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先要立志，这是任何成功者的不二法门。这里的志不是简单的理想和志向，还包括一个人的信仰、毅力和节操，于逆境中不丧失人格，在强权面前坚守真理，在激烈的明争暗斗中保持节操，这是君子行为，也是领导者必不可少的个人修为。一个丧失骨气、没有原则、缺乏主见的领导者是不能够让下属们钦佩的，而独立、完整高尚的人格，则可显现出领导者的不寻常之处，从而影响部属，增强个人的领导魅力。
1.信念是使人坚强的精神动力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第九》）
译：孔子说：“一支强大军队的统帅可以被劫夺，一个普通男子的志向却不可被强迫放弃。”
就历史大势而言，所谓“匹夫之志”叫“民心”，“民心”是无数个匹夫之志的总和，就个人而言，“匹夫之志”即指“威武不能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历经九死一生而矢志不改，面对各种刑具而毫无惧色，这种匹夫之志是任何武力和权力都不可夺的，也只有具备了这种志向，才可成就大业。
明末苏州民众斗阉党展现的就是一种可贵的匹夫之志。
明末东林党人同阉党的斗争十分激烈，东林党人多是江浙一代人，江浙也就成为受阉党迫害的重灾区。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魏忠贤派出了缇骑（逮捕人的差役）到苏州逮捕周顺昌，终于激起了一场民变。
周顺昌，苏州人，进士出身。他做官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对魏忠贤这样误国误民的败类，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为阉党所憎恨，他感到自己难以在朝廷立足，便告假归乡。
周顺昌在家乡有着很好的名声，他关心百姓疾苦，经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群众解决冤情冤案，深为家乡父老所拥戴。当逮捕他的缇骑来到苏州时，当地的老百姓纷纷拥上街头，争抢着为他喊冤。
当宣读逮捕令的那一天，在官署大门外，有好几万人为周顺昌请命；气氛格外紧张，杀气腾腾。这时，一个市民情绪激动地抓住一名手握刑具的缇骑想要与之理论，其他缇骑舞动刑具朝这人狠狠地打了过来，于是又有四人上去，与缇骑打作一团。一名缇骑厉声骂道：“东厂逮人，你们这些市民想怎么样？”同时大声呵问：“周顺昌呢，他在哪里？”说着将手中的镣铐掷在地上，发出镗锒锒的声响。这无异火上浇油，群众们义愤填膺，大声骂到：“我们原以为是皇上的命令，原来是东厂假传圣旨！”一齐围了上去，将手里拿的东西全都砸了过去。这种惊天动地的场面，将缇骑吓傻了眼，直朝官员毛一鹭身后躲去，毛一鹭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逃到后堂，在一茅房里藏身。百姓追到后堂，一个藏在房梁上的缇骑吓得掉了下来，当场摔死，其他缇骑或伤或逃。这时率先出来的五个人商量道：“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只有拼死为国除害。其中一人说道：这样不好，我们是死是活都无所谓，可江南君子贤人很多，如果阉党以此为借口而陷害他们，这可是我们连累了他们。
后来很快得到消息的魏忠贤下令捉拿凶犯。那为首的五人为了不让更多人受到牵连，到官府自首说：“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因我们而起，你们不要波及无辜。”毛一鹭之流也看到众怒难犯，没有别的办法，将这五个人处死，草草了事。
当他们临刑时，向着毛一鹭之流高声大笑道：“你们要置周大人于死地，官职虽大却是小人；我们为周大人而死，虽是百姓小民，却是大人。”
“官大人小”，“百姓小人大”，这几位普通市民的话，振聋发聩，它揭示出了一个真理，即社会的公理、正义这种“道”，并不全是在官场，而更多是在民众之中。那些身着华丽之服、口诵圣贤之言的高官显贵们，许多人实际上是在残害“道”，扼杀“道”；而那些可能大字不识的平民百姓，才是“道”的真正执行者，捍卫者。
苏州民众的抗争并未能解救周顺昌，他被押送京师后，在东厂的监狱里受尽酷刑拷打，始终未曾屈服，一直不绝口地大骂魏忠贤，最后被暗害在狱中。
不到一年，崇祯皇帝上台，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顷刻土崩瓦解。苏州民众重新安葬了这五位义士，并为五人树碑立传。
一个人的权势的大小，与其道德的高低，并不一定成正比，有时甚至恰恰相反，有时简直不成比例。平时，那些权高位重之人，道貌岸然，言必称忠孝，口不离圣贤，仿佛是德高望重的君子、伟人，他们那卑劣的心灵被华丽的衣冠所遮盖，一旦考验来临，他们便原形毕露，其猥琐，其无能，其下流，其无耻，简直非常人所能想见。而平时那些名不见经传、官不入流品的小人物，却骤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人不可无志，如果缺少了一种精神支撑，就缺少了追求目标的动力，志作为一种气节是领导者在增强个人修为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品格之一。
〇信念产生力量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认为要想在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是不可能的事。但在1954年，罗杰·班纳斯就打破了这个信念障碍。他之所以能创造这个佳绩，一得益于体能上的苦练，二归功于精神上的突破。有了这样的信念，人就能发挥无比的创造力。
信念对一个人来说十分重要，可能你相貌一般，但每天抬头挺胸，对人笑脸相迎，你便有了他人所没有的爽朗和神采飞扬的美。“只有你自己先把自己打败，别人才能打败你。”许多人经常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他们天天不是担心工作没了，便是担心投入股票中的钱亏本；不是担心家庭感情不和，便是担心自己得病了。成功的人应该对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充满信心，然后持之以恒地对自己改进，只要每天都能有小小的进步，长久积累下来便有惊人的成就。
快乐的人生也是如此，应当不断改进自己的品质，不断成长、不断拓展自己的信念。你对自己有信心，这个世界也就对你有信心。
2.立大志，才能成大事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译：如想让天下太平，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能是谁呢？
凡是那些欲成就人生大事者，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做人之道。尽管做人之道多种多样，但有一条是绝对不变的，那就是立下大志，盯住人生大目标，才能做成功者。怎么讲呢？任何想做大事的人，首先必须做一个心存高远志向的人，并为之而苦苦拼搏。因此，要想成功，首先需要做自立之人，也就是树立一个人生大目标。
秦始皇嬴政出生在赵国，环境险恶，随时都有死的危险，这时逃生便是他唯一的目的。史书记载嬴政和母亲经常东躲西藏，最后终得从险境中解脱出来。由于在赵国受到太多的苦难和屈辱，少年嬴政就萌发了做大事的强烈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支撑着他在千难万险中活了下来。
嬴政的机遇来了。被接回秦国，他就立刻感到了无限的荣光，自己身为贵族的后裔，而父亲又贵为太子，这是多么荣耀的身世啊。当他打开那本记载着秦人光辉历史的谱牒时，他全身的血脉涌动了，猛地跳跃出一个成大事的目标，作为嬴氏子孙，他要继承先人的大业，把它发扬光大，实现称霸目标。于是，他在吕不韦的调教下，勤学苦练，并孜孜不倦地研究法家理论，这为他后来成就大业奠定了基础。
嬴政立志成就大业，并突破一道道人生难关。在他之前，秦国经过历代君主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一个，统一之心、称霸之愿是历代君主的愿望，而之所以还没统一，主要是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六国抗衡，二是时机未到。嬴政这时的目标就是要完成统一霸业。
嬴政即位的前一年，秦国已在吕不韦的指挥下，由蒙骜带重兵直逼魏国国都大梁。久经沙场的秦国老将蒙骜率军连连夺取了高都、汲等地，大梁此时已危在旦夕。身处秦国相位的吕不韦不禁有些得意忘形。有道是“骄兵必败”，正由于骄横而虑事欠周，使一向做事缜密的他忘记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魏王的弟弟信陵君魏无忌。
早在十年前，秦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时，就是信陵君魏无忌窃取魏王的虎符并杀了大将晋鄙，领兵解了赵国之围。由此信陵君在诸侯间的威望渐高，他与哥哥的关系也因此而闹僵，只好滞留在赵国。
故国危在旦夕，信陵君岂有不救之理？事实果真是这样发生了。魏王在没有任何办法自救时，只好派人去求信陵君，让他联合诸侯，共同抗秦。这个消息传到咸阳，让吕不韦和庄襄王也有些惊慌，当年吕不韦和庄襄王都曾经历邯郸之战，他们不能不对信陵君有所顾忌。果然，信陵君一归国，各个诸侯国纷纷响应，赵、韩、楚、燕四国接连发兵驰援，面对强大的五国联军攻势，已接近大梁的蒙骜被迫退兵。然而，由信陵君魏无忌率领的五国联军对秦发动反击，截断了秦军后路，接连取得胜利。秦军只好退至函谷关坚守关口，五国联军又和秦军在此对峙了一个多月才班师回朝。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打仗从来都是胜利，从未吃过这样的大败仗，这场败仗惊醒了沉醉在一统六国美梦中的吕不韦，使他清楚地意识到，此时要一统天下仍不是时机，这样做是事倍功半之举，不但没有为嬴政即位扫清障碍，还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当然，这次战败对于少年嬴政也是一个难得的教训，得意昂扬、战无不胜的秦国受到挫折，也就是让嬴政在即位之前受到警示。然而凡事总有两面性，久未经挫，并非是好事，经过挫折的人会更加懂得该怎样处事，怎样不再受挫。从长远意义上来讲，这次战败对于嬴政心理的健康成长有益无害，因为从失败中学习，得到的教训才是最深刻的，失败的经历有助于人看清将来的路该如何走。
当失败的消息传进宫中之时，年少的嬴政难免很失望，他感觉到了为政之难，也认识到打仗并不像他先前想象的那样容易。在经过一段消极和担心的日子之后，从小就经受苦难磨砺的嬴政更快地成熟了。
秦军虽然吃了败仗，但是颇有大家风度的吕不韦为了让嬴政学习治国为政，还是以身垂范地宽容了打败仗的蒙骜，继续委以重任。蒙骜自然感激吕不韦的不斩之恩，发誓下次攻魏一定要取得胜利。
嬴政认识到成功者无一不是克服失败而来，无一不是血汗与机运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具体的某一个人来说，真正的失败则是犯了大错却未能及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通向成功之路并非都是一帆风顺，有失才有得，有大失才能有大得，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只能屡战屡败，陷入失败的沼泽。
嬴政坐上王位后，他就有强烈的亲政意愿。由于自己年幼，仲父吕不韦主政，凡事都要发表自己的高见，弄得嬴政心里很不高兴，碍于年幼又无权无势，嬴政只好吞声忍气，韬光养晦，暗中学习为政和为人处事的方法。
嬴政亲政后，他才真正放开自己的手脚一展宏图，去实现他多年的大目标。应当说嬴政是非常勤政和励精图治的，他每天要大量批阅各地上呈的文书，“日览为二十石，不知倦”。为了秦国的统一事业，他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且还要每天和大臣们商讨平定六国的策略。这样，嬴政做强者的人生目标，即在眼前。这为他以后平定六国，统一华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〇确立人生目标
目标会在两个方面起作用：它既是努力的依据，也是对你的鞭策。目标给了你一个看得见的射周靶。随着你努力实现这些目标，你会有成就感；而且制订和实现目标就像一场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目标，这时你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式也会渐渐改变。
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对自己的生活境况和人生不满意，但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明确自己喜欢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的，对心目中喜欢的世界没有一幅清晰的图画，因此他们没有改善自己生活的目标，无法用一个人生目的去鞭策自己。结果，虽然他们总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但他们仍然继续生活在一个只能说他们自己无意改变的世界上。
制订人生目标未必能使你活到一百岁，但必定能增加你成功的机会。人生倘若没有目标，就肯定一事无成。
还有一类人，他们虽然也明白自己在人生中应该做些什么事，可就是迟迟拿不出行动，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欠缺一些能吸引他们的未来目标。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只在于如何应付生活，应付每天的生活琐事，当一个人落到这样的境地时就根本谈不上人生目标了。
目标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就像撤在园中的种子，稍不留意，野草就会蔓生，它无须我们关注，就会长得又快又多。如果你期望潜能得以充分发挥，那么就请你定下一个远大的目标，相信你在向它挑战的过程中，会发现无穷无尽的机会，会使人生攀上一个新台阶。
今天的你是真正的你吗？你的潜能完全发挥出来了吗？相信你的未来会远胜于今天，现在是你下定决心给自己定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了！
目标很重要，但我们如何定立目标呢？
确立目标首先要具体、明确，有衡量标准。
如果目标不具体，无法衡量是否实现了，那就会降低你的积极性。因为向目标迈进是动力的源泉，如果你无法知道自己向目标前进了多少，你就会感到泄气，最终会甩手不干了。
在定立目标时，要牢记以下四件重要的事项：
（1）写下你的目标。当你书写时，你的思维活动会自然地使目标在你的记忆中产生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
（2）目标要明确、具体、有衡量标准。你只有确实地、精细地、明确地树立起目标，你才会体认到你所潜藏的巨大能量。
（3）目标要跳一跳才够得着。树立人生更高的目标，不断地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你把你的主要目标定得越高，你为达到这个目标的努力也就要越集中。更高的目标将激励人们奋斗。当然目标也不能脱离实际地定得太高，当你完全看不到达成目标的希望时，你也不会有动力。
（4）给你自己确定时限，安排达到目标的时间。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激励你自己不断地向目标迈进。
3.用积极的心态应对难题
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
译：是没有去做，不是不能够做到。
应对成功之路上的难题，是需要智慧和胆量的。困难是任何人想求大胜的障碍，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需要自我挑战。操纵胜局需要的是勇气和毅力，需要在逆境中迎接挑战，才能显出领导者的卓越风采。
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遇到了重重障碍。首先是国力有限，限制了蜀军员额。黄初二年（公元221）蜀国户口20万，如果达到魏军的规模，例如建立40万军队，每户需征兵2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各家如果没有劳动力从事生产，国家、百姓和军队都将无法生存。蜀国以有限的人口既要出兵保持北伐军的数量，又要留有劳力生产粮食，供应蜀军作战，深感压力巨大。蜀军数量注定处于劣势，即使保持十几万，兵源、军粮也都捉襟见肘。
其次是地形和运输上难处很大。地形上的难处，造成边界利守不利于进攻。蜀、魏边界分为东西两段。东段边界南为蜀国汉中，北为魏国关中，中间隔着秦岭谷道。秦岭谷道通常南北宽470至660里，渺无人烟，极其难行。边界西段是汉中、梓潼同魏国武都、阴平的边界，也是山地和高原地形。越过边界，必须穿越漫长而艰险的山路，这成了北伐后勤保障的巨大障碍。蜀军北伐的后勤保障任务艰巨，军粮立足于从国内运输。由于边界山地道路漫长、艰险，供应几万、十几万人的军粮，大约要动员与军队同样数量的民夫，肩背车运，翻山越岭，穿过秦岭谷道，运抵魏境。民夫运输中自身食用耗费巨大，军粮运到前线大打折扣。如此高的人力动员率和军粮损耗率，是难以承受的。
显然，蜀军北伐是以小国之军攻大国之军于易守之地。诸葛亮企图克服上述重重困难，把蜀军打造为小而强的军队，去争取胜利。他展开全面的战争准备，以便增强国力军力，适应战争的需要。
政治上，他确立大权独揽的体制，恢复联吴抗魏的国策，协调统治集团内刘备北方故旧人士、荆州人士和益州人士之间的关系，厉行法治。经过努力，蜀国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政治之清明，治理之井然，在三国中首屈一指。
经济上，他实行先农后战的政策，对自耕农先“存恤”，后役使；重视水利灌溉工程。把最重要的水利工程都安堰（今都江堰）看做“农本，国之所资”，北伐时，“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加强盐铁业管理，采用新能源天然气煮盐提高出盐率，大力发展丝织业，促进商业。
军事上，他平定南中叛乱，化腐朽为神奇，把一个不安定的南中变为出兵出物资的大后方。他任命张裔为司金中郎将，主持兵器打造，装备修缮。同时，抓紧军队治理，加强蜀军纪律性，大力抓紧讲习武事，提高蜀军技术、战术水平。
建兴五年（公元227），诸葛亮决心实施北伐。首先，要进驻汉中。汉中离成都远，距敌人近，以该地为前进基地，有利于就近做战前准备。诸葛亮到汉中后，距成都一千数百里，日常事务无法遥制，蜀国必然形成两个权力中心。为了协调二者，诸葛亮召集会议，讨论部署，安排人事。一切就绪，向后主告别。诸葛亮深知后主才能平庸，不辨忠奸，最不放心。他恳切地写了一道出师的表章，递了上去。诸葛亮临别依依，几乎不能自持。
诸葛亮北伐期间，三国进入鼎立初期。魏、吴都转入战略防御。魏国决定先求文治，后求武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偃武修文，休养人民，恢复生产，增长国力，招怀远方，对吴、蜀予以忍耐，仅采取守势战略；等到国力增强，具备了条件时，再议统一。东吴主张发挥独有的江防和水军优势，并依靠同蜀国的联盟，依托长江，实行重点守备，将魏军阻止于长江以北。唯有蜀国取攻势战略。这体现了诸葛亮培养起来的独特作风，永不服输，处境越是不利，越是敢于在逆境中迎接挑战。
〇培养积极心态
在这一世上，唯一最重要的只有一个人——你自己，在你的身上，时时都随身携带着一个看不见的法宝，这个法宝的一边装饰着四个字——积极心态，另一边也装饰着四个字——消极心态。
这一看不见的法宝会产生两种惊人的力量：它既能让你获得成功、名利，也能让这些东西远离于你，或剥夺一切使你的生活富有意义的东西。在这两种力量中，前者——积极心态——可以使你达到人生的顶峰，并且逗留于此，尽享人生的快乐与美好；后者——消极心态——则可使你在整个一生中都处于一种底层的地位，困苦与不幸一直缠身。还有一种情况，当某些人已经到达顶峰的时候，也许会让后者将他们从顶峰拖滑而下，跌入低谷。
因此，对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的成功来说，心态真可谓太重要了。
既然如此，那么你是选择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态度？如果你不选择前者，并且紧紧地抓住它的话，后者就会自动送上门来，二者之间没有任何折中和妥协。那么，你必须在两者中选择其一。
如果你对积极心态的力量持一种否定与排斥的想法，那说明一点，你并不完全真正了解积极心态力量的本质。一个积极心态的人并不否认消极因素的存在，他只是不让自己沉溺其中。积极心态要求你在生活中的一时一事中学会积极地思想，积极思想是一种思维模式，它使我们在面临恶劣的情形时仍能寻求最好的、最有利的结果。换句话说，在追求某种目标时，即使举步维艰，仍有所指望。事实也证明，当你往好的一面看时，你便有可能获得成功。
态度可能是决定你取得成功的能力大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自己犯嘀咕，觉得自己能力不大，成功没有希望，就不但会失去开发自己能力的欲望，而且会抵消你的精力，降低应付环境的本领，从而失去成功的机会。
为什么积极的心态会产生如此大的力量呢？其实，积极的心态并不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无中生有，而是一切都有迹可循，最终还得靠我们自己。
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积极心态既然有这么大的“魔力”，那么如何才能培养自己的积极心态呢？下面的方法我们不妨可以借鉴，因为它们都是一些成功人士在他们的生活和事业中所亲历过的。
1.切断和你过去失败经验的所有关系，消除你脑海中的那些与积极心态背道而驰的所有不良因素。
2.找出你一生中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并立即着手去得到它，借着帮助他人得到同样好处的方法，去追寻你的目标。
3.确定你需要资源之后，便制订如何得到这些资源的计划，然而所订的计划不要太过度，也不要不足，别认为自己要求得太少，记住，贪婪是使野心家失败的最主要因素。
4.使你自己了解一点，打倒你的不是挫折，而是你面对挫折时所抱持的心态，训练自己在每一次不如意的处境中都能发现与挫折等值的积极一面。
4.历经磨炼，方能举大事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译：所以天将要把重大的责任落实到那个人，一定要先苦痛他的心性志向，操劳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肌体，穷困他的身子，使他的行为不能称心如意，用这些来动撼他的心意，坚忍他的性情，增加他所欠缺的能力。
成大事需要忍受困境的折磨，换句话说，必须要有忍受人生遭遇的胆量，才能挺过难关，图谋大事，想想越王勾践为了报亡国之耻，被囚禁吴国整整三年。这三年中，他受尽了屈辱折磨，尝尽了亡国的辛酸，所以动心忍性，最终报了自己的亡国之仇。苦难对领导者来说有时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经历了苦难的折磨才会更加意志坚定，为以后图大事奠定基础。
张良，字子房。父亲去世的时候，张良年纪尚小，还不到做官的年龄，等到张良大了之后，韩国已经灭亡，因此张良在韩国并没有担任过官职，虽然如此，张良依旧立下誓言，立志为韩国复仇。张家世代为相，是个很有权势的世家，据史书载：在张良成人时，家僮仍有三百人。但张良生活非常俭朴，弟弟不幸夭亡，张良为弟弟操办丧事时却不愿有丝毫的浪费，省下钱财的目的就是为了寻访刺客刺杀秦始皇。后来，他花重金求得一位大力士，在秦王出巡时，大力士用飞椎击碎了一辆龙车，可惜车上坐的不是秦始皇本人。
刺杀行动失败之后，张良隐藏在下邳，读兵书、交朋友，苦苦等待时机。张良及其朋友们本身的文化素质较高，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好多都是出身将门，有的则是出身政治世家。在古今社会中，无论政治斗争也罢，军事斗争也罢，说到底，最根本的是人才的竞争。只有同这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军事、政治方面的人才结合起来，起义军的斗争胜利才能得以保证。
这为他以后辅佐刘邦成就大业奠定了基础。张良在下邳居住的时候，经常到民间去体察世情，看一下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这天，张良无事可做，信步走到一座小桥上观风景，没有注意到有一满头白发、身穿粗布衣服的老者慢慢走上桥来，当他经过张良身边时，有意无意之间把鞋掉在桥下。
然后，老者很不客气地对张良说“小伙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很快把鞋取了回来，要递给老者，老者不接，却坐了下来把脚抬起来，对张良说：“给我穿上！”
张良竟然恭恭敬敬蹲下身子，把鞋给老者穿上。老者看张良这么谦恭，很满意，穿上鞋以后，对张良笑了一下，一个字都没说，起身走了。
由于老者的行为太反常了，张良开始觉得老者有什么地方与众不同，但又不能确定，就远远地在老者身后随行。走了一段路之后，老者转回身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也，我老人家有心栽培你，五天以后，天明的时候，你来这里等我。”
过了五天，天刚刚亮，张良依照约定出现在桥头上，没想到，老者已经在那里等他了。老者非常生气地对他说：“与长辈相约，你却来这么晚，太没礼貌了！五天后你再来吧。”过了五天，鸡叫头遍，张良就急忙出门，赶到桥头，老者却比上一次到的时间还早，一见张良，他就生气地质问：“你又来晚了，回去吧，再过五天再来！”张良暗自惭愧，什么话也说不出，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又过了五天，张良根本不敢入睡，在深更半夜就来到桥头等候老者。过了好大一会儿，老者姗姗而来，看见张良已到，就高兴地说：“跟老者约会，这样子就对了。”老者说完之后，拿出一本书对张良说：“你要努力学习这本书，如果能够掌握它，你会成为王者之师，十年必有大成，可以佐王兴国。”说完转身不见了踪影。
天亮后，张良仔细翻看这本书，发现竟然是《太公兵法》，这是周公姜子牙辅佐周武王时的兵书，他觉得这是上天在点化他，赶快跪下，拜谢苍天。从此后，他就日夜研读，不敢丝毫懈怠，直到烂熟于心，此后，张良遇到刘邦，运筹帷幄，帮助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
纵观张良一生，生活颇为坎坷，一个世代为相的富家子弟能够放弃荣华富贵甘于隐居乡下，以图大业，所以凡是有胆量敢于磨炼自己的人，一定是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挑战自己的人，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不吃苦，不磨炼自己的胆量、意志和品性，也是无法拯救自己的。
〇有志者在磨难中奋起
顺利的境遇、优越的地位、富足的资财、舒适的生活，似乎应该是个人、家庭以至民族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却一再告诉我们：从来纨绔少伟男。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看到名门贵族走马灯般地替换，家运三代不衰便成为治家有方的美谈。满清的八旗子弟是最好的例子，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曾经多么骁勇彪悍，但成了寄生的统治阶层后仅一百年，八旗子弟就退化了，清朝的灭亡也随之不可避免地来临。
相反，苦难、逆境，甚至生理缺陷反而产生和造就了一些伟大人物，凯撒、亚历山大、罗斯福都是如此。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压力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压力能够刺激生活，压力使我们振作，使我们生存。春秋之际的吴越之争，吴王夫差骄奢淫逸、纵情享乐，终于被卧薪尝胆的勾践击败。
许多西方人士对于顺、逆境的看法与中国古人也是大同小异。艾科卡说：“人类中最伟大者和最优秀者，皆孕育于贫困这所学校中。”清末名臣曾国藩严格治家，自身节俭，并对子女不断地磨炼，终使子弟成材，大儿子更是成为中西皆通的名臣。
“自古英雄多磨难”，不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下，只有奋发进取、勇于求索才能获得最有价值的人生。因为当一个人对自己目前的环境不满意，唯一的办法，是让自己战胜这个环境，越过这个环境。譬如行路，当你不得不走过一段险阻狭窄的道路时，唯一的办法是打起精神，克服困难，战胜险阻，把这段路走过去。而不是停在中途抱怨，或索性坐在那里打盹，听天由命。
所以，置身逆境中的人们，不但不应该消沉停顿，反而要拿出加倍积极乐观的精神来支配目前的环境，一片更广阔的蓝天在前面等着你。
5.节操不可变
曾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第八》）
译：曾子说：“遇到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而能保持自己的节操，这种人是君子吗？真正够得上君子啊！”
仁人志士当遇到国家危难、个人生死祸福的大关节处，一定是“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纵然发生宫廷政变或者权臣篡夺君位，身临刀斧、鼎镬之胁时，也毫不动摇，不为利诱，不为威屈。也只有这样的忠义之士方是可委以重任之臣。
北宋神宗时期，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熙宁二年（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是一位朝廷重臣，也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
对于这“两党”，苏轼并没有明显地偏向哪一派，他同司马光的关系很好，和王安石共同拜师于欧阳修，是同门师兄弟，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党之间，苏轼没有偏向任何一方。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带领着新党的一批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提拔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符合实际的地方，有些改革操之过急，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
这些事情被司马光知道以后，他非常高兴，误认为苏轼是支持自己的一派。当不久王安石不断地进行改革时，司马光着急了，他急忙寻找帮手想要予以制止。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直接对他说：“王安石想要变革祖宗之法，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反对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谁知苏轼却说：“王安石推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虽有许多不妥之处，但比起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强多了。”
司马光听了，十分气愤，从此，司马光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朝廷上批评了王安石的新法，朝野为之震动。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都想寻找借口报复他。
有一次，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与司马光为伍反对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也来了脾气，反问道：“此话怎讲？”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也是主张变法的，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顽固不化？你不讲实际，反倒急功近利，迟早是要失败的。”就这样，王安石也恨上了苏轼。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自知已在朝廷呆不下去了，便请求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要废除新法，元佑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让朝廷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看到了新法一些好处，所以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在会议上，苏轼正色地说：“新法本身并无错误，错误的是用人不当。如今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司马光不解地问：“你以前反对新法，又被新党迫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用事实说话，新法虽然有不妥之处，但是已经见到了效果，现在你要全部废除，也是十分不妥的。”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另外，还有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的洛党的攻击，苏轼处境很艰难，后来被贬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北返时在常州逝世。
苏轼一生纯白，绝无机心，更不玩权术，由此而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〇做到忠于职守
忠于职守看起来简单，要真正做到却绝非易事。明代有两位名叫刘健、刘大夏的大臣都经历了明武宗荒唐、刘瑾用事的时代，他们都忠于臣职，规谏武宗，反对刘瑾。如刘健上书，引朱熹的话：“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表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因此就要反对刘瑾专擅，且不怕丢官去职。刘大夏曾经说：“居官以正己为先，不当独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定论，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己。”正己不仅不图利，连名也不枉图，而且要一贯如此。他们为公事，往往把自身利害置于度外，敢作敢为，不谋私利。
刘健、刘大夏他们之所以能恪尽职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博得善谋其政的美誉，首先在于他们脑子里树立起了正确的“官”念，这就是，不管从局部还是全局的角度，当“官”不是为了享福，不是为了享受某级或者某种待遇，而是为了担负起“官”的责任。假使所有的当“官”者都成了“带责任上台，担着责任执政”的“责任人”，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一改那种坐在“太平椅”上享“官”福的积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投入到为实现任期目标的努力中，殚精竭虑，尽心竭力，恐怕就不会有太多解决不好、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6.君子上达，时时求进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第十四》）
译：孔子说：“君子日日长进向上，通达于仁义；小人日日沉沦向下，通达于财利。”
一个人活在世上，最要不得的是无所作为，甘为平庸。在有关人的命运、生死富贵的事情上，若不主动进取，勇于进攻，只能一生平庸。只要雄心不死，大志不灭，每日自省，时时求进，个人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秦国的丞相李斯未发迹时，在其家乡上蔡县衙当差。做为小吏，李斯被人呼来唤去，受了不少屈辱。
李斯胸有大志，不满现状，他常对别人发牢骚说：“做人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像我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一天，李斯去茅厕方便，看见茅厕中的老鼠又瘦又小。他又在仓库中见到了老鼠，不同的是，这里的老鼠却个个膘肥体胖。
李斯于是受到了启发：老鼠有胖有瘦，只因它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人有尊有卑，只在于人们的地位高低有别。老鼠本没什么区别，人也没有本质的差异，如此反差强烈，全在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大有小啊。
于是，李斯暗怪自己不求上进，贪图眼前小利。他又悔又恨，辞去了小官，拜荀子为师，开始学习帝王之术了。
学业完成后，李斯准备到秦国去发展，他对荀子说：“我听人说，抓住机会就要拼命干。现在是大国争霸时期，游说的人才十分宝贵，这正是我大显身手、主动出击的天赐良机。秦国准备吞并天下，称帝而治，我也要出人头地，摆脱贫穷。处在卑贱的地位而不想有所作为，那就同禽兽只知吃肉一样，只是长着人的相貌会走路罢了。所以，没有比卑贱更大的耻辱了，没有比穷困更大的悲哀了！长期身处卑贱，陷入困苦，还要指责现实，不大胆追求名利，这不是有志者所为。”
李斯来到秦国，想方设法当上了秦国丞相吕不韦的家臣。他多次面见吕不韦，陈述自己的见解，赢得了吕不韦的信任，任命他做了宫廷侍从官。
李斯的目的是游说秦王嬴政，他利用宫廷侍从官的身份对嬴政说：“没本事的人总是失去机会，而成就大业的人习惯主动进攻，不给他人可乘之机。大王如能志在一统天下，现在就该采取行动了。”
李斯被任命为长史，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秦王还采纳了他的计策，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李斯从此谏言不断，秦王越来越喜欢他，于是又提拔李斯当上了客卿。
韩国人郑国到秦国做间谍，以修建灌溉水渠来耗费秦国人力物力，使其不能东侵。这个阴谋被发觉后，秦王大怒，发布了逐客令，把侨居秦国的外国宾客一律驱逐出境，身为楚国人的李斯也在驱逐名单之中。
春风得意的李斯听闻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心中十分焦虑。眼看自己大好的前程将要被断送，他实不甘心。
李斯想来想去，他决定与其听天由命，不如主动上书力争。倘若成功，不仅自己官位得以保全，而且一定会受到秦王的赏识，获取更大的官职。
接着，李斯就行动起来，上书反对逐客令。结果，秦王听从了他的意见，废除了逐客令，恢复了他的官职。秦国兼并天下后，李斯又高升为丞相。
李斯的功名荣耀，都是他主动争取而来，绝没有侥幸可言。他曾深受贫贱之耻，由此感悟到不受人欺，只能发愤振作，努力向上。西汉时的大臣朱买臣，他早年家中贫穷，只能以卖柴为生。
朱买臣十分好学，担柴路上，他也是朗声诵书。
妻子见日子越过越穷，她感到毫无希望了，她对朱买臣说：“你已年过四十，跟着你只能受苦，这辈子只能饿死，还谈什么富贵呢？”
妻子离他而去，朱买臣更加凄凉。他发誓要混出个人样，读书也更加勤奋了。
几年之后，朱买臣跟随年终上报政绩的官吏来到长安，遇见同县老乡严助。严助正受皇帝宠信，他把朱买臣推荐给武帝。朱买臣在武帝面前尽展所学，武帝认为他是大才，于是任命他为中大夫。其实，每个成功者的身后都有一部奋斗史，只是有的鲜为人知罢了。
7.做事贵在持之以恒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第十三》）
译：孔子说：“南方的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做巫医。’这句话真说得好呀！《易·恒卦》上也说：‘如果不能恒久保持自己的德行，常会有羞辱随在后面。’”孔子说：“易》上这句话是叫无恒的人不要占卦了。”
在事业的初始阶段，要做到谨慎小心是不难的。可一旦事业有成，能保持这种状态的就不多见了，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它反映了人的自制力是脆弱的，对成败的认识也是浅薄的。人都有放纵的欲望，特别在功成名就时，这种欲望就更加强烈。这时若不能控制自己，当初的斗志就会荡然无存，就不会遵循事物本身的规律办事，而变得意志消退，一意孤行了，恒心没有了，这是败亡的先兆。
南北朝时，宋文帝刘义隆的第十一子刘彧性情宽厚，做事稳重，人们都夸他能成大事。刘彧服侍了几个皇帝，都让他们十分满意，宋世祖刘骏对他说：“你贵为亲王，但能不骄不躁，待人平和，这在王爷之中十分难能可贵了，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刘彧回答说：“我虽为皇亲，但国家需要能人办事，我想自己学问不多，不谦逊就不能学到知识。我是有些自卑，哪里还敢以亲王自重呢？”
刘骏死后，他的儿子刘子业当了皇帝。刘子业粗野残暴，杀了许多大臣。刘彧作为他的叔父，也没有幸免，被囚禁在宫中，遭到极端的虐待和殴打。
刘子业曾亲口对刘彧说：“你这个人威望很高，人缘很好，留着你只能威胁我的皇位，你就别想活着出去了。”
刘彧被关在特制的大竹笼里，像猪一样被喂养。刘子业还封他为“猪王”，把他的衣服全部剥光。
刘彧遭此横祸，人性大变，对所有的人都充满了仇恨，他说：“我自信没有亏待过别人，怎会有这样的下场呢？看来我从前太愚蠢了，对人没有一点防范之心。”
后来宫廷发生了政变，不得人心的刘子业被杀，刘彧被众人拥戴当上了皇帝。
刘彧继位的第一天，忠于他的大臣就劝他说：“刘子业多行不义，都是他自以为当了皇帝就可以胡作非为的结果。现在皇上地位不稳，有许多人还在观望，皇上切不可不吸取教训了。”
刘彧重赏了这位大臣，还在群臣面前表扬他。
刘彧为了稳定局面，安定人心，日夜不停地办理政事。有时一件事他拿不定主意，便把群臣召来，共同商议。这样，天下很快走向了正轨，有了复苏的迹象。
随着形势的好转，刘彧渐渐放松下来，他开始疏远政事，打击政敌。他杀光了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又对违背他旨意的忠直大臣痛下杀手。在他的残暴统治下，刘宋王朝摇摇欲坠，走向衰亡了。
刘彧当亲王时有稳重的优点，只因受了刘子业的虐待而变得暴躁凶残，他这样前后不一，虽有原因，但给刘宋王朝带来了灾难，他还是不可原谅的。
人的改变有很多理由，如果造成了失败的事实，那么就没有一条理由可以成立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不丢严谨的作风，不舍弃处事的原则，才能迎来胜利之日。
北宋时，唐介在当地方官期间，告诫自己要做官爱民，对百姓的事一定要认真对待。
由于政绩突出，后来被调到朝廷做官。唐介官职升了，慎重的态度一点也没有改变。
当时，朝廷有不少官有土地，出租给农民，征收赋税，作为国家的收入。皇亲国戚见有利可图，于是低价收买官地，甚至用尽了手段，巧取豪夺。
唐介为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据理力争，宋仁宗只好采纳了他的建议，明令禁止。
宰相文彦博结党营私，短时间内把他的心腹张尧佐连升数级，身兼多职。唐介弹劾文彦博，惹恼了宋仁宗，于是被贬到岭南，受尽了苦楚。
有人怪他不会变通，唐介说：“我问心无愧，朝廷终会起用我的。在事关国家和百姓的大事上，我一向不敢掉以轻心，不能因为怕丢官就不说真话了。”
宋仁宗死后，继位的英宗马上下旨，召他回朝。
唐介严谨办事，保持始终，不因重压而改变自己，朝廷最后还是肯定他的。凭着这一点，他最终做到了副宰相的高位，死后也享尽了殊荣。
做人不能把自己的优点改掉而迎合世俗，这是得不偿失的。在正确的事情上，人们要始终如一地坚持，长久必见成效。
〇恒心是成功的前提
“人而无恒”，常常对一切工作都抱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干干停停，浅尝辄止的态度。这样的人，纵然立下大志，雄心勃勃，但一旦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或者危险时，就畏缩不前，半途而废；有时，即使在经历了百千次实验，接近成功时，也会由于不能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没有持之以恒而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设想一下：如果诺贝尔为制造炸药，在倾家荡产，又失掉爱妻，而父亲和弟弟更为此丧生的特别艰难困苦情况下，灰心泄气，没有锲而不舍、坚持不懈的精神继续实验下去，那么，造福于人类的TNT能够制造成功吗？
如果居里夫人在和丈夫经历了上万次的提炼失败后，也是心灰意懒地打退堂鼓，特别是当她丈夫遭无妄之灾，惨死在车祸下，际遇如此悲痛的境况下，她就此而撒手，没有锲而不舍、坚持不懈的精神继续实验下去，那么，又何能有“镭”的伟大发现？
古今中外许多为人类作出伟大贡献而名垂史册，永远为人们所怀念、崇敬的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尽管他们有各自的成功因素，但没有一个是可以离开“恒”而取得成功的。
恒能使愚变明，使柔变强，使懒变勤，它是事业得以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条件，是通向成功彼岸的桥梁。
8.把认准的事做到底
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上》）
译：孟子说：“做一件事情就像挖井，挖到九轫深还见不到泉水，不过就是一眼废井。”
挖井虽然已挖到九轫深但是见不到泉水，仍然是一眼废井，只有挖出泉水，才算是可用之井，否则前功尽弃，自己以前的努力也是白白浪费，所以领导者做事是需要气魄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是领导者最震撼人的一种意念，以此可以向下属们展示自己出手果断，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有时候，领导者行管理之道就需要有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决心。
清朝乾隆时期，在征讨大小金川期间，大学士兼四川总督阿尔泰因屡屡被乾隆指责“畏首畏尾”、“迁就番夷”，受命出兵又受阻于打箭炉，为此焦急万端。无奈之中，他采纳部下宋元俊的建议，兵分三路，一路从班谰山直捣小金川门户，一路从饶碛截取甲金达山梁，一路绕小金川尾闾。这一着果然奏效。阿尔泰三路清兵齐逼，小金川腹背受敌，狼狈不堪。不久，清军收复碉寨百余座，宋元俊因功升为副将。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乾隆又调理藩院尚书温福为定边右副将军，统帅清军先攻小金川，决计不打则已，打则彻底解决问题。
十月，温福抵达四川，仍采取三路分兵策，由温福、董天弼和阿尔泰各率领一路清军攻击小金川。至次年初，陆续攻占了小金川要地巴朗拉和达木巴京。参将薛琮率三千清军深入，由于参赞大臣桂林策应不力，致使三千部队全军覆没。温福重新布置军队，他本人亲率西路主力，阿桂率南路，相继攻克资哩、东玛、路顶宗、喀木巴尔等碉寨，使战局大开。
十二月，乾隆授温福为定边大将军，阿桂、丰升阿为副将军，大举进发。清军连连获胜，接连攻克明郭宗、底木达，俘获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的儿子僧格桑从美诺寨逃到大金川隐匿起来，清军向大金川索取挑衅祸首僧格桑，遭到大金川的蛮横拒绝。
随着征讨小金川的顺利进行，乾隆越来越感到必须彻底剿灭大金川，才能够根除西南祸根。但他虽然早已下定了剿灭小金川的决心，而对于大金川，仍迟迟未能确定具体的征讨方针。这其中固然是有深层次的原因：一是由于大金川兵强势广，地形险要，“跬步皆山”，难攻易守，不易攻克；二是因为索诺木尚未正式与清廷为敌，表面上看尚属“安分”。
乾隆因此谕告军机大臣：如果索诺木见小金川已被攻破，心里知道畏惧，那么朝廷可不必穷究其既往之罪。但如果索诺木“仍然罔知忌惮，屯聚不退”，那么朝廷当“以我胜兵全力剿击金川，亦属一劳永逸之计”。为此，乾隆多次降谕：“小金川以服属土司，敢于跳梁肆恶，抗拒官兵，非捣穴擒渠不足以示惩创。”
当得悉大金川土司索诺木暗中派兵支持小金川对抗官兵，索诺木还想侵占各土司，进而袭击内地时，乾隆愈加坚定了剿灭大金川的决心。
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乾隆和军机大臣们商议道：“僧格桑力不能支，不惜献地为饵耸动金川助兵，而索诺木实欲吞并各土司，令其诸弟分布，且有即将打到维州桥亦不难之语，竟欲侵扰内地，其情节尤为可恶。若仍稍事因循，将来土司接壤，必尽被金川蚕食，如何是好？”
取得一致意见后，乾隆果断下令：荡平小金川后，即“出其不意，攻剿大金川，并擒索诺木”。此后，他还多次下谕，反复阐述征剿大金川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于这一年七月十日下谕，宣布要正式进剿大金川。
至此，乾隆二征大金川并决心永除祸根的战役，便正式拉开了序幕。
乾隆做人有一种一竿子到底的气势，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水落石出，这显示出了他成大事的魄力和能力。
〇始终盯着目标行事
目标是领导和管理工作的向导，是要人们经过努力去实现的，而不是摆给别人看的。然而，有些领导者在工作中常出现这种现象：订工作计划时，把目标说得头头是道；开展工作时，却把目标忘得一干二净；总结工作时，又追悔莫及。以后，又周而复始地循环。有的领导者经过几次这样的循环，顿悟了，懂得盯着目标做工作了。而有的领导者，则继续进行着这种恶性循环。为了少付出代价，建议领导者掌握以下要点：
（1）把目标公之于众。日标确定之后，要把它公布出来，人人皆知，让每个人都关心目标，在群众中造成大家都为实现日标而奋斗的舆论和风气。群众的力量和舆论的力量是强劲的，舆论一旦形成，目标就不容易被少数制定目标的领导者所遗弃，舆论和群众的群体行为；对领导者有促进和监督作用。当领导者在工作中偏离日标或工作不得力，有达不到目标的危险时，群众会理直气壮地拿着目标向领导提意见，迫使领导者把注意力拉回到实现目标的正确轨道上来。
（2）遇事想一想是否与目标有关。多数领导者经常处于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他要盯住目标做工作，要作出实际贡献；一方面又被来自上下左右的种种与目标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事情所干扰。有的领导者抱怨道：与其说我领导别人，不如说我被众人领导，甚至可以说我成了俘虏，任人支配。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他正要处理他目标之内的事情时，别人来访他需要接待一番，去处理来者所要求办的事情。
就这样，领导者欲盯住目标工作，而实际上却很难办到。
领导者如果采取“来了什么，就做什么”的态度，那他就只有穷于应付了。也许他很有才能，对送上门来的一件件事情都处理得很好，然而其中许多事情与他要完成的目标毫无关系，他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被那些大大小小的、不少是“善意”的“干扰者”逼得无成果或无绩效。
领导者遇事应先想想与目标是否有关，把目标作为判断标准。如果有关，就积极认真地办；如果无关或关系不大，就尽可能不办，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能敷衍就敷衍。但在态度上要温和，把不办的道理向要求办事的人说明白，请对方理解。
（3）时时检查工作是否偏离了目标。如果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原定的目标已经与当前的情况不适应的时候，适当修正目标就成为必要的了，如果仍固执地抱着原来的目标不放，那也可能导致失败或无效。不盯着目标做工作，不可能获得好的效益，没有修正目标的灵活性，也不会有好的效益。
9.有想法就要坚持去做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告子上》）
译：“追求，就会得到，放弃，就会失去。”人们之间所以能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主要是不能充分发挥天生资质的缘故。
领导者最怕的就是自己没有主见，没有追求，有了自己的想法却又不能付诸实施等等。所以有了自己的想法就要坚持去做，不做就等于放弃，放弃则意味着失败。古时周公被拘禁了，却作《周易》；孔子困厄了，却作《春秋》；屈原被放逐了，乃赋《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却写出《国语》；孙膑肢残了，却写出《兵法》；吕不韦被贬谪，却作了《吕氏春秋》。他们在逆境中，能够坚守自己，把苦难当成乳汁，把逆境当成奶娘，因而成就了伟业。因此领导者想要成就伟业必须坚持自己的思想，坚信自己的目标，则会劳有所成。
做人与做事之间的逻辑关系，像难以猜解的谜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有种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一则出于自信，二则出自于目标。秦始皇做人兼具两者，其意是非要让事情有个结果。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摆酒宴，众臣称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在这次酒宴会上，大臣淳于越却根据儒家学说提出非议，批评始皇嬴政不学习古代的办法分封诸侯王。这时，身为百官之长的李斯马上挺身而出，向皇帝谈了不同的看法。
在李斯看来，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包括废分封、立郡县等，都是古人不及的“万世之功”，对此，淳于越那样的“愚儒”焉能理解？
紧接着李斯又谈了自己对儒生所为和当时尚较自由的学术氛围的看法。他尖锐抨击学术自由的文化氛围，是因为他认定儒生们不思今法而专崇古礼，诋毁当世之制，把老百姓的心都搞乱了，如今天下一统，再允许学术自由，则臣民的思想便会大生歧义，不能与皇帝保持一致，长此以往，皇帝的权威将置于何地呢？因此，李斯向秦王建议，干脆禁止学术自由。怎样禁呢？李斯的办法十分简单，这就是——烧！李斯说：“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正为淳于越的一番迂腐的议论而怨恨，李斯的高论却顿时叫他兴致勃勃，李斯的建议虽然凶狠阴毒，却深合秦始皇的心意。于是，从首都咸阳到全国各地，熊熊烈焰烧掉了当世几乎所有的书籍。
常言说：“杀鸡给猴看。”这句话意即将某种群体中的一小部分拿来惩罚，以警戒众人，从而达到稳定整个局势的效果。
焚书事件之后，儒士对秦始皇的攻击更加厉害了，于是秦始皇下令将首都咸阳的儒士全部抓了起来，最后有460名儒士被认定有罪，全部被活埋，并将此事告于天下，以儆效尤。其他的人一概流放到边塞地区，罚做苦力。这就是人们至今难以忘怀的“坑儒”之案。
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不完全是因为其性格所至。首先秦始皇崇尚法家思想，厌恶儒家及诸子之言。他认为须靠法家思想来治天下，而儒家及诸子之言只能惑乱天下。因此他必须焚书以巩固其统治。另一方面，诸子百家中只有法家主张以耕战富国强兵，统一天下，手段最简捷、干脆。
秦始皇禁止儒生们读儒经及百家之言，实际上是实行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尽管对维护秦统治卓有成效，却在历史上首次割断了读书人“自由思索”的精神，使读书人一提及政治、学术问题就谈虎色变。秦始皇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曾礼贤下士，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所以他终于得到了天下，但在统一天下之后，由于他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行法家统治的路线，因此，对待与己相左的意见，往往坚守自己。通过秦始皇的做事，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固守己见的人，一旦他认准的事情，就会坚持下去，当然这里面包含着他对自己目标的自信。但是如果从做人的角度看，大体说明了他的固执和气魄。这也是领导者成大事必不可少的性格要素之一。
〇胜利在于坚持
坚持，是一种领导者基本的姿态。所谓坚持，就是说在事业遇到困难、受到挫折的时候，能够以坚韧的意志将事业进行到底的一种精神状态。
成功在于坚持，胜利在于坚持。
中国古代大哲人荀子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这正充分地说明了坚持的重要性。骏马虽然比较强壮，腿力比较强健，然而它只跳一下，最多也不能超过十步，这就是不坚持所造成的后果；相反，一匹劣马虽然不如骏马强壮，然而若它能坚持不懈地拉车走十天，照样也能走得很远，它的成功在于走个不停，也就是坚持不懈。这也就像是龟兔赛跑：兔子腿长，跑起来比乌龟快得多，照理说，也应该是兔子赢得比赛，然而结果恰恰相反，乌龟却赢了这场比赛，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正是因为兔子不坚持到底，它自恃腿长，跑得快，跑了一会儿就在路边睡大觉，似乎是稳操胜券，然而乌龟则不同了，它没有因为自己的腿短，爬得慢而气馁，而是更加锲而不舍地坚持爬到底。坚持就是胜利，它胜利了，最终赢得了比赛，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人之所以要坚持，是由事业的性质决定的。因为任何事业的成功，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成功的到来，总是需要时间的，在这情况下，坚持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有些人成功，就是因为他比别人坚持了一下，另一些人失败，也只是因为他没能坚持到最后。
人们说上帝垂青勤奋，其实上帝垂青坚持。没有坚持，任何成功都会变得可望而不可即。
上个世纪中国政治伟人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值得思考：“胜利，有时候就在于再坚持一下。”
10.身处逆境时不怨天，不尤人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第十四》）
译：孔子说：“不愁别人不理解自己，只愁自己没有才能。”
有些人总是无休无止地埋怨别人不理解、不赏识、不重用自己，认为自己被埋没了，是大才小用，怀才不遇，说什么“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生不逢时”等等，因而牢骚满腹，怪话连篇，怨天尤人。其实呢，从自己方面检查，正说明是自己没有表现出可以被人理解和赏识的才能。也许正是自己本身的平平庸庸、碌碌无为才导致自己的默默无闻。因此要从自身找原因，恨也只能恨自己没有才能，而不埋怨别人不理解自己。
战国中后期，尤其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秦国越来越强大。面对着这种趋势，其他六国不免恐慌起来。对于七雄的战略，人们众说不一：有的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秦；有的主张六国中的任何一国联合秦国，来攻击其他国家。于是，出现了许多能言善辩、靠游说获福禄、进仕途的游士、食客。苏秦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苏秦出身于农民家庭，家里很穷，他读书时，生活非常艰苦，饿极了就把自己的长发剪下去卖点钱，还常常帮人抄写书简，这样既可以换饭吃，又在抄书简的同时学到很多知识。这时，苏秦以为自己的学识已差不多了，就外出游说。他想见周天子，当面陈述自己的政见，以及对时势的看法，但没有人为他引荐。他来到西方的秦国，求见秦惠文王，向他献计怎样兼并六国，实现天下的统一。秦惠文王客气地拒绝了他的意见，说：“你的意见很好，只是我现在还不能做到啊！”苏秦想，建议不被采纳，能给个一官半职也好嘛！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他在秦国耐着性子等了一年多，家里带来的盘缠都花光了，皮袄穿破了，生活非常困难，无可奈何，只好长途跋涉回家去。
苏秦回到家里，一副狼狈的样子，一家人很不高兴，都不理他。父母不与他说话，妻子坐在织机上只顾织布，看也不看他。他放下行李，又累又饿，求嫂嫂给他弄点饭吃，嫂嫂不仅不弄，还奚落他一顿。在一家人的责怪下，苏秦非常难过，他想：我就这么没出息吗？出外游说，宣传我的主张，人家为什么不接受呢？那一定是自己没有把书读好，没有把道理讲清楚。他感到很惭愧，但是他没有灰心，他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有出息，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关键就看自己能不能把书读好，求得真才实学。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他暗暗下决心，要把兵法研习好。
有了决心，行动也跟上来了。白天，他跟兄弟一起劳动，晚上就刻苦学习，直到深夜。夜深人静时，他读着读着就疲倦了，总想睡觉，眼皮粘到一块儿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极了，骂自己没出息。他找来一把锥子，当困劲上来的时候，就用锥子往大腿上一刺，血流出来了。这样虽然很疼，但这一疼就把瞌睡冲走了。精神振作起来，他又继续读书。
苏秦就这样苦苦地读了一年多，掌握了姜太公的兵法，他还研究了各诸侯国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他又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以便在游说他们的时候，自己的意见、主张能被采纳。这时，苏秦觉得已有成功的条件，他再次离家，风尘仆仆地走上了游说之路。
这次苏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公元前333年，六国诸侯正式订立合纵的盟约，大家一致推苏秦为“纵约长”，把六国的相印都交给他，让他专门管理联盟的事。
受挫自省，不怨天尤人；刺股律己，终成大器。苏秦的这条成才之路，给后人留下了养成良好德行的许多启示。
〇在困境中逆风飞扬
有的人在一帆风顺的条件下，慷慨陈词，信心百倍。可是一遇到逆境便萎靡不振。须知，战胜自己的自卑和怯弱是对事业最好的祝福。在逆境中应当“手提智慧剑，身披忍辱甲”，抓紧时间完善自己。古今中外，哪一个成大事者不是在挫折和不如意中坚忍如一，调动起自己生命深处的激情去创造的呢？李白、杜甫、贝多芬……，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曲折坎坷的故事，更有数不尽的风流。而与他们同时代的那些王侯将相、豪门显贵，现在有谁会记得他们曾有过多少财产、佩戴过何种美玉、穿过如何华丽的衣衫呢？有谁会记得他们的名字呢？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没有绝对的苦难，也没有绝对的称心如意。面对沉沦的现状，心胸更应开阔，目光更要放远。如果被一时一地的局促所限制，那何谈英雄伟业呢？在困境中修养自己，等待时机，一旦天时地利人和俱占，一鸣惊人之后，再回头看当时的失落和不如意，就不值得一提了。
在面对困境时要有独立的判断，保持自己的清醒和坚决，才不致迷失方向。所以，只要我们不退缩、不逃避，尽管追求真理道义的路上风涛险恶，但我们多半都能够化险为夷。
勇敢地面对生活，勇敢地面对苦难，把一切阻碍都看做是我们这一生不能躲避的考验，通过这些考验，我们就可以到达成功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