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辞”，把记者等狠狠的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看来，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而后快！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以下是答复先生的话：
第一段（原信“某在辛丑壬寅之际……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原来先生是个留学日本速成法政的学生，又是个“遁迹黄冠”的遗老，失敬！失敬！然而《新青年》杂志社并非督抚衙门，先生把这项履历背了出来，还是在从前“听鼓省垣”，“听候差遣”时在“手版”上写惯了，流露于不知不觉呢，还是要拿出老前辈的官威来恐吓记者等呢？
先生以为“提倡新学，流弊甚多”，又如此这般的说了一大串，几乎要把“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一切罪恶，完全归到一个“新”字上。然而我要问问，“辛丑壬寅”以前，“扶持大教，昌明圣道”的那套老曲子，已唱了二千多年，始终没有什么“洋鬼子”——这个名目，是先生听了很欢喜的——的“新法”去打搅他，为什么要弄到“朝政不纲，强邻虎视”呢？
本志排斥孔丘，自有排斥孔丘的理由，先生如有正当的理由，尽可切切实实写封信来，与本志辩驳。本志果然到了理由不能存立的时候，不待先生督责，就可在《新青年》杂志社中，设起香案，供起“至圣先师大成孔子”的牌位来！如先生对于本志所登排斥孔教的议论，尚未完全读过；或读了之后，不能了解；或竟能了解了，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辩驳，只用那“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空活来搪塞，或用那“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的村妪口吻来骂人，则本志便要把先生所说的“狂吠之谈，固无伤于日月”两句话，回敬先生了！
本志记者并非西教信徒，其所以“对于西教不加排斥”者，因西教之在中国，不若孔教之流毒无穷，在比较上，尚可暂从缓议。至于根本上，陈独秀先生早说了“以科学解决宇宙之谜”的一句话，蔡孑民先生又发表过了“以美术代宗教”的一篇文章，难道先生竟没有看见么？若要本志记者听了先生的话，替孔教徒做那“攻乎异端”的事业，哼哼！恐怕你这位“道人”也在韩愈所说的“火其书，庐其居”之列罢！
第二段（原文“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甚矣其惑也。”）浓圈密点，本科场恶习，以曾国藩之顽固，尚且知之；而先生竟认为“形式美观”，且在来信之上，大圈特圈，大点特点。想先生意中，以为“我这篇经天纬地的妙文，定能使《新青年》诸记者，拜服得五体投地”。又想先生提笔大圈大点之时，必定摇头摆脑，自以为这一句是“一唱三叹”，那一句是“弦外之音”，这一句“平平仄仄平平”，对那一句“仄仄平平仄仄”，对得极工。初不知记者等虽然主张新文学，旧派的好文章，却也读过不少，像先生这篇文章，恐怕即使起有清三百年来之主考文宗于地下，也未必能给你这么许多圈点罢！
闲话少说，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志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先生不知“钩挑”有辨别句读的功用，却说他是代替圈点的。又说引号（“是表示”句中重要之处“不尽号（……）是把”密点“移在”一句之后。知识如此鄙陋，记者惟有敬请先生去读了三年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
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不愿下这功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
第三段（原文“贵报对于中国文豪……无乃不可乎。”）先生所说的“神圣施曹而土芥归方……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本志早将理由披露，不必再辩。至于樊、易二人，笔墨究竟是否“烂污”，且请先生看着：“你为我喝采时，震得人耳聋；你为我站班时，羞得人脸红。不枉你风月情浓，到今朝枕衾才共。卸下了‘珍珠衫’，做一钞蝴蝶梦‘……这’小上坟‘的祭品须丰，那’大劈棺‘的斧头休纵，今日个唱一出’游宫射雕‘，明日里还接演’游龙戏凤‘，你不妨’三谒碧游宫‘，我还要’双戏桃山洞‘。我便是’缝褡膊‘的小娘，你便是’卖胭脂的朝奉……”（见樊增祥所著《琴楼梦》小说。）……一字之评不愧‘鲜’，生香活色女中仙。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玉兰片亦称珍味，不及灵芝分外鲜……佳人上吊本非真，惹得人人思上吊！
……试听喝采万声中，中有几声呼‘要命’！两年喝采声惯听，‘要命’初听第一声。‘不啻若自其口出，’‘忽独与余兮目成！’我来喝采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见易顺鼎《咏鲜灵芝》诗。）敬轩先生！你看这等著作怎么样？你是”扶持名教“的，却”摇身一变，替这两个淫棍辩护起来，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的不通，已由胡适之先生论证得很明白。先生果然要替林先生翻案，应当引出古人成句，将他证明才是。若无法证明，只把“不成音节”，“文气近懈”的话头来敷衍，是先生意中，以为文句尽可不通，音节文气，却不得不讲。请问天下有这道理没有？胡先生“历引古人之文”，正是为一般项固党说法，以为非用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不能折服一般老朽之心。若对略解文法之人（只须高小学生程度）说话，本不必“自贬身价”，“乞灵孔经”。不料先生连这点儿用意都不明白，胡先生唯有自叹不能做那能使“顽石点头”的生公，竟做了个“对牛弹琴”的笨伯了！
《马氏文通》一书，究竟有无价值，天下自有公论，不必多辩。唯先生引了“文成法立”，“文无定法”两句话，证明文法之不必讲求，实在是大错大错！因为我们所说的文法，是在通与不通着想的“句法”；古人所说的文法，是在文辞结构上着想的“章法”。“章法”之不应死守前人窠臼，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破除迷信”项下，已说得很明白。这章法、句法，面目之不同，有如先生之与记者。先生竟把他并作一谈一，足见昏瞆！
第四段（原文“林先生为当代文豪……恐亦非西洋所有也。”）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因为他所译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总还“差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何以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未尝——或者是没有程度——过问。
先生所说的“弃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
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两句，先生看了，必说“做还做得不错，可惜太荒谬”——这大约是和林先生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本不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便含糊了过去。（其中有一位，自言能口译狄更士小说者，中国只有他一人，这大约是害了神经病中的“夸大狂”了！）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闹得笑话百出。以上两层，因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原本译本写了出来，对照比较，恐怕先生还是不懂，只得“一笔表过不提”。待将来记者等有了空，另外做出一篇“林译小说正误记”来，“以为知者道”。那时先生如已翻然变计，学习了些外国文，重新取来研究研究，“方知余言之不谬”。第三层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
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然而鸠摩罗什大师还虚心得很，说译书像“嚼饭哺人”，转了一转手便要失去真义。所以他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丛经”的总名目！若……《吟边燕语》本来是部英国的戏考，林先生于“诗”、“戏”两项尚未辨明，其知识实比“不辨菽麦”高不了许多，而先生竟称之曰：“所定书名……斟酌尽善尽美。”先生如此拥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视先生有愧色矣！
《香钩情眼》原书未为记者所见，所以不知道原名是什么，然就情理上推测起来，这“香钩情眼”本来是刁刘氏的伎俩，外国小说虽然也有淫荡的，恐怕还未必把这等肉麻字样来做书名。果然如此，则刁刘氏在天之灵，免不了轻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况且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么？又先生“有句皆香”四字，似有语病，因为上面说的是书名，并没有“句”。先生要做文章，还要请在此等处注意一点。
先生所说“陀思之小说”，不知是否指敝志所登“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闹了笑话了。因为陀思妥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只有一个字，并不是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复姓陀思，大名妥夫，表字斯奇。
照译名的通例，应该把这“陀思妥夫斯奇”的姓完全写出，或简作“陀氏”，也还勉强可以，像先生这种横路法，便是林琴南先生也未必赞成。记得从前有一部小说，说有位抚台，因为要办古巴国的交涉，命某幕友翻查约章。可笑这位“老夫子”脑筋简单，记不清“古巴”二字，却照英吉利简称曰英；法兰西简称曰法的办法，单记了一个古字。后来翻遍了衙门里所有的通商书、约章书，竟翻不出一个古国来。先生与这位老夫子可称无独有偶！然而这是无关弘旨的，不过因为记者写到此处，手已写酸，乐得“吹毛求疵”，与先生开开玩笑，然在先生，却也未始无益，这一回得了这一点知识，将来便不至于再闹第二次笑话了。（又日本之梅谦次郎，是姓梅，名谦次郎。令业师“梅谦博士”，想或另是一人。否则此四字之称谓，亦似稍欠斟酌。）先生这一段话，可分作两层解释：如先生以为陀氏的原文不好，则陀氏为近代之世界的文豪，以全世界所公认的文豪，而犹不免为先生所诟病，记者对于先生尚有何话可说？如先生以为周作人先生的译笔不好，则周先生既未自称其译笔之“必好”，本志同人亦断断不敢如先生之捧林先生，把他说得如何如何好法，然使先生以不作林先生“渊懿之古文”为周先生病，则记者等无论如何不敢领教。
周先生的文章，大约先生只看过这一篇。如先生的国文程度（此“程度”二字，是指先生所说的“渊懿”、雅奖说，并非新文学中之所谓程度），只能以林先生的文章为文学止境，不能再看林先生以上的文章，那就不用说。万一先生在旧文学上所用的功夫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分外高古的著作，那就要请先生费些功夫，把周先生十年前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看了之后，亦许先生脑筋之中，竟能放出一线灵光，自言自语道：哦！原来如此。这位周先生，古文功夫本来是很深的，现在改做那一路新派文章，究竟为着什么呢？难道是全无意识的么？
承先生不弃，拟将胡适之先生《朋友》一诗，代为删改，果然改得好，胡先生一定投过门生帖子来。无如“双蝶”、“凌霄”，恐怕有些接不上，便算接得上了，把那首神气极活泼的原诗，改成了“双蝶凌霄，底事……”的“乌龟大翻身”模样，也未必是“青出于蓝”罢！又胡先生之《他》均以“他”字上一字押韵，沈尹默先生之《月夜》均以“着”字上一字押韵，先生误以为以“他”、“着”押韵，不知是粗心浮气，没有看出来呢，还是从前没有见识过这种诗体呢？“二者必居其一”，还请先生自己回答。至于半农的《相隔一层纸》以“老爷”二字入诗，先生骂为“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绝无者而强以凑入”，不知中国古代韵文，如《三百篇》，如《离骚》，如汉、魏古诗，如宋、元词曲，所用方言、白话，触目皆是，先生既然研究旧文学，难道平时读书竟没有留意及此么？且就“老爷”二字本身而论，《元史》上有过“我董老爷也”一句话，宋徐梦莘所做的《三朝北盟会编》也有“鱼磨山寨军乱，杀其统领官马老爷”两句话。这一部正史，一部在历史上极有价值的私家著作，尚把“老爷”二字用入，半农岂有不能用入诗中之理？半农要说句俏皮话：先生说半农是“前无古人”，半农要说先生是“前不见古人”。所谓“不见古人”者，未见古人之书也！
第五段（原文“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亦觉内疚神明否耶？”）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学术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并没有国籍，也决不能彼此互分界限，——这话太高了，恐怕先生更不明白。——所以作文的时候，但求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不能限定只用那一种文字。如文章的本体是汉文，讲到法国的东西，非用法文不能解说明白，便尽可把法文嵌进去，其余英文、俄文、日文之类，亦是如此。
哼！这一节要用严厉面目教训你了！你也配说“研究‘小学’”，“颜之厚矣”，不怕记者等笑歪嘴巴么？中国文字在制作上自有可以研究之处。然“人”字篆文作，是个象形字，《说文》说他是“像臂胫之形”，极为明白；先生把他改作会意字，又扭扭捏捏说出许多可笑的理由，把这一个“人”，说成了个两性兼具的“雌雄人”，这种以楷书解说形体的方法，真可谓五千年来文字学中的大发明了。“暑”字篆文作，是个形声字，《说文》说他“从日，者声”。凡从“者”声的字，古音都在“模”韵，就是罗马字母中“U”的一个母音。如“渚”、“楮”、“煮”、“豬”四字，是从“水”、“木”、“火”、“豕”四个偏旁上取的形与义，从“者”字上取的声。即“者”字本身，古音也是读作“Tu”字的音，因为“者”字的篆文作，从“乣”、声；“乣”同“自”，即古“旅”字。所以先生硬把“暑”字的形声字改作会意字，在楷书上是可以说得过去，若依照篆文，把他分作“日”、“旅”、“自”三字，先生便再去拜了一万个“拆字先生”做老师，还是不行、不行、又不行。
文字这样东西，以适于实用为唯一要义，并不是专讲美观的陈设品。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先生既不知今后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那里再配把“今后世界中应用何种文字？”一个问题来同你讨论。
至于赋、颂、箴、铭、楹联、挽联之类，在先生则视为“中国国粹之美者”，在记者等却看得半钱不值。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字面上用功夫，骨子里半点好处没有，若把他用来敷陈独夫民贼的功德，或把胁肩谄笑的功夫用到死人的枯骨上去，“是乃荡妇所为”，本志早已结结实实的骂过几次了。西文中并无楹联，先生说他“未能逮我”，想来已经研究过，比较过。这种全世界博物院里搜罗不到的奇物，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录示一二，使记者等可以广广眼界，增些见识！
先生摇头叹曰：“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是先生对于小说已抱了“一网打颈的观念，一般反对小说的狗头道学家”固应感激“先生”矣特未识“先生对于大捧特捧的林先生，”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第六段（原文“今请正告诸子……恐是夫子自道耳！”）敝志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将他们的弊病逐次披露，先生还要无理取闹，剌剌不休，似乎不必仔细申辨。
今且把这两种人所闹的笑话，说几种给先生听听。《文逊上有四句话说：“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卿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这可谓不通已极。又《颜氏家训》上说：“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又说：“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土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此等处均是滥用典故，滥打调子的好结果。
到了后世，笑话愈闹愈多，如《谈苑》上说：“省试……‘贵老为其近于亲赋’云：‘睹兹黄者之状，类我严君之容。’试官大噱。”又《贵耳集》上说“余干有王德者，僭窃九十日为王。有一士人被执，作诏云：‘两条胫脡，马赶不前。一部髭髯，蛇钻不入。身坐银铰之椅，手执铜鎚之釢。翡翠帘前，好似汉高之祖。鸳鸯殿上，有如秦始之皇’。”又相传有两句骈文道：“我生有也晚之悲，当局有者迷之叹。”又当代名士张柏桢——此公即是自以为与康南海、徐东海并称“三海不出，如苍生何！”的“张沧海先生”——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是送给一位朋友的祖父母的《重圆花烛序》，有两联道：“马齿长而童心犹在，徐娘老而风韵依然！”敬轩先生，你既爱骈文，请速即打起调子，吊高喉咙，把这几段妙文拜读几千百遍，如有不明白之处，尽可到“佩文韵府”上去查查。至于王渔洋的《秋柳》诗，单就文笔上说，毛病已不止胡先生所举的一端。因为他的诗，正如约翰生博士所说：“只有些饰美力与敷陈力”（见本志三卷五号《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文中），气魄既不厚，意境也不高，宛然像个涂脂抹粉、搔首弄姿的荡妇，决不能“登大雅之堂”。若说他别有用意，更不成话。我们做文人的，既要拿了笔做文章，就该有三分胆量，无论何事，敢说便说，不敢说便罢！要是心中存了个要如何如何说法的念头，笔头上是半吞半吐，请问文人的价值何在？不同那既要偷汉，又要请圣旨、竖牌坊的烂污寡妇一样么？
散体之文，如先生刻意求古，竟要摹拟周诰股盘，则虽非“孺子可教”，也还值得一辨。今先生所崇拜的至于桐城而止，所主张的至于“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二语而止，记者又何必费了许多气力与你驳，只须请章实斋先生来教训教训你。他《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一篇里说：……夫古人之书，今不尽传。其文见于史传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而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于文体所具，不尽全也。评选之家，不察其故，误为原文如是，又从而为之辞焉。于引端不具，而截中径起者，诩为发轫之离奇；于刊削余文，而遽入正传者，诧为篇终之崭峭。于是好奇而寡识者，转相叹赏，刻意追摹，始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觅’矣！
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于是坦荡之途生荆棘矣……先生！这段议论，你如果不肯领教，我便介绍一部妙书给你看看，那书唤作《别下斋丛书》。我记得他中间某书（书名已忘了）里有一封信。开场是：某白：复何言哉！当今之世，知文者莫如足下，能文者莫如我，复何言哉……
这等妙文，想来是最合先生胃口的，先生快去买他一部，朝夕讽诵罢！？
第七段（原文“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望平心思之。”）译名一事，正是现在一般学者再三讨论而不能解决的难问题，记者等对于此事，将来另有论文或谈话发表，现在暂时不与先生为理论上之研究，单就先生所举的例，略略说一说。
西洋的Logic与中国的名学，与印度的因明学，这三种学问，性质虽然相似，而范围的大小与其精神特点，各有不同之处。所以印度人既不能把Logic攫为己有，说他是原有的因明学，中国人亦决不能把他硬当做名学。严先生译名学二字，已犯了“削趾适屦”的毛病，先生又把“名教、名分、名节”一箍脑儿拉了进去，岂非西洋所有一种纯粹学问，一到中国，便变了本万宝全书，变了个大垃圾桶么？要之，古学是古学，今学是今学，我们把他分别研究，各不相及，是可以的。分别研究之后，互相参证，互相发明，也是可以的。若并不仔细研究，只看了些皮毛，便把他附会拉拢，那便叫做“混帐”！
严先生译“中性”为“罔两”，是以“罔”字作“无”字解，“两”字指“阴阳两性”，意义甚显。先生说他“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是一切“中性的名词”都变做了畜牲了！先生如此附会，严先生知道了，定要从鸦片铺上一跃而起，大骂“该死”！（且“罔两”有三义：第一义是“庄子”上的“罔两问景”，言“影外微阴”也；第二义是“楚辞”上的“神罔两而无主”，言“神无依据”也；第三义是“鲁语”上的“木石之怪，曰夔，罔两，”与“魍魉”同。若先生当真要附会，似乎第二义最近一点，不知先生以为如何？）“Utopia”译为“乌托邦”，完全是译音，若照先生所说，作为“乌有寄托”解，是变作“无寄托”了。以“逻辑”译“Logic”，也完全是取的音。因为“逻”字决不能赅括演绎法，“辑”字也决不能赅括归纳法，而且既要译义，决不能把这两个连接不上的字放在一起。又“Bank”译为“板克”，也是取音。先生以“大板谓之业”来解释这“板”字，是无论那一种商店都可称“板克”，不必专指“银行”。若有一位棺材店的老板说：“小号的圆心血‘板’，也可以在‘营业上操胜算’，小号要改称‘板克’。”先生也赞成么？又严先生的“板克”似乎写作“版克”的，先生想必分外满意，因“版”是“手版”，用“手版”在“营业上操胜算”，不又是先生心中最喜欢的么？
先生对于此等问题，似乎可以“免开尊口”，庶不致“贻讥通人”。现在说了“此等笑话”，“自暴其俭学”，未免太不上算！第八段（原文“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先生说：“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记者则以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否则弄得好些，也不过造就出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来，犹如乡下老妈子，死抱了一件红大布的嫁时棉袄，说他是世间最美的衣服，却没有见过绫罗锦绣的面。
请问这等陋物，有何用处？（然而已比先生高明万倍！）弄得不好，便造就出许多“胡说乱道”，“七支八搭”的“混蛋”！
把种种学问闹得非驴非马，全无进境。（先生即此等人之标本也！）此等人，钱玄同先生平时称他为“古今中外党”，半农称他为“学愿”，将来尚拟做他一篇论文，大大的抨击一下，现在且不多说。
原信“自海禁大开”以下一段，文调甚好，若用在乡试场中，大可中得“副榜”！记者对于此段，惟有浩叹之后，付之一笑！因为现在正有一班人与先生大表同情，以为外国人在科学上所得到的种种发明，种种结果，无论有怎样的真凭实据，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外国人说人吃了有毒霉菌要害病，他们偏说蚶子虾米还吃不死人，何况微菌；外国人说鼠疫要严密防御，医治极难，他们偏说这不打紧，用黄泥泡汤，一吃就好！甚至为了学习打拳，竟有那种荒谬学堂，设了托塔李天王的神位，命学生拜跪。为了讲求卫生，竟有那种谬人，打破了运动强身的精理，把道家《采补》书中所用的“丹田”、“泥丸宫”种种屁话，著书行世，到处演说。照此看来，恐怕再过几年，定有聘请拳匪中“大师兄”、“二师兄”做体育教习的学堂，定有主张定叶德辉所刊《双楳景暗丛书》为卫生教，中国人在阎王簿上早就注定了千磨万劫的野蛮命，外国的科学家还居然同他以人类之礼相见，还居然遵守着“科学是世界公器”的一二句话，时时刻刻把新知识和研究的心得交付给他，这正如康有为所说：“享爱居以钟鼓，被猿猱以冠裳”了！
来信已逐句答毕，还有几句骂人话，如“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等，均不必置辩。但有一语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书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作墓铭”。（这两句是南社里的出品，因为先生喜欢对句，所以特向专门制造这等对句的名厂里借来奉敬，想亦先生之所乐闻也！）又先生填了“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的日期，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末了那个“躬”字，孔融、曹丕及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书札里似乎未曾用过，不知当作何解？先生“居恒研究‘小学’”，知“古人造字之妙”，还请有以语我来！余不白。
记者半农，一九一八年二月一十九日。
发表于《新青年》4卷3号1918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