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10月，我首次到台湾，专门去了基隆港。正值秋高气爽的时节，大陆的北方山野已布满冷霜，基隆却是阳光灿烂，仿如盛夏。空气中灼人的热浪吹得每个旅行者汗流浃背。幸好港湾海风飘流，给人们带来丝丝凉爽。辽阔的海面波涛汹涌澎湃，宽广的港口船舰来往不断，汽笛响亮悠扬，装卸紧张有序，车辆穿梭密集，人流熙攘急速，好一派繁忙景象。遥想当年，淮军名将刘铭传就是在这里指挥清军抗击法国侵略军。法军被击败后，又是他领导台湾军民在这里建设基隆港。港口建成后，还是他力主在基隆港与大陆的福州、广州、上海等港口城市通商。
刘铭传（1836～1896年）是安徽省合肥人，天生就有军事才赋。同治元年（1862年），他率部参加李鸿章的淮军。因他能征善战，屡建奇功，便由千总、都司、总兵，一直升至直隶提都，成为淮军名将。他的“铭字营”也变成为“铭军”。他虽然是安徽人，但他做过福建巡抚，他中晚年的主要政绩和军功是在福建、台湾建立的，而那时的台湾也属福建，就是台湾建省后还叫福建台湾省，故而我很愿意将刘铭传写进书里。
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
1883年的夏天，大清王朝的天空中不时飘着不祥云彩。国内的动荡和民变事件不断发生，政府只能疲于奔命四处救火；更可怕的是外军入侵，大好河山时常被侵略军践踏。法国军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入侵中国的。当时，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无法忍受他国侵略者在我国国土上到处掳夺烧抢。刘铭传主动请缨，要求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政府接受他的请求，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领军作战，不久又授予刘铭传福建巡抚高职，并加兵部尚书衔。
刘铭传能征善战，不论平原陆地还是高山海洋，他都能打，且多有胜利。他指挥打仗的特点有三个：一是搜集情报，弄清敌情，知己知彼；二是熟悉地形，严密布防，依势而战；三是视敌进退，发挥优势，灵活应战。他还在赶往台湾的路上，就派兵弄取法军情报；抵达台湾基隆的第二天，就带兵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时下的晚清已是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台湾也不例外，四野里一片荒芜。刘铭传所看到的前沿阵地损害严重，破败不堪。他当即下令调集军民增筑炮台、护营，又急调新式火炮加强海疆防务。法军企图攻打台湾的时候，刘铭传便召集部属开会研究。他分析：此次海战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清均不如法，如果死拼硬打肯定要败。清军的优势在地形与人和（即百姓拥护）。果然，法舰直逼基隆，数舰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死伤10余人。刘铭传当断就断，放弃海战，改把陆战作为重点。他指挥部队向岛内陆地且战且退。法军官兵一登上岛就高度兴奋。是的，在这些侵略者眼里，清军哪次不是不堪一击呢？何况这次法军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他们占领基隆港后，二话没说，就大肆破坏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并攻击附近高地。此时的刘铭传非常清醒，他的战法是诱敌深入，他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统率守军一退再退，退得差不多时，号令军队百人一队，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根本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的法军，此时已进入清军包围圈仍无感觉，他们还在得意忘形。刘铭传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指挥守军悄无声息地逐渐缩小对敌包围圈。等到战机成熟，清守军便按照刘铭传的布阵法，施行各个击破。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他们这才被打清醒了，知道这回的作战对象不像以前那么脓包，刘铭传并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大清将领，于是不敢恋战，狼狈地退出海岛，逃回军舰。
这样，法军侵占基隆的计划宣告破产。一时全国震惊，百姓热烈欢呼！
在失败的情势下，法军于是向清政府提出和议条件，要求清廷赔偿此战法军损失，并且要求清军撤出台湾海峡。刘铭传获此情报，气愤不已。他当即上奏清廷，提请朝廷拒绝同法国签约。
朝廷觉得刘铭传为大清长脸了，也就不同法国签约。
法军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以为清军小有胜利纯属偶然。法军将领孤拔认为，法军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吃定清军占领台湾是迟早的事。不久，孤拔就率士兵在10余艘军舰百余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再犯台湾基隆。台湾海峡又一次战火纷飞。海面上布满阴森肃杀之气。滚滚浓烟卷着血腥之气弥漫在海面。刘铭传见法军来势凶猛，知道拼死抵抗毫无效果，只会造成更大伤亡。他下令军队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分析敌军的进攻目的是首尾夹击。他马上改变原来长线死守的战法，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为保台北，刘铭传决定放弃基隆，移师战略地位更重要的沪尾，为的是集中兵力再战。法军占领基隆后，十分得意，他们以为稳操胜劵，便集结大部兵力再度对沪尾发起进攻。法军战法还是战舰开路，然后登陆，分兵前进。刘铭传此役的战法也依然是诱敌深入，他抓住法军不惯陆战的弱势，有目的地将守军密布于丛林地带。法军一进丛林，便找不着北，兵马分散，指挥员找不着兵，兵也找不着指挥员，只得各自被迫应战。刘铭传见战机来了，便下令预先埋伏在各处的守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杀击。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惨重。战斗进行很长时间，法军弹药已尽，全线崩溃，只得退向海滩，逃回舰上……
刘铭传指挥的清军再次获得胜利！战斗结束后，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军官3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25级，枪杀300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14名，枭首示众。”法国人不得不承认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
仗打赢了，并不等于没有困难了。法军为了挽救进攻受挫的困境，宣布封锁台湾。一时间，台湾海峡乌云密布，气氛十分紧张。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这时候的台湾海峡阴森肃杀之气更加浓浊。平时繁忙的海面船只稀少，连当地谋生的渔民们，也不敢轻易划船飞舟，出海打渔。
刘铭传到底是个经验丰富的政军两界高手。他应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用了三招：一招是号令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另一招是上奏朝廷请求各地支援；第三招是请朝廷将他原来带出的淮军拨出3000名进驻台湾、加强台湾防务。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和广西两省军队也相继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见“围困”的办法“困”不死刘铭传，便又想到开战。法军认为，武力才是解决他们侵占台湾的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
这一次，法军进行了周密的谋划。孤拔向法国国内请求增派兵员，并且要求增加军费投入和配备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法国议会通过，同意派兵给钱配武器。当法国从国内派兵增援台湾海峡后，几千名法军又一次向台湾发起猛烈进攻。1300余名精锐士兵猛扑台湾的月眉山，接着又出动2000名官兵直攻台湾的戏台山。
面对强敌，刘铭传毫不惊慌。他意识到此次海陆大战无非两种结果：要么法军大胜清军大败；要么清军大胜法军大败。别看法军进攻异常凶猛，但法军犯了战线拉得太长的兵家大忌；法军急于求成便狂轰滥炸，这也是兵家大忌。对法军十分了解的刘铭传这仗胸有成竹。他指挥部队主动退守月眉山。中法两军隔河对峙。法军多次进攻，刘铭传率军多次反击。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改变进攻方向，向澎湖发起进攻，很快占领澎湖岛。刘铭传有意放弃澎湖岛，却领军向法军空虚的镇南关偷袭，上演了一出清末版的“围魏救赵”。法军在镇南关大败，不得不放弃澎湖回救镇南关。刘铭传又指挥部队打伏击战，设伏打击回救的法军，杀敌精锐部队数百，狠狠地把法军打趴下。孤拔在感到毫无胜利的情状下，只好领着残部逃离海岛……
法军战败的消息传回法国，法国国内民众空前愤慨，反对政府的声浪，一波高于一波，最终导致了政府内阁倒台。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
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告终。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顽强拼搏战斗，苦战近一年，为中法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二
医治战争创伤，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刘铭传此前并未治理过如此庞大的地盘。也许他的政治禀赋也相当高。他明晓带兵打仗要有谋略，治理一个庞大的地方更要有统揽全局和驾驭复杂局面、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他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疏请求朝廷赋予他独断军政事务的权力，由他单独署理台湾。
早在1874年，时任福建巡抚的沈葆桢向清廷建议并被采纳，设立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制度。刘铭传胜守台湾之后，就向清廷提出闽台分治的意见。1885年清廷采纳刘铭传的意见，批准台湾正式建省，叫“福建台湾省”，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战后的台湾，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百废待兴。刘铭传除积极建设海防抵御外侵外，把最大的精力放在治理台湾公共事务上。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上任巡抚伊始，就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大胆整治改革的方略，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
首先是增设府县，建设地方政权，维护现实统御。刘铭传经过调查发现，当时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清初仅设一府三县，不久增为四县，辖区仅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带，有一些山地村落并没有归建行政区划。战后，随着台湾经济复苏，人口倍增，被开垦的土地也翻倍增加。刘铭传根据这一现实，奏报朝廷，要求增设府县，得到朝廷批准。设彰化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另划嘉义以东、彰化以南，长约百余里之地为云林县；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垦地带为苗栗县，升卑南厅为台东直隶州。于是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其次，极力搞好汉民族与台湾山地民族的团结。战后台湾，经济恢复，汉人入岛者日众，民族矛盾时有发生，地方冲突不断暴发，刘铭传拿出很大精力来改善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刘铭传的治理方略是：“抚”与“和”。“抚”，即安抚、抚恤、抚定。山地边陲少数民族如苗、畲、傣、排湾族等，与汉民族具有同等发展经济、接受教育、公职升迁的机会；少数民族经济受损或发生自然灾害，政府一律予以抚恤、救助和补偿。“和”，就是和睦相处、和平共处、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营造一个好的利于发展和建设的内外部环境。与历史上安抚少数民族的政治家不同的是，刘铭传将安抚与垦荒结合在一起。刘铭传的抚番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行恩抚。为了抚番，刘铭传“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徙”。发现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均予惩处禁止，绝不偏袒。番人劫杀居民，不听晓谕，则威之以兵。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这些人要吃要喝要地种，刘铭传就下令组织这些民众就地自己开垦田园30万亩，每户至少有一亩以上地耕种。台湾山地民族的生活风俗比较原始，耕种技术较差。刘铭传又使出一招：广招福建贫民入台扩垦，使番众与内地汉民共处杂居，逐渐改变少数民族的习俗，并改进当地的经济情况，使“耕织自精，货财自殖”。为加强农耕管理，刘铭传又奏请朝廷批准，设全台抚垦总局，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并在各重要番区如大科莰、东势角、埔里社、苏澳、花莲等处，各立抚垦分局。局中有医生、教耕、教读等人员，开义塾，教番人童子读书。另外在台北特设番学堂，供给他们衣食，教以汉文、算术、官话、闽南语、起居礼仪，并常让他们与汉人接触以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消除疑忌，不以异类自居。
再次，实施开放政策。由于战争，台湾经济几乎崩溃。刘铭传任巡抚后，颁布开放政策，允许岛内商人与大陆商人进行贸易交往。大胆引进他任福建巡抚时闽地的商行，如“泉郊”、“厦郊”等，时人称之为“郊行”，即商业交易所的俗称。大批量引进资金，利用福建厦门协济的银两，投放市场，发展岛内经济，引进物资。战后初期，台湾米和糖奇缺，刘铭传利用他本人的影响力，大批量地从内地运输大米和蔗糖入岛，解决民生问题。扩大出口，台湾樟脑产量大，水果和茶叶产量也不小，刘铭传颁布命令，组织商人大量出口这些物质到大陆，使得商业贸易的进出口量几十倍增长，较快地恢复了生产经济。
三
刘铭传台湾“新政”始于他任巡抚后。他非常重视台湾的海防建设，上疏清廷在台湾建立海军。清廷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不罢休，他考虑到台湾经济不是太好，需要分步来实施海防建设。先是想办法筹集银两，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接着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第三步他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很有胆识地引进技术人才，在台北建造机器厂，自制枪弹，继而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建造一座大机器厂制造炮弹。有了更多资金后，刘铭传又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为部队全部配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很快成为全国先进。
刘铭传不但是洋务运动的理论者倡导者，更是决策者实施者。他被誉为“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策略。1887年7月，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6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刘铭传和专家们研究后发现，要发展经济，通讯很重要。在他主持下，1886年在台北设立了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发行邮票。有南通、飞捷两船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8年。
刘铭传认为，要发展经济，光靠农业不行，必须有工业。他倡导社会兴办新式企业。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投资购买新式机器开采煤炭。开始由于管理不善，亏空较多，收回官办后仍无起色。刘铭传上疏清廷要求与英商合资开采煤矿，清廷驳回不准。刘铭传自己动手，在沪尾设立官办硫黄厂，用新法炼制煤炭获利甚多。1887年刘铭传又在台北设立官办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设煤油局生产煤油。在台北设立警察局，组织商人成立兴市公司，兴建商店。此外还装设电灯，开凿新式公共水井，购买第一架蒸汽碾路机，并设置了专管市内卫生的机构。在刘铭传的主持下，台湾又设立商务局，注重进行海上贸易。为扩大海运规模，又考虑到资金并不丰厚，刘铭传采用买“二手货”的办法，先后向英、德购买威利、威定两艘旧轮船作为台湾商船。通过向华侨招募股份购买轮船，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等地。将台湾的货物输出各地区，又将外埠货物运进台湾。
对于农业，刘铭传也有改革。他主持对田赋进行清理。台湾田赋极其紊乱，在豪绅小吏的包揽控制下，“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田去粮存”。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1886年5月，刘铭传奏请清廷实行清田收赋，成立清赋总局，会查保甲，清丈田亩。历时两年多，完成了清丈田地工作，田赋大量增加，年收入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此外，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经过整顿后的茶税年增13万两，盐税增12万两，樟脑、硫黄增30万两，鸦片增40万两，加上其他各项收入，财政总收入从90万两激增至300万两，最高达到450万两，从而保证了台湾海防和海运、公路、铁路交通诸项基础建设顺利进行。
刘铭传非常重视新式教育。他受国内兴办洋学风气影响，于1887年夏在台北创立西式学堂，聘请英、法、德教授教习英语、法语、德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同时兼习中国经史、语文，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经过严格甄选，第一批招收学员64名，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供给，年支银1万余两。刘铭传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实用人才的培养上。在他的主持下，1890年台北又设电报学堂，招收西学堂和福建船政学校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并于1890年设立番学堂，为台湾当地人培养经济专门人才。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和监督下，台湾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时人称刘铭传为晚清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实力派人物。他和“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李鸿章所搞的洋务运动的差别是：刘铭传办洋务不全用政府资本，他很注意吸收华侨和民间资本，他所兴办的铁路和煤矿都有商股参加，有些企业办不好就交给民办。他所创办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等，多数都能赚钱，使得当时政府财政较为丰沛。
同历史上许多改革家或新政者惨遭悲剧命运一样，刘铭传也因其改革旧弊实行新政触动某些人利益，或某些举动过于超前而受到政敌反对，一些朝廷大臣对他下套或打压，甚至于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