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诗论争自50年代中期开始，到了70年代，已进行了十余年的反复交锋。此刻谁是谁非，谁优谁劣，已经真相大白。在论战火力摧毁的废墟上，已该有新苗生长；在论争迷途知返的人们中，已该有转变和新的出发。总之，该是由精神向物质转化，由理论论证向新的实践转化了。这种转化就表现为，自1970年前后开始，持续了十年的大规模的台湾新诗回归浪潮。这个回归的浪潮表现为：中国性、民族性和乡土性。这个浪潮先后有数十个青年诗社和数百名青年诗人从台湾的土地上崛起。这个新诗回归浪潮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初期、中期和后期。初期崛起的青年诗社有：
（1）龙族诗社。1971年元月1日，一条代表中华民族诗的巨龙，在台湾反西化的大地上跃起。他们发行《龙族诗刊》，该刊封面上写着醒目的、代表着全新诗观的文字：“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龙！”他们真诚地宣告：“第一，龙族同仁能够肯定地把握住此时此地的中国风格；第二，诚诚恳恳地运用中国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第三、诗固然要批判这个社会，但是，也要敞开胸怀让这个社会来批判我们的诗。”“龙族诗社”代表着一种崭新的，中国的，中华民族的，乡土的诗歌理论和诗的创作实践。其主要成员有：辛牧、施善继、林焕彰、林佛儿、陈芳明、高尚秦、乔林、苏绍连、黄荣村、萧萧等。后来该诗社的个别人，如陈芳明，转向了“文学台独”。
（2）主流诗社。1971年6月成立，创办《主流诗刊》。主要同仁有：黄劲莲、羊子乔、林南、吴德亮、庄金国、龚显宗等。他们以“主流”自许，要“缔造一代中国诗的复兴。”后来这个诗社的部分同仁转入了“笠诗社”。
（3）大地诗社。1971年6月成立，发行《大地诗刊》。主要同仁有：古添洪、李弦、王浩、王润华、余中生、林峰雄、林锡嘉、秦岳、淡莹、陈慧华、陈黎、张锚、钟义明等。据说，“龙族”代表着水浒精神，而“大地”代表着儒林之风。它的成员均为各大学的知识分子，多半有博士学位，故又称“博士诗社”。他们希望：“现代诗在重新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生活中获得必要的滋润和再生。”这个时期崛起的，还有成立于1972年9月的《诗人季刊》和成立于1971年的《水星》诗刊，它们都拥有一批青年诗人同仁。
台湾的新诗回归运动大约到了1975年，已发展到了中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与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与诗和小说发生呼应。新诗回归初期提出的回归中国、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口号和主张，正逐渐地明确和系统，由急性的主张逐渐变成了稳定的理论论述。这个时期崛起的重要青年诗社有：
（1）《秋水诗刊》。创刊于1974年元旦。主要创办人有：古丁、绿蒂、涂静怡等。它发表的诗大都为短小、凝练、清新、活泼、含蓄而又明朗之作。他们的“秋水”之名是取自庄子的《秋水》篇名：“诗艺术之无限，正如北海之无涯”。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经脉发展精美的诗艺。该诗刊的灵魂诗人是女诗人涂静怡，她一面创作、一面办刊，几十年如一日，积极奉献，默默耕耘，将诗当职业，把诗刊当生命，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将诗刊越办越好，使它成为台湾诗界的诗文奇芭，在走马灯般生生灭灭的诗刊中，它是极少数不脱期，不断档的诗刊之一。
（2）绿地诗社。成立于1975年12月25日，发行《绿地诗刊》，这是以高雄青年诗人为主的诗社。主要同仁如：艾灵、陌上尘、雪柔、乔洪、庄渝、叶隐、履疆、陈煌、蔡忠修、王廷俊、谢武彰、灵歌等。
（3）草根诗社。1975年5月4日在台北成立，发行《草根诗月刊》。主要同仁有：罗青、张香华、詹澈、邱丰松、李男等。他们特别强调诗的“草根性”该刊自1975年创刊，1979年6月发行到41期停刊。1985年元月又推出《复刊号》，但已变成一分综合性文艺刊物。
台湾新诗回归运动到1977年，以“诗潮诗社”的成立，《诗潮诗刊》的创刊为标志，进入成熟期。1977年5月1日的《诗潮诗刊》，创刊号上刊登着《诗潮的方向》，全文共分五条：“一、要发扬民族精神，创造为广大同胞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二、要把握抒情本质，以求真求善求美的决心，燃起真诚热烈的新生命；三、要建立民主心态，在以普及为原则的基础上去提高，以提高为目标的方向上去普及；四、要关心社会民主，以积极的浪漫主义与批判的现实主义，意气风发地写出民众的呼声；五、也要注意表达的技巧，须知一件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思想性再高也是没有用的。”《诗潮诗刊》的这五条比较完整系统的，体现中国新诗方向和民族诗风的理论主张，是台湾新诗回归运动中所有诗刊诗社的主张和理论中最全面，也最能反映回归目标和实质的叙述。所以它标志着新诗回归运动的成熟。这五条虽然是《诗潮诗刊》的宗旨，但它却是整个新诗回归运动的成果。《诗潮诗刊》由高擎创办，主要同仁有：丁颖、王津平、吴宏一、李利国、亚微、高孪、高尚秦、郭枫等。《诗潮涛刊》所列栏目有“歌颂祖国”、“工人之歌”、“稻穗之歌”、“乡土旋律”诸专栏。可以看出它是爱国者和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的园地。和《诗潮诗刊》前后创办的还有1978年元月成立的“掌门诗社”，1979年12月成立的“阳光小集诗社”。“阳光小集诗社”的成立，又表现了台湾新诗创作多元化倾向的出现。这是一个由多地域、多诗社、多流派的青年诗人结社。它既是一个团体，但又强调不立主义、不立门派。它像一个由一块布包着的多向度钻头，没有多久那包着的布就被钻头戳破。由于内部意见纷争，矛盾重重，该诗社组合不到五年，于1984年6月便宣告停刊。该诗社同仁主要有：向阳、苦苓、李昌宪、林广、林野、陈宁贵、张雪映、刘克襄等。
在十年的新诗回归运动中，青年诗人是主角，是主力；既是潮头，又是洪流；既是波涛，又是浪花。涌现了大批有思想，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诗人。我们只能简略地叙述几位。这些人如今有的可能已经白发盖顶；有的可能正在迈向老年。但是，在当年的新诗回归运动中，他们个个都是朝气蓬勃，生龙活虎，表现出经天纬地之才，填江移海之志。
吴晟，本名吴胜雄，1944年9月出生，台湾省彰化县溪州乡人。屏东农专毕业，长期在溪州乡中学任教。出版的诗集有：《泥土》、《向孩子说》、《飘摇里》、《吾乡印象》、《吴晟诗选》。出版的散文集有：《农妇》、《店仔头》、《无悔》、《不如相忘》。吴晟自农专毕业回到溪州中学教书起，几十年如一日，亦教亦农。农忙与母亲一起下田，农闲回校教书。与农民关系非常密切。因而他的诗基本上是描写农村生活和刻画农民形象的。他将泥土视为母亲，将母亲视为泥土，以生殖和养育的伟大奉献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互为象征，描写出极为深厚而博大的形象，从中悟出许多劳动者的哲理。如：“母亲的双手，一摊开/便展现一页一页最美丽的文字/那是读不完的情思/那是解不开的哲理”（《手》）。吴晟的诗以它深厚的乡土情怀和深刻的田园哲理成为台湾新诗中的一朵鲜花。
罗青，本名罗青哲，原籍湖南湘潭人，1948年9月出生于山东青岛，台湾辅仁大学英语系毕业，获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长期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他诗画兼营，表现出很高才华。他出版的诗集有：《吃西瓜的方法》、《神州豪侠传》、《捉贼记》、《隐形艺术家》、《水稻之歌》、《不明飞行物来了》、《萤火虫》、《录影诗学》、《兰屿颂》、《少年阿田恩仇录》。散文集有：《罗青散文集》、《七叶树》、《水墨之美》。论著有：《从徐志摩到余光中》、《诗人之灯》、《诗人之桥》、《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诗的照明弹》、《诗的风向球》、《罗青看电影》、《画外笛声扬》、《纸上飘清香——绝妙好画二》等。罗青是最敏感的诗人诗评家，他几乎总是站在台湾新诗浪潮的潮头上。现代派、新诗回归、后现代派、录影诗，几乎新诗的每一个潮流中都有他的身影，尤其是录影诗和后现代派诗，他是潮头人物。在老一代诗人和年轻一代诗人之间，他又被称为“新生代的起点”和“新生代诗人中的翘楚”。罗青的诗风格上善于变化，从《神州豪侠传》中传达出一种豪放不羁的浪漫古典之风，《吃西瓜的方法》、《隐形艺术家》中又有浓郁的后现代意味，《水稻之歌》中似乎又带有他在主编《草根诗刊》时的草根的清香。不管哪一种风格，罗青诗中有几点特征是贯穿诗的始终的。那就是诗的音乐性，画面感和奇思妙想，不落他人俗套，不断有所变化和创新，成了他的诗不衰的生命。
向阳，本名林淇养，台湾省南投县人，1955年5月出生。1977年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日语系。长期任《自立晚报》副刊主编，《自立早报》总编辑。出版的诗集有《银杏的仰望》、《种子》、《十行诗》、《岁月》、《土地的歌》、《四季》、《心事》、《向阳诗选》等。散文集有《流浪树》、《在雨中航行》、《台湾民俗图绘》、《世界静寂下来的时候》、《一个年轻爸爸的心事》等。儿童文学集有《中国神话故事》、《中国寓言故事》等。向阳的诗有着鲜明的个性，独特的形式，广泛的题材，以及乡土语言运用的明显优势。向阳在台湾独家试验“十行”诗，每一首诗固定为10行。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内涵上的一正一反尽在其中。这如同是做好笼子，提着笼子去捉鸟，必须不大不小能装进笼子才行。他的《十行诗集》为72首“十行”诗的结集。这种实验必须是具有相当诗的功力和经验的诗人，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形式上限制太大。而向阳的实验是成功的。他的许多十行体诗，如《种籽》、《立场》等皆为成功之作，且成为名品。向阳的诗不仅描写客观存在之物，而且描写看不见形体上的东西。比如立场，就很难写，但向阳却写得十分成功，向阳诗中乡土语言的采用，强化了他诗之乡土性。向阳是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但令人惋惜的是他也受到“台独”分子们的蛊惑，而发生转向。一个诗人首先必须热爱和认同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否则诗将失去价值。我们希望向阳能迷途知返。
苏绍连，台中县人，1949年生，台中美专毕业，长期任小学教师。20世纪60年代开始写诗，他是“龙族诗社”的同仁。他出版的诗集有：《茫茫集》、《童话游行》、《惊心散文诗》、《河悲》、《隐形或者变形》（散文诗）、《我牵着一匹白马》。另有童诗《双胞胎月亮》、《穿过老树林》等。苏绍连是一个充满创造意识和创新精神的诗人。他根据自己作品的内涵不停地创造着新的表达形式，因而他的诗一直处在和谐、适应、统一的状态中。苏绍连是一个祖国意识很强的诗人，在《三代》一诗中，他要超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走向中国。他写道：“一个中国的孩子，善良的孩子/强壮的孩子……我要走出/向东方的天幕敲门/中国，为什么曙光不露出来？/我一直敲门/一直敲”。在《中国的围巾》一诗中，诗人表达了同样的要克服一切阻挠，奔向祖国怀抱。虽然障碍重重，阻力很多，甚至有点迷惘。“可是，这一切已经太迟/我走不到我想要到的地方/中国，我走不到了”。但毕竟诗人仍然在艰苦地向祖国跋涉着。苏绍连是一个胸有大器，却不爱作秀、不爱张扬的诗人。他的诗多数是表现出大题材、大气度、大主题的作品。《脸》一诗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不要脸的丑行。《雨中的庙》一诗通过一个建庙宇的故事，反映台湾向中国古文化的回归。《父亲与我》通过一个荒诞的故事，寓入对西化批判的思想。苏绍连的《童话游行》诗集共有九首长篇抒情诗，诗中表达了诗人对台湾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构图。苏绍连是散文诗的高手，其中的名篇《七尺布》颇获好评。
詹澈与施善继是台湾新诗回归运动中崛起的两颗诗的新星。詹澈，1954年生，现在台东县衣会工作。曾出版《西瓜寮诗辑》等多部，他是台湾农民诗人的代表，占有农村诗的舞台。他的诗中农业诗的内涵和农民的形象不断丰富和扩大，出现了土地——人民之母；山河——生命之源，这种博大精深的意象，将农业题材的诗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施善继是台湾现代派诗向现实主义诗转变，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为台湾工人和贫苦市民的代言人。詹澈和施善继一农工在台湾诗坛出现，标志着诗和劳动者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