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浙江现在是中国民营经济的标杆。以2002年为例，民营经济已经占到其GDP总值的53%，比重在所有省市中最高。而作为最为人所知的地区，温州无疑又是浙江民营经济的先驱和典型。每年每月，前往温州朝圣般地取经的各种考察团络绎不绝。
温州人曾经自豪地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而温州以外的人则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连血液里都洋溢着商业的味道。
对于赚钱，温州人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最敏感的神经。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有一个外星人不慎撞进地球，碰上一群中国人。北京人问他，您姓“社”还是姓“资”？上海人说，侬先别管这个，先弄到上海，搞一场展览；东北人接上话，不行，先调查调查他来中国有啥动机？广东人说，我可有约在先，这个外星人最后要带到广州品尝品尝……吃在广州嘛！此时，只听温州人大喝一声，且慢！先让我来问问他，那个星球上有什么生意可做？
温州人会挣钱，但浙江会挣钱的远远不止温州人。
（一）“草根浙商”与“老百姓经济”
郑坚江，今年42岁，宁波奥克斯集团总裁。16年前，来自大山沟里的郑还是地地道道的一个修理工。1987年，他和七个年轻人，借钱在当地四明山下一个牛棚里干些为其他厂家配套加工钟表零件、拉杆天线等玩意之类的活。16年之后的今天，郑坚江的奥克斯集团总资产已经达42亿元，生产的三星电能表早就占据全球第一的市场份额，奥克斯空调也在中国市场跳跃式地排到了第三名。
尽管家产已经以亿元计算，企业的规模也今非昔比，但残留在这位民营企业家脸上的乡土气息却仍然清晰可辨。和郑坚江一样，来自底层的早年生活经历给无数的浙江老板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
鲁冠球，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出身于铁匠；南存辉，正泰集团的老板，办企业之前是修鞋匠；雅戈尔集团总裁李如成，发达之前也是农民；华立集团的老总汪力成，干过丝厂的临时工……这些都是各种富豪排名榜的常客。在这些排名榜上，来自浙江的老板要比任何其他的省市都要多。官方统计的2000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企业达到171家，一省就独占三分之一强。在胡润制造的各种排行榜中，浙商也一直独领风骚。
和其他地方的大老板往往来自转制后的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不一样，有统计说，浙江民企100强里面，约有90%的老板出身于农民、工人、裁缝、修鞋匠等阶层，有人因此把他们叫做“草根浙商”。
杨轶清，这位长期跟踪采访浙商的前浙江报业集团记者感慨，这群最能赚钱的中国人，怎么看都不像经典教材里描述的企业家形象——他们大多只会模仿，不会创新；他们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他们的产业大多层次很低，多是传统产业，很少有高新技术；他们的规模都很小；他们都是家族制，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一个小小的纽扣，许多人根本意识不到或者看不上其商机，温州人却可以将其产量做到全国最大。温州生产的打火机，不仅能够在国内攻城掠地，还能够在全球市场上所向披靡，占领全球80%的份额。
单个纽扣的利润也许只有毫厘，但温州人并不会因为其利润低而不做，温州人看重的是集腋成裘、滴水成河。以家庭作坊居多的温州企业分工严密而精细。比如，一个打火机，其配件可能来自几十家企业。每一家主要生产某一个配件，但是它往往能够将这个配件的成本做到最低，而质量能达最好。经济学家钟朋荣将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形容为“小狗经济”。一条小狗不是斑马的对手，但无数条小狗在一起，这条咬腿，那条咬尾，再大的斑马也可能躺下。
事实上，温州模式的这些特点早就在浙江泛化，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发展路径。
钟朋荣认为，浙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区域性产业集中，即一乡一品，一县一品，一市一品。“以台州为例，成百上千家摩托企业集于一地，每家企业就可以专攻一个零部件，将自己的全部资金、资源，都集中于一个零部件上，将这个零部件的质量做得很精，批量做得很大，成本做得很低。张家做A部件，李家做B部件，整个台州市就是一个大型摩托生产集团。但这个集团是由上千家独立的家族企业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的。”
浙江的这种经济形式有些独特，但自成一体，而且实践证明很成功。但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当然，这并不妨碍这些成长于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的民营企业取得辉煌战绩：据统计，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浙江有56种产品是全国第一，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
温州的打火机、皮鞋、低压电器等，台州的摩托，绍兴的轻纺，宁波的服装……早已经走出中国享誉全球。在温州模式泛化的浙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生产各种商品的小企业无所不在，而且各具特色。
“浙江的民营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单东在接受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动力在于民营企业自身而不是政府，它首先是老百姓干出来的，其次才得到政府的承认和倡导。”
曾经当过温州县委书记的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对“老百姓经济”有着更为直白的解释：一是说明这种经济活动参与面广，渗透力强；二是它具有很强的民间性，跟传统意义上的官营经济有明显的区别。它出身注定不高贵，就像农村的孩子取名“二狗子”，很随缘，但它自立性、生命力强，好养活。
（二）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遍布浙江的企业，几乎全是家族化的中小企业。数据表明，浙江的个体私营企业中，中小企业占总数的99%。只有100万人口的宁波慈溪市，有25000家民营企业，而其中99.5%是家族制。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资本、技术、管理水平等远远落后于外资、股份制甚至国有企业的家族企业，为什么却比他们更有活力？为什么看起来落后、低级的企业组织却效率很高？
杨轶清认为，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就是两个字——匹配。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产业层次也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关键看匹配。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体系里，成熟的模式并不见得就是效率最高的，原因就是不匹配。
比如一个典型的浙江民营企业，白手起家时，做的产品是小纽扣、打火机、领带，在决策时比较保守，实行的是家族制，自己牢牢掌握企业的主动权——这些在许多理论家看来并不怎么入流的做法，却是市场最优的选择。这种制度的安排，是市场力量、民间意志和本土文化传统共同搏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在市场环境下创业主体自主自发的选择，它从源头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场动物。
显然，企业规模小就不意味着浙江企业不能产生规模经济和效应。恰恰相反，通过区域的专业化市场——“小狗经济”形式，小企业实现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者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在温州柳市，有多达1200个协作厂给低压电器巨头正泰集团提供零部件。
而作为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当地极为丰富的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比如正泰集团，95%以上的零部件在本地采购，而且在经营上一直延续着无利息的“社会负债”式运转模式，短期占压供应商货款。因此，有人评价，与其说是正泰成就了1200个协作厂，不如说是那1200个协作厂成就了正泰。不管如何，对正泰集团和1200家协作厂来说，形成了这样一条完整的现代产业链，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中神奇地完成了一次次交换和社会分工。在宁波，90%的空调配件都可以在当地采购，这也催生了当地20多家空调生产企业，甚至如海尔、海信等也不远千里来宁波采购配件。
浙江的经济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新的模式：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形成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域。这种教科书上找不到的产业模式在现实中却所向披靡。这也是“落后、低级”的草根企业、家族企业却能够比跨国公司更有效率的原因。
（三）不容忽视的另一面
到过温州、浙江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家族企业是浙江的民营企业进行原始积累的一种最有效最匹配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局限和隐忧就可以忽视。
有“中国鞋王”之称的李忠文，温州人，曾经以4000元起家，从1994年起，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在全国拥有了80家连锁鞋店，最多时还一度超过100家，名噪一时，其拥有的百信鞋业总资产也曾达到30多亿元。
然而，2003年5月，这位曾经的亿万富翁却在长沙锒铛入狱，罪名是涉嫌票据诈骗。据悉，百信鞋业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对供货商恶意欠款，在商户再三催促之下开出了空头支票，这是李忠文倒台的直接原因。而据知情人士称，李倒台的深层次原因是，其采取的是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家族企业管理模式，这是百信走向失败的原由。
据悉，在百信中，几乎所有的核心部门和管理层职位都由李忠文的亲戚朋友担任，但相互之间却并没有制衡和监督，是典型的家族式管理。比如，百信配货中心由李忠文的几位亲戚控制，这些亲戚有的趁机大吃回扣，中饱私囊。
李忠文并非不清楚这些，甚至曾经为此开会不点名地大发雷霆。然而，李只具备高中文化，认识局限也使他的应对办法到此为止。他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手段对付这些问题。因为这些“蛀虫”不是他的长辈，就是他的手足好友，使他无法进行制度性的惩罚。加上他采取的赊销模式出现问题，最终酿成今日的悲剧。
创业时期发展往往很快，但是一做大就容易死。李忠文的悲剧揭示了温州乃至整个浙江家族企业面临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困境。创业初期，人少，企业规模也小，容易控制。但是摊子一大，人手一多，共同创业的亲戚朋友之间彼此的想法就会发生变化，企业就不那么容易控制。而即使是控制得很好，这种将最终拍板权系于老板一身的决策机制也使企业时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风险。
民企问题研究专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俞飞认为，现在浙江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的问题，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而是经营者的素质问题。能不能上马高新技术的产品，能不能将规模做到一定程度，在目前的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个人的知识水平、眼界以及对现代经济的掌握程度。一个人一天生产3000个成品包装袋，或者“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对于勤劳而且能吃苦的浙江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要让他们通过掌握目前最前沿的技术来使自己的产品升级，或者通过资本经营来扩张规模，对这些普遍只有初中文化的老板来说，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浙江的政府官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承认，“低、小、散”是浙江民营企业的一大缺陷，尤其是亲缘、血缘关系虽然在发展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的发展，这种组织制度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
宁波方太集团也是民营企业，董事长茅理翔主张，对于家族制，要分阶段看：在创业初期，一定要靠家族的合力才能把企业发展壮大。没有充裕的资金、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优秀的设备，惟一能依靠的就只能是有血缘联系的家族成员；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淡化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家庭因素，因为家庭问题导致好端端的企业垮台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时候必须对家族企业进行改制，引进具有职业精神的“新鲜血液”。
在方太，董事长是茅理翔，总经理是其子茅忠群，但是企业的中高层都是从外引进的。宁波奥克斯集团党委副书记黄金龙也向记者介绍，奥克斯集团除了郑坚江的弟弟和大舅子等少数家族成员担任高层职务外，企业的其他管理层成员都是外聘的。
事实上，仔细考察浙江成功的大民企，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已经稀释了家族或者个人的股权，通过吸引社会的力量改组成为股份公司，正泰集团、吉利集团等莫不如此。
（四）接班人难题
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接班人问题是一个最为敏感、事关存亡的关键问题。
茅理翔说，他现在的时间安排是三分之一讲课，三分之一学习、写书，还有三分之一接待老朋友，因为他已经成功地把接力棒交给了儿子茅忠群。
但是许多老板却没有茅理翔这么轻松和幸运。和方太集团同在宁波慈溪的一家大型民企，父亲退线后，儿子接棒，但是企业中层却不能接受，最后人心涣散，企业垮台。
2002年，吉利集团聘任曾任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的徐刚担任总裁，此举令李书福一时成为媒体焦点。因为在浙江的家族企业中，聘请外人担任总经理的并不多见。即使是现在，能够做到李书福那样的也并不多。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认为，目前真正打破家族制的企业在温州很少，一是因为温州民企的发展才不过二十年，创业者还没有到退下来的年龄；其次，文化教育一直是温州发展的软肋，没有好的内部人才环境，吸引外来人才也难；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企不能接受职业经理人。
其实温州的情况也代表了浙江的现状。
问题是，尽管创业者的年龄还允许他们拼搏一段时间，有的甚至非常年轻，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迟早要来。即使是有“长青树”之称的万向集团鲁冠球、正大青春宝集团冯根生等等企业家，在企业管理一线已经奋战了二十年甚至更长，而且在本可以退休的年龄仍然很活跃，但毕竟岁月无情，也许五年、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后，年龄将迫使他们退休，那时接力棒将交给谁？如果是家族成员，接班人能否续写辉煌？培养一个成熟的接班人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现在五六十岁的企业家在浙江已经比较多，他们又将如何解决成功交接的问题？
这是横在所有浙商面前一道紧迫而又必须破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