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历史文化悠久。在距今2.5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水洞沟人”就创造了灿烂的水洞沟文化。在距今1万年前左右的原始社会后期，远古先民在宁夏北部地区又创造了以畜牧为主的“细石器文化”；在南部地区创造了以农耕为主的“仰韶文化”“马家窑型文化”和“齐家文化”。从南部的六盘山脉、泾河源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有关史料记载分析，也反映了宁夏南部地区从伏羲到黄帝“人文初祖”的活动范围，因而宁夏又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主要源头之一。
自秦朝统一全国以来，宁夏地处中原内地与西北边疆交往的交通枢纽，处于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连接地带，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在这里交会融合，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吸收补充，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创造了这块地区的历史文明。分布在贺兰山诸多山口及贺兰山南的宁卫北山古代岩画长廊颇具特色，影响世界。这些岩画大抵是自夏、商、周以来，古代少数民族部落或春秋、战国时期西戎各民族的艺术作品，成了中华民族古老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草原文化、民族文化和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
秦统一后，宁夏开始使用统一的文字、度量衡。西汉，宁夏的墓室及随葬品与中原一样。东汉以来，书写工具普遍使用毛笔和帛纸，私塾教育盛行，名士迭出，代表人物有书法家、文学家梁竦，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皇甫谧。
东汉时佛教传入宁夏，佛塔、石窟群以及众多的佛教雕塑保留至今。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羌、氐、羯等民族内迁，境内文化发展呈现出多民族性和多元性。宁夏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热点地区。从西域传来的印度文化、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必经此地。东西文化使者、商旅把波斯萨珊王朝的金银币、镏金银壶、金戒指、玻璃碗等奇珍异宝带到宁夏地区。隋唐时期，突厥、吐谷浑、吐蕃纷纷从西域经宁夏前往关中长安汲取汉文化的精髓。还出现了西域著名舞蹈“胡旋舞”。唐代佛教最为兴盛，集中表现在石窟及佛像艺术上。当时，须弥山被称为“景云寺”，无论凿窟数量还是雕造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高达20米的弥勒坐佛，是全国最大的石窟造像之一。
西夏立国，元昊自制蕃书，令野利仁荣演绎成12卷，教国人记事用蕃书，言谈用蕃语。蕃书即西夏文，其形体方正、结构复杂。为了推广本民族的文字，西夏学者编纂了大量的西夏文辞书。文字的创立和辞书的编纂，推动了翻译事业的发展。西夏文文献中包括一大批译自汉文的典籍。西夏历代统治者都提倡儒学，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李元昊建立“蕃学”，仁孝建立太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各州立庙祭祀，庙堂殿宇宏敝高大，如同帝制。同时接受中原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把西夏的儒学教育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天盛十三年（1161年）设立翰林院，表明西夏有了储备高级知识人才的场所。由于教育的发展，西夏学者辈出。由于推行科举制度，更是儒士云集，文人荟萃。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夏著名学者、灵州籍人斡道冲。西夏时期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其中有大量西夏文作品。西夏的绘画艺术成就很高，尤其是佛教绘画比较突出。西夏的建筑艺术可见的有多处古塔，如耸立于银川市的承天寺塔，造型古朴、简洁、挺拔、秀丽，是现存唯一具有修建年代记载的西夏古塔，与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护国寺塔、甘州（今甘肃张掖）的卧佛寺，同是西夏时期著名的佛教圣地。
明代，宁夏“地虽用武，而人不可不知礼义”，因而兴办儒学教育。据《弘治宁夏新志》载，“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镇人朱贞奏立宁夏中卫等儒学”，至洪武三十四年（1401年）废。永乐元年（1403年），朱贞复奏又恢复了儒学，从此宁夏建立起了布局完整的儒家教育系统。卫、州、县学校大多数与文庙即孔庙建造在一起，并称为儒学或庙学。学校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学内容，并根据宁夏用武特点，“教军职子弟读《百将传》《武臣大诰》，以为讲武保身”。各地还设立社学，进行初等教育，许多军人和平民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清代，宁夏府沿用明代留下的学宫，并改学宫为府学。府学之外，各州、县也都有社学。
明清两代，除卫、府、州、县学之外，还在宁夏兴办了13所书院。其中，明代书院2所、清代书院11所。明代有宁夏镇揆文书院（原名养正书院）、花马池朔方书院。清代有银川书院、平罗兴平书院、中卫应理书院、新满城维新书院、灵州钟灵书院（后改为奎文书院，又改为灵文书院）、宁灵厅钟灵书院、平远蠡山书院、惠安堡凤池书院、固原五原书院、隆德临泉书院（因位于六盘山峰台山下，改名峰台书院）、化平归儒书院。这些书院都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积累了大量的图书，是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是科举的预备场所。特别是养正书院、银川书院最有名气，分别是明清时期宁夏学术研究的中心场所。《嘉靖宁夏新志》的编纂工作就是在养正书院完成的。随着卫、州、县学和书院的广泛建立，以及科举制度实施，宁夏可谓“文物蔚兴，甲第相望”。
代表人物有明庆王朱栴及其庶五子朱秩炅，胡雄、胡琏、胡汝砺、胡侍四世一门。
宁夏地方历史文化发展，集中表现在3个方面。
1.编修地方志蔚然成风。宁夏现存的首部志书就是庆王朱栴于明宣德年间编修的。弘治、嘉靖、万历三代是宁夏地方志编纂的鼎盛时期，先后编纂的志书有《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万历朔方新志》。
清代，宁夏地区所编纂的地方志书共有17部，不仅种类繁多、资料丰富，而且在内容上也反映出编纂者对本地自然和社会状况的不断认识，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2.边塞诗自成体系。在我国浩瀚如海的古代诗歌中，有许多以边塞战事和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涯为题材的诗篇，人称军旅诗或边塞诗。边塞诗是文人骚客的杰作，自成一派。反映宁夏的边塞诗，最早源于隋唐时期，发展于明代，清代有所衰落。边塞诗词反映内容广泛，对边塞诗的研究，可以理清宁夏的人文历史、自然环境，反映出部分诗作者的思想情感，看出战争带来的危害和人民的和平愿望。
唐代，像骆宾王、王昌龄、高适、王维、岑参、卢纶、郎士元、李益、白居易、薛逢等著名诗人，都在宁夏留下了边塞诗代表作。“七绝圣手”王昌龄还是创作边塞诗的高手，他的诗多为对边塞将士戎马生涯的讴歌。素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多才诗人王维，他的诗或描写边将的英武，或叙述征戍的苦辛，或抒写凯旋的乐观，而描绘雄奇壮阔、荒凉旷远的边塞景象鲜不多见，但《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著名诗句确实成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千古绝唱。
唐代的边塞诗，多客观地反映了边关军人生活、自然风貌、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等，而直接对时政的批评与讽刺鲜不多见，仅以白居易的《城盐州》为代表。
白居易是唐朝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著名的“新乐府运动”倡导者，一生写下了170多首讽喻诗。在这些诗里，一方面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一方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作了无畏的抨击。他的诗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艺术性很高，为广大群众珍爱，甚至传到国外。这里专录《城盐州》一首，并对诗作中心内容作一简要分析，以帮助读者对作者的了解和对这首诗的理解。
城盐州
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
蕃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
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
君臣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
自筑盐州十余载，左衽毡裘不犯塞。
昼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
诸边急警劳戍人，惟此一道无烟尘。
灵夏潜安谁复辨，秦原暗通何处见。
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
城盐州，城盐州，盐州未城天子忧。
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
吾闻高宗中宗世，北虏猖獗最难制。
韩公创筑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汉兵。
东西亘绝数千里，耳冷不闻胡马声。
如今边将非无策，心笑韩公筑城壁。
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
愿分今日边将恩，褒赠韩公封子孙。
谁能将此盐州曲，翻作歌词闻至尊。
中唐时期，边境的藩镇割据和中央的宦官专权成了两大祸害，白居易这首诗就是鞭挞边塞上的军阀不顾社稷安危、人民祸福，玩忽职守，一心扩充势力和增加荣宠的行径。
诗先从唐德宗部署盐州筑城写起，这是诗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首先通过筑盐州城后吐蕃统治者的惊慌、忧虑说明筑盐州城的战略意义。其次，介绍了筑城后带来的好处。筑城十几年来，盐州一带平静无事；由于没有战事，边塞的马匹、药材得以运到关中，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然后，从筑盐州城进而写到唐中宗时期张仁愿在河套地区筑三座受降城的事，前后照应地说明了过去以国事为重的边将都是采取积极措施防御异族入侵的。
第二部分写白居易时代的边将已把社稷的安危置诸脑后，他们不仅不采取积极的措施，反而嘲笑张仁愿不会为自己打算。他们纵容异族统治者一步步扩充势力，因为边患越大，边将就越受重用，恩泽也就越多。最后，诗人希望有人能把这首诗给皇帝看到，以扭转这种情况。
诗句通俗易懂，不加藻饰。前面大段写筑盐州城。受降城的好处是第二部分的有力反衬，这个反衬更增强了对只为个人利禄打算、纵敌为患的边将的打击力量。这首诗可贵的还在于它的史料价值，揭示出了正史中少有的历史信息：唐代军马似有赖于灵、夏、盐诸州的马匹贸易，盐州等地盛产的药材占据了唐朝京城的药材市场。
唐代，还有一些享誉诗坛的大诗人也写了许多事涉宁夏的名诗传世。如诗圣杜甫《近闻》中的“仍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诗句，反映了诗人反对动乱，渴望和平，要求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愿望。
女诗人刘云的《有所思》诗篇，也不失为传世名篇。刘云的诗作交织着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客观地抒发了妇女们“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那种思念戍守边关丈夫的情怀和“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哀怨。这首诗出自一个妇女的笔下，在咏宁夏的古诗中是十分罕见的。
唐以后，反映宁夏的边塞诗句已不多见，而名人名篇更为稀少。至明代，边塞诗创作又进入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当时的江南流寓文人，为宁夏带来了清新的士文化风气。仅志书收录的诗词统计，《宣德宁夏志》有116首，《弘治宁夏新志》有147首，《嘉靖宁夏新志》达300多首，《万历朔方新志》有170首。除庆王府宗室成员的诗作较多外，大多为文武重臣巡边和地方军政长官们的即兴口占，名篇名句稀见，传世力作乏人。但是，也有两位的诗作尚可珍视。第一位是明代“前七子”的核心人物李梦阳，他的《空同集》中，收有《出塞》《秋望》《夏城坐雨》《夏城漫兴》《胡马来》《朝饮马送陈子出塞》6首；第二位是被后人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大戏剧家汤显祖的《夏州乱》一首，均事涉宁夏，为名人之作，值得一读。
清代留给我们的边塞诗寥若晨星，但也有部分值得一读，或有必要进行研究。著名诗人、文坛领袖王士禛的《漫兴》一首，反映了作者反对当时宁夏等地将领发动的叛变战乱，表明诗人希望社会安定，反对动乱，给人民以休养生息机会的心情。著名诗人杨芳灿的《堡渠长（宁夏采风）》，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处境。
自唐以来的边塞诗词，可谓通俗易懂，名人名作可谓博大精深。这些诗词都是青史流芳的华夏文化瑰宝，如同一册供人浏览的“山河”，诠释着宁夏的历史沧桑。
3.人才辈出。明代，宁夏首开科举制度，一至延续到清光绪三十年（年）。据宁夏旧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明代，宁夏共有文武进士大约150人，清代仅进士碑录就有38人。较有名气的有徐琦、曹衡、胡汝砺、管律、张嘉谟、谢王宠、张煦等。
徐琦、曹衡，明宁夏卫人，永乐十三年（1415年）中进士，为第一代宁夏进士。徐琦官至兵部员外郎，曾出使安南（今越南），不辱使命。安南国君臣把他与章敞、刘戬并列，视其为“大使”和中国的化身倍加敬重。晚年被封赠为太保，去世后追谥“贞襄”，宁夏镇人为他立了牌坊，尊为“乡献之首”，《明史》有附传。
胡汝砺，宁夏左屯卫人，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博学多识，编纂《弘治宁夏新志》，官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在赴任兵部尚书途中去世。胡汝砺先后四世，皆为宁夏望族名人，《明史》有传。
管律，明宁夏镇人，授业于宁夏养正书院，主持编修《嘉靖宁夏新志》，官至刑科经事中。
张嘉谟，明宁夏卫人，曾是宁夏卫儒学中品学兼优的学童，初授兵部主事，升山东按察司佥事，晚年回宁夏，自称“城南居士”，闭门以诗文、书法自娱，隶篆行草书法自成一家。
谢王宠，清灵州惠安堡人，初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升任顺天府（今北京市）府尹，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一年连升五次，在官场中一时传为佳话。
宁夏是用武之地，明清武进士不乏其人，马昊、俞益谟是典型的代表人物。马昊，明宁夏镇人，身高骁勇，尤善骑射，知兵有谋，官至左都御史，《明史》有传；俞益谟，清宁夏广武营人，随宁夏提督赵良栋平“三藩之乱”，旗开得胜，始有能名。康熙亲征噶尔丹叛乱时为随驾前锋，康熙曾两次召见，予以嘉奖，后升湖广提督。在武进士中，有多名回族人物。明代马世龙、马会伯、马见伯、马觌伯、哈仁凤、马维衍都是宁夏籍回族。马会伯、马见伯、马觌伯为马氏三兄弟，皆有名气，《清史稿》有马会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