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称“南丰先生”的曾巩的故乡，是我的出生地福建建宁的隔壁县江西南丰。
南丰盛产蜜橘。这里的蜜橘虽然个儿很小，却清新香甜，早在古代就是皇家贡品。南丰山城流淌着滚滚而来的抚州河水，这条母亲河浸泽着这里的山林、稻谷和花草，也养育着一代代像曾巩这样的子民。作为一代博学鸿儒，曾巩幼年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祖父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史称曾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他的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他18岁时，赴京赶考，与他的同乡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那年，曾巩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知识渊博，文采绮丽，颇为赏识。欧阳修注定是他命中的“贵人”，一生对他的扶助和提携都很尽心尽力。由于得到欧阳修的褒奖，曾巩很快扬名天下。又由于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朝廷的科考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此前屡试不第的曾巩马上榜上有名，甚至连他的弟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也一同进士及第。曾巩被朝廷任命到太平州（今安徽省当涂县）做司法参军，才干了一年，就又被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在这里，曾巩大有作为。他勘校了《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和《列女传》等一批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成为全国知名的学问高深的大儒。
曾巩任福州知州是在宋熙宁十年（1077年），时年他已58岁。到任后，他通过调查和访问得知，福建虽然地处偏远，却时有匪患发生。据《宋史·曾巩传》记载：南剑（今福建沙县）一带有盗匪廖恩作乱，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此前，朝廷曾派出兵力对这一带的土匪进行剿杀，但是并未剿尽，山匪依然隐伏在将乐的深山老林里。有人主张“尽数杀绝，根除后患”。曾巩则认为：乡民“暴乱”有违法的一面，但也有苛捐杂税过重的缘由，加上自然灾害，不少人食不果腹，于是上山为匪。曾巩分析了匪患的本质原因后，采取两手办法，一是他派出兵力前往镇压，很快铲平匪患，捕获匪首廖恩。二是进行招抚，对真正的贫家子弟教育感化。然而，没过多久，廖恩向官府投降了，他的残部溃散之后又纠合在一起，暗地里结成团伙，危害闽西、闽北各地百姓，当地百姓非常恐惧。事情报告到曾巩那里，曾巩非常恼怒。这次他设计的除匪谋略是“擒贼擒王”加“步步为营”。组织比匪贼多十倍的兵力，直捣匪贼老巢，将匪首擒拿归案。接着采用“拉网式”的手法，将匪贼围堵在深山之中。一部分负隅顽抗的匪贼被歼灭；另有200多名愿意自首的匪贼，曾巩下令将他们统统擒拿归案，进行教育和处罚，然后逐一遣散归乡劳动改造。这样一来，闽西北的匪患得以彻底平息。自此百姓生活安定，不再受扰。
福州佛寺很多，僧侣也很多。一些人贪求丰饶的财物，争着想做寺庙主持。他们找门子到官府行贿，请求官员为他们说话办事，提携照顾。曾巩对向他行贿的人一一谢绝。后来行贿的人多了，曾巩就推出一项改革制度：谁行贿谁就不能做寺庙主持；每个寺庙的主持由该寺庙所有僧徒们选举产生；被推举出来的人记录在册，按次序相补。一旦寺庙主持被选出，便由州府授予他们文告（任命书），私下的赠物全部退回，以此杜绝身边人向外求取财物的弊端。在他做福州知州的时日里，寺庙再未出现因争做主持行贿的现象。
福州的在职官员没有职田（朝廷允许分配给地方官员的私产），先前州里就想到一个补偿办法，即自己开垦出荒地，种植蔬菜，拿到市场上卖，以此增加薪俸，一年的收入大约有三四十万。曾巩到任后，有百姓私下告状说，官府抢占了百姓的蔬菜市场，弄得百姓种植的蔬菜卖不出去。曾巩经过调查，发现百姓所言确凿，于是直接对手下的官员们说：“州府与民争利，这样做合适吗？”手下人答不上来。曾巩就下令停止这种做法。官员们的俸薪虽然减少了，但是菜农们的利益得到保护。百姓一片欢呼，赞扬曾巩是个好官！
二
作为一个蜚声文坛的大文豪，曾巩在福州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尽管公务繁忙，却也写下16篇文章和36首诗歌。最让人记怀的是，他为福州乌山的道山亭写记，即名扬八闽的《道山亭记》。曾巩在这篇“记”中，最早提到乌山、于山、屏山“三山”，一直沿用至今。作者写道：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阸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溺。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揖自任也。
在曾巩的笔下，福州的景色是秀美清丽的，却也是山势险峻、水浪澎湃的，充满了神奇、峻峭、生机和活力。应当说，他在这篇“记”中比较生动细腻地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福州内城外城的基本风貌和民情风俗。城内“巷道深深，河港交错，浓荫密布，寺庙林立”，“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好一派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繁忙景象。城中的乌山、于山、屏山风景秀丽，傲然矗立；城内百姓民风淳朴，勤劳善良。城外水势汹涌，山崖陡峭。后人认为：《道山亭记》，“文以亭丽，亭以文传；文亭皆美，相得益彰”，从此，文和亭闻名遐迩，流传后世，成为福州重要的文化遗产。
福州自古就有元宵佳节观赏花灯的习俗。同样在福州做过知州的辛弃疾，当年一首《青玉案·元上》中的“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倾倒古今多少灯谜灯痴！然而，曾巩比辛弃疾更早就写到福州的元宵花灯节。
金鞍驰骋属儿曹，夜半喧阗意气豪。
明日满街流水远，华灯入望众星高。
风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阑送目劳。
自笑心低逐年少，只寻前事撚霜毛。
诗中对年轻人骑着高头大马鱼贯而入，成群结队观赏繁华喜庆热闹的元宵花灯，进行了真切的描述，对喧闹的灯节之壮观场景也表述到位，显然是历史上诸多描写福州古城之诗歌中，颇有表现力的一首，读后使人眼前满满尽现华彩画面，禁不住浮想联翩……
福州的东山，曾经于梁大同六年（540年）建有大乘寺庙，后改名为爱同寺。曾巩当年为寺庙选举主持事宜，曾经多次走过寺庙调研考察。《大乘寺》一诗，则是曾巩公余时间，携妻子出游写下的应景之作：
行春门外是东山，蓝举宁辞数往还。
溪山鹿随人去无，洞中花照水长闲。
楼台势出尘埃外，钟磬声来缥缈间。
自笑守官偷暇日，暂携妻子一开颜。
仁王寺和神光寺在宋代都很有名。曾巩都曾经游历过。这两处寺庙的景色也都给曾巩留下美好印象。诗人吟道：“杂花飞尽绿阴成，处处黄鹂百啭声。随分笙歌与樽酒，且偷闲日试闲行。”诗中，诗人把福州寺院在春天里无处不飞花，无处不鸟啼以及无处不笙歌燕舞、灯红酒绿，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既是诗人的实录，也成为后人认知宋代福州的文献。
诗人还曾为乌石山南的仁王寺横山堂题写了一首诗作：
案俯横山跨海来，拂云高阁为谁开？
荒溪古木闲猿洞，明日白沙空钓台。
晓日东峰龙夭矫，秋风西峡凤徘徊。
居然静卧江南岸，天堑波涛亦壮哉。
曾巩登高远眺，所见横山楼气势宏伟，红墙碧瓦；仁王寺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宿猿洞神奇密深，曲径通幽；大西峡波涛汹涌，巨浪滔天；天然坑堑陡峭绝壁，怪石嶙峋……这些景观全在曾巩的笔下一一展现。
在曾巩的眼里或笔下，福州城是温馨的、阴柔的、艳美的、绮丽多彩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诸诗，还有一首《夜过利涉门》，也是不能不说道的。
红纱笼烛过斜桥，复观翚飞入斗杓。
人在画船犹未睡，满堤明月一溪潮。
曾巩这里所写的利涉门，是指南利涉门或福安门。遥想当年，闽王王审知主政福建，曾在旧子城外增筑罗城，其南门为利涉门，大约在今天的福州市鼓楼区吉庇巷与津泰路之间。诗人夜间手拿竹灯在此游览，他诗兴大发而将美景尽收笔端。这是诗人在作为一个主政者，将闽北动乱局面平息之后，将福州治安整顿之后成效大见的情境下的有感而发，比较客观地描写了宋代福州夜城市的繁荣景象，也流露出诗人的欣慰之情。
曾巩在《福州城南》一诗里这样写道：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诗人虽为博学鸿儒，又是朝廷命官，掌管着一块地方的军政大权，但诗人也有春愁，他的惆怅可能源自于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对老母亲的牵挂。据《宋史·曾巩传》记载，曾巩是个孝子，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曾经多次请求朝廷不要将他外放他地做官。无奈，朝廷看重曾巩的才能和人品，还是坚持任命他到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地做官主政。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巩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他三番五次的请求朝廷看在老母亲年事已高的份上，给他在京师选一闲职任用。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他在京或近于京郊任职的报告。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福州离京都开封并不很远，坐飞机也就两小时，可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却远的不行。今天的人们认为，给年迈的父母请个保姆照顾，就算很有孝心了。古代人观念不同，认为儿女只有在眼前膝下赡养，才算忠孝。抱着这样的心情，曾巩主政不到两年，就离开了福州。
曾巩的诗歌成就虽不算很高，不能与他同时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相比，但也并不是没有特色。他流传下来的诗歌达400余首，基本都是写实之作。他的诗风质地淳朴厚实，描摹真实准确，于写景间潜入雄浑超逸之风，于铺叙中揉进深邃含义。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在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艺术成就最高，其艺术特征是“精深、工密”，于淡然的写景抒情中表达思想。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后人认为：曾巩作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由于他的散文成就最高，将他的诗歌成就淹没或掩盖了，这点与其后的朱熹有些相似。朱熹的诗歌与散文成就都很高，但他是大理学家、大哲学家，故而他的诗歌与散文成就，反倒被后人忽视。
三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作为欧阳修十分赏识的后辈，曾巩一直是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他很自然地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欧阳修提倡“道德文章”。曾巩在文章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后文”。甚至他比韩愈、欧阳修更重于“道”对文章的作用、教化与影响。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散文观，认为文化人做文章的重要目的就是传扬道德，崇尚正统善良，矫正旧风陋俗，这就很有些“文以载道”的意思了。
在行动上，曾巩大力宣传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并且将欧阳修倡导的“德文”观念推广到历史传记文学和碑帖铭文的写作中去。曾巩认为：前人提出的圣人（伟人）“立功、立德、立言”的理念，更适合应用到历史传记文学和碑帖铭文等文体。通过这类文体，作者更能表达对被传者的思念歌吟。他最早提出“先道德而后辞章”的观点，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能够写出上乘的传扬万世的好文章，即他反复提倡的“明道”之文。
在写作中，曾巩身体力行。他说到做到，在自己的散文写作中全面贯穿“明道”理念，文章自然淳朴，虽无太多绮丽文采，却表述准确到位，形成“古雅、平直、淡然”的独特风格。由于曾巩古文基础扎实，很多文章的思想来源于“六经”，自然地从“圣人之学”中寻求思想意涵，强化并扎深自己的文章底蕴，追求一种典雅厚重而深邃的艺术风格。他的文章结构讲究布局完整严谨，行文节奏舒缓从容颇有韵味，开阖转承条理分明，起伏收合简洁有度，文理思路清新明晰，遣词造句自然朴实。《宋史·曾巩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说理散文，有文学描写和景观陈述，却不铺排词句，更不堆砌辞藻；文中“义理”为主线，却不生硬造作，于深思中隐伏韵味。以人们通常提到的《唐论》为例，作者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纪实性散文，说事翔实而有趣味，言谈淡然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有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福州上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有条不紊，结构规整严谨，语言简洁凝练，底蕴丰厚深沉。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曾巩的文章能够得到同代中比他名气大的名人们的肯定，也当自足。
曾巩一生著述颇丰，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遗产。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