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多年前，我走进苍翠葱郁的平和，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跌堕在一片片散发着清香的果园里，十分陶醉于色泽鲜润的蜜柚的品尝中。那时节，林语堂在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中悄悄地复活。读他的《京华烟云》和《红牡丹》，为之倾倒。平和，是林语堂的故乡。我猜想，林语堂的童年似乎应当是抱着平和蜜柚长大的。平和蜜柚名扬天下，具有5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平和琯溪的蜜柚，更是柚中精品。作为福建平和人，林语堂打小吃上这种甜蜜的水果，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在平和，我当时并没有找到林语堂故居旧址。后来有机会再去平和，才知道林语堂的出生地在坂仔镇。那里群山连绵，景色秀丽，也是有名的水果之乡，香蕉在这里尤其盛产。林语堂几乎每年要吃下几十斤香蕉。当地的文化人告诉我，林语堂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会的牧师。林语堂在认识简单的汉字后，就到厦门去接受教育，后来又于1912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他天资聪敏，智慧超常，很快就成为学校的优等生。毕业后，林语堂到了清华大学任教，做国文教师。那时候，他还年轻，20来岁。为了掌握更多学识，也为了开阔视野，他于1919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学习。在这里，林语堂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对西方文学经典名著有了全面透彻的了解。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他还不肯歇息，就又转赴德国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才回到祖国。
现实生活中的林语堂，对婚姻爱情生活是审慎而严肃的。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是鼓浪屿的一位廖姓富豪家的二小姐。据说，林语堂和廖小姐当初私订终身时，廖翠凤的母亲是持反对态度的，原因是林语堂是牧师的儿子，家里很穷。然而廖翠凤看重的却是林语堂的大才华。她坚决果断地告诉母亲，贫穷不怕，有才华有人品就好。母亲看她坚决，也就不再反对。1919年1月9日，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结婚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想不到的举动，把结婚证书烧掉了。妻子问他何故，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烧掉结婚证书，表示了我们永远相爱、白头偕老，永不分离。1969年1月9日，林语堂夫妇在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庆祝50周年金婚。林语堂为此写下了一首《老情人》的诗以作纪念：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诗味不算很浓，但真情真意却在。
林语堂是个教育家。洋博士回国后，一般都有人请。林语堂也不例外，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北大，林语堂教授文学，干了没多久，他就又被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聘走，在那里任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6年，已经颇有一些名气的厦门大学创建文学院，他们想到了颇有名气的林语堂，除了是福建乡亲外，厦大开出的条件当然是高薪和高位置。这样，林语堂到厦门大学做上了文学系主任，相当于今天的文学院院长。林语堂是名人，当时已发表相当多作品。他想到了大名鼎鼎的鲁迅。于是，鲁迅被林语堂聘到了厦门大学文学系任副教授。因为林语堂的这一“聘”，鲁迅就永远定格在了厦大。
林语堂后来应邀去了东南亚。在那里继续进行教育和写作工作。1944年日战时期，挟着一身风尘的林语堂又回到国内，曾一度到重庆讲学，或到西南教授文学。1945年，应海外华侨领袖的邀请，林语堂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并任校长。1947年，林语堂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继续从事他的讲学活动。1966年，林语堂定居台湾后，还时不时地到一些知名学校讲学，传授文学知识。1967年，林语堂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在那里做研究教授。那时，他已经是73岁的老人了。
林语堂同很多教授所不同的是，他不仅仅教书育人，更注重研究和写作。1924年，还不到30岁的林语堂就已经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刊物《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语丝》上，林语堂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此后，他就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到他生命终结前夕，还在笔耕不辍，成为20世纪写作生命最长、作品最多、文学成就最高的华人之一。
林语堂那个年代名家大家迭起，但同许多名家大家所不同的是，林语堂除了不断地创作文学作品外，还结合他的讲学实践研究教育学，写下了不少的关于教育的文章，甚至出版了《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法》、《语言学论丛》、《当代汉英辞典》、《最新林语堂汉英辞典》以及《中国新闻舆论史》等专著，成为了不起的教育理论家。
二
20世纪30年代的大文豪，几乎都是通才。他们或做教授，或办刊物，或写作品，或搞翻译，甚至还能做官。胡适、鲁迅、郁达夫、林语堂等等大家，都是这样。林语堂1927年就做了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秘书。同时，他又主办过许多刊物，如主编《论语》半月刊，后来又创办《人间世》杂志，没多久再创办《宇宙风》杂志，轰动当时文坛。1952年，已经年近六旬了，他还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通过文学（文化）期刊传播思想，宣传人类文明走势，培养群体作者，是他的一贯主张。他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他曾经与鲁迅有过文字论战，只是对于某些问题持不同观点而已，个人之间并无恩怨。鲁迅逝世后，林语堂专门撰文悼念，给鲁迅予以极高的评介。
林语堂写作的领域十分广泛，除了小说、诗歌、散文（包括杂文、小品文）外，还有传记文学、评论、论文专著和大量的译著，这些门类的作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哲学、宗教、民族、历史以及国民性问题，几乎无所不包。说他是部“写作机器”，毫不夸张。他的《新的文评》和《中国文化精神》、《平心论高鄂》以及《信仰之旅——论东西方的哲学与宗教》等评论、论文专著，见解独到，逻辑严密，结构严谨，论据充分，知识丰厚，文风朴实，在广大读者中产生良好影响。他还写过《苏东坡传》和《武则天传》两部传记文学，并把苏东坡的诗词译成外文，介绍到外国读者之中。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虽然写于20世纪30年代，但在几十年后却掀起阅读热潮。海峡两岸的诸多书商不约而同地出版发行《生活的艺术》，从中领略和体会平凡生活的知识、技巧、智慧。在讲到人生的快乐时，林语堂在这部书中写下“快乐哲学”的章节。他提出：“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义。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可以说，这样的快乐理念，是老庄快乐哲学的现代表述。在讲到休闲时，林语堂说：“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这种不花钱的休闲，这种用愉快情绪作为休闲底色的理念，是很可以博得普通民众认同的。在谈到人和土壤的关系时，林语堂说：“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把个人连接于母地母语，这样的情怀怎不令人认同？在讲到艺术的时候，林语堂指出：“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在讲到人生的残酷性时，林语堂说：“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不足以应付环境，热情必须和智勇连结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这类富有哲理性的至理名言，这种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经典语词，这些带着启迪点拨性的话语，在《生活的艺术》中随处可见。这也正是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年们，之所以热追热捧该书的原因所在。
据说，林语堂的这部《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40次，发行总量超过百万，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多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如果说，《京华烟云》在国内影响深远，那么在国外，这部《生活的艺术》却是超过了《京华烟云》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知名度。
还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早年写的《吾国吾民》。在中国内地，这本书也被用以《中国人》的书名出版。我曾经看到的一个译本是由赛珍珠作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本的书。全书分两大部分：“背景”和“生活”，共10章，包括中国人、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心灵、人生的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生活，以及中日战争之我见等方面。我是一个对国民性感兴趣的读者。当我读到书中“文化的稳定性”一节时，我被深深地吸引。林语堂说：
这种所谓的种族耐力与活力尽管受到中国中产阶级退化品质的影响，但还是使中华民族历经政治劫难而生存下来，并吸收了外来民族的血统得以再生。这种耐力与活力，部分是体质上的，部分是文化上的。而使种族稳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家族制度。这种制度有明确的定义和优良的组织系统，使得人们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宗系。这种不朽的社会组织形式，被中国人视为珍宝，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甚至含有一种宗教的意味。向祖先表示崇拜的各种礼仪，更加增强了它的宗教色彩。对这一套东西的意识也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
林语堂从种族“耐力与活力”的视角切开，把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之所以得以“再生”的原因归结于“吸收外来民族的血统”，包括体质和文化两方面，这在其他谈“国民性”的文章中尚未见到。林语堂在这里揭开了一个秘密：即中华民族何以有着超强的生存能力？文化的稳定性是其奥妙。而“家族制度”的产生与延续，乃是这个民族有着超强稳定性的首要根源。许多学者在论及中华民族超强稳定性，掀开的视角往往是“超强的农业稳定性”。这是从生产生活的角度言说的，这样言说带有其丰富的社会学含义。但林语堂不同，他在这里强调的是“血缘种族”和“宗亲制度”，具有种族学和制度学（包括社会民俗学）的多种含义。
三
林语堂的文学素养博大精深。他像一条浩瀚无垠而澎湃汹涌、绵延不绝的大海。他的文学底蕴和东西方文化涵养深厚，就像深不可测的汪洋。像我辈这种愚钝而难以教化的晚生，能够从他这条文学海洋里吸纳万分之一，就很了不起了。在“五四”以后的福建籍文学家中，几乎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福建作家与外省相比，虽散文成就不错，但小说一向较弱。恰恰林语堂在小说方面成就斐然，可以同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一批顶尖级的文学大家媲美。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一名文学青年的时候，读到林语堂的长篇小说《红牡丹》，就受到极大的震撼。《红牡丹》讲的是清末光绪年间一个年轻美貌的寡妇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牡丹丧夫后，不忌当时社会议论风声，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牢笼，大胆地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婚姻自由。她先是与堂兄梁翰林相爱，继而与初恋情人金竹绝情，又与诗人安德年狂恋，这些人不能满足她的性欲和情感需求，于是她最后嫁给了身强力壮的平民青年傅南涛。
公正地说，我们别讲一生，就是一年就会遭遇几部或十几部爱情小说或电视连续剧。几乎很难再读到爱情小说精品。电视连续剧里的爱情故事，更让人乏味。甚至有一群受庸俗的情爱故事伤害的深沉的读者，拒绝再看所谓的爱情小说或电影、电视剧。然而，当我们走进身处清朝末年的美女牡丹的情感世界时，我们还是被有性格的牡丹吸引。她那魅力四射而又情火滚烫热辣的性情，即便当今也很难有男人能够挡得住。林语堂当然不是在这里写一个只知淫欲的荡妇。他在赋予了他笔下人物牡丹鲜明个性特征的同时，还赋予了她全新的感情和性爱理念，这种理念恰恰与封建的伦理观、性爱观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就是封建时代的一个叛逆。她的叛逆方式不是造反或革命，作为一个女人她不具备这样的力量。她的叛逆缘起于她火热的青春和强旺的生命力，她用她独特的爱的方式和情的力度，大胆地向着陈旧的封建社会“好女不嫁二夫”之婚姻观进行猛烈的横扫。在我看来，抨击封建旧伦理、旧道德有许多种方法，思想启蒙可能最有效，革命行动可能最有力，文化教育可能最耐久，但从情感和性爱的角度进行，可能最耐人寻味。情感和性爱最个人化。假如每个人都把情爱建立在追求自由自主和解放开放的理念上，那么封建伦理观、道德观不就荡然无存了吗？林语堂通过塑造牡丹这样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赋予了她反封建礼教的深刻蕴涵，我以为是生动而成功的。
《红牡丹》这部小说有许多大胆直露而正面的性爱描写，甚至于有相当的性心理表露、性动作演示、性语言交流、性欲望倾诉……一些不负责任的论家对此反感，于是将牡丹这一文学形象定位在“荡妇”上，这显然是肤浅理解的表现。文学创作的规律一再表明，情节和细节是为人物塑造服务的。在小说中，作者不过是从性爱的角度出发，将性爱描写当做一种手段，通过性的一系列描述，完成其塑造人物的任务，达成用人物形象说话的功效。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新世纪初年在国内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后一时轰动大江南北。国人这时对林语堂的认识逐渐扩大和深化。林语堂在开卷前写下“献词”：
全书写罢泪涔涔，献与歼倭抗日人。
不是英雄流热血，神州谁是自由民。
作者从清末民初下笔开始写起，描述了孔氏、孙氏、姚氏、曾氏等几个家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波三折悲欢离合的情感故事。有论者评说，这部《京华烟云》，不在于故事的离奇巧妙，不在于语言的精美华丽，也不在于人物性格刻画得怎样栩栩如生，而在于这部作品有着深厚的文化情思和哲学底蕴。我却以为，小说不是哲学不是论文，不需要太多的理念，那样或许会跌落进概念化的泥淖。林语堂这部名著，虽不乏中国深厚的乡土气息，不乏民间浓郁的民俗风味，不乏清末民初传统的清规戒律，读者也能从中读出厚重的哲学思蕴，但我还是以为他的成功最主要还在于人物写得鲜活新奇，灵韵传神。木兰姐妹、曼妮以及立夫等等，是年青一代个性鲜明的代表，而姚思安、曾太太等等，却是上一代性格复杂、观念新旧混杂的典型。这样一群人，他们如若生活在安平的时代里，过着“浮生若梦”的日子，或许故事难以感人，偏偏他们遇上了敌寇入侵，这样，本来生活在婚姻纠葛、情感缠绵、互相之间关系纠结的他们，不能不面对时局的动荡变化而重新变更各种关系，不得不拆解原先微不足道的个人私怨纠结、情感摩擦，纷纷选择新的生存理念。于是，过去只为私人化的情爱经营的木兰，因为受到国破家亡的全身心伤害，渐渐萌生抗击敌寇的心绪，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到抗敌大潮流之中奋力搏击。作者在这里当然无意将木兰写成一名坚强的抗日女英雄，也没有在人物身上注入党派、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先进抗战理念，作者不过在娓娓道说一群城市带有浓浊市民习气和俗不可耐的小女子、小男人被迫无奈走上抗击敌寇，保护自己居住的家园的心路历程。就在作者的不经意叙述中，读者读出了鲜活的灵动的人物个性。有道是“人物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小说成功与否取决于典型人物塑造是否成功。这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经验之谈。林语堂深得“其中三味”。我以为这正是小说《京华烟云》上市后首版在美国就能销售50000册的重要原由，也是两次拍摄电视连续剧均能反响热烈的原因所在。
据有关资料记载，林语堂先后创作了8部长篇小说，1000余篇散文，7部译著，总共出版60部书，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