受于纯阳（吕洞宾），而得紫阳（张伯端），以传杏林（石泰），紫贤（薛道光）、泥丸（陈楠），海琼（白玉蟾），接踵者多。我重阳翁（王嚞）受于纯阳，而得丹阳（马钰），全真教立，长春（邱处机）、长真（谭处端）、长生（刘处玄）、玉阳（王处一）、广宁（郝大通）、清静（孙不二）诸老仙辈，枝分接济，丹经妙诀，散满人间”。他将全真道祖师王重阳刘海蟾并列（同师吕洞宾），而把南宗尊奉的张伯端等南五祖作为王重阳的晚辈，显然含有抬高全真、贬降南宗之意。但这种排列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全真势强、南宗势弱的现实，又符合元代皇帝早已封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真君”、“帝君”的“皇命”，因而后为南北二宗人所接受，成为二宗合并后共祀祖师的基础。可见陈致虚对南北二宗的合并作用颇大。陈致虚弟子甚众。较著者有王冰田（初阳子）、潘太初（一阳子）、车兰谷（碧阳子）、明素蟾（宗阳子）、欧阳玉渊（元阳子）、余观古（心阳子）、李天来（来阳子）、张毅夫（四阳子）、夏彦文（得阳子）、赵仁卿（扶阳子）、邓养浩（南阳子）、赵伯庸（致阳子）、陶唐佐（东阳子）等，多为元代擅长金丹之道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