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17年（元仁宗延佑四年）三月立儿子硕德八剌为太子后，1320年正月，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寿终正寝了。随即太子即位，是为元英宗、格坚汗。
父亲仁宗执政九年留下了不少宝贵的东西：朝政完全改变了武宗时代废弛混乱的局面，国家经济基本趋于正常，宗教、文化发展健康发展；同时，仁宗也留下了一些负面的“遗产”，比如应该按照与武宗在世时的约定传位于后者长子和世剌但却没有履约，比如应该彻底整肃奸臣，但碍于太后弘吉剌氏的情面而保留了奸臣铁木迭儿的权位，这些都给英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仁宗刚去世，太皇太后弘吉剌氏趁英宗年方17、立足未稳之际，竟把贪赃枉法、民愤极大的铁木迭儿“运作”为中书右丞相。我们知道，蒙古族有尚右传统，这就意味着铁木迭儿依托后宫势力，轻而易举地成为帝国第一号重臣了。
铁木迭儿一旦把持大权，便毫不犹豫地罢免和清理了仁宗朝中那些正直、有才学的官员，代之以自己的狐朋狗友和亲信。但是，弘吉剌氏低估了自己孙子的能耐——英宗皇帝迅速任命成吉思汗开国功臣木华黎的后代拜住为中书左丞相，有力牵制了铁木迭儿一派的势力。
1320年五月，在仁宗去世四个月后，英宗以图谋帝位废立的罪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铁木迭儿的死党合散（武宗朝中书左丞相、英宗即位后外放为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黑驴（中书平章）、御史大夫脱特哈等满门抄斩，极大地削弱了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一伙的实力。
但是铁木迭儿决不会束手就擒，他和太皇太后密谋着……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弘吉剌氏和铁木迭儿相继于1322年（元英宗至治二年）离开了人世。这一年同时也是一个大灾年，各地颗粒无收，百姓民不聊生，社会矛盾交织着元朝特有的宗教矛盾、民族甚至种族矛盾愈演愈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自幼深受汉儒教养的英宗尽管不到20岁，他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黄金家族面临的重大危机。这个阶段，虽然远在西亚的伊儿汗国依然遵循着称臣纳贡的传统，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同宗兄弟也断不了刀枪走火，但是总体来说，黄金家族表面上仍然尊元朝为宗主国，英宗至少不像太祖父忽必烈和祖父铁木尔面临黄金家族内部的同室操戈，他亟待解决的是尽快把帝国直辖统治的地区经济恢复起来，以免自己先乱了阵脚。
英宗果断地延用了父亲的治国之策，先是将拜住从中书左丞相提升为中书右丞相，重新起用了最多包括曾服务过四任皇帝的一批汉族老臣，分别任用为翰林院、中书六部的主要官员，接着又取缔了行痛政院、回回国子监等机构和人员，共裁撤冗员数万人，降低了行政成本；他积极选用汉族儒生充实中央政府机构，要求大臣努力到基层求善访贤、发现人才；英宗为解决当时农民徭役繁多、不堪重负的现状，诏令全国，要求各地政府以补贴的形式减轻农民的负担。
英宗对蒙元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修订完善并实施了《大元通制》。我们知道，在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时代，限于以军事征伐为主，加上整个蒙古民族总体文化水平比较低下等原因，主要靠“札撒”等游牧民族传统的法律制度来进行管理。在忽必烈从哈拉和林迁都于上都进而大都以后，帝国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统治体系，法律针对的对象已经从原来区区百十万蒙古人，以几何级数般地增长，且绝大多数是具有较高文明的定居居民，所以“札撒”已经远远不能调整臣民的法律关系了。其间，尽管1291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曾经由何容祖编修过《至元新格》，成宗、武宗、仁宗历代都有修订，但上述几代忙于战事和争夺皇位的需要，还是一直没有一部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新律出台。
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英宗肩上。他召集了汉族、蒙古族、女真族等出身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修改、整理出了《大元通制》，共88卷、2539条款，承袭了唐、宋、辽、金历朝法律文件的基本精神，标志着国家在法律层面上也完全中国化了。这部律例一直使用到北元初期，前后大约40年，对元朝和后世都颇有影响。
年轻的英宗以为天下大局已定，准备殚精竭虑进行国家治理，但是却犯了“宜将剩勇追穷寇，莫要沽名学霸王”类似的错误：虽然对铁木迭儿一伙进行了坚决打击，但是没有“斩草除根”：铁木迭儿死后，他的义子铁失依然占据着御史大夫的宝座。铁失当然清楚自己身单力薄，于是与真金长子甘麻剌之长子也就是英宗的堂叔、晋王也孙铁木儿一拍即合、狼狈为奸，因为后者一贯认为自己是世祖忽必烈的嫡派传人，是元裕宗真金太子的长孙，理应承继大统。
英宗尽管有拜住等一批干臣辅佐，但还是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1323年（至治三年）8月5日，铁失与晋王心腹、王府内史穆斯林倒剌沙等干将经过精心策划发动了政变，他们在英宗和拜住等人从上都南返30里处时将其杀害，因其地名南坡，故史称“南坡之变”。很快，政变人员将事先从大都宫中拿出的玉玺北上送往克鲁伦河畔（承袭父亲甘麻剌之王位出镇漠北），紧急召开并操纵忽里勒台大会，拥立晋王也孙铁木尔登基即位，是为元泰定帝。
自古帝王总多疑，尽管泰定帝一向信誓旦旦明里暗里地坚称自己才是黄金家族、元世祖忽必烈的真正继承人，但是不废吹灰之力、假他人之力得来江山，总令他有如芒刺在背、有梗在喉，时常感到非常不自在。于是，他即位哪有心思处理国政，反倒是绞尽脑汁处置那些对他“有功之臣”。同年10月到12月间，他先后以各种手段和名义，对发动政变的铁失、章台、脱火赤、月鲁、速敦等人满门抄斩，并将参与政变的月鲁铁木尔、曲率不花、兀鲁斯不花等五位诸王流放边地。泰定地这种叫人匪夷所思的举动，实则是煞费苦心的策划：一方面显示“唯我是薛禅皇帝（世祖忽必烈）嫡派，裕宗皇帝（真金）长孙”（《元史泰定地纪》），和政变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以正统者自居，借机消灭将来可能威胁他皇权的曾经的支持者。
倒剌沙和铁失他们可不一样，这位穆斯林毕竟一直是原晋王府的内史和心腹，而且在政变中合纵连横、煞费苦心，他才是泰定帝眼里真正的英雄，于是得到了“直升机”一般的提升：初任中书平章政事，未几，即升任中书左丞相，很快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右丞相，这样，泰定帝时代就出现了回回政治家总揽朝纲的局面。
不知主要因为志大才疏，还是由于帝位到手的过于容易，总之泰定帝对治国和朝政就像一个门外汉，在位期间有赖天福，帝国没有发生重大的灾情，加上仁、英二帝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制度体系，因而掩盖了他碌碌无为的本质。但是泰定帝在黄金家族中又一次过于偏重佛事、大肆延揽以前在大都臭名远扬的喇嘛，这些人仰仗他的恩宠，不事生产，却夜宿民舍、奸淫民女，以致市井间“僧富民贫”的不正常现象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