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传播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出现了一些介绍摄影的书籍和刊物，它们把系统的摄影理论和技术介绍给人们，促进了摄影在中国的传播。
一、《格术补》与《摄影之器记》
1844年，广东学者邹伯奇先后完成了两部摄影光学著作—《格术补》和《摄影之器记》。
《格术补》是一本论述光学的专著，它继承我国古代学者的光学研究成果，对光学定义进一步进行论述。其中，尤其注重于各种透镜原理的讨论，并列出了透镜计算的公式，为摄影器的制作提供了设计依据。此外，书中还谈到了望远镜、显微镜的制法。
《摄影之器记》是记录邹伯奇制作绘画暗箱过程的笔记著作。邹伯奇在书中说到，他受《梦溪笔谈》中光学知识的启发，根据“前壁开孔，影承后壁”的光学原理，反复思索做了一个木箱，箱前开孔，孔上安透镜，名曰“摄影之器”。
《格术补》和《摄影之器记》都是非常严谨的学术论文。当它们公布于世时，摄影技术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内开始出现了一些介绍最新摄影方法的书籍。因此，这两部著作在当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它们在我国摄影史上，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
二、《脱影奇观》
1873年，我国出版了第一本摄影专著《脱影奇观》。这本书的作者德贞(1837～1901)，是一位酷爱摄影，兼通中西文理的英国医生。
德贞1860年来到中国，曾任英国驻华使馆的医师，并受聘于清政府开办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一同文馆，教授生理和医学。后来又担任京都施医院院长，在此期间，他不断地在院办的一种中文杂志《中西闻见录》上，发表一些有关摄影知识的译文。人们知道他精通摄影术后，纷纷找他拍照或讨教照相之法。于是，德贞决定利用行医之余，将照相之法写成一本书。
《脱影奇观》为木版线装刻本，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分装四册。该书在讲授摄影术时，力求实用、全面，以适应中国读者的需要。书中介绍了达盖尔摄影法、卡罗式摄影法、湿版摄影法等早期摄影方法，供读者自己比较、选择，并且配备了一些有关的插图。最突出的是，药品名称一律采用中英文对照，便于读者理解和应用。随着照相材料和摄影方法不断更新，德贞还补充刊印了“续编”一册。
《脱影奇观》是一部完整的摄影技术工具书，它揭开了摄影术的奥秘，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使人能够通过自学，掌握摄影技术。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三、《色相留真》
继《脱影奇观》之后，中国近代化学家徐寿(1818～1884)，和英国人付雅兰合作翻译了一本摄影专业书籍《色相留真》。
《色相留真》是第一本由中外学者合作翻译的摄影书籍。全书分为划玻璃、洗玻璃、敷蛋白、直光平光、镜箱、暗房内显影、显影药、护影药、印相纸、干照、透明相、瓷片照相、印箱、纸相印边、游戏显相和山水等章节。书中还谈到了当时新出现的明胶干版法，但由于这种方法还处在实验阶段，所以书中介绍说：
现在肆中所售好山水之片，俱为湿法所照，又欧洲各国博物院中所存之相，用干法者极少，或因照相家喜用旧法，而疑各新法或干法不及湿法之稳。
《色相留真》译出后曾以《照相略法》为题，于1880年，在介绍自然科学的杂志《格致汇编》中连载，成为19世纪著名的“西学”著作。1887年再版时，书中又增加了两段内容，一段介绍照片放大的方法，另一段介绍照相石版印刷技术。
早期摄影活动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摄影这一舶来品，也是随着外国摄影师来华拍照，而在中国传播开来。
从此，摄影进入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甚至禁卫森严的宫廷。
一、最早来华拍照的外国人
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Itier)，是第一个把摄影带到中国来的人。1844年，他以法国海关检察官的身份，随法国贸易谈判团来到中国，参加中法《黄埔条约》的谈判。
在中国期间，埃及尔用达盖尔银版摄影法拍摄了两国代表的肖像。他们是法国代表拉萼尼和两广总督耆英。耆英后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他曾和英、法、美、葡等国的使臣互赠“小照”。这张照片即为埃及尔所摄，此时距达盖尔摄影法公布仅五年，是最早在中国拍摄的照片。
此外，他还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拍摄了不少城市风光和街景。在广州，他拍下了码头和城市的实况，并拍摄了洋行买办潘仕成的肖像及其庭院、别墅的照片。
埃及尔于1845年6月回到法国。他在中国拍摄的部分照片，在1848～1853年的法国报刊上陆续刊用，有的还收进了1920年出版的法国摄影史。
埃及尔在中国拍摄的这批银版照片，以及他本人亲手写的文字说明，现保存在法国巴黎市郊的摄影博物院，共有36幅。这些照片，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受到人们的珍视和收藏。
二、罗森随美国舰队拍摄
1854年，我国早期摄影师、美国摄影家伊·布朗的助手罗森，随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登·柏利率领的舰队，对日本进行了历时半年的采访摄影。
1854年8月7日，罗森回到香港。他以日记方式，把他随美国舰队采访拍摄的情况，在香港中文月刊《遐迩贯珍》上连载发表。
罗森在日记中写道，他在日本下田逗留了一个月，曾多次到大安寺参观拍摄。当时的日本，科学技术还很落后，甚至不及中国。人们几乎对摄影一无所知。罗森还写道，美国送给日本的礼物中有照相机一具，当地官民见到后，“人多称奇”。这些文字记载，是不可多得的早期摄影师拍摄手记。
三、比特的战地纪实摄影
费利斯·比特(FeliceBeato)，出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作为战地摄影记者，比特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地摄影工作。1860年，他来到中国，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些照片，至今仍经常被各国采用。因此，比特被誉为“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之一”。
比特在中国的拍摄活动，国外的资料有这样的记载：
当欧洲士兵由于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拒绝加强通商的条约而对中国人进行残忍报复的时候，一位徒步旅行的幸运的摄影师费利斯·比特正好在场……
他跟随向北京进军的英法远征军，拍摄了象堡垒一般的皇城，和沿途堆积尸体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凄惨照片，担任防守任务阵亡的中国士兵，趴在一个要塞城堡上，旁边摆着他们原始的土炮和弓弩。
比特在中国只呆了一年时间，但却留下了很多有历史价值的作品。如直接表现残酷战争现场的《失陷的大沽炮台》(1860年8月摄)，报道英法联军侵华活动的《联军占领下的广州镇海楼》(1860年4月摄)《北京联军驻地》(1860年10月摄)等。
四、汤姆森镜头中的旧中国
1873年，一本名为《中国和她的人民》的摄影集，在英国出版。作者约翰·汤姆森(JohnThomson，1837～1921)，出生于爱丁堡，是英国著名的“街头摄影家”。这本摄影集收录了他1862年和1869年两次来到中国，拍摄的200幅照片。
《中国和她的人民》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既有表现中国锦绣河山、城市风光的作品，也拍摄了人民从事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情景；既有洋行买办的私人园林，也有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状况。这些照片，所表现的人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辛酉政变后的恭亲王，贵族妇女，集市上待雇的贫民，吸食鸦片者，瘦弱的更夫，戴木枷的囚犯，以及剃头、修脚、拉洋片等手艺人，都成为汤姆森的拍摄对象。
影集中的照片，每幅都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这些说明都是在拍摄过程中访问记录下来的。如《广东旧工厂场址》这幅照片，画面上洋楼与四周破烂的草屋形成了强烈对比。
拍摄街头小景，是汤姆森的特长。《广州闹市一角》和《九江街头小景》，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前者利用占据画面时垂直线条，表现了广州市内商业区林立的店铺，各种牌匾密集交错的繁荣景象；后者则选取了街头有代表性的四种商贩，通过巧妙的构图和光线运用，展现出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风俗画卷。
此外，在中国期间，汤姆森还出版了《北江风光》和《闽江风光》两部摄影集，对扩大摄影在中国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清宫摄影
摄影术传入中国初期，曾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异端邪术”。因此，紫禁城内严禁摄影，摄影器材和摄影师都难以进入宫廷。直到20世纪初，情况才稍有改变。慈禧太后晚年被摄影的巧妙所吸引，借它来寻欢作乐。于是，有个叫裕勋龄的人被召进宫中，专门给慈禧太后拍照。
裕勋龄，汉军正白旗人。其父裕庚公爵早年曾任外交官，出使日本和法国。裕勋龄曾随父母弟妹一起旅居国外，接受西方教育。在法国陆军学校留学时，他开始学习摄影，并拍摄过一些新闻照片。1902年末，裕勋龄带着自己的全套摄影器材，随家人回到北京。
1903年，裕勋龄进入宫廷，成为慈禧的御用摄影师。由于慈禧喜爱照相，裕勋龄受到格外的优待。因为跪着够不着照相机，慈禧特准他在照相时免跪。同时，他还是个近视，不戴眼镜就无法对光，所以慈禧又特许他戴眼镜(宫里规矩，在慈禧面前是不准戴眼镜的)。
在任宫廷摄影师期间，裕勋龄为慈禧拍摄了不少“御照”。这些照片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单人全身照，其中有穿朝服的，也有穿便服的。二是宫闱生活照。三是化装娱乐照，有的在室内拍摄，有的在水上乘坐画舫拍摄，人物多少不等，场面也大小不一。慈禧的化装照，大多扮作观音，布景或屏风上钉着“普陀山观音大士”的牌子。
慈禧照相时往往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内务府的档案中，保存了一次慈禧为拍化装照传下的口谕：
七月十六日海里照相，乘平船，不要蓬。四格格扮善财，穿莲花衣，着下屋绷。莲英扮韦陀，想着带韦陀盔、行头。三姑娘、五姑娘扮撑船仙女戴渔家罩，穿素白蛇衣服，想着带行头，红绿亦可。船上桨要两个。着花园预备带竹叶之竹竿十数根。着三顺预备，于初八要齐，呈览。
由此可见，当年慈禧照相是经过内务府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的。
除了裕勋龄之外，慈禧还曾诏在华的日本籍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到颐和园拍摄“簪花小照”。作为拍照的酬劳，慈禧赏给山本赞七郎黄金二万两。一张照片花费二万两黄金，这是世界上最高的记录。慈禧的奢华，由此可见一斑。
早期人像摄影
中国的人像摄影，一开始就涌现出众多技艺高超的摄影师，他们潜心研究摄影技艺，努力开拓经营业务，创办了一批享有盛誉的著名照相馆。
一、中国照相业的先驱
19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了最早的职业摄影师。他们利用所学的摄影技术，从事照相业，成为中国照相业的先驱者。罗元佑、赖阿芳、梁时泰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罗元佑
近代学者王韬曾在《瀛杂志》中说：
西人照相之法盖即光学之一端，而参以化学……法人如李阁朗、华人如罗元佑，皆在沪最先著名者。
这段话中所提到的罗元佑，是咸丰年间(1851～1861)上海著名的人像摄影师。
罗元佑，广东人，原为上海道台吴健彰属下的会计。1856年，他辞去官职，另谋生计。当时上海从事专业摄影的人很少，只有法国人李阁朗经营摄影。于是，罗元佑决定学习照相。他先是向外国人学习，学成之后就自己开办照相馆。罗元佑的技法纯熟，价格也便宜，所以在上海很受推崇，社会各界人士都喜欢请他拍照。罗元佑曾给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拍摄过肖像，他还把二人的照片挂在店内，用作宣传。
(二)赖阿芳
赖阿芳，广东人，香港早期职业摄影师。
1859年，赖阿芳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了一家“摄影社”，专拍人物肖像。店门前挂出“摄影家赖阿芳”的巨幅招牌，很引人注目。赖阿芳还雇了一个葡萄牙人帮忙，以招揽来香港旅游的欧洲顾客。
由于当时香港的照相馆数量很多，照相业竞争非常激烈。1860至1877年，香港共有11家照相馆破产，而赖阿芳的摄影社却一直生意兴隆，连续营业82年之久。
赖阿芳的摄影技巧，被公认为第一流水平。英国著名摄影家约翰·汤姆森，就曾赞扬过赖阿芳的艺术修养和鉴赏力。此外，赖阿芳在艺术上也有独到的见解。他主张，肖像作品在造型和画面处理上，不应该完全按照自然中的面貌。他还认为，由于审美习惯和外国人不同，中国人拍摄肖像要求画面平衡和对称。因此，赖阿芳的作品不仅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它所体现的风格也使外国人产生新鲜之感。
除了拍摄人物肖像，赖阿芳还擅长风光摄影。他拍摄了许多精湛的作品，有《香港风光》、《香港风帆》、《广州街道》等。这些照片，当时是作为纪念品向来港旅游的游客出售的。
(三)梁时泰
梁时泰，广东人，同治、光绪年间先后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开办照相馆。
梁时泰从业多年，技法熟练，且深知封建官僚的口味，所以，他经常出入宫廷，为一些王公大臣拍照。梁时泰曾为醇亲王拍摄过许多肖像。其中，署名刊出的有两幅。一幅拍摄于1886年，画面中醇亲王身着便服，站在一只鹿的旁边。照片上还盖有“皇七子和硕醇亲王渤乘风”和“东朝御赐思合符契”两方印鉴。这种装饰同我国古代的“行乐图”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一幅照片摄于1889年，是醇亲王与其子载涛的合影。画面中醇亲王便服而坐，载涛旁立，饰以花瓶、书籍、盖碗。这张照片也采用了中国传统书画的装裱形式，上方题“赏戴头品顶戴花翎载涛三岁”，下方题“光绪十五年清和月粤东梁时泰照”，中下方为“醇亲王五十岁照相”。
最值得一提的是，梁时泰还为美国总统拍过照片。1879年(光绪5年)5月17日，刚卸任的美国总统格兰特，乘船来到上海，对中国进行私人访问。格兰特在沪期间，拜访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梁时泰以其在照相业的声望，被特准为这次会见进行拍照。就这样，梁时泰拍下了格兰特与李鸿章二人具有历史价值的合影照片。
此外，梁时泰曾在北京拍摄过一些风光静物照片。如《北海承光殿中之宝座》、《宫苑之琉璃牌坊》等。他所拍摄的“宝座”，注有“光绪十三年粤东梁敬照”字样。这表明当时入宫拍照并不容易，他是诚惶诚恐地怀着敬意拍摄宝座的。这些老照片，在40多年后才公诸于世，在《北洋画报》上署名陆续发表。被人们誉为“弥可珍视”、“名贵非凡”的“中国初有摄影之创作”。
二、著名照相馆
19世纪末起，中国各大中城市，都有一些著名照相馆。北京有丰泰、中国，广州有艳芳，天津有鼎章，上海有耀华、王开等等。这些照相馆或以质量取胜，或以服务驰名，或以其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或事件而名扬中外。
(一)丰泰照相馆
北京第一家照相馆—“丰泰”照相馆，开办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其创办人是从日本学成归国的任景丰。丰泰照相馆规模较大，职工达十多人，曾先后聘用摄影师刘京伦、徐子和等人。在拍摄方面，丰泰做了许多尝试，以拍戏照，合影而闻名京城。
1929年6月9日，京报《图画周刊》刊登了丰泰照相馆拍摄的戏曲演员便装像。照片为清末田际云、朱素云、路三宝中年时的合影，原题为：
光绪二十年照于琉璃厂丰泰照相馆。
该照片摄自1894年，是现在可见到的丰泰照相馆拍摄的最早的照片。
除了拍摄戏照，丰泰照相馆还尝试拍摄戏曲电影。为此，任景丰向德商祁罗浮洋行，购买了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胶片十四卷，开始了拍摄电影的筹备。1905年秋天，在丰泰照相馆的露天院里，电影《定军山》开拍了。这是一部戏曲纪录片，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主演，丰泰照相馆技师刘京伦担任摄影师。影片共拍摄了三天，包括“舞刀”、“交锋”、“请缨”等场面。
《定军山》是我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之后，丰泰照相馆又接连拍摄了7部影片，直到一场火灾使丰泰元气大伤，才停止拍摄活动。
(二)艳芳照相馆
广州艳芳照相馆，由清末经营银号的黄若云等集资开设。
艳芳照相馆主要拍摄人像和家庭合影，也拍摄大型团体合影。由于拍摄质量好，艳芳在广州、港澳和海外侨胞中享有盛誉。有的顾客儿童时代在艳芳照相，多年后又扶老携幼重回艳芳，拍摄“全家福”作为留念。
值得一提的是，艳芳还为几位名人拍过合影。早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进行革命活动的合影，不少是艳芳所拍。如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永丰舰上与宋庆龄女士等人的合影。艳芳照相馆还将一幅孙中山先生的大半身肖像，放大到36寸并精心修饰，悬挂于大厅供人瞻仰。
1927年，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时，也曾到艳芳照相馆拍照。鲁迅将这件事记入日记中：
九月十一日，晴。下午蒋经三来同往艳芳照相……
这张珍贵的照片，现陈列在广州鲁迅博物馆。
(三)鼎章照相馆
天津的鼎章照相馆，前身是广东人黄国华创办的“恒昌”照相馆。
后来，由天津盐商王奎章出资，摄影师王子铭接管了“恒昌”，并于1904年更名为“鼎昌”。由于扩大了规模，添置了新式布景，鼎昌照相馆在天津一跃居于首位，专为上层社会的名流拍摄肖像。
1912年，王子铭去世，鼎昌由该店学徒王润泉、李耀亭接管，改名“鼎章”。此后，鼎章照相馆再次扩大规模，营业蒸蒸日上。
多年的实践经验，使鼎章照相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当时，其他大照相馆都是采用流水作业，拍照、洗片、晒印、放大各有专人负责，互不联系，因此照片质量不易保证。而鼎章照相馆多年的做法是：施行专人合作，把拍摄和后期加工看作一个整体，各个环节互相配合。这种方法，不仅保证照片质量精良，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艺术风格，从而深受各界人士好评。
鼎章照相馆曾经为许多名人拍摄过照片。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期间，曾多次和老师、同学一起在鼎章照相馆拍照。1920年初，周恩来等学生领袖因组织学生开展爱国运动，被当局拘留。7月出狱时，受到天津学界的隆重欢迎。鼎章照相馆闻讯后，立即派摄影师赶到现场，免费为出狱代表拍摄合影，以示支持。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最后一幅照片，也是鼎章照相馆拍摄的，时间是1924年12月4日下午，地点在天津曹家花园。
(四)耀华照相馆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上海在短短的50年内发展成为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照相业也兴盛起来，居于南方各省之首。上海照相业中有四家最大的照相馆，号称“四大天王”。其中，最有名的是“耀华”照相馆。
耀华照相馆是摄影师施德之创办，在上海颇有名气。庚子年之后，耀华照相馆分为东、西两馆。东馆设在“抛球场”，由施德之主持拍照。因为慕名而来的人很多，施德之不得不申明每天上午只拍三个小时。施德之通晓化学，对摄影用光很有讲究，他主张影调有深浅变化，以突出主体的立体形态。这一主张，突破了中国摄影师只用平光照明的传统。施德之擅长放大巨幅照片，使人物肖像更加传神。此外，他还拍摄了不少着色的仕女照片，很受顾客欢迎。
西馆设在“跑马场”，室内装饰极为华丽，由施德之的女儿任摄影师。当时照相馆女摄影师在国内还没有，耀华首开此先例，并宣扬：
以女子而为妇人照相，深合男女有别之礼。
施德之的女儿也精通摄影，“其技之精，不亚于乃父”。父女二人共同经营照相馆，在当时传为佳话。
(五)王开照相馆
王开照相馆，也是上海的一家著名照相馆。它的店主名叫王炽开，所以取名“王开”。
1927年，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选拔赛，运动会主办者用招标的方式，招商承包运动会的各项体育摄影。
王开照相馆用高价投标，获得了远东运动会的摄影权。“王开”选派技术高超的摄影师，组成四个小组赴运动会拍摄。这些摄影师，活跃于运动会的各个角落，他们运用新式的小型照相机，抓拍到许多比赛时的精彩镜头。“王开”把这些照片连夜冲洗出来，以低价出售给各家报馆，条件是必须在刊出的照片下面，印上“上海王开照相”的字样。
由于远东运动会的巨大影响力，各家报馆都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王开照相馆拍摄的体育照片，自然受到报馆的青睐。1927年8月27日至9月7日，上海《申报》刊登体育照片49幅，其中有37幅是王开照相馆拍摄的。“王开”因此名扬全国。
王开照相馆以质量高，价格低，服务态度好而闻名。当时，全国各地的摄影师，月薪一般是20～60元，而王开以100银元的高薪聘请名师，以提高拍摄水平。照相器材也一律使用名牌产品，劣质器材坚决不用。为了避免震动影响拍摄，王开照相馆还在楼梯和摄影室都铺上了橡皮垫。在灯光方面，王开也进行了改进，拍出的照片清晰、明朗而富神采。
王开照相馆对照片质量要求十分严格，王炽开经常亲自检查照片，如果发现有断眉毛、眼睛大小不一、眼镜反光、神形不好、色调不正等毛病，就要求摄影师重拍、重印、重修，直到顾客满意为止。
(六)中国照相馆
中国照相公司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1956年由上海迁至北京，并更名为中国照相馆。
该馆著名摄影师姚经才，1938年～1956年在上海中国照相公司任摄影师。随迁到京后，历任中国照相馆副经理、经理，北方服务(集团)公司照相业技术顾问。
姚经才对摄影技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曾为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拍照，留下了人民永远怀念的照片。他还先后编著了《人像摄影》、《怎样拍好灯光人像》等专业书籍，并不辞劳苦、满腔热情地向全国各地同行和摄影爱好者传授技术，在人像摄影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分身照与化装照的盛行
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让照片更富有戏剧性，我国早期照相馆在不断更新影室布置的同时，推出了“分身照”和“化装照”。这两种摄影样式，曾经在国内风行一时。
“化装照”，是摄影师按照一定的意图或概念，让被摄对象穿上特定的服装，扮演成各种身份的“角色”，然后拍成照片。扮演的角色，种类繁多，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社会各阶层中的典型形象，理想中的人物形象等。
关于“分身照”，鲁迅先生曾有过一段描述。
较为通行的是将自己照为两张，服饰态度各不同。然后合为一张。两个自己即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但设若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向着坐着的那个自己跪着的时候，名色便又两样了：“求己图”。
分身照的制作，除了鲁迅先生说的用两张底片合成的方法之外，有的照相馆还采用两次或多次遮挡曝光的方法。由此可见，当时的摄影师具有娴熟的摄影技法和暗房制作水平。
化装照与分身照，对我国照相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现今的影楼中，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
纪实摄影的出现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摄影题材多限于肖像。但是，也有人开始走向社会，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社会事件、反映民间风俗。
一、容闳拍摄华工照片
在早期纪实摄影中，容闳是一位杰出的代表。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香山县人，清末改良主义者。1847年留学美国，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我国在美国高等学府毕业的第一人。
容闳是第一个运用摄影进行对外交涉的外交官。他曾任中国驻美国、秘鲁副使，在一次办理华工条约的交涉中，他出色地运用照片进行外交斗争，维护了华工的利益。
1873年，秘鲁派专使来华，要与中国签订招募华工条约。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听说在秘鲁有大批华工遭到非人待遇，所以打算回绝秘鲁的要求，但苦于没有证据。于是，经办此事的李鸿章，委派容闳去秘鲁调查当地华工的处境。容闳到秘鲁后，“以迅速之手段，三月内即调查完竣”。随后，他将报告书和亲手拍摄的24幅照片，一起寄回国内。这份报告书和24幅照片，是华工在秘鲁受到虐待与歧视的真实写照。
多年后，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这些照片的拍摄过程：
凡华工背部受笞，被烙斑斑之伤痕，
令人不忍目睹者，予乃借此摄影，一一呈现于世人目中。
予摄此影，皆于夜中秘密为之，除此身受其虐之数华工外，无一人知之者。此数名之华工，亦由予密告以故，私约之来也。
秘鲁华工之工场，直一牲畜场。场中种种野蛮之举动，残暴无复人理，摄影特其一斑耳。有此确凿证据，无论口若悬河，当亦无辩护之余地。
容闳站在祖国和民族的立场，以摄影作为揭露罪恶、主持正义的手段，从而取得了这场外交斗争的胜利。
二、梁时泰拍摄北洋舰队
广东人梁时泰，是我国早期纪实摄影的先驱者之一。
1885年(光绪十一年)，醇亲王受命总理海军事务，赴天津巡阅海防。为了加强宣传，大造声势，特召摄影师梁时泰随军拍摄。在数日时间里，梁时泰拍摄了《醇王行邸海光寺后楼外景》、《醇王抵津检阅海军帅字旗船》、《中国战船平远号》等新闻纪实照片。
这些照片，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北洋舰队的官兵、建制、规模等情况，受到了醇亲王的赞赏，并于次年由醇亲王进呈皇帝。
这是照相馆的照片首次进入宫廷。
三、东陵照相案
1909年，清政府举行“奉安大典”，将死去的慈禧太后的灵柩移入东陵。因耗资巨大，引起国内新闻界的瞩目，各大报刊都非常希望获得“典礼”现场的实况照片，但苦于戒严甚密，无法进行摄影采访。
天津“福升”照相馆老板尹绍耕，见国内报刊没有摄影采访的能力，就计划把“典礼”经过拍成照片。于是，尹绍耕和他的弟弟尹沧田等四人，买通了直隶总督端方的一个仆役，混入典礼队伍。他们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沿途拍摄了不少的镜头。
后来，当灵柩快到隆恩殿时，百官云集，尹绍耕等人又开始拍照。他们的行为，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统治者对这一事件大为震怒，将尹绍耕等四人拘捕定罪。
清政府的这种做法，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革命党出版的《时事画报》，对此评论道：按欧美各国君后之相，遍地悬挂，未尝以为亵也，今满政府则拍照一相，监禁十年。专制国，专制于此，足见一斑矣。这就是清末一大冤案—东陵照相案。四、清末时事照相贴册
清末时期，反映时事新闻的照片深受社会欢迎，照相馆的摄影师纷纷涉足时事照片的拍摄。
为了把时事照片介绍给更多的观众，在印刷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照相贴册”应运而生。它采用裱贴的办法，把编辑好的成套照片制成相册出售。
清末的时事照相贴册，内容广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等状况。如1909年拍摄的专题照相贴册《京张铁路摄影》，记录了我国自行设计兴建京张铁路的过程。它分上下两册，上册收入詹天佑等人的肖像，及沿途各隧道、桥梁施工和完成后情况的照片86幅。下册拍摄了京张铁路通车仪式，政府官员观礼，及在南口举办庆祝茶会的情景，收入照片90幅。整本贴册，具有强烈的纪实性和新闻性。
五、陈万里与《民十三之故宫》
1924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迫搬离故宫，这标志着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北京光社摄影家陈万里，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1928年，他将所摄照片编辑成册出版，题名为《民十三之故宫》，这是我国最早的纪实摄影作品集。它表现了陈万里对摄影的深透理解和全面把握，正如他在书的《小言》中写到的：
废帝溥仪出宫以后，我就跟着军警政学各界办理查封时所照的照片，由百余幅里面选出八十四幅，遂成就了这一小册子。自信其中多少部分可以留作将来史料的地方。
平实、真切、自然记录，是陈万里“留作将来史料”思想支配下的自觉意识。这本小册子，将发生在紫禁城内的政治变故，真实地展示给后人—准备出宫的太监、接受检查的宫女和忙碌查封宫殿的军警人员等。
六、民俗纪实摄影的开拓者
1934年，达赖喇嘛去世，国民党政府组织了致祭专使行署。一个25岁的年轻人自备了旅费，打算跟随他们步行去西藏地区。这个年轻人，就是以民俗纪实摄影著称的庄学本。
在《十年西行记》中，庄学本记叙了这次难忘的经历：
我们由田坝去冕宁，再径西昌入大凉山，这也是一次惊险而有趣的行程，我随着邮差装扮成他的伙伴，步行进山，天天翻山越岭，歇宿在夷人家里……
在将到昭觉的那个早上，路经三湾拉丁河边，一群擎枪举刀的人阻住了我们的去路，呼吼跳蹦，形势很严重，我们在背囊中取出盐巴和针线分给他们做买路钱后，他们也很知足地给我们让开一条生路。
昭觉是一座空城，除掉县政府外，只有二户汉人，三户夷人，我带着一架留声机，夷人初听唱片以为机中有鬼，因此天天有数万人进城参观，看了惊奇赞叹，我也就有充分的机会和他们照相或访问。
这次民族调查摄影，历时6个多月。一路上，庄学本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他将这些照片，寄给上海的《申报》、《良友》画报、《中华》画报发表，引起了轰动。回到上海后，他出版了专著《羌戎考察记》，并在南京举办了个人影展。
庄学本第二次前往边地摄影，是在1935年。这年，他被国民党政府护送九世班禅专使行署聘为摄影师。在驻留青海玉树期间，庄学本参加了塔尔寺和拉卡楞寺的盛大法会，并在青海作了4次短途旅行，考察了互助、乐都、海北一带的土族地区和贵德的蒙古族藏族地区。旅行中拍摄的照片，陆续在《良友》画报和《中华》画报上发表。
此后，庄学本用3年时间考察了西康大部分地区。1941年，他在西康举办的影展，轰动了战时的重庆、成都和雅安，有十余万人次参观了这个影展。
庄学本一生拍摄了数以万计的民俗纪实照片。这些照片，全景式地展现了当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内容涉及社会组织、生产方式、贸易、自然生态、文化、宗教、习俗等。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穿着破烂衣服发出爽朗笑声的藏族女孩、独特的丧葬仪式、强悍的彝族抢婚……
庄学本的民俗纪实摄影实践，充分利用了摄影的记录功能，在中国近代摄影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