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冯梦龙从老家江苏吴县风尘仆仆来到福建的山乡做寿宁知县时，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那种内心里透散的欣喜与悲凉相杂的奇妙感受，并没有将他在任内成就一番事业的信心击倒。他同许多“父母官”一样，尽管年迈却也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热情与冲动。于是，寿宁建设的宏伟蓝图已在他心中绘就……
开办教育，是冯梦龙到寿宁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当时的寿宁，乃闽东小邑，被称为“蛮陲之区”，人口稀少，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孩童到了上学年龄没钱读书，全县所有学校不过几所。县志记载：“寿庠（学校）诸生不过百五十人，俱散乡村，与师长岁或一面，不甚浃治，游泮贽仪，未免书劵。”冯梦龙看到这样的惨状并未灰心。他认为教育乃兴县之本，要改变寿宁的落后面貌，消除民间的陈规陋习，必须从教育抓起。他第一步想办法把校园建起来。通过政府财政投入和募集资金的办法，一下建起十几所学校。同时鼓励当地有钱人办私塾。这样双管齐下，基本解决读书难问题。第二步就是请教员。这是一大难题。因为寿宁属山区小县，收入微薄，很多知识分子连官都不愿去寿宁做，何况去这里当个小教员。但冯梦龙没有被难倒。他还是采取两个办法：一是从外地招聘一些文化人到寿宁当教谕，适当提高这些人的待遇；二是就地取材，在全寿宁范围内收罗人才，请出当地的老贡生、老秀才，或者是念过几年私塾的，让他们来当教谕，较好地解决了师资问题。第三步就是县政府颁发布告，号召全县所有适龄孩童上学念书，没有钱念书的可以通过缴纳粮食的办法抵算学费。一时间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了倡导兴师重教，冯梦龙还带头上课堂讲学。他每月定时到县里的学宫亲自授课一次，赢得众多听课人的掌声。
办文化，正民风，是冯梦龙在寿宁干的又一件大事。冯梦龙通过对当地的民情习俗的调查后发现，当地人由于文化落后，观念陈旧，特别是存在很多乡规陋习，这给他执政治县带来很大阻力。他针对“典籍寥寥”，命人大量收集整理各种文献资料，以备查看；针对“政府命令”无人响应的现状，采取大力鼓动宣传的办法，让挨家挨户知晓明喻；针对“打尪趋鬼，溺死女婴，典卖发妻，信巫不信医”之陋习，一是广泛宣传，二是反复劝说，三是严厉打击，一时间较好地扭转了社风民风，尤其受到妇女欢呼。
加强城镇建设，是冯梦龙在寿宁干的再一件大事。冯梦龙本着“一念为民之心”，常常“以勤补拙，以慈补严，以廉代匮”，以办实绩取信于民。如扩建城墙，改善县城环境，清理卫生；建立谯楼，以供瞭望观瞻；抢修社仓，囤积粮食；冬修水利，复修水坝，灌溉良田；以及“禁止溺婴，平反冤案，减轻税赋，训练兵勇，加强民防”等等，颇有建树，也颇得民心。后人曾创作闽剧《冯梦龙》在戏台上表演，讲的就是冯梦龙在闽期间治理寿宁平反冤案的故事，颇为感人。
撰写《寿宁待志》，是冯梦龙在寿宁留下的重要文献遗产。此县志不同于其他县志的地方，是《寿宁待志》颇有文学色彩。这可能与冯梦龙是著名文学家有关。如文中有对自然环境的描述：“峭壁遮天半，扪萝未得门”，“县在翠微处，浮家似锦棚，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危峰幽壑，一望林莽，落落村烟，点缀其间”……读后，仿如得到一种文学享受。
在寿宁，冯梦龙干了四年知县。他依旧精力旺盛，事业方兴未艾。本来他还可以继续干下去。谁料这时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北京城，清军却比李自成的军队更加勇猛，大明王朝的大厦即将坍塌。作为一个爱国文人，冯梦龙虽偏安小城，却看不下去。他关注国家的命运胜于自己个人的升迁。为了投身抗清大军的洪流，冯梦龙离开了他付出无数心血的寿宁，北上了……
走出福建之前，冯梦龙花了很大的心血写下奏折，向朝廷上疏陈述国家衰败的原因。然而，他没有得到回应。也许腐败的朝廷高官已经对像他这样的“芝麻官”无暇顾及。于是，他愤然而去。清兵南下，已是风烛残年的冯梦龙依然利用一介文人的强项，撰写文稿，进行广泛的抗清宣传。最出名的是，他刊行了《甲申纪事》和《中兴伟略》等著作，是明亡清兴的珍贵文献，一时成为民间抗清畅销书。清军对他恨之入骨。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73岁的冯梦龙忧愤而逝。
二
冯梦龙到寿宁做官的1634年，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蓬勃兴起；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成功，已经将民主自由全面推进。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一些都市也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中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这样的文化革命，却也有像李贽、黄宗羲、戴震、王船山、汤显祖、袁宏道等一大批与世俗相对抗的“离经叛道”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惊世骇俗的独到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越的艺术成就，写下了我国明代思想史、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璀璨的篇章。
也许是福建人的缘故，这其中李贽的思想和艺术见解对冯梦龙的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这种“童心说”即文学创作讲究最初一念之“真心”的理论，被冯梦龙接受后，在他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随处可见。像《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均是表现真情善美的佳作，艺术水准之高，在当世作品中无可比拟。冯梦龙曾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1《总评》）这是他“强调真挚情感，反对虚伪礼教”的思想总根基。在文学上，冯梦龙重视通俗文学所蕴涵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说序》中，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些见解对鄙视通俗文学的论调显然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冯梦龙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就专门写到最初之“情”。小说写卖油郎秦重被花魁娘子莘瑶琴的美丽所吸引。他凭借自己辛苦经营积蓄起来的一笔钱想去亲近她。莘瑶琴开始见他不是“名门旺家子弟”，“甚是不悦”。由于秦重对她格外体贴、诚恳，她才觉得卖油郎是“难得的好人，又忠厚、又老实”。但等级地位观念，又使她不愿立刻向秦重倾吐衷情。直到她受到吴八公子的侮辱欺凌后，才明白那些“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买笑追欢的纨绔子弟，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向秦重提出“我要嫁你”的要求，并表示“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中，小商人已作为正面人物被作者加以大力肯定和歌颂，并通过生动的情节，宣扬了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可贵的不是金钱、门第、等级；而是彼此知心如意，相互尊重。这正是市民思想进步性的表现。此外，在《王娇鸾百年长恨》中，作者描写贵族小姐王娇鸾和负心汉周廷章之间的动人的爱情悲剧，读后也让人引发联想。在《玉堂春落难逢夫》中，作者写了妓女玉堂春和贵族公子王景隆之间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了下层妇女被人摧残的悲惨境遇，读后反能激起人们对封建礼教的痛恨。在《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作者赞扬了刘宜春对宋金的坚贞不渝的爱情，感人至深。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则批判了莫稽的富贵易妻的观念。这些作品之所以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反响，就是因为冯梦龙用真心写下“真情”，用创作实践证实了李贽“绝假纯真”理论的真切。
李贽批驳孔子传统儒家歧视妇女的思想理论，对冯梦龙的创作也产生深刻影响，这在他的《情史》和“三言”中也多有表现。尤其他敢于常年出入烟花青楼，同歌妓出身的侯慧卿恋爱的死去活来，这勇气和胆量即便今人也很难做到。冯梦龙在“三言”中，有诸多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篇章。《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也是明代拟话本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杜十娘。她是京城的“教坊名姬”，为了摆脱非人的境遇，她迫切要求“从良”。当她相信李甲的爱情后，便与贪酷的鸨母展开了艰辛的斗争，终于凭借自己的机智，跳出了火坑。然而她万万没想到，李甲竟在金钱引诱和个人利益驱动下，把她出卖给富商孙富。一种受骗受辱的感觉使杜十娘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她在痛骂李甲之后，就抱持宝匣，投身于滚滚波涛之中，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向着那个罪恶的社会进行强烈的控诉，维持了她对理想爱情的忠贞。小说写十娘投江之后，旁观的人皆咬牙切齿，争欲拳殴李甲和孙富，反映了民众对这些纨绔子弟和市侩无赖的憎恨；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的鲜明爱憎。《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是冯梦龙“三言”中的又一力作。小说写忠言直谏、疾恶如仇的沈链和权奸严嵩父子及其党羽之间的斗争，基本情节都有史实依据。小说热情地歌颂了支援沈莲父子斗争的贾石和冯主事，又塑造了沈小霞妾闻淑英的形象，她是个有见识、有才干的妇女，在危难中协助丈夫机智地逃出了解差的手掌。此前，在白话小说中很少有妇女斗智斗勇的形象出现。显然，冯梦龙笔下闻淑英形象的成功塑造，填补了女性官场斗智斗勇形象的空白。
李贽关于从民间文学中汲取文学养料，从民间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的观点，对冯梦龙同样很有帮助。他因热恋歌妓侯慧卿，就通过她熟悉了相当多的苏州茶坊酒楼下层生活，又经过频繁接触这些灯红酒绿的歌妓歌女们，找到了熟悉的民间文学创作的第一手资料。他的《桂枝儿》和《山歌》等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冯梦龙浩瀚广博的作品中，所散发出来的思想是相当广袤深邃的。也许，他的作品中仍有一些“因果报应，善恶昭彰”的传统单边思想，但更大量的是鲜活时新的商业背景下市民的新兴价值理念。作品内涵的源头无疑有不少孔子为代表的正统的儒家思想；但更有明中叶以降东南沿海一带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以及明代影响较大的哲学思潮。而东南沿海一带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的形成，无疑同他在浙江生活过，尤其在福建寿宁做官是分不开的。那时的福州、泉州、宁德一带商贸十分发达，海关进出口非常火爆。冯梦龙耳濡目染，点滴记录，渗入作品，也就毫不奇怪。就冯梦龙与明代哲学思潮的关系而言，对冯梦龙思想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李贽。他的“离经叛道”，即“反重农轻商”思想和“反男尊女卑”思想，在冯梦龙的大量作品中得到展现与延伸。
这就是福建对于冯梦龙的滋养和冯梦龙对于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
冯梦龙作品的语言也有很多来自当时的民言俗语，如“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富贵无根本，尽从勤中得”，“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结者，谓之知心”，“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等等，可视之为格言警句，即便到了当今，也未过时。
三
冯梦龙出身名门世家，他与兄（冯梦桂）、弟（冯梦熊）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冯梦桂是画家，其弟冯梦熊是太学生，他们均有作品，但均已失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30种著作得以传世，为我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三言”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这三部小说集，相继辑成并刊刻于明代崇祯年间。120篇作品中，约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代拟话本。“三言”最大的亮点和看点是：在广阔的商业社会萌芽的背景下，较多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经济活动，展示了平民百姓的喜怒哀怨，特别是爱情生活，表现了小生产者之间既优雅又艰辛的生存境况。“三言”及其他小说所收录的作品，有宋元旧篇，也有明代新作和冯梦龙自创的作品。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都很大程度地经过冯梦龙的艺术加工，即经过他大刀阔斧的增扩、删减、润色、修饰，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具有美学品位的真正文学作品。在可读性上，作者更注重故事的完整性编写，尤其添入大量鲜活生动的细节，让作品显示出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合璧后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染力，使得作品耐看耐读；在思想性上，作者注入了鲜活的新兴市民的先进理念和价值观念，使得作品更具思想内涵和艺术张力；在表现手法上，作者注重人物形象塑造，注重环境描述，通过大量心理描写展现人物情感和个性；在艺术欣赏上，提升了审美水准和艺术旨趣，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流行小说。正如《今古奇观序》中所称：“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悦目。”这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在冯梦龙手上完全形成。
“三言”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的刊行，不仅使许多宋元旧篇免于湮没，而且矫正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低俗化、妖魔化、线性思维化的写作路向，推动了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著名作家李国文在谈到冯梦龙时指出：“中国的白话小说，始于宋代的话本。但从话本出现那天起，内容无非两端，主要是说史，其次为神魔、灵怪、烟粉、传奇之类。应该说是冯梦龙将旧的小说格局打破，引出神天鬼地，回到大千世界，疏离帝王将相，关注芸芸众生。这是极有勇气的创举。”又说冯梦龙：“将大家已经习惯了的，文即史，史即文的神圣法则推翻，以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人和事……为描摹对象，这种另辟蹊径的快乐，这种颠覆传统的快乐，是作家的至高境界。”冯梦龙的“三言”对后世小说影响至深，包括凌濛初“两拍”和曹雪芹《红楼梦》在内的名著，其艺术表现手法的源头，就来自冯梦龙。他是始创者、开山鼻祖，称他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父”，毫不为过。
除了小说，冯梦龙还创作和整理了许多戏曲作品，故而冯梦龙也被称为戏曲家。传说他“更定传奇，修订词谱”，在戏曲创作和表演上提出相当多的个人见解。《双雄记》和《万事足》两种属他创作。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梦》，袁晋的《西楼记》，李玉的《一捧雪》、《人兽关》和《永团圆》、《占花魁》以及《精忠旗》等属他改编作品。在改编过程中，冯梦龙强调戏曲情节的真实自然，合乎情理，经得起推敲打磨；在主题思想上，冯梦龙主张突出真善美，反对假恶丑；主张张扬正义，反对邪恶。经他改编的《精忠旗》便是以爱国思想为主旨，突出表现岳飞的精忠报国理念和他对将士民众的抚爱，所塑形象十分感人。
《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著名昆曲剧目，便有采用冯梦龙定本的地方。冯梦龙改编过的传奇作品，对于纠正创作脱离舞台的案头化偏向，繁荣明末戏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戏曲表演艺术方面，冯梦龙也有不少精湛之论。他在《双雄记序》中提出，“歌者”，必须识别调的宫商、音的清浊，不能“弄声随意”、“唇舌齿喉之无辨”。在改编传奇的眉评中，也时时“提示”演员，遇到剧情的转折点，或“精神结穴”处，戏一定要做足，表现力一定要增强。他还要求演员应认真领会角色的思想感情，气质风度，以及其所处的艺术环境，表现出剧中人物的神情和个性特征。这表明冯梦龙在有意识地探讨表演艺术的规律，并从理论上作出概括总结。
此外，冯梦龙还曾参与校对精刻《水浒全传》，评纂《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并有笑话集、政论文等10余种传世，还撰有研究《春秋》的著作《麟经指月》。
明代文学是以小说、戏曲和民间歌曲的繁荣为特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