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武宗海山在世时对朝政、对江山社稷破坏居多，但是他唯一坚持做的正确的事情，就是按照当初约定，把皇位传给弟弟爱育力黎力八达。当时曾有宦官李邦宁向武宗进言：皇上岁数逐渐大了，儿子们也都成长起来了；自古以来，父亲都是由儿子来继承，没听说过有儿子却让弟弟继承的事情，建议认真考虑并裁断（是否让弟弟继承皇位的事情）。
但海山的回答斩钉截铁：朕的意志已经决定，不可能改变！
于是皇太子的地位在海山在世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武宗殁后，爱育黎拔力八达以黄金家族上下几个世纪比较顺利的过程承继了帝位，是为元仁宗、普颜笃汗，改年号为皇庆。
仁宗是元朝少有的好皇帝，他力挽狂澜，把经历了中亚海都、都哇和东道诸王叛乱，以及由于武宗的腐败黑暗统治造成的千疮百孔的蒙元帝国，经过努力逐步恢复了元气，从而使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蒙元统治转危为安。
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小师从布衣儒士李孟，经常一起探讨历代帝王的成败与得失，对程朱理学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身体力行，为其日后以儒家文化治理天下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还在武宗在位时，爱育黎拔力八达就已深深感受了百姓的疾苦和朝政的黑暗，他不断从武宗这个反面教材上汲取深刻教训，努力避免日后自己重蹈覆辙。
仁宗即位后，面对国家财政枯竭、朝纲混乱的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首先从大臣上朝参拜议事的礼仪纪律入手进行作风整肃，然后将民愤极大的一批旧臣进行坚决处理，接着本着精干、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整合官僚机构，裁撤了很多无所事事的部门，进行定编定员，大大降低了国家运行成本。
对于沆瀣一气、欺男霸女的喇嘛，则罢黜僧官爵位，停建各地的藏传佛教寺庙；废除破坏了金融秩序的至大银钞，恢复元世祖时代信用较好的中统宝钞，使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得到了解决。仁宗还召回了世祖朝中的旧臣董士选、李谦、陈天祥、郝天挺等人，全面推行“汉法”，国家的面貌顿时焕然一新。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是天下所有读书人都可以参加的考试，由于才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被称作科举。科举制度始肇于605年（隋文帝大业元年），到唐朝时已经非常完善，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种，前者每年分期举行，后者由皇帝随机决定开试时间。两宋在隋唐的基础上，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
尽管科举制度在千百年的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乃至比较严重的彼端，但是它仍然不失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伟大进步和创举，它所坚持的理念如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和择优选拔等，它所长期有效坚持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使得科举制度无论作为官员选拔制度还是作为一种具体考试操作本身，在古今中外都是其他所有制度难以望其项背的；科举制度给广大中下层百姓入仕和为国效力提供了公平的竞争舞台，是世界史上最具开放性、平等性的人才选拔制度。鉴于科举制度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甚至有人称科举制度为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
蒙古族和先后曾经入主中原的契丹、女真、满族等其他中国少数民族，在对待科举制度上既有相似之处，更有较大的不同，相似之处在于都实施了科举制度，且实施以后的的方式、方法以及考试科目与重点，基本都是沿袭中国历代王朝的通行办法，但不同之处在于：
一，实施科举制度的时机完全不同。不象其他民族那样一旦进入中原（个别甚至在未进中原以前就开始了类似的官员选拔机制，如满族在入关以前）就立即开始科举制度，蒙古族在有元一代，对科举制度总体来看是不热心的。尽管在太宗窝阔台汗时代，“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太宗）从之。”（据《元史》）也就是说在耶律楚材建议下，举行了第一次比较正规的儒生选拔考试，即“戊戌选”，但毕竟不是恢复科举；至于世祖、成宗等时期，尽管也多次廷议过恢复科举之事，但由于保守贵族们的激烈反对，加上战事频仍等原因，一直没有明确结论；直到仁宗朝（1312年—1320年）时，蒙元才开始举办真正科举，不过以后又时断时续。
二，科举制度打上了深深的民族歧视烙印。当时的蒙古王公贵族为了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需要，千方百计排斥科举制度；蒙元沿用了大量汉地包括西夏、金朝、南宋的原有官僚队伍，加上大批西域内附的各族官员，所以客观上对官员的需求有限；最重要的还是蒙元把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进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使然，当然不愿意科举制度为政治社会地位地下的汉人和南人提供晋升台阶。比如在科举考试具体运作中，朝廷规定蒙古色目人为一科，汉人南人为另一科，前者人口只占全国3%，但分配的名额却与后者相当，并且蒙古色目人的考题要比汉人南人的简单得多。在考试形式上，蒙古色目人乡试只考两场，而汉人南人则必须考三场。
三，科举制度为朝廷和国家做出的贡献截然不同。自仁宗恢复科举以后直至惠宗逃离北京的55年间，仅仅举办过16次正式科举，总共开科取士只有区区1200人左右，占当时相应时期文职官员总数的比例还不到5%，如果以比例计算，尚不及唐宋的十分之一；在1200名“幸运儿”中（还包括蒙古人色目人），官至大约今天副省部级及其以上者，据专家考证，应该没有超过70人；在黄金家族历史上，从时间和频率看，科举制度昙花一现，如同大海中的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从对国家、人民的重要性和贡献看，如同沧海之一粟，不要说对比汉人建立的隋唐和宋明，和契丹的辽朝、女真的大金、满族的大清，都不可同日而语。
蒙元时代的一个闪光点正是仁宗当政时果断恢复了中断了很长时间的科举制度。1313年（元仁宗皇庆二年），中书省向仁宗呈送奏章，建议朝廷恢复科举，当年仁宗就“拍板定案”，欣然同意；不仅如此，他还命中书省参照历朝科举制度文献档案，制定和颁布相应条例，暂定科场每三年开设一次，并制定了严格的惩治舞弊的制度。次年八月，首次正规考试举行了，参考考生事先经过了认真复杂的筛选和推举程序，公共要求是考生要年满25岁以上，对长辈孝悌，品行良好，在当地或部落有口皆碑，并且具有良好的经史子集修养的知识分子。
考试的题目大约有五条，第一条考题从《大学》、《中庸》、《孟子》、《论语》中选取，主要考察考生对经典儒家思想、基本理念等的把握程度；第二条考题实为时政论述题，要求考生根据题目，结合朝政和国家形势，以经史子集等儒家著作为依据，引经据典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他考题，则还要考察考生的分析判断能力、汉语诗歌的理解创作水平、朝政公文函件等应用文字的写作能力等等。
1315年（元仁宗延佑二年）仁宗亲自在大都进行了廷试，并赐及第当差，此时距蒙元开朝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恢复设科取士，为汉、契丹等全国各民族知识分子走上仕途、报效国家恢复了正当的途径，也对蒙古、色目人进一步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指明了方向。
仁宗一生勤政爱民、尤嗜读书。在河南寓居时，老师李孟即为他讲诵四书五经，当皇太子后，他命王约等人节译《大学衍义》，并认为有此书治理天下就够了。他非常重视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认为是维护黄金家族统治的法宝。仁宗不仅自己是一位堪称大儒的帝王，而且极其注重教化蒙古人学习汉文化，他认为《贞观政要》有利于统治阶级更好地治理国家，于是下令翻译成蒙古文，要求皇族和蒙古贵族子弟学习。
仁宗对儒学极其推崇：他高度重视国子监的建设和使用，规定定期祭祀孔庙，还册封孔子、孟子后裔为公爵。通过他对儒学的大力推广和实施科举制度，使得汉族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报效国家的机会，也对蒙古人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增强封建社会统治基础创造了条件；仁宗还重视立国之本的农桑，多次印刷指导农学的书籍发放给各地百姓，甚至几次减免受灾地区农户的田租。这些措施的施行，无疑都赢得了广大普通民众的支持和肯定。
与兄长武宗不同的是：仁宗未遵守哥俩儿当年“兄终弟及、叔侄相传”的世袭承诺，在奸臣铁木迭儿的撺掇下，没有立武宗长子和世剌为太子，反将其封为周王令其远出云南，将自己儿子硕德八剌立为储君，从而招致了武宗旧臣以及蒙古守旧势力的不满，为硕德八剌后来死于非命以及蒙元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