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龟是忍耐负重的象征，所以一谈到忍耐力我们不禁会想到“忍耐如龟”的日本人。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制的信仰如同美国人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一样，虽然这两个事物看上去如同南北两极一般对立。美国人一般不会将等级制视为社会机制的一部分，而日本人却对等级制的作用深信不疑，认为等级制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强烈的等级意识使得日本人“各安其分”来行事，从而使得日本人特别注意忍耐。
等级森严
崛江贵文。
日本Livedoor的CEO崛江贵文是日本的比尔·盖茨，考上了东京大学，却中途退学！退学以后，他创立了一个网络公司，不到十年，股票上市，年间销售额108 亿日元（1 亿美元），总资产达585亿日元（5.6 亿美元）。不过，崛江贵文在日本不但不是日本年轻人的榜样，反而被视为混蛋！首先，他放着好好的东京大学不读，去搞什么因特网。其次，他的公司不好好做生意，成天寻思去兼并别的公司。再其次，那么年轻，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再再其次，他出来不穿西装打领带。再再再其次……也许你以为看掘江贵文不顺眼的都是七老八十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因特网的老人吧，还真不是。民意调查显示，20 多岁到30 多岁的青年人中对掘江贵文的支持率最低，低于40%，反而，40多岁到50多岁的人对掘江贵文的支持率最高，达到55%！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也好理解，日本社会是一个讲究“年功序列”的社会，从学校就开始了，日本学校的先辈可以任意使唤后辈，但同时有照顾后辈的责任，一直到老。一辈一辈下来几乎已经成为遗传因子的一部分了。所以一般日本的年轻人比老人还要保守，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一直就是要听比自己年长的人的话，不管是生理年龄，还是工作年龄。他们自己也总认为自己还不行，还需要人带。到了自己带人的那一天，才认识到其实自己和原来没什么两样，只是原来没有给自己机会罢了。这就是老年人反而更赞同、更支持掘江贵文的原因。因为日本的老年人比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觉悟。年轻人还没有能够摆脱封建等级保守思想的束缚和愚弄。
由于封建残余思想的作用，日本尽管已经被西化了，但它依然是个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
日本人有着强烈的等级意识，所以日本人就会有“惧上”、“欺下”的特点。受等级意识的影响，日本人特别注意现实中的等级关系。在与人接触时，总是细心地注意自己和对方的地位，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并且揣测对方的地位，来决定交流时应当采用的对策和所持的态度。
如果一家日本公司的董事团步入机舱，那么一看便知谁是首脑：他的座位一定是靠窗的，皮箱让别人拎着，他只在同事们向自己鞠躬之后才回敬对方。
即便在等级关系不甚明了的情形下，日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谁应该服从谁。在日本，一个人无论取得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比自己早毕业一两年的校友在很大意义上始终是自己的前辈。
日本人有面对生人紧张的心理，当确认了对方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便解除了紧张。人们公认日本人特别地喜好名片。名片一般都注明了能立即了解对方地位的所属集团、从事职业、官衔级别等信息。除了初次见面，第一个有效动作是交换名片以外，持有某大人物的名片也是炫耀自己的手段。在日本的社交场合，名人的跟前总是排起长队，小人物们争先恐后地交换名片。我还见过一张名人的名片，被数人借去复印以备收藏的情景。他们的等级观念是非常严密的，上下关系清清楚楚，似乎谁也不想“越雷池一步”。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非常实用。他们认为，阶级和身份不过是暂时的，当你有实力有权力的时候，下级要对你依顺，一旦你失去了那些，你的阶级和身份也就没有了，你过去的部下立即对你另眼相看。
都说日本人论资排辈，尊敬年长者，这是儒学思想在日本产生影响造成的习惯意识。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人集团（企业、团体等）中的“年功序列制度”（论资排辈），长者为先的习惯意识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成为工作生产甚至生活娱乐中人际关系的规范。不过，这个“长者”不一定就是年长者。年长者以其年龄，“吃的盐比别人吃的面都多”，标志着他比较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但是在一个集团中待的时间长短更为重要，“在团长者”对这个集团应该属于比较经验丰富、知识渊博。在年长者和“在团长者”之间，这个集团往往选择“在团长者”，因为从现实角度讲，“在团长者”要实际、实用得多。
“年功序列制度”就是基于这个实用概念而形成的。日本人不跳槽，安分守己地在一个企业中，充分享受“年功序列制度”。随着时光流逝升薪晋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成为“在团长者”，然后可以像前辈一样“叱咤”一番“风云”，退休时领取一笔可观的根据在这个企业的时间长短来确定数值的退休金，完成其有价值的职业人生。
对于资历欠缺的年轻人，日本人很少会委以重任，因为他们不但质疑年轻人的经验和能力，同时还要顾及等级观念的存在。如果年轻人想要成为经理，就必须按照等级秩序一步一步地努力，在日本基本没有一步登天的美事。日本的每一种职业都是按照年资定级定薪的，年资不同的人自然就会分成不同的等级，日本人的升职也是要排资论辈的，并不是全按照个人的能力。如果只对个别人例外提升，那么严谨的等级观念就会受到破坏。
日本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持有相同的态度。他们绝大多数是从装配线或其他卑微的岗位开始做起的。他们和工人一样，把自己的公司当成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由集体管理的公社，当成一个杰出的、永存的实体。因此，他们在经济和感情方面也和工人一样具有一种高度的安全感。在这个国家里，绝不会有人像克莱斯勒公司那样，邀请一名福特公司的管理人员来管事。
在日本公司中，甘于献身和安分守己地努力工作常常比精明能干更受重视。除了高级管理人员之外，所有雇员都按资历拿工资。在日本大多数公司里，尽管干同样的活，20 岁工人的工资只有40 岁工人的三分之一。如果班组里的人都很卖力而你不干，你最终会受到孤立。被逐出自己的班组，是日本人最害怕的事。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些大公司开始小心翼翼地偏离常规，不再把资历作为评定工资的惟一标准。不过就连年轻的日本人也认为，传统制度更适合民族性格。
在大多数日本公司中，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阶级斗争表现得并不明显。日本公司中等级格外分明，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可是每个人也感觉到自己是这个组织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在日本，一家大百货公司的经理常常会在公司食堂进餐，同售货员和其他雇员混在一起。从根本上说，日本大公司之所以能以现在的方式经营，是因为工人认为，他们个人的富足离不开公司的繁荣，自己为公司的生存作出牺牲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以公司为家的思想还产生了另一积极效果：日本公司很少合并或者被吃掉，因为那会造成创伤。日本工业不是没有强有力的二三十家公司的集合体、财团之类，如“三井”、“三菱”的组织，但日本的财团更接近松散的政治联盟，而不是统一核算的经济帝国。
在日本的学校中，学生之间也有等级之分，高年级的同学欺负低年级的学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低年级的同学受到欺负只能默默忍受，下次见到高年级学生的时候，还要尊称对方为前辈。不只在学生之间如此，就连老师之间也有等级分别。
等级秩序在日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走路的时候，年长的人或是地位高的人一定是在前面，而落座的时候也是有等级排列的，职位高的、财产多的和年长的人，总是被安排在上席或是上座。在和日本人交际的时候，如果不重视等级制度，那就会引起日本人的厌恶。如美国有一家公司，曾经派了一个由若干二三十岁的“神童”组成的代表团去日本公司谈生意，在这个代表团里还有一位女性成员。代表团在日本却受到了冷遇，只好无功而返。之后美国方面找到了日本学的专家咨询这次的失败原因，该专家告诉他们，一定要在代表团中安排一位有25年工作经验，职位至少要在副总经理级别的人才可以。美国方面采纳了专家的意见，再次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日本人见到代表团之后态度大变。日本人之所以不愿意和年轻人谈判无疑是其强烈的等级观念所致。
东京·丸之内商业街上的上下班情景。
人们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触，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日本人像许多其他太平洋的民族一样，有“敬语”，在使用时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动作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必须懂得鞠躬的程度。不仅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礼仪来确认（虽然这是极重要的），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都必须考虑在内。甚至在相同的两个人之间，在不同情况下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老百姓对其密友可以无须鞠躬行礼，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那身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因素有些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则反而增强。
日本人表现出来的彼此间的尊敬并不同于西方社会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尊敬，而是对每一个在严密的等级制度下安分守己的人的尊敬。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尊敬的态度”本来就不是指向人的，它是人们对抽象的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而首先就是家庭结构）和礼仪上恭恭敬敬的行为方式的崇仰和赞许。严密的等级制在人的心理上起到了消除对他人侵犯的欲望的良好作用，从而在社会的实际活动中降低了人们反叛、越轨的可能性。他们强调的这种和谐不但是底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恭敬顺从，同时也维护了上层社会对底层社会的不可侵犯性（非但如此，这种特殊的和谐方式尤其颂扬上级对下级要履行的应有责任）。为了更进一步地加强人人各安其分的等级制度，礼仪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礼仪一方面抑制了人们交往过程中直抒胸臆的冲动，把强烈的感情和真实的言语埋藏在内心深处，不轻易表露；另一方面防止了社会交往发展成为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使人们之间总是保持适当的陌生度，由此有利于人们之间划清各自的界限。礼仪是最形式化的外部动作，也是人们交往时不必思考就可以做出的最简捷的动作，它不带有个人的情感因素，本质上就有维持彼此距离，阻止他人侵犯，克制自己越界的作用。礼仪在社会交往中越是盛行，越是规范，这无疑暗示了这个社会越崇尚井然有序的等级制度，越表明了这个社会中的人们的活在自我空间、自我世界里的强烈意愿。
“忍所不能忍，是为真忍”
德川家康。
标题是一句日本名言。日本人在世界上以忍耐出名，我们经常会在影视、漫画等作品中看到表现东瀛忍者的故事。
日本第一忍者
曾有人问德川家康：“杜鹃不啼，而要听鹃啼，有什么办法？”德川家康回答说：“等待鹃啼。”
德川家康的回答体现了他超常的忍耐力。
在日本战国史上，因为坚韧隐忍，德川家康被誉为“日本第一忍者”。德川家康是日本战国时期著名的大名，1542年出生于冈崎，1615年统一日本，开创了日本江户幕府时代，1616年病逝。德川家康是日本战国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他武谋兼备，智勇双全。机敏清醒的头脑让他最终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大业，强壮健康的身体让他比自己的敌人活得久，并且笑到了最后。在日本战国史上，因为武艺高强，德川家康被誉为“海道第一神弓手”。
日本武士。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讲究一个“忍”字。当然他们解释这个忍字的时候不仅仅是忍耐的意思。在武士道精神中，真正核心的就是坚持、忍耐与不妥协。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勇”要求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仁”武士不至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而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诚”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明确的自觉，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忠义”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于各种境遇中的人们关系的纽带，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而要真正做到以上各点，都必然先做到忍。
德川家康的隐忍，是无限度的隐忍，忍常人所不能忍。德川家康自幼生活坎坷，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在很小的年纪就成为俘虏，常年的囚禁生活养成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狡猾又不露声色的性格。成年之后，他的隐忍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了取得当时最有实力的盟友织田信长的信任，他不惜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为了结欢权势，他不惜自己大名世子的尊贵之躯，下拜市井浪子出身的丰臣秀吉。最终，织田信长统一了日本的半壁江山后被叛乱的部下明智光秀杀死，继位的丰臣秀吉在几乎统一全日本后也病死了，此时的德川家康露出了他狰狞的面目，不顾丰臣秀吉对他托妻寄子的信任，背弃誓言，消灭了丰臣秀吉全家和与之有所牵连的无数无辜平民，统一了全日本，开创了持续300多年的江户幕府时代。虽然一年以后，德川家康也病死了，但是毕竟，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
德川家康的遗言便是：“人之一生如同背负重担走远道，绝对不可急躁……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责己而勿责于人。”德川家康传世信条就是：忍耐。其遗言中超常的忍耐精神成为日本二战后全体日本人自强自立的精神支柱，其对日本民族心理和精神气质的改变的影响甚为强烈。
生活中的忍
日本人在排队。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媒体上看到一些日本上下班挤电车（类似中国的地铁）时的拥挤的镜头、图片等。电车内是非常拥挤的，但是无论如何拥挤，日本人都可以旁若无人地在车厢里默默地看书、睡觉。他们默默地忍受着，电车里的寂静得让人窒息。
日本人的居住面积一般也都是很拥挤的，经常是几代人住在一起。在东京这个大都市，多数家庭住宅为50至80平方米。在日本，不论其住房大小远近，住房价格平均为工薪族年薪的5倍。住宅虽然较小，但设计思想丰富，空间得到最大利用。日本人的一生，仿佛都在极度忍耐中度过。惟有在那狭小的居酒屋里，他们才能获得一瞬喘息与解放。
不仅在居住条件方面，日本人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力，在饮食上，日本人的克制也同样让人佩服。历史上，日本下级武士的食物常常仅是一碗米饭加一粒酸梅。一个叫小林爱雄的日本人，曾访问过中国南京。1908年除夕，他受到南京当地政府的招待，后来他在《中国印象记》中说，他永远难忘那席盛宴。的确，今天日本人的餐桌，菜肴美酒来自全球，既有挪威的金枪鱼、中国的鳗鱼，也有法国的葡萄酒，澳大利亚的牛排。但是，这种丰盛的景象是上世纪80年代后才呈现的。不过至今，日本人的饮食仍然素朴，少见中国宴会餐桌上的那种奢华。日本人喝酒就是喝酒，那些下酒菜，仅是点缀。要想吃饱，你得在回家路上自己吃碗拉面，或到家之后吃妻子留下的剩饭。
在日本民族的传统里，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字“忍”。通常我们把这个字理解为“残忍”，而实际上，这个词的含义里面还包含着“忍耐”、“忍辱”的含义。日本人的“忍”大多体现在对自己情绪的控制上。在日本人看来，一个人的忍耐程度越高说明这个人越值得尊敬，因为一个人发泄情绪是很容易做到的，而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却是非常难的。因此，日本男子很少在公共场合流露个人的情感，因为那会让别人认为这个人不成熟、软弱、不具备男人的气概。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忍”有些自认“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味道。
日本人的这种克制，也是向长者和尊者证明自己能够保持男人尊严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受到长者和尊者“惩罚”的时候。而“惩罚”的手段，往往是呵斥和打耳光。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在这个过程中，出手的人更多的是对挨打人的警戒，而挨打人的态度说明他接受这种警戒，同时表明自己是敢于承担责任的男子汉。可能日本人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种激励下属更具斗志的手段，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惩罚。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更近似于让犯错者体会“知耻而后勇”的内涵。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很难看到日本人对下属实行鞭打之类的体罚或其他形式的处罚，日本人真正的惩罚往往是来自于自身的“耻辱感”。
日本人能忍的性格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所以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忍”。日本幼儿园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每逢冬天，小朋友都要赤身裸体在风雪中摸爬滚打一定的时间，天寒地冻，不少小朋友嘴唇冻得发紫，浑身发抖，但没人会把他们抱走。日本的小学生在进入学校后，便要接受超负荷的体质训练，老师让他们在烈日下暴晒，在凛冽的寒风中长跑，时常有被折腾得倒下的学生，即使倒下但也必须爬起来继续向前跑。日本为培养青少年具有当代社会所特别需要的独立生存能力和抗挫折能力，采取了许多方法：如让孩子独自到无人岛上去生活，到野外去探索自然的奥秘，让孩子适应山村留学生活等。日本的小学生从小就要自己洗衣、自己做饭、自己整理自己的房间……日本的大学生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要接受饥饿训练。日本人认为强行戒食是磨练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方法。像拥抱寒冷和放弃睡眠一样，绝食也是考验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机会。武士们在绝食时都会“口含牙签”。如果能经受住绝食的考验，人们不仅体力上不会因卡路里、维生素的消耗而下降，反而精神上会因胜利的喜悦而兴致勃勃。日本武士必须忍耐饥饿，他们奉命即使饿到要死，也要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并用牙签剔牙。
当我们看到日本幼儿园老师告诉站在美食边上的孩子“要忍耐几分钟后再吃”，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甚至觉得那是“残忍”的。但是，正是这种压抑教育，在礼仪的氛围中，经过长期的修练，才养成了日本人无与伦比的忍性和超出寻常的冷静。相信看过电影《人证》的人都会对电影里的那位母亲的忍耐力感到吃惊！电影里道貌岸然、风度娴淑的母亲不动声色、干净利索地杀死了从异国远道而来寻找自己的混血儿子后，还能够平静地出席庆祝晚宴。
在忍耐中崛起及代价
德川家康。
二战中，日本遭到重创。但是，战后日本在经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能够迅速地一跃成为经济大国，这其中他们的忍耐的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日本人是一个极富忍耐力的民族，你想想刚刚让人家扔了两颗原子弹却能够让人家在自己的国土上驻军，还给人家加工汽车零件，一点点地完成了国家复兴的使命，难道日本人心中不觉得委屈吗？但是日本人忍了。这是一种近乎恐怖的“忍耐”力。二战后，日本人对美国人非常注意恭敬卑屈，这个能忍人所不能忍的民族，复兴是必然的。
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尊严扫地，民族情绪低落。山岗重八等一干作家为了找回民族自信心，唤起民族精神，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终于，他们从德川家康的身上发掘出了日本人最拿手、最基础、最有发扬余地和实际用途的精神——“忍耐”。于是，整个日本民族在忍耐中重建，直到今天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强国。
在崛起的过程中，日本承受的国际压力也不算小。但日本总能将“外压”作为改变自己的动力。本来，日本并非如外界想像的那样，喜欢接受外来的东西。因为，国家内部存在根深蒂固的文化保守主义，不会轻易改变自己。但是，这个民族总是巧妙利用“外压”，实现了社会结构的大幅变革。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以及战败和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都以高效的组织实现了社会深刻而巨大的变革。
日本人善于利用外部压力与刺激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各国宣布停止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提供原油，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从1972年的每桶2.6美元一直飙升至1974年的11.5美元。1973年11月16日，日本内阁做出《石油紧急对策纲要》决议，要求全国降低石油电力消费的10%。该决议要求高速公路高速行驶“自肃”、加油站公休日“自肃”，此外还要求关闭霓虹灯、缩短红灯区营业时间等。日本人都会认真执行。至今，日本电视还常播放那个时期的纪录片，日本的官员与工薪族都气喘吁吁爬楼梯，而霓虹灯与政府大楼的照明逐渐晦暗乃至消失。当时日本政府测算，只要贯彻这些规定，日本可以节约25%的石油消费。对此，一个美国人感叹说：“日本的集团效率令人惊叹，不过这太可怕了。政府一声令下，全国竟能一天之内节约25%的石油！”
为了应付石油危机带来的原材料、人工成本上升，当时日本社会推行“减量经营”法，企业大量裁员、员工无薪加班，而工会组织竟与企业当局“共赴国难”，日本出现“官民一致、劳资协调”的状况。这是国民的巨大忍耐。石油危机促使全日本向能源节约型社会转变。此后，日本钢铁业普及了连续铸钢法，大量节省了能源。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川崎制铁一家工厂能源的20%来自重油，而1978年降至13%，1983年更降至2%。
外国人最为惊奇的是，日本社会有惊人的“消化”压力的能力。为消化美国对日输出的面粉，不得已日本人常在盒饭中放几根面条。我们知道，二战之前，日本基本是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二战后，美国曾一度给日本提供小麦作为援助。此后，为了推销美国小麦，美国向日本施压。为了化解美国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采取了两个方法。一方面，为中小学“给食”提供面包、面条等，这为美国小麦培养了预备军。另一方面，派出大批饮食专家，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面食烹饪方法。
经济的辉煌与政治的忍耐成正比。战后60余年，美国驻军从未离开过日本。很多日本人说：“日本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因此，国家的外交政策空间极为有限。在这种外部环境下，日本政府与国民表现了巨大的忍耐。我们看到，两次海湾战争以及阿富汗反恐，日本或者出钱或者出人。大批美国驻军，不论吃喝住行，都要日本供给。这些年，日本人总在悄悄抱怨：“日本简直是美国的提款机”。但是，抱怨归抱怨，“忍从”的精神维护了那些年来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
代价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1925——1970）模仿《塞巴斯蒂安殉教图》。1970年，他试图鼓动兵变，计划失败后他和“盾会”成员，他的学生森田必胜一起切腹自杀，并由另一位成员进行“介错”，斩下了头颅。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日本人的超常忍耐使得日本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常常导致他们无法承受内心的压抑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日本人比较容易自杀。
自然就表明自己无法再忍耐了。
特别是近年来因为工作压力大、经济条件很难得到改善或失业，许多日本中年男人选择了轻生。从2003年开始，日本每年都有3万多人自杀。这背后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对员工和国民的背叛。自杀已经成了日本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也在积极出台相应的对策，希望可以在未来10年把每年自杀的人数控制在八千左右。
忍耐，意味着能量的积蓄，积蓄达到一定程度，自然要求释放；然而，由于日本社会强大的节控机制（以和为贵的集团主义和高度发达的礼仪文化），这种要求一再受到压抑，惟其如此，一旦发作起来，就格外的厉害。日本社会很多不寻常的事件，如剖腹、情死、讨仇之类，日本军队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匪夷所思的残忍行为——如南京大屠杀，都可以从这种压抑机制中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