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为了不再受列强欺凌，成为列强一样的狼性国家，他们放下仇恨，诚心学习列强。日本是一个非常谦虚好学的民族，他们虚怀若谷，就像竹子一样“中空”。一旦他们发现和外部世界的差距，危机感便油然而生，于是他们心胸开阔、诚心诚意地向外界学习，而不是像中国人和伊斯兰世界一样带着抵触情绪学习外部世界。日本历史上的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就是两个重要的明证，这两次大规模的学习，使日本迅速缩短了与外部世界的差距，日本因此而日益强大，最终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日本人非常熟悉中国，而中国人对日本的熟悉可能要差一些，对于自己的这个跑在自己前面的邻居，我们应该认真思考：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样都在学习先进的西方世界，为什么中国人——日本过去的老师反而输给了自己这个昔日的学生——日本人？到底是什么精神和国民性格方面的原因使日本人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求知识于世界”
明治时代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
日本人崇拜谁，马上就会学习谁。
日本人的独特就在于，热诚地向强者学习，善于学习强者，却丝毫不影响日本人强烈的自尊，学习只表明他们好强、不甘人下。日本人一丝不苟地向强者学习，正是为了有朝一日超越“老师”，把“老师”甩在身后，或者干脆把“老师”吞掉。
日本人勤奋工作，更勤于学习。
日本是一个闭塞的小岛，只靠本国人的智慧，是不可能创造出现在的繁华的。
日本人是目前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的文字、建筑、生活习惯……都深刻体现出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学习外国时像能像日本人那样热情，那样认真，那样到位。
日本人对日本文明以外的东西方文明兼收并融，勤奋学习、借鉴，并融合了自己民族的风格和规范，才没有被世界孤立，才没有落后于世界。
日本人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跟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嫁接文化”。
日本人在古代实际上是一个混血民族，他把自己的传统跟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揉合在一起，形成“嫁接文化”。植物嫁接后会很有生命力，活得很茂盛。
在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的确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技术、资金、信息、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这正是全球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参与的结果。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未必意味着全球文化的单一西方化，而只可能是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汇、融合。人类文化的互相学习是必然的现象，而且几千年来从未中断。不同文化体系间的文化交流，并不导致它们趋于同一。综观人类文明史，文化交流并不能使一种文化被其他文化彻底同化，除非大规模毁灭。一般情况是：一种文化吸取另一种文化的成分后，派生出许多新的文化品质、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形式，人们常常把这种文化称为“边缘文化”、“嫁接文化”、“杂交文化”或“共生文化”。事实上，不同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撞击和互相结合的可能性越大，就越有可能形成众多的边缘文化、嫁接文化、共生文化。
日本人是混血民族，文化是“嫁接文化”，但日本人自己却认为他们是“万世一系”。但从现在的DNA分析来看，约有30%的日本人是从中国去的，30%是从朝鲜半岛去的，另外还有一些南太平洋岛国一带的血统，可见他们是由不同民族交汇形成的民族，并因此而形成了强势文化。当然，移民国家美国也是如此。
朝鲜民族和日本民族有相像之处，又不完全一样。朝鲜半岛基本处于大国走廊的位置，经常处于大国间的压力之下，因此朝鲜民族的自尊心很强；日本虽然也处于文化走廊，但基本上是一个文化交汇点，日本是自愿要求吸收外来文化，但又有很多变态的成分。
历史上文化的传播往往是伴随着武力扩张的。日本一方面自愿吸收强势的外来文化，但另一方面日本又想保持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于是总想征服其他民族。
富士山。
日本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具有开放性、扩张性和侵略性，总是要拿别人的东西来充实自己。
日本学习强国的简史
从日本强国历史的脉络中，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于强者的向往和追求。
在日本民族的发展史上，有两个显要人物非常值得尊敬：一个是圣德太子，他奠定了日本的第一期文化，接受了来自中国的佛教和哲学；一个是明治大帝，他创了日本的第二期文化，接受了来自欧洲的科学文明。
明治政府推行“文化开化”政策，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图为日本的新式学校。
隋唐及宋明，中国强大，圣德太子及以后的日本人不断向中国派遣使者，虔诚地吸收中国隋唐文化，全方位学习中国文化。
日本曾一次次派遣使节、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学习治国之道。早在隋朝时日本就开始派遣隋使，但是次数和人员不多。到了唐朝，日本来华使节和留学生急剧增加，其数量和频繁程度可谓空前绝后，达到历史顶峰。
唐朝时，古代日本虔诚地吸收中国的大唐文化，然后转化为本民族的和风文化。他们连续不断地派出众多遣唐使，把庞大的中国文明用他们那简陋的小船，分块装运，穿越海上的风涛，一点一点地，几乎完整无缺地运抵他们的小岛，然后再按图组装：政治制度、宫廷制度、租庸调制、建筑、宗教、文学、艺术……他们用借来的文化外壳漂亮地装饰起自己。一夜之间，就在遍布荆棘的大和平原上建起了一座完全中国样式的首都，一个大唐遗风就在日本列岛出现了。
明治维新前的19世纪中叶，一向奉行“锁国政策”的日本，遭到美、英、法、俄等国的侵略，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近代以后西方人的洋枪大炮，打醒了日本人，日本人看到自己曾经仰慕的中国老师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于是，开始变革维新，完成“脱亚入欧”。当日本被西方列强打败，日本人不是仇恨，而是一门儿心思要学习西方强国。
生存危机感，是日本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的内在动力，也是日本狼性形成的根本原因。
幕末的京都街头。
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了带有临时约法性质的《五条誓文》，其中之一即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虽然现在的日本已经变成了君主立宪的国家，但是这项约法却被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成了日本立国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
明治政府对外学习列强，最终是要完成自强，不受列强欺凌，最终为日本对外施以狼性奠定了基础。贪婪的吸收欲，是保证日本在短短的30年里走完西方二三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的根本。1868年明治政府一成立，就向全体国民发布了《五条誓约》，庄严宣布要“求知识于世界”，表明了日本向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学习的决心和信念。而“求知识于世界”就是为“开拓万里波涛”（对外侵略扩张）奠定基础。
明治政府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岩仓使节团出国考察，“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荣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
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实就是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不同寻常，对外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在国家制度方面，他们重点学习专制的德国。日本的政治家明白，只有这样，才更符合日本本国华族阶级（即贵族阶级）的需要。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励精图治，积极吸收欧洲文化，使日本成为惟一在东方发展了近代资本主义强国。正是明治维新后向欧洲和美国的全方位学习，使日本人变成了狼。明治维新使日本具备了发动侵略战争的资本。
日本人不但学习强者，也学习被打败的对手。据《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的介绍，甲午中日战争后，到被打败的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虽然不多，可是他们在中国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较早地涉足刚刚发现不久的敦煌文献，内阁大库书以及中国人多年来并不知如何运用的满文老档的研究；武内义雄，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南部中国的名胜古迹和古碑墓刻；至于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以及书商田中庆太郎，对中国历代典籍的调查不弱于同时代的中国学者，他们精通中国目录版本学，熟悉日本国内中国学的收藏，编著有多种不同形式、满足不同需求的中国学目录。长泽规矩也在苏州的一家书店里，一眼就看到在日本极为罕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这些日本学人对中国的研究可谓面面俱到，勤勉辛苦。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开始全盘学习打败日本的美国文化。从科学技术到经济制度、文学艺术思想观念等一概接受，在这个过程中，贯穿了日本人强烈的务实精神。通过吸收、融合、创新，形成独特的日本文化。二战后向美国的学习，使日本能够发展在国际产业链中的高端位置。无论是二战前的侵略，和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霸权，日本一直在国际社会处于优越地位。日本自1968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后，直到2010年，这一地位一直未被动摇。
无论是大化改新，还是明治维新、二战后民主主义的改造，日本历史上的几次政治和经济改革都非常成功，使整个国家和人民脱胎换骨，完成了跳跃式的快速发展，成了世界改革历史上的典范之作。这都在于日本人能主动学习吸收其他国家先进文化，来发展自己。
日本人善于学习，鼓励学习，勤于学习。勤奋地汲取着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营养，举一反三，青出于蓝，站在巨人的肩头，默默耕耘，创造出了品质更新、更好、更完美的物质财富，最终成了拥有先进文明和众多科技成果的国度。
众所周知，世界上美、日、德三国在汽车工业领域竞争极为激烈，而日本汽车公司后来居上。这使老牌汽车王国德国尤为震惊。人们是不会忘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日本人是怎样向自己学习汽车技术的。几十年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质保经理鲍姆哈德公开向新闻媒介发表向日本学习的宣言。他认为日本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每日每时都十分兢兢业业，他们在生产效率和质量结合上领先于我们。”曾经辛苦学习的学生，满师出徒，创造出不同凡响的业绩，不能不承认日本人勤于学习的实干精神。
我们应该反思：如果曾经被日本侵略的受害国，也能像日本那样谦虚好学，日本在国际产业链中的高端位置何以成就呢？
激烈的辩论
身着欧服的森有礼。
要回答以上问题，笔者觉得从132年前中日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辩论谈起最合适不过。
话说1875年底34，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前往保定直隶总督官邸，拜会了清政府洋务派的代表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要就朝鲜局势进行了会谈。席间谈到明治维新时，两人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这场辩论，将当时中日两国人民性格和文化上的差异充分暴露了出来。
当时正值日中两国都在学习西方的初期。日本人在搞明治维新，中国人在搞洋务运动。作为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忍不住向这个邻邦的外交官森有礼问起他对中西学问的看法。于是，两人之间由对话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森有礼：西学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系旧样，已用了。
李鸿章：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有礼：五分尚没有。
李鸿章：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永宁（日本使馆代办）：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尽学会。
接下来，两人又谈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李鸿章：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有礼：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式为新式，对我国稗益不少。
李鸿章：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有礼：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存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贵国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制造方便，用贵国的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有礼：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服装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大适合我国人民，其他还有许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来看，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早取新。现在所费，将来可能得到无限报偿。
李鸿章：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而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毫无羞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鸿章：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有礼：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明确其好坏，正如四百年前35也没有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
李鸿章：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是用欧俗。
森有礼：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是贵国当时强迫作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
可以看出，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对日本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总体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所以，他才会说：“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
但接下来，中日两国人之间在学习态度上的差异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当时的日本人比当时的中国人更冷静、更理智、更谦虚。
森有礼认为：“西学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系旧样，已用了。”
即使对于已经落后的中国这个过去的老师，日本人仍然认为中国学问还有三分可取，这决不是表面的谦虚，其内心的冷静、理智、真诚、谦虚的心态不难体察。
当李鸿章问道：“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有礼回答：“五分尚没有。”
当李鸿章继续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日本使馆代办郑永宁接着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尽学会。”
可见，在具体的学习方面，日本人仍然比中国人更理智。
惟有真正的理智，才能真正做到谦虚。
对于欧服，李鸿章觉得这不过是小小的欧俗，算不上什么长处，不值得也根本不应该学习，所以他才会说“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
1896年访问德国的李鸿章。
李鸿章很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先进思想。他比普通的读书人眼界更宽，视野更广，也更开放，不然他不会成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即使是李鸿章赞同的变革，也遭到多数国人的不理解。然而，这样一个代表中国人先进思想的开放式人物，却根本不赞同采用更便利的欧服。如果说在见森有礼之前，他对采用欧服的重大意义缺乏深刻认识的话，那么，在经过森有礼的一番明明白白的解释之后，他应该对欧服的长处和采用欧服的重大意义了然于胸了。
可是，当一个人对某种做法出现抵触情绪后，即使是再正确、再先进的观点也往往一点儿也听不进去。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李鸿章坚持反对采用欧服呢？
笔者总结了以下，李鸿章有三条反对采用欧服的原因：
第一，“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第二，“我国的服装制造方便”。
第三，“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第四，“阁下对贵国舍旧服而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对于前两条只是表面的原因，李鸿章的第三条原因才是他反对采用欧服的真正原因。
他不赞同日本人采用欧服，但他无可奈何。他既然反对日本人采用欧服，自然更反对中国人采用欧服。
即使对于“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这些“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对于明眼人都能明白的西方先进的文明尚且“不得不采之”，这不正暴露了中国人内心以学西方为耻的真实心态么？天朝大国的老思想从根本上仍然没有动摇。
李鸿章认为采用欧服是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这是一桩羞耻的事情。其实，这条他最后说出的原因正是中国的变革、学习一次次中断，反反复复的真正原因，正是中国人只得西方先进精神的皮毛，而未学得西方精神的精髓的真正原因。
其实，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有羞耻心，美国的鲁思·本尼迪克特写了一本著名的关于日本人性格与文化的书：《菊与刀》，他认为日本人是非常有羞耻心的民族。不过，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羞耻的标准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在学习先进文明上，日本人丝毫都不感到羞耻。真正做到了日中两国人民共同尊奉的大圣人孔子所提倡的“不耻下问”。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日本人这么心胸开阔地采用了欧服了呢？
从森有礼的话中，我们可以找到日本人采用欧服的四条理由：
第一，“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服装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大适合我国人民，其他还有许多事不能适应。”
第二，“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来看，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早取新。现在所费，将来可能得到无限报偿。”
第三，“毫无羞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第四，“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明确其好坏。”
从森有礼的第一条理由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学习外部世界，决不是全盘吸收，照搬照用，而是根据是否适合来做决定。对于过去不适合现在的东西，坚决予以变革。
第二，森有礼能从小小的欧服上，看到其中巨大的现实意义，利于勤劳之人，利人使人勤劳，“勤劳是富裕之基”，表现出了当时日本人的远见卓识。他的预言“现在所费，将来可能得到无限报偿。”已经被现实证明。
第三，日本人并不把学习外国的长处看作羞耻的事情，相反，“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与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差距是多么地大啊？
第四，“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明确其好坏。”说明了日本人敢于放下包袱，学习先进的勇气和自信。
中日两国这132年的历史证明，森有礼所代表的当时的日本人比李鸿章所代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要更理智、更有危机感，更谦虚，更务实，更有远见。
其实，李鸿章不愿意日本人舍弃受中国人影响的和服，而采用欧服，还有一条他不好说出口的原因，那就是他不想中国失去对日本的影响力。然而，“老师”在知识见解和精神方面已经落后于“学生”，还想让“学生”继续学习自己，按照自己的影响生活，这在现实中恐怕也是不大可能的吧！后来，“学生”不但不再尊重自己的“老师”，反而将自己的“老师”打倒在地，这难道不值得曾经被日本人尊为老师的中国人反思么？
这场唇枪舌剑的辩论已经过去了132年，反观这场辩论，现在别说是先进的中国人，即使是最普通、最保守的中国人也能够看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骨子里的保守，当时落后于世界的日本人骨子里的开放、坦诚与长远眼光。
在日本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地向外部世界学习的历史，那么，日本人究竟是如何学习外民族的长处的呢？
学习中国——“中国人的骄傲”
日本人学习中式服饰，只是日本人善于学习中国古代先进文明的一个侧面的缩影。日本学习中国古代的先进文化，远远不止于服饰，甚至可以说渗透到了日本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学习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日本的“大化改新”就是日本大规模向中国学习的一个例证。一提起“大化改新”，日本一千多年来向中国学习的历史，中国人往往禁不住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因为，被别人尊为老师总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第一次大规模向外界学习
从公元4世纪初开始，日本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统一的大和政权。大和政权的建立，既是日本历史发展的新起点，又是日本人正式走向国际社会的开端。此前，从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中国先进的封建文化对尚处在奴隶社会的日本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那是先进的大陆文化第一次对落后的日本土著文化的冲击！耻于落后的日本民族很快地意识到，不搞内政建设，不融入国际社会，自己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因此，处在奴隶社会的古大和国为了摆脱落后的地位，采取了以下措施：
学习中国的儒家文化
“国初三儒”之一：王仁。
日本的大和王国学习中国的儒家文化，一开始是从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百济曾先后派遣阿直歧、王仁、段扬尔、汉高安茂、王柳贵等精通中国典籍的学者到大和国传授学问。辰孙王，阿直岐，王仁等三人，被日本封为“国初三儒”；关于“国初三儒”的引进，日本的国史《日本书纪》作了如下记载：
应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歧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印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歧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子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歧史之祖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之始祖也。
儒学备受大和朝廷的重视，因为这非常有利于王朝的统治。历代大和国王都从儒学中吸取有益于治国的思想，确立了大和王朝治国的政治理念。
当时的仁德、雄略、继体三位名君学习儒学之后，言论之中常有“君以百姓为本”、“令普天之下永保安宁”所宝维贤，为善最乐”，等等。
5世纪日本周边形势图。
招揽国际人才
大化改新前，日本人得到国际人才的渠道主要有四个：
一、自动来日本岛居住的外来移民。在日本文书中常被提到的汉族“归化人”的代表，有弓月君（秦氏）、东汉直（刘氏）、西文首（王氏）等人。他们大都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汉族“归化人”，这些人常常自称为秦始皇或汉高祖的后裔。例如，弓月君及其所率领的秦人，自称为秦始皇的后裔；阿知使主及其儿子都加使主率领的汉人，自称为汉灵帝的后裔；身狭村主青又自称为吴孙权的后裔；再晚些如司马达止等则自称为南朝司马氏的后裔等等。
弓月君后人秦酒公。
在这些移民中，比较重要的一支是弓月君秦氏集团。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应神纪所载，大约在四世纪初弓月君率其部民120县归化日本。这是后来被称作秦氏一族的来源。到雄略纪时（即倭王武时代，大约在5世纪后半叶），收集秦氏遗族，共得92部18600人，赐其首领名为酒公。秦氏一族在长期的养蚕制丝业、农田水利和土木工程的生产活动中，逐渐蓄积财富，变为具有实力的地方豪族，成为倭王的得力官吏，形成地域集团的首领，并加入倭王高级统治集团，由倭王赐姓为直，成为日本古代重要的氏姓巨族之一。
总之，这些移民集团对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
二、派使者到中国和朝鲜招聘。据《日本书纪》记载，大加国朝廷的专使曾到中国江南的吴国和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高句丽招聘裁缝女工、良医、制皮革工匠等。
三、邻国赠送的人才。中国南朝的宋曾向日本赠纺织工和裁缝女工，她们名叫汉织、吴织、兄媛、弟媛。百济国曾向日本赠送五经博士。日本著名学者家永三郎在《新日本史》中，就直接讲到：“大陆先进文化，以农业和土木建筑见长，故而凡是掌握各种手工业技术的人们一旦渡来，即于欢迎。”与此同时，大和朝廷让这些渡来的技术专长者们居住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故使之形成了锻冶部、陶作部、锦织部等专业性集团组织。
四、从朝鲜半岛南部俘获技术工匠。
学习中国的先进技术
除了引进儒家学说和国际人才，大和王朝还非常重视引进中国大陆的先进生产技术。
大和王朝一方面重视农业，广泛兴修水利；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手工业。反映手工业水平的遗物，在考古发掘中不断有所发现。发掘的绢织品已与中国水平接近。发掘的进攻型兵器有刀剑、枪矛、弓矢等。防御武器有铁制短甲、铁胄和挂甲。铁制兵器技术，明显与中国有溯源关系，很可能是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
通过学习大陆先进的生产技术，日本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实力大大增强。
然而，随着中国的更加富强和朝鲜半岛上新罗的迅速崛起，日本历史上的第一轮侵略扩张活动也就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了。接着，由于傲慢、骄横，第二轮侵略扩张失败。继朝鲜战场失败之后，日本在国内进行了力度很强的战略调整，其间的一件大事就是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
提起日本的大化改新，不少国人往往得意洋洋。“小日本过去是咱的学生嘛”，“日本到处可见中国的隋唐古风”。但一想起后来的甲午海战和“二战”，国人往往收敛了笑容，而是突然变得满面怒容，“这个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小日本！”那么，对于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还是有必要提起，是让国人看清楚日本人在过去是如何坦诚向我们学习的。那么，大化改新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大化改新都向中国学习了些什么？对日本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卑弥呼即神功皇后（在仲哀天皇死后摄政者）。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朝贡魏阙，封为亲魏倭王。
客观的差距
自秦朝到隋唐，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日趋完善，到唐朝时达到了高峰。而在同时期的日本，天皇还缺乏绝对的权威，原始社会的氏族势力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天皇形同于氏族联盟的首领，重大问题要召集氏族首长会议来议决。历史上的日本统治阶级曾多次接受中国的册封，以抬高自己在国内和国际的地位，巩固自己的统治。
公元1世纪开始，到公元5世纪，日本开始从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先是建立了以邪马台国为代表的众多部落联盟，后来，大和国统一了日本。这期间，日本多次向中国纳贡称臣。据《汉书》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据《后汉书》记载：“中元二年正月，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据《三国志》记载：“倭国女王俾弥呼遣使奉献”。进人公元四世纪以后，大和朝廷仍然与汉王朝保持密切的往来关系。此前虽在晋朝有过一百多年的关系中断的历史，但在倭五王42统治时期，从公元413年至公元502年之间，大和朝廷先后向中国的东晋、宋、梁等朝派遣使者前往朝贡有13次之多。这些使者不仅学习了大陆的先进文化，而且接受了中国历朝的册封和授印，从而逐步提出了在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南部实行“倭本位”册封体制的要求。这样一来，日本在与中国通好受封的背后，其向朝鲜半岛拓展的政治和军事意图就日渐明显了。
小野妹子。
当时的日本人发现日中之间不但在政治制度方面差距很大，不得不臣服于中国，而且在文化上的差距也相当大，因为当时的日本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文字。
意外发现差距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国家体制初步建立，民族独立意识也随之增强。7世纪初，日本恢复了中断了一个多世纪的中日外交关系，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其国书云“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自称“日出处天子”，称中国为“日没处天子”，想要争取和中国的平等地位的心态不言自明，日本国的称谓也由此而来。
大和国的遣隋使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与中国同等的政治地位，不料却又一次发现了日中之间的巨大差距。
据《隋书》记载，裴文清到达日本后，“其王与清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于海隅，不闻礼义……“冀闻大国惟新之化。”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中说：“日本有识之士，由于遣隋使而一度接触到优秀的中国文化，并多少吸收了一些以后，决不会就此满足，必然益加赞叹向往，热狂地试图汲取、模仿。”
大规模地学习中国——遣隋使与遣唐使
中国隋朝的统一和强大，使日本民族再次感受到了自己落后这一严酷的现实。盛唐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繁荣，使日本更加产生了危机感和学习中国的紧迫感。
正因为认识到了与中国的巨大差距，在追求平等的基础上，日本掀起了大规模向中国学习的热潮。在派出遣隋使的基础上，又先后派出了12批遣唐使。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中说“遣唐使表面上始终是敦睦邻谊，但实际上输入唐朝的文化产品却是主要目的之一。”
当时遣唐使到中国的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日本驶向朝鲜半岛，然后沿海岸线航行；另一条直接横渡东中国海。无论哪条航线，都是相当危险的。当时人们的气象知识还很贫乏，船“非常脆弱，船身前后拉力小，一旦触礁，或因为巨浪而颠簸，便马上会从中间断开”，遇难的事时有发生。
中日两国素有一衣带水之说，以现代眼光来看不过四五百海里的距离，一两天的路程，算不得遥远，更谈不上艰险。但是当时的日本虽为海洋国家，造船航海技术却非常简陋。船舶防漏性能很差，不能劈波斩浪，一遇大风大浪很容易解体或倾覆。不仅如此，由于不了解海洋潮流和信风逆流，导致迷航、翻船，而且长期的海上漂泊，还要忍受严酷的生存条件，许多人由于饮食失调、酷热冷雨而患上疾病不治身亡。所以，每一次出使唐朝都是生死难料，一入大海，就像走向战场，要与惊涛骇浪搏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18次使唐中，有6次遣唐使全军覆没，葬身于大海，有2次遭遇船难，只有部分人侥幸归国。但即使是这样，日本人并没有放弃他们学习汉族文化、礼仪等的激情，遣唐使的经历如一首万行史诗，反映了日本人强烈的求知欲和不畏艰难的冒险精神及永不服输的精神。
此外，“遣唐使一行一面以日常不习惯的干粮、生水勉强充饥，一方面经受风吹雨打，波浪颠簸，在海上连续航行数十日甚至数月，一定非常艰苦。而且往程大都是在六七月最炎热的时候，中途病死的当不在少数。”冒这样大的风险，置生命于不顾，也要到唐朝学习，其学习精神值得当今的中国人学习。
大量的遣唐使先后带回了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盛唐文化，从本质上改变了日本的政治和文化结构，日本律令制国家的政治体制在此基础上开始建立起来。
《十七条宪法》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和最古老的政治法典。
大化改新
从推古女皇时代的圣德太子起，日本在吸收中国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对日本原有的土著文化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模仿唐朝的政治体制，日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古代天皇制国家。当时的《十七条宪法》和《官位十二阶》就是向中国学习的产物。
同时，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日本创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包括日本的文字。
可以说，大化改新大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到公元9世纪，日本的学习已经取得成效。
足利义满。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自此，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由于唐朝逐渐衰落，失去了对日本的吸引力。唐灭亡前的公元894年，日本终止了遣唐使的派遣。
继续向中国学习
隋唐以后，日本人并没有完全改变对自身落后地位的认识。相反，他们向中国学习。在大规模的国家组织的学习之后，中日民间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不断得到发展。中国宋王朝的佛学、儒学、医学、药学和工艺都对日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3世纪以后，在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等几个阶段，日中两国之间的交往时断时续。在幕府时期，日本人自我认识的主要参照对象仍然是中国，仍然继续在向中国学习。
幕府时期的日本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商品生产不发达，长期不能铸造货币，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代的铜钱。所以，日中两国的贸易关系一直没有中断。为了保证能够进行日中贸易，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将军甚至一度甘愿向明朝称臣。
林罗山（1583～1657），
江户时期的幕府儒官
在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时期，到中国的日本僧人源源不断，通过佛教汲取中国文化。当时的僧人承袭前代遗风，崇拜中国，向往中国文化。
到了江户幕府时期，将军德川家康重用儒家学者，任用日本朱子学的创始人林罗山为侍讲，顾问幕政。朱子学成为了官学，而且广泛在民间传播。幕府推崇儒学，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尚没有成熟的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理论。而朱子儒学正好能够满足日本统治者的这一需要。当时尊崇儒学之风兴盛。林罗山称赞朱熹说：“朱子家风慕二程，千年道统有谁争。”经过江户时代的普及，至今儒学还是日本人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
兰学的兴起
1543年9月23日，一艘小船因遇到暴风袭击漂流到了日本萨南的种子岛，船上有三名蓝眼睛高鼻子的葡萄牙人，穿着奇装，犹如天外来客，在当地居民中引起骚动。同船的中国人通过笔谈告诉日本人，此乃“西南蛮种之贾胡”，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而更吸引人的，是其中两位随身佩带的武器，就是“铁炮”，试之果然威力不凡。看见这样的东西，该岛领主时尧立即不借重金求购，同时下令手下的工匠金兵卫尽快地学习制作。据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金兵卫甚至向船长献出了自己的女儿。这是日本人虚心向欧洲学习的最早佐证。
16世纪时，为了奖励生产，日本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年10月21日～1751年6月20日）开始改变锁国政策，放宽“禁书令”，准许输入与自然科学有关的“洋学”。这时日本的“洋学”就是在长崎接触到的来自欧洲的荷兰人传来的学问，通称为‘兰学”。“兰学”包括天文、医学、木草学、兵学等方面的知识，其中也包括从中国方面传来的西方知识。
到19世纪初，兰学已在江户、大阻、京都和长崎等城市传播开来。日本兰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司马江汉、林子平、本利多明、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等。
江户后期著名的经济学家海保青凌（1755—1817）深受兰学影响，著有《稽古谈》、《万屋谈》、《升小谈》等书。他抨击儒家说：“大凡儒者多为经书所蒙蔽，双目毫无所见，只讲废话……儒者先生讲礼乐虽滔滔不绝，但于今日何用，故一谈政事，则畏缩墙角，默默无言。”
著名的兰学学者司马江汉（1738—1818）和山片蟠桃（1746一1821），都主张无神论，主张唯物主义的观点。司马江汉非常赞赏西方的自然科学，认为西方各国都能“学格物穷理，不为天性空言，虚谈妄说……且万巧精妙，为他州所不及。”他反对身份等级制，提出了人类平等观念。他说：在西方国家“贵者天子侯，卑者农夫商工，然若由天定之，同为人也，非禽兽鱼虫”。他又指出：在日本“天子和我们都是同样的人”，“上至天子、将军，下至农工商、非人、乞丐，皆人也。”
仙台藩的浪人、兰学家林子平主张富国强兵，提出“天地之间，人世之事必有变革，此乃一定之道理也，决不能认为万世永恒如今日”。
通过学习“洋学”，日本人的视野和参照物从中国移向了欧洲。一部分日本人开始深深地意识到日本与欧洲之间的巨大差距！日本最早的西洋画家和洋学者司马江汉感叹说：“吾日本开辟甚近，故人智浅，思虑不深，人工（指技术）不及欧罗巴。”在研究西方的基础上，日本的兰学家们开始跳出中世纪的思想藩篱、避开幕府的思想压制，提出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提倡富国强兵、平等、重商主义等观念，反映了日本国内正在萌动的资本主义的要求，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兰学奠定了后来的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走现代化强国之路的基础。
列强入侵
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将军马修·佩利。
从1764年至1854年的91年间，欧美的殖民主义者到日本进行扩张的活动有52次之多。英、俄、美、法等西方列强纷纷迫使日本开放国禁，开港通商。
在开埠通商的要求连续遭到日本江户幕府政府的拒绝之后，美国决定以武力迫使日本开国。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韦勃斯特草拟了总统致“日本皇帝”要求开国的国书。1852年美国政府委任海军准将佩利为东印度舰队司令，以实现日本开国的重任。
美国舰队侵入日本后，日本幕府官吏大为震惊，连夜召开会议。决议认为，日本幕府没有实力使美国舰队退去，只有暂时屈服于佩利，以图将来。会议决定任命浦贺两奉行户田氏荣、井户弘道为全权代表，在当地领受美国国书。
1852年7月14日，日本方的浦贺奉行户田氏荣、井户弘道在久里滨52紧急建造的接待所内，与美国一方的佩利在严肃的气氛中举行了30分钟交接国书的简短仪式。为了抢在俄国人的前面，佩利于1854年2月13日，再次到日本，并深入江户湾，到小柴海上停泊。他此次率领的舰队由蒸汽舰“波瓦坦”号（旗舰）、“萨斯奎汉那’号、“密西西比’号三只军舰和4只帆船组成，计有炮250门，士兵1690人。
最终，美国人佩利将军的冒着黑烟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大门，慑于美国舰队的淫威，日本立即拜倒在这位佩利将军的脚下。看到了佩利展示的大洋彼岸的火车等现代工业产品，日本人决定答应开埠通商。1854年3月31日，美国人逼迫日本人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即《日美神奈川条约》，从此，日本的国门被打开。佩利在论述神奈川条约时公然说：“在这个条约中，日本把过去从未给予外国人的各种特权，给予了美国公民。“在这个条约中，日本方面所作的允许，远过于最乐观的企望；甚至对于始终支持这次远航日本的人们说来，也是如此。”又说：“我们大致可以预料：这个富庶的国家，在不远的将来即将列为最重要的东方国家之一。与这个国家之间，我们将建立起繁荣有利的贸易；我国的工业制成品，可以换取日本的丰富的物产。”历史上称为“黑船事件”。
黑船，也称为火轮船。
令人疑惑的是，后来的日本人不但不忌恨入侵的佩利将军，反而对他感恩戴德，为他立碑，以纪念其带动日本民族发展的功勋。
而谁都知道，这位佩利将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刚刚强大起来的美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日本人的利益。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开埠通商时间不久，日本的大量黄金白银流失，日本陷入了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机。
看美国捞到了实惠，其他西方国家英、俄、荷兰也都争相同日本签订了开国条约。从此，日本的国门被打开，被迫结束了闭关自守的时代，日本开始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
1858年7月29日，美国迫使日本在神京川海面上的美国“波瓦坦”号军舰上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接着，基于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纷纷于8月至10月间迫使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因为当时日本的年号是“安政”，所以称此为“安政五国条约”。美国以及荷、俄、英、法等国与日本签订的所谓友好通商条约，是不折不如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欧美国家在日本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权，以及协定税率和贸易最惠国待遇等几项最为苛刻。此后，其他欧洲国家相继而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严重损害了日本的独立主权，使日本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机。外国资本开始控制日本的国民经济命脉：开港后，外国商人在横滨等地开展所谓“居留地贸易”，掌握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外国资本还直接控制日本的生产，对日本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外国资本还向各藩主放债。
开国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日本的政治欺压和经济控制日益严重。从1859年6月至同年底，日本约有百万两金币流出海外。
与此同时，两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和列强的入侵并没有惊醒沉睡中的中国，却惊醒了睡在中国身边的学生——日本。日本人眼见自己的老师都被欧洲人打趴下了，于是日益变得惶恐不安起来。
令列强想不到的态度
为了保护日本免遭外国侵略，使日本恢复到10世纪的黄金时代，实行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日本人提出了“尊王攘夷”口号，这宣告了近代日本的到来。
日本人民对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内痛恨和侵略者相勾结的幕府。于是，农民和市民纷纷起义，开展“倒幕”运动，中下层武士、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中的改革势力也投入了“倒幕”斗争。
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召开有倒幕派皇族公卿，大臣和武士出席的御前会议，发动倒幕政变，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恢复天皇亲政，废除幕府，成立新的中央政府，这是日本著名的“明治维新”的开始。明治政府责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交出领地和财产。1月6日夜间，德川庆喜逃往大阪、集中兵力反扑，倒幕内战爆发。1月底，倒幕军在京都附近击败幕府军队，德川逃往江户。2月，天皇组织了讨幕军，由于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积极配合，倒幕军终于打败了比自己数量大3倍的幕府军，德川庆喜被迫投降，倒幕派最终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起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新政府。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国家，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日本不再受列强欺凌，而且要日本也成为狼性十足的强国。
明治政治废藩置县，将全国划为3府72县，消灭了国内的封建割据势力，使大政归还天皇，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为发展资本主义扫除了障碍，自此以后，由明治天皇主政，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在日本历史上称作“明治维新”。
1868年，由于倒幕运动和复辟势力的胜利，日本结束了幕府统治的年代。
当时，很多西方人都认为明治新政府将推行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然而，令列强们意想不到的是，明治新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开放政策！
1868年，明治政府向全体国民发布了《五条誓约》。其中第四条为“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第五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求知识于世界”，表明了日本向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学习的决心和信念。
日本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1867—1912在位）
日本人不愿意在危机中灭亡，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拉开了壮烈的序幕。
如果说危机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在动力，那么，日本用30年就走完了欧洲二三百年才走完的道路，这一切靠的又是什么呢？
下面的这则故事很能回答以上问题。
前文提到的佩利将军回国时，有两名日本人偷偷地爬上佩利的船，面见佩利，要求带他们去美国，他们想看看美国是怎么强大起来的。在当时，他们的这种行为为日本政府所不允许，佩利最终把他们送下了船，这件事在遗憾中划上了句号。但这两位日本人自发的欲拜强敌为师的好学精神与后来明治政府提倡的“求知识于世界”精神不是正相契合的么？不正是日本用30年就走完了欧洲二三百年才走完的道路的真正原因么？
明治维新——人类史上的奇迹
“日本国民在过去60年中的伟大成绩，不仅是日本民族的伟大光荣，无疑地也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任何人读日本国维新以来60年的光荣历史，无不感觉惊叹兴奋的。”胡适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中猛烈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同时，不能不为日本明治维新的业绩赞叹。
明治维新。
提起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人在敬佩日本人的同时，一定会感到心疼不已！日本本来是向中国人学习的，然后却背叛了自己的老师中国，不可思议地投向了昔日的共同敌人——西方列强的怀抱！日本人管这叫脱亚入欧，这想起来真让中国人心疼，这个朝秦暮楚的小日本！不少中国人都曾有过这样的心态。但不管怎样，这个学生后来居然学着昔日共同敌人——欧洲人的样子向自己开战，将自己这位老师打翻在地，这实在让中国人感到颜面丢尽！那么，小日本都向西方人学习了些什么绝活？在甲午海战和“二战”中两度将中国打翻在地，一度成就了“大日本帝国”的梦想，“二战”跌倒爬起来以后，很快又跑在中国前面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号经济强国？
20世纪初，一位名叫Melchior Lengtet的匈牙利作家，写了一出名叫《台风》的戏，中间描写道在巴黎的一群日本留学生。
“西方数千年发展起来的古老文化，我们日本只要十五年就把它变成囊中之物了。西方学者花费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要读五天书就握于掌中了。”
“让欧洲人费脑子好了！让欧洲人去干好了！等他们创造出什么好东西来，我们再学过来该有多好！”
“为了达到今天的水平，欧洲已经牺牲了多少代人，有多少人成为殉道者而倒下。但我们只用了十五年就把西欧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了。”
这个场景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在学成西方文明后得意洋洋的心态。虽然欧洲人心里酸溜溜的，有一种被偷的感觉，明显地流露出鄙夷之情，但毕竟日本已经强大，甚至后来把自己的第二个老师——欧洲都甩在了后面。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都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特别是落后于日本和欧洲的中国人，更应该正视这个现实。
日本人明治维新，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1300年前，日本大规模地学习中国，用了300年的时间学习中国的文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投向敌人的怀抱，向欧洲学习，这次只用了30年。日本人旺盛的学习消化能力，使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继而超欧超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那么，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究竟是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呢？又是如何一步步跻身于大国之列的呢？
“始惊，次醉，终狂”——岩仓使节团的环球考察
岩仓使节首脑（从右至左为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木户孝允）。
1871年5月，明治新政府废藩置县后，开始面临更重要的任务：如何进行全面的改革，把封建落后的日本改造成为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怎样改革内政？怎样确定法律？“政务上施行何种方略？外交上以何为标准……新政府官员们在认识上并不一致，实践上也缺乏经验。
早在1869年6月，明治新政府雇用的美籍传教士威尔贝克就曾献策说，为了促进日本的近代化，有必要派遣政府高级官吏亲自考察西方，要想完全理解西方文明，“那么无论如何也必须直接体验”。
1871年春，伊藤博文也建议明治新政府“选拔通外邦语、又熟悉我国实际事务的俊秀人物，派往西洋诸州及美国，调查实际情况、条约缔结及诸税务所规则等”，待归国后，可向政府提供咨询参考的意见。
旧式日圆伍佰圆钞票上岩仓具视的肖像。
但因当时内战刚刚结束，国家的统一尚未实现，这些建议未能付诸实行。1871年8月底废藩置县后，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上明治新政府的议事日程。
岩仓使团。
1871年11月20日，明治政府决定派遣由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58、大藏卿大久保利通59、工部大辅伊藤博文60、外务少卿山口尚芳614人为特命全权副使。由政府各省62分别选派的理事官，以及书记官和随员共48人组成大型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各国考察。另外，还有59名由华、士族出身的留学生（包括津田梅等5名女留学生）随行。
这次使节团出访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向缔约国致以“聘向之礼”，并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参观、考察欧美各国的先进文化和制度，以备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参考。三条实美对这次出使寄予很大希望，他在致送别辞中说：“外交内治，前途之大业，其成与否，实在此举。”显然，这次使节团的出访，是与日本前途命运攸关的重大举动。
岩仓使节团队伍空前庞大，集日本国之精英人物，超出了历史上历次遣唐使团的规格和规模。岩仓使节团的派遣是日本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壮举，农业文明的日本对外来文明的吸收进入一个新阶段。一千年前，日本为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虽曾十多次派出遣唐使团到中国访问。然而，作为政府最高级官员的大批出访却史无前例，表明了日本学习外部先进文明、“求知识于世界”的空前决心和勇气。
在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计划遭遇失败后，岩仓使节团便把全部注意力投到对西方的考察上，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士、意大利、奥地利、瑞典等十二国，最后由马赛启航，经雅典、斯里兰卡、新加坡、西贡、香港、上海回国，先后历时1年零10个月，绕地球一周，耗资达百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收入的2%以上。
久米邦武所著的《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生动翔实地记述了岩仓使团出使期间的活动。书中指出：岩仓使节团从旧金山进入美洲大陆，又远涉重洋，历访欧洲诸国。他们广泛地接触了各国首脑、政府官员和各阶层人民，考察了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各种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社和福利设施，参观了名胜古迹、博览会等，从各个方面加深了对西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认识和理解，找出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差距。
在岩仓使节团成员中，有的虽然具有一些西方知识，但也是一知半解，有的则是初出国门。如果要描绘日本人这次出访的心态感受，用当时随团的日本留学生小江兆民的一小段话最恰当不过了，他大发感慨地说：“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
可以说，西方文明在日本人的思想上引起极大震撼，更加坚定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决心。但他们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经验，而是根据日本的情况有所取舍，反对那种“争取模拟欧洲”的简单狂热。
访问“世界工厂”英国后，大久保利通“彻底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行富国强兵，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他在回国后提出《关于殖产兴业建议书》，决心以英国等为“典范”，积极贯彻“殖产兴业”的方针，走发展工商业致富治国的道路。
岩仓使节团成员亲眼看到欧美各国实行的民主和自由，对于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促进生产力发展，有莫大的作用。然而，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完全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承认英、法、美等国最为昌盛，但认为其政治制度不适于日本的国情。反之，却对普鲁士（即德国）的俾斯麦在促进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中使用暴力的做法和普鲁士的政治制度极为赞赏。
岩仓具视发现普鲁士的情况与日本的国情相似，因而断言“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为第一”，决心效仿普鲁士，在日本建立集权主义政体，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岩仓具视是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革新政治家，在考察中特别留意欧美各国中封建残余势力的地位和待遇，成为皇室贵族利益的保护者。他早就强调日本国体的特殊性，要求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后来，他认为“普鲁士宪法最适于渐进主义”，应以普鲁士宪法为模范。
岩仓使节团成员发现：由于西方国家重视实学，普及教育，造就了大批人才，在国家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富强昌盛。比如，较高教育普及程度正是美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木户孝允认为：日本人“与今日之美欧诸州之人决无不同，只在于学不学而已”，为了能为日本近代化事业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人才，必须大抓全民的智力开发，“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岩仓使节团还发现，由于东西方传统思想的不同，因而在教育内容上也有根本差异。他们认为“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学，东洋人务无形之理学，使两洋国民之贫富不同，尤觉生于此积习”，从而找出了造成东西方经济发展不同的思想因素。所谓“有形之理学”，是指与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的近代文化科技知识。所谓“无形之理学”，即儒家的性理之学，“所学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则浮华之词藻，与民生切实相关之事业，则被视为琐碎小事，而绝非用心于此”。结果，东方教育造就了一批“疏于切实之财产生理”的社会寄生虫。因此，他们哀叹日本“在睡梦中过了两千年”，大声疾呼“为国着想之人，当由此激发斗志，努力奋斗兴起”，移风易俗，进行教育改革。
在摆脱落后的奴隶制度上，学习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政治制度是日本获得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儒家学说又严重制约人的创造精神，这恐怕正是日本人放弃中国这个昔日的老师，转而投向欧洲的怀抱的原因吧。事实上，当一个老师的技艺已经过时，转向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老师，这毫无过错。所以，今日的中国人大不必为日本人的脱亚入欧耿耿于怀，相反，正是因为历史的包袱，使我们的觉悟比日本人迟了一步，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勇敢地向日本人学习，抛弃过时的儒家学说，转而用科学和民主来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那些抱着祖宗的旧东西泥古不化的国人，应该反思。
作为备受欺凌的小国，日本的岩仓使节团自然特别关心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等一些“小国”是怎样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他们发现，这些“小国”之所以能够防御“大国”，不单纯是由于军事力量，也因为这些“小国”的人民富有自主和自由的精神，并有旺盛的“经营力”。因此，他们在维也纳的万国博览会上看到：“大国”的展品，未必就能压倒“小国”的展品。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年，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是德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被称为“铁血首相”，他是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代表人物。
还有，岩仓使节团对普鲁士从“小国”走向“大国”的道路尤为关注。1873年3月15日，使节团会见德国首相俾斯麦时，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而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已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更动；若与己不利，则幡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因此，弱小国家要想独立自主，必须“振兴国力”。他介绍了软弱受欺的普鲁士怎样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从小国走向大德意志帝国的历史经验，兜售军国主义的货色，给日本使节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俾斯麦的谈话强调了两点：（1）小国要想保持完整的自主权，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即军事力量。（2）在“内治”与“外交”的关系上，“内治”应当优先，搞好内治，在外交上才有发言权。日本使节听了俾斯麦这番“强权即公理”的“实力政策”的讲话，茅塞顿开，因修改条约的失败而一直受压抑的心情也豁然开朗，并对俾斯麦产生钦佩之情。大久保非常赞赏俾斯麦在统一德国中使用的暴力手段——铁血政策。认为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要以实力对抗强权，为此应首先着眼于“内洽”，主张“内治优先”。俾斯麦的观点和在德国取到的经，对于以后日本坚持内治优先，得以迅速崛起，以及以后的扩张主义路线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非常赞赏德国军事制度，主张学习德国的军事经验。
通过对欧美的出访，岩仓使节团在对比中看到了日本与西方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距，民族危机感更加深重，这就成为激发他们为了民族自强而更加努力学习西方文明的精神力量。大久保利通在“王政复古”后，一度倾向于王政复古说，然而，这次出访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自己说：“到西洋这么一看，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于是，他从迷惘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引进西方经验采取积极的态度，成为殖产兴业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和指导者。木户孝允以前虽曾对推进资本主义化政策持激进态度，但这次出访使他看到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对引进西方经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慎重态度。岩仓具视在访问罗马时也承认：“至此所视察之各国状况，似英、美、德、法这样的强国自不必说，虽二、三流之诸国，其文化之繁盛，亦为我国殊不可比。”总之，他们看到日本与西方物质文明国家间的巨大差距，探索和吸取了普鲁士从小国走向大国之路的可贵经验，增强了必须迎头赶上西方国家的紧迫感，并找到了以“内治优先”实现日本资本主义化的具体途径。
“最重要者……至外国留学，讲求实地之学”——派遣留学生
明治新政府在学习西方、推行文明开化的一系列举措中，派遣留学生是一个重要举措。
1868年（明治元年），维新政府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大久保利通即极力主张“希迅速精选年轻公卿三四人及诸藩之七八人，命赴英游历”次年，又对幕府末期派出的留学生进行整顿，让成绩优秀者继续学习，并供给费用，同时召回不合格及愿回国者。
留学生的任务是：熟悉各国“国体、政治、风俗、人情，研究其制度、文物、学术、技艺及其他百科，鼓舞日新之民，赞助开化之运，以辅弼国家之兴隆，期于皇谟之远被”。
鉴于西方比日本更重视科学技术和实学教育，日本特别重视要求留学生们学习科学技术和实用，以满足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实际需要。
1870年（明治三年），日本外务省起草的《海外留学生姓名调查书》对留学生的标准提出了三项建议：一、年龄限于17至25岁；二、人品要聪明敏锐，富有报国志向，身体强健，能忍受劳苦；三、学历上应通晓日本历史和东方历史，并掌握英、法语言，粗通会话。同年，实行“贡进”制度，使外务省的建议具体化。要求根据藩的大小每藩推荐2—3名优秀的人才，以备从中选拔留学生。首次贡进生达300人，出现了举国人才荟萃的盛况。这种贡进制度有利于从日本全国范围内选拔最优秀的人才。这时，明治政府大体确立了奖励留学的方针。
在以上基础上，明治政府于1870年底制定了《海外留学生规则》，明确四民平等原则：“留学生无尊卑之别，自皇族至庶人均可派遣。”在1871年发布的《学制》中也明文规定“留学生无尊卑之别，上至皇族，下至庶人均可”。
1871年明治天皇敕谕华族，奖励留学。敕谕称：“宇内列国有开化富强之称者，无不皆因其国民勤勉之力。而国民之能开智砺才得勤勉之力者，当然即由以尽国民之本分……开发智力，砥砺才干，应着眼于宇内开化之形势，最重要者，无过于修有用之业，或至外国留学，讲求实地之学”，并说，即使“已过壮年难以留学者，亦应周游海外一次，以广见闻，亦足资增长知识。”
在奖励政策下，一时出现了所谓“留学万能”的出洋热。1869年至1870年共派出留学生174名，1873年增至373人，所耗经费25万元，占文部省总预算的18%！
在当时国力微薄的情况下，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文部省于1875年再颁布《贷费留学生规则》，即通过考试选拔学习、品行、身体好的人才，由国家贷予学费，学成归国后，20年内还清贷款。
为了加强国家统一管理，有计划地培养留学生人才，于1882年制定了《公费留学生规则》，由国家负担学费，由文部省指定所去国家、所学专业、学校，归国后由国家分配工作。
留学生规则几经修改后，留学生素质得到不断提高，数量逐步增加，仅文部省，1868年至1912年，就派出留学生683名。
在19世纪70年代，留学生以美英两国最多，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派往德国的留学生数量猛增。这是因为德国统一后，迅速发展为欧洲强国，引起日本政府领导者们的极大兴趣。
随着留学生学成归国和国内毕业生的增多，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减少外籍专家，到19世纪80年代末，这些归国留学生在各个领域逐渐取代雇佣的外籍专家，留用者已为数很少了。这也充分显示了日本人善于学习、有计划引进的长远眼光和宏图大略。
“使现代的日本开动起来的，是两千名外国人。”——重金聘用外国专家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明治政府不仅派出大量人士外出考察、学习，派遣了大量留学生，而且还大胆地把外国专家教授请到日本国内，并且把管理和振兴日本的事情委托给他们。这可说是日本有史以来的最大胆、最有气魄的独创之举，日本人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决心和劲头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的日本刚刚结束封建割据状态，文化还很落后，国民素质还很低，要快速地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似乎不大可能。当时的日本缺乏足够的人才去引进和应用西方的各种先进的技术、制度等文明成果，这已经成了制约当时日本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如果完全依靠自己慢慢地去拿来，慢慢地消化应用，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雷厉风行的明治政府觉得时不我待，民族生存危机迫在眉睫，于是就想出了决定大胆聘用外国专家！
从1872年到1898年这短短的26年的时间里，日本官方雇用外国专家总数达6193人，民间雇外国专家人数达12540人，两项加起来接近2万人。官方雇用外国专家最盛的时期是1870年74到1890年75的20年间。
上表表明，在明治政府聘用的外国专家中，以教授、工程技术人员为。外聘人员在教育部门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大学最多，东京大学创立时，全校共有教授39人，其中外籍教授27人，1881年该校共有教授49人，其中外籍教授26人。这些教授对于日本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在教育改革中，文部省内聘有外籍顾问，协助教育官员规划教育改革事宜，曾提出不少很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已经记载在日本文化史上。
为了日本的发展，明治政府不顾财政困难，不惜付出重金吸引和聘用外国人才。当时日本官雇的外国专家中约有3000人待遇是相当高的。当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月薪为800日元，当时地方教员的工资多在10日元以下，最少的只有1日元左右，而一位英国专家的月薪却高达2000日元！和普通日本公务员的薪水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由于当时的日本相当落后，要在短时间里学到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除了重金聘用外国专家，别无他途。后来的事实证明，明治政府这种大胆的举措非常高明，为日本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使日本在最短的时间里，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成功地复制了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各种制度、技术等西方文明，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得以跻身于世界列强的队伍。
一些日本历史学家说那些西方专家实际是被日本作为活的机器人而购入的，还有的说是被作为培育日本现代化的“保姆”而被日本政府临时雇用的。当时，一位名叫德富苏峰的著名日本记者评价这些外国专家的作用时说：“使现代的日本开动起来的，是两千名外国人。”
无论后人如何批评明治政府的拿来主义，都不能否认明治政府的日式拿来主义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从此，日本逐渐跻身于列强的行列，一步步地超越了中国和欧洲，最终达到了与西方列强分庭抗礼的地步。
日本人的谦虚好学的精神和善于学习的能力，不正是日本最终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原因么？
殖产兴业
在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维新举措中，制定并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是最值得关注的大手笔。
所谓“殖产兴业”，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实行机械化大工业的移植政策。
早在1868年4月6日，成立不满百日的明治新政府，以宣誓的形式公布了它的施政纲领，即所谓《五条誓文》。其中提出的“盛行经纶”，就是发展国家的财政经济的意思。
为了发展本国的工业，明治政府通过派遣留学生和聘用外籍专家，以及从国外订购机器设备等方式，大量地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
明治政府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大久保利通等人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要迅速地实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就必须依靠政府的“诱导奖励之力”，即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同时，还必须把“殖产兴业”作为“当前政务中最迫切的任务”，即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大久保利通等人赴欧美各国考察于1873年归国后，坚决反对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论”，强调“内治”为当前的急务。
明治时期的日本议会。
而他们所说的“内治”就包括了“振兴工业，提倡出口”等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张。
1876年，明治政府为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支付了860万日元。1877年，日本国内爆发了士族叛乱——西南战争，日本的财政又面临了严重的困难。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政府仍为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支付了538万日元的资金。1878年又增加到1050万日元。
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并始终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中心工作，这是明治初年日本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明治维新的成功大大震撼了沉睡中的中国。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说：“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到高峰的1905～1906年达到8000人左右。
大久保利通与涩泽荣一
明治维新先驱：大久保利通（1830-1878）。
提到日本明治维时期学习西方、殖产兴业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提到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年），他一生为明治维新所做的规划和杰出功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日本的“实业之父”——涩泽荣一。
大久保利通
1868年1月3日，“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大久保利通担任明治新政府参与。1871年6月他出任大藏卿。
1871年11月，大久保利通以副使身份随从岩仓具视全权大使赴欧美考察。
在德国，大久保利通对德国首相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定回国按照德国模式经营国家。
1973年5月，他回国就任参议，11月兼任内务卿，努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建立起大久保利通政权。
大久保利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便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对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一直心怀不满的岛律久光上书天皇，提出14条建议，反对各项资产阶级改革，并要求撤掉大久保利通的职务。当然大久保利通等改革派不能接受，对保守派进行反击，岛津久光被迫引退。当岛津等旧藩势力在内部进行反政府活动的时候，对明治维新各项资产阶级改革强烈不满的反动土族公开发动了反政府的武装叛乱。最先发动的是1874年2月由江藤新乎和岛义勇领导的“佐贺之乱”。结果被大久保镇压下去。1876年3月政府发布了废刀令，8月又发行金禄公债，废除俸禄制，使失去利权的土族更为愤怒，在熊本爆发了“敬神党之乱”。在其影响下福冈县爆发了“秋月党之乱”，在山口县爆发了“获之乱”。这些叛乱都被大久保利通——镇压下去。1877年2月2日，鹿儿岛的反动士族拥立辞职回乡的西乡隆盛为首领发动了叛乱，即所谓西南战争，结果仍以失败告终。大久保的这一系列高压政策，必然遭到士族的痛恨，埋下了这位日本“铁血宰相”的死因。
1877年，大久保利通被授予勋一等旭大授章，叙正三位，和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合称“明治维新三杰”。
1878年5月14日晨，到东京出席地方会议的福岛县令山吉盛典到大久保利通的邱宅向他报告福岛县形势。大久保利通很高兴地接见了山吉，听取了他的报告，还就福岛县的疏水工程交换了意见。后来山吉想走，大久保挽留他并说：“维新以来已经十年岁月；内外事件频发。不肖利通担任内务卿以来未见政绩，实在不胜惭愧。现在是内外安定，此时正欲努力贯彻维新的盛意。要达到此目的，不得不以30年为期。假如将它分为三期，明治元年至十年为第一期，还是创业期。明治十一年至二十年为第二期，确实这是最重要的时期，整顿内政、充实国力就在此时。利通虽然不肖，但欲排除万难完成此志。明治二十一年以后的十年为第三期，这是守成时期，等待后进的优秀分子继承大业。”不料，以上的话竞成了大久保利通的遗嘱。山吉走后，大久保利通便到太政官80去办公，他还利用在马车内的时间阅读文件。8点左右，当他乘马车来到曲町清水谷时，遭到石川县岛田一郎等六名征韩党士族的袭击。大久保虽然被白刃刺成重伤，还厉声呵斥对方，并沉着将放在膝上的文件用绸巾包好，不久倒向前方断气了，时年49岁。
大久保利通的专制统治虽然遭到不少日本人的痛恨，但是他所推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被伊藤博文等人继承和发展下去，完成了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这是无可否定的。
涩泽荣一
在殖产兴业方面，除了大久保利通，在日本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堪称日本近代“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
1867年，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之一，涩泽荣一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二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他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也给日本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回国后，涩泽荣一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曾升任大藏大臣。
不久，涩泽荣一决定辞职“下海”，投身实业。他的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五百多家企业，被尊为“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不但善于学习西方文明的精髓，更善于学习中国的儒家学说。他不但开创了日本现代企业制度株式会社，他用自己的经历向人们证实，资本家和从政一样有地位，改变了人们官本位的思想。他创立了“《论语》+算盘说”经济伦理，很好地将自己学来的东西方文明结合在了一起，也是其毕生取得巨大成功的精神支柱和原因。涩泽成功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研究证明：资本主义本身的内涵、形式和运作是多元的，只要能够不断地与时俱进，就能不断取得可持续的发展。
社会变革
在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的过程中，明治政府对风格习惯、生活方式的变革也非常重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和法令，实行社会改革，一方面废除一些中世纪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宣传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奖励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方面搞欧化运动，力图通过社会改革建立一个适合世界潮流和日本国情的文明体系。
1871年8月9日，明治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断发即剪掉长发，脱刀即去掉腰间的刀，宣布人们有“断发”、“脱刀”的自由，并奖励效仿西方人的发式，脱掉腰间的刀。
1871年8月又发布允许华士族与平民通婚的文告。
1872年12月8日，发布采用阳历布告，即从1873年1月1日起采用阳历，废除天保历。
身着洋装的川路太郎。
1872年12月，太政官布告第373号，废止直衣、狩衣81，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并提倡官员穿西装。西服、普鲁士帽、法兰西鞋算是最时髦的服装，妇女有的也穿起紧紧缠在身上的衬衣，偶尔也能看到身着时装手捧洋书的女子在大街上行走。
除了服饰改革，还包括饮食改革，主要是在大城市的饭店里，明治维新前只在横滨、长崎才有西餐馆，专供外国人用。1871年，东京驹形地带出现第一家叫“开阳罗”的西餐馆。1872年假名垣鲁文编的《西洋烹调通》（共二册）出版，第二年又有“精养轩”、“日新亭”、“海阳字”等西餐馆先后开业。最值得一提的是，把过去日本人认为是赃物的牛肉、猪肉、牛奶等开始作为上等食品出现在大城市的饭店里。东京、大阪、横滨、神户各地出现许多牛肉菜馆。牛肉火锅也算是文明食品，有些人为了标榜文明开化，追逐时髦，特意到牛肉馆用餐，像假名垣鲁文在《安愚乐锅》里描写的那样，人们在牛肉莱馆里坐下来，一边用筷子吃牛肉火锅、喝啤酒、白兰地，一边说着很蹩脚的英语，讽嘲社会上的旧弊，显示自己才是“文明开化”的人士。必须指出的是，《安愚乐锅》里提到的人既不是外国人，也不是日本高级官员或社会名流，而是人力车夫、演员、艺人、学生等。
纷纷拔地而起的欧市建筑，是明治维新的又一个成果。1868年，筑地旅馆竣工；1872年，第一国立银行大楼竣工，1874年，三井组大楼竣工。这些都是欧式建筑的代表。最引人注目的是，1875年建成的东京银座大街，这是以砖瓦结构的欧式楼房和马路两侧排列匀称的瓦斯路灯及松、樱、枞各种树木组成的一派欧洲景象。银座是日本文明开化的象征，所谓“日本桥边的文明开化”。
19世纪70年代初，交通工具的改革开始了。1872年，东京至横滨的京滨铁路通车。1874年，大阪至神户间的阪神铁路通车。
作为文明开化的一部分，在生活方式上以洋房、西装、西餐为标志的欧化运动，在日本的大城市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为了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实行社会改革，明治政府采用了宣传教育、制定行为规范、天皇垂范等多种手段。
从1872年至1880年，社会上发行了几十种关于评解文明开化政策的书籍。其中流行最广的有加藤佑一写的《文明开化》82和小川为治写的《开化问答》83.
加藤佑一的《文明开化》以神道主义的基调，讲解“断发”、易服、食肉、敬神的道理。
小川为治的《开化问答》以旧平（代表保守）和开次郎（代表开化）二人问答方式对废藩置县、四民平等、征兵、税租、外交、学校制度、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以及铁路、电报、政府、国民和政府的关系、警察、阳历、地券发行、货币等各种问题进行解答。
这两人均站在政府的立场向广大的旧武士、市民、农民宣传解释政府实行的改革政策。此外，报纸、小说、诗歌、绘画等也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宣传文明开化政策的作用。
1871年9月，木户孝允主办的《新闻杂志》特别报道了天皇和宫内官员穿西式服装的消息；10月，报道了天皇与华族同行出洋旅行的消息；1872年5月，报道了天皇“断发”消息。这类消息，都是为了用天皇的垂范行为影响“臣民”，以利于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吧。
虽然社会变革比不上殖产兴业重要，但却能够通过一些形式上的变革，改变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从这种意义上讲，意义也同寻常。
本篇初森有礼谈到的日本改服的深刻含义，自然是当时的中国人所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人首先是比中国人谦虚，更加虚怀若谷，兼容并蓄，所以，才能够真诚地接受西方代表的先进文明。正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谦虚终使日本人走在了中国人的前面。
传播启蒙思想的先驱——福泽谕吉
在明治维新以前，西方的启蒙思想只能通过“兰学”在少数先进的日本人士中间秘密流传。戊辰战争，一举打倒了德川幕府，粉碎了日本人思想上的桎梏，之后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政策，使西方各国各派思想家的学说，像势不可挡的潮水一下子涌进了日本列岛。
在幕府统治末期成长起来的兰学知识分子，是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者。当时具备新时代思想的教育家福泽谕吉首先担当起了传播“理性之光”的历史使命。
日元上的日本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
从1855年春到1858年秋，福泽谕吉（1835-1901）就学于绪方洪庵门下，学习兰学。1858年进江户奥平藩邸，一面开兰学课，一面自修英语。在幕府时期，他先后三次得到周游欧美各国的机会。1860年，他随幕府使节团赴美，归国后，留在幕府从事翻译工作，直到幕府灭亡。1862年，他随遣欧使周游了英、法、荷、德、俄、西、葡。1867年，他得到了赴美考察的机会。他亲眼看到欧美各国的实际情况，调查了欧美的文物制度，受近代科学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很深。他确信要谋求日本的国家独立与富强，必须先学习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
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没有接受明治新政府的聘请，而是专心经营庆应义塾，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传播自由平等之学说。他后来说：“我们洋学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两洋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年冬，他的《西洋事情》初篇得以出版，1868年，他的《西洋事情》外篇出版，1870年，又出版了《西洋事情》外编的第四册。福泽谕吉根据亲身考察英、法、普、荷、葡等国的记录材料，并参考了有关书籍，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各国的议会制度，作了全面介绍和解说。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是身居日本了解世界的好书，深受当时日本人的欢迎，它起到了为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开路的作用。此书仅初篇就发行40万册（包括伪版），当时日本总人口为3500万，足以表明维新后日本人渴求西方近代文明的炽烈程度。
顺应时势的需求，从1872年起，福泽渝吉的名著《劝学篇》连续问世。《劝学篇》全书共17篇，陆续发表于1872～1876年。福泽渝吉从天赋人权出发，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儒教汉学的旧道德伦理观念，发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天生万人皆平等，贵贱上下无区别”的呼声，并强调“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一身之独立，乃学问为急务”，并力言学问不只是读书和空谈理论，而须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号召日本人舍身卫国，使日本文明赶上先进国家。《劝学篇》发行总量约80万册（包括伪版），这是“自古以来罕有的发行状况”，反映出当时日本的民主主义思潮迅速发展和日本求学似渴的趋势。
1885年，福泽谕吉的名著《文明论之概略》问世。
1885年，福泽谕吉的名著《文明论之概略》问世。“以前的译著专以输入西洋新事物和排除我国旧弊习为目的，说起来好像把文明一节一节地切开兜售一样”。而《文明论之概略》则是系统地论述文明，并号召人们向近代文明进军。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之概略》序言中首先谈到了东方的儒佛文明与西洋文明的比较：他指出：“‘文明论’不是讨论个人的精神发展，而是讨论广大群众的总的精神发展。现代的西洋文明，是在罗马灭亡之后一千多年时间里形成的，而我国的固有文明发展也已2500年历史了，虽然自发地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但与西洋文明是不能比了。我国这两千多年间发生的事件，真能深入人心的，最先有古代从中国传过来的儒佛两教，以后就是近几年的对外关系了。儒佛两教是固有的亚洲精神，而近年来的对外关系就不同了，这种迥然不同的新鲜事，传到我们这里就好比烈火接触到冷水，不可能不在人们内心深处掀起一场大波澜。当然，这种波澜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们赶超西洋文明的水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福泽谕吉不仅向一般国民讲，“尤其说给儒教派的故老们听”。福泽认为文明是日本人民的理想，“王政复古”、“废藩置县”，“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的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
福泽谕吉明确指出，“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福泽从历史上分析比较了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断定西方先进，日本落后。于是提出一个问题：“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明呢，还是退而回到野蛮？”公然向儒教提出疑问和斥责。福泽还在书中阐述了文明的涵义，说“文明之为物，至大至重”，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其中他强调精神文明重要，他说物质文明“易取”，精神文明“难求”“应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
《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和《帝室论》是福泽谕吉的代表作，是当时文明开化论的经典。福泽谕吉反对封建的身份制、“门阀主义”，宣传“天赋人权”的先进思想。他指出，在旧幕府时代，武士和平民之间有很大差别，武士们作威作福，对待农民、商人就像对待犯人一样，甚至有“格杀勿论”的法律。他无情痛斥倚仗富强之势的封建权利观，上下尊卑的权利观，他赞同契约学说。他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根据契约将国家事付托给政府去管理，政府应代表人民、按人民的意志去行事。福泽谕吉后来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
身着洋服的中村正直。
从1868年（明治初年）到1887年，以福泽渝吉为旗手的日本启蒙学者们以西方现代化国家为参照系，对日本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深刻反省了日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不利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的缺点。福泽渝吉相信，国家的独立来自个人的独立，“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
我们必须承认，自我批判是虚心学习的前提，没有真诚的自我批判，就不会真正谦虚的学习。
当时，担任日本外务卿的井上馨甚至主张“化我帝国和人民，恰如欧洲邦国，恰如欧洲人民。”虽然这种思想被有些人批评为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欧化，但事实上却解放了日本民众的思想，大大促进了日本的文明开化。
福泽谕吉的思想，无论对于当时的日中两国人民，还是对于今日的日中两国人民，仍然是切中要害，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除了福泽谕吉，日本著名教育家、启蒙学家中村正直（1833-1891），政治学家、思想家加藤弘之（1836-1916），思想家西周（1829-1897），大井宪太郎和箕作麟祥等对于当时日本国民的思想启蒙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六社
日版《明六社》。
作为明治新政府文明开化政策的产物，明治维新文明开化的标志，明六社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合法地研究和传播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学术团体，因成立于明治六年（1873），故名明六社。
1873年5月，大久保利通回国，7月木户孝允回国，9月岩仓具视回国，同年7月，驻美弁务使（公使）森有礼也奉命回国，另有任用。考察团回国后，立即制定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政策，资本主义改革全面铺开。
1873年7月，驻美弁务使（公使）森有礼刚刚回到日本，便倡议成立一个学术团体，把文化教育界的学者名流组织起来，为推进文明开化政策“商讨办法”。
森有礼的倡议，经西村茂树奔走联络取得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麟样、箕作秋坪、杉亨二、福泽谕吉等人的响应和支持。这十个人全是第一流的洋学者或思想教育界的名流、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以这10名学者为基础，学社于同年9月正式成立。成立时先推举福泽渝吉为社长，他固辞不就，后又推举森有礼为第一任社长。1874年2月制定《明六社》章程，出版机关刊物《明六杂志》。《明六社章程》第一条载明：“集合有志之士，商讨办法以谋我国教育之进步，并集合同志，交换意见，扩大知识，明确见识。”西衬茂树在《明六杂志》第一期撰文写道：“我国成立学术文艺的结社，是从今天开始的，社中诸公都是天下名士，大家都认为卓绝奇伟之论，千古不灭之说，必出于本社。希望诸位先生以其卓识高论唤醒愚氓，树立天下的模抵以不负识者的期望。”这段话的第一层意思是说明明六社成立的意义在于它是日本第一个近代学术结社，其本身就是文明开化的成果；第二层意思是对本社同仁的砥砺，同时向社会申明学社的宏大抱负，“以卓识高论，唤醒愚氓”，要在文明开化运动中起先导作用。明六社活动历史表明，它是完全按照建社时的宣言活动的。《明六杂志》共出版43期，发表论文百余篇，遍及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外交、宗教、历史、教育、自然科学等方面，范围极为广泛。作者均出自名流，内容新鲜多彩，处处闪烁着“理性之光”，颇受社会欢迎，每期发行3200余份。另外，在1872年至1875年间，明六社社员共出版著述和译著共20余部，介绍民主共和思想。这些精神产品充实了日本近代化的内容。
明六社对明治政府维新后没有给人民、给资产阶级以民主，国家并没有变成资本主义的民主国 家非常不满。西周在《国语论》评论说：“夫维新以来，贤材辈出，百度更张。中央官厅迄于六十余 县，已非昔日之日本，其善政美行，不遑枚举。然退而熟思之，不仅百务未离旧贯，且多半纵有善政，民尚未蒙其泽，纵有美举，民亦未荷庥。得不偿失之事亦不在甚少。此差维新以来时日尚浅，不论表面之规模如何盛大，但衷情犹末浃洽，殆如猿猴着衣，炊妇披舞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明治维新没有给民众带来实惠。它所行的新政并没有离旧体制，只是改头换面的专制主义，是穿着美丽衣服的猿猴，远看像人，近看是一只猴子，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明六社的知识分子对天皇维新的不满溢于言表。
日本明治维新只是把日本变革成了封建资本主义国家，直到二战后，日本才真正形成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
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民主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非常暂短的。农民起义、民权运动、武士叛乱，从1874年起日趋激烈。明治政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反攻和镇压措施，在文化政策上日益保守，明六社最终不得不停刊。
明治时期的封建奴化教育
日本明治政府虽然充分认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但却不想学习西方的民主思想，相反，明治政府在学校教育中贯彻封建思想，由批判儒家思想改为继续宣扬中国的儒家思想。这是日本人形成顺从性格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治政府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日本贵族阶级的统治需要。
正因为如此，明治初期的民主思潮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由于明治政府的反攻和镇压而夭折了。
明治维新初期，随着近代天皇制的建立，“王政复古”这一传统的封建思想得到了加强。明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制度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1879年，文部省颁布了《教育大旨》，阐明了明治政府的教育工作指导思想。《教育大旨》中说：“维新伊始，先破陋习，持广求知识于世界之卓见，一时取西洋之长，虽奏耳目一新之效，其流弊为轻仁义忠孝，徒以洋风是竞，恐终将招至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此非我邦教学之本意也。是故自今而后，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主述孔子。”
1879年（明治十二年），明治天皇在他的一个儒学者出身的侍读元田永孚帮助下，拟就了“教学大旨”，以“圣旨”名义公布于世。“教学大旨”认为维新以来，“轻仁义忠孝，徒以洋风是竞”，至使挽近“败坏品行，有伤风化者匪鲜”，“虑及将来，甚至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亦未可知”，因此规定，“教学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自今以后，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主述孔子”。在《小学纲目二件》中更要求在小学里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幼童入学伊始，使出示画像，讲述其事迹，晓以忠孝之大义，以忠孝仁义熏陶其心灵。此外，明治政府颁发了一系列复活儒教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挑选了不少“硕学老儒”为教师教授修身科目；编写了成套的以儒学为内容的教科书。这表明明治政府在教育方面，以“和魂洋用”为教育宗旨，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一方面坚持以儒家思想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极力把青少年培养成有皇道主义思想和近代技艺的忠顺良民。
1880年修改后的《教育令》规定，从小学起要实行“尊皇爱国”的思想教育。
1882年文部省颁布了《关于小学修身书编纂方针之训令》，指出：“儒教虽借于汉土，但其与皇国固有道德紧结密合。长久以来，辅翼我风化之开进，占有重要地位，产生重大之影响。而且，文物制度之光彩，焕发畅达，亘乎上下古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凡全国社会之伦理纲常之得以扶植维持者，有赖其势力之存在。时至今日，全归我有，未必有怪者。儒教向来获得我世道人心之信任敬重，可谓盛矣。然而今日采用儒教，必先学习，尊崇我万世一系之天，爱重金匝无缺之帝国，涵养此类志气。故应先选择本邦圣主贤哲之嘉言善行，杂以中国圣贤言行，尤要抉择有稗益我国风化者，加以斟酌取舍，以此编篆修身教科书，庶几得到启迪其尊王爱国之理义，服鹰修身齐家之要训。”同时期颁布的《小学教员须知》第一条指出：“教人以善良，比教人多识更为重要，故为教员者，更应致力于道德教育，使学生忠皇室，爱国家。”
1890年日本天皇亲自颁发了《教育敕语》，其中心思想也是宣传“大和魂”，要求臣民应忠于天皇。此后，在修身教科书的卷首都刊载《教育敕语》，将其作为学生必学的教材；修身、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内容也都贯彻《教育敕语》的精神。日本将封建文化教育发挥到极致，甚至在二战期间，一度为占领区的学生进行“大东亚共荣”的“洗脑”。
一流教育是强国的根基——战后的民主化教育
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实行封建奴化教育，培养国民忠君爱国的顺从精神。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由培养忠臣良民过度到培养有独立精神、完整人格的现代人。
战后的“新教育”变革
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因战败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民终于从日本法西斯专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社会民主思潮再度高涨，日本的教育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45年9月15日，还在美国占领军介入日本的教育改革之前，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新日本建设的教育方针》。该《方针》在第一条“新教育的方针”中反省了过去的教育，提出了包括建设和平国家、提高智德水平、铲除军国主义和要对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等内容在内的教育方针。从此“新教育”一词就与建设未来和平国家相联系而开始使用起来。
接着，美国占领军直接而系统地介入日本战后教育改革。
1946年4月，美国教育使节团第一次报告书发表。该报告书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强调民主自由、平等、个人、分散、开放和法制，其教育政策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以美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取代日本军国主义。该报告书的主要精神贯穿于1948年的《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之中。
日本新式教育目的以“培养完美的人格”取代《教育敕语》所要求的“忠良臣民”。这是当时日本教育政策和实践中民主理念的重要体现之一。“忠良臣民”是为天皇制国家而存在的，绝对服从于天皇专制权威。只需要有“忠良”的品德而无需有个人的独立思考和个性的发展。而“培养完美的人格”则是培养“热爱真理，有正义感，尊重个人价值，勤劳负责，充满独立自主精神”（《教育基本法》）的人。这里提出的“国民”，已不是俯首贴耳、毫无个人尊严的“臣民”；他所服务的国家是“和平国家”、“民主的、文化的国家”，而不是穷兵黩武的“皇国“教育由专制国家的工具转而以民主精神、独立精神的养成为目的，这一点成为当时日本教育政策思想的一大特征。
战后随着法西斯专制的结束、人民民主力量的兴起和政治、经济等方面民主化政策的实施，战前的许多民间教育人士纷纷恢复了自己的研究，并形成了“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等许多全国规模的教育研究团体。这时的民间教育研究以充分彻底地实现人民大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权利为目标，显示了积极要求实现教育民主的总体思想倾向。
总之，日本战后的民主化教育正是形成日本现代民主政体的思想根基。
一流教育是强国的根基
可以说，日本的一流教育是成就日本强国地位的根基。
日本在二战后对教育的反省不但体现在对明治维新时期封建奴化教育的反省上，也体现在二战后应试教育的反省上。
中国存在着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日本也不例外。不过，现在日本的这一问题差不多已经解决。
那么日本的这一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几十年前，日本的教育也曾陷入很尴尬的境地，因为片面强调应试而导致了学生的创造力低下以及其他一些严重的教育问题。日本当时的应试教育虽然也很疯狂，但是他们很快便能发现问题所在，并及时着手施行改造。这是因为日本人是一个善于自我反省的民族，这一点从近代历史上他们对待用坚船利炮打开他们国门的洋人的心态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日本人在充分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巨大危害后，就开始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而且他们是说干就干的民族，从不喜欢说空话。因而，他们很快便能够在发展创造力方面有所进展。在今天，尽管说他们的教育仍没能彻底革除应试的弊端，但在总体上早已今非昔比了，创造教育的理念已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教育之中，并进而成为他们整个民族的共识。所以，目前的日本已经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普及创造力开发工作搞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和世界资本的援助，日本的发展没有资本的制约。为了克服人才资本和技术因素对发展的制约，日本积极发展教育：日本从一系列细处着手改革本国教育，重视培养学生对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创造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欲望；在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注意培养个性的同时，保持从幼儿园到高中各科目内容的一贯性；在培养尊重日本文化和传统的态度的同时，加强对世界文化和传统的理解，注意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
二战后日本各阶段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是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密切联系的。为恢复经济而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经济起飞与普及高中教育同步进行；经济高速增长则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经济结构向知识型转变，又使“技术突破型人才”培养成为重点。经济发展的策略性目标，决定了对劳动力和科技人才的不同需求，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规格随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而提高。
二战结束时，为了在废墟般的经济基础上恢复生产，日本政府把教育的重点定位在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扩大上。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教育基本法》，按美国式学制建立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六、三、三、四”制，将过去的六年制义务教育扩大为九年制义务教育，把“培养学生掌握社会上所需要的职业基础知识和技能”作为教育目标。为复兴经济提供急需的、文化素质较好的劳动力，因为当时经济主攻方向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农业，九年义务教育培养的学生已基本能适应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
1947年，日本真正实施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公立中小学一律免费，教育质量优良，适龄儿童少年都能就近入学。在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后，97%的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习，给国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日本从孩子教育开始就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均衡发展，强调生存教育和协调性教育。学校除开设必须的基础知识课程外，还开设了社会学、道德学、劳动技术，家庭保健等课程。在学习必修课程的基础上，学生可以自由选读规定学时的选修课。强调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仅仅是知识方面的。
在日本，学校都规定，凡是孩子上学，一律不准穿长过膝盖的长裤，否则不允许进学校大门。这一规定一年四季通用，而且孩子们确实是这样做的。这是让孩子露出部分肌肤，便于他们接受四季的风吹日晒，长此以往会增强他们身体的抵抗力。在日本，不论是在专门的教育机构，还是在家庭教育中，积极锻炼孩子身体的思想意识是非常明确的。
日本从最基础教育的着手，逐步改变教育现状，而赋予教育应有的社会地位，采用多种看似微小的措施激励各教育工作者励精图治，献身于教育事业，使全体国民以学为荣，以受教育而自豪。
在日本，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员都是倍受尊重的，而最漂亮、最清净、最幽雅的环境和建筑，往往就是学校。
二战后，日本用了十年左右的奋斗，完成了经济恢复的目标。1956年，日本公布《第十次经济白皮书》，提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经济的主攻方向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适应经济起飞的需要，日本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中已达上限的基础上，又将重点转向普及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发展。1955—1965年间，日本的高中生从260万增至507万。高中人学率也由战后初期的35%上升至80%左右。1973年，高中入学率已达90%以上。在经济起飞阶段，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已有所提高，高中教育的普及恰恰就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实现的。20世纪60年代，大约有700万高中毕业生被输送到国家的公个部门，其中主要是经济部门。
历经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后，日本从1965年底开始了持续57个月的“伊诺景气”，完成了日本式经济高速增长的全过程。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对日本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大量高中文化层次的合格劳动力，而且需要较多的大学毕业的高素质技术人才，日本的高等教育在普及高中的基础上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高校仅有350所，在校学生40万人。20世纪60年代末，高校增至820所，在校学生达150万人。1973年的短期大学毕业生为125000人，是1951年的150倍；四年制正规大学405所，在校学生数159万人。大学教育的发展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是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和日本经济腾飞的需求紧密相连的。
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中东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和主要依赖进口能源的供求结构开始面临严酷的态势。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产业结构，开发知识密集型产业。日本开始开发人脑资源，加强科学研究。日本政府改变“贸易立国”的口号，确立起“科学技术立国”的基本方针。通产省决定，建立官、民、学三位一体的“流动研究体系”，开发独创性、尖端性科学技术。
因此，日本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获得长足发展，把重点放在培养“技术突破型人才”上面。日本不仅把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作为学校的重要课程，而且强调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大学的科研投入成倍增长，开发的课题涉及电子计算机、信息工程、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1981年2月，东京大学宇宙航空研究所成功地发射四颗实验卫星和七颗科学卫星，初显日本高校科技创新教育。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经济结构不仅向知识经济型转变，而且趋向于高科技、低能源投入、低环境污染、高增长速度的模式。这种转变需要强劲的教育和科技推动才能完成，因此，日本更加注重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加科技投入。1987年，日本大学数达到1035所，1/3左右的年轻人能够受到高等教育，大学入学率在1994年达到43.3%，研究生入学率达到9.1%。目前，日本高校作为科技组织序列中的“学术研究中心”和“基础研究中心”，已走向信息化、国际化、高级化，为经济服务的功能越来越强劲。
二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的垄断资本家不仅要求政府加速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中、大学教育的扩展，而且特别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各大企业把培养和确保高素质劳动者看作是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决定企业未来的强大武器，制定了“全员培训计划”，设立了各种形式的培训中心，不断提高工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以适应不断革新的设备、工艺产品的要求，提高产品生产效率。有时，企业之间还展开了人才培训的秘密作战，使企业的职业技术教育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和高级化趋势。在日本的启用劳动大军中，受过职业培训的达95%以上，而美国只有80%左右。
在垄断组织的催促下，日本政府颁布《产业教育振兴法》，逐步加大职业高中的办学规模，改善和扩充中等专门技术学校的教育设施，强化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已经十分重视以科技教育为中心提高人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更以“扩充职业训练”为重点，发展多种多样的、有课程差别和能力差别的后期中等教育。根据1970年修订的《高中教学大纲》，高中课程中除普通课程外，还设立了诸如被服、食物、保育、家政管理、园艺、农业概论等数百种课目。兴办了家政、水产、工业、商业、农业等中等职业学校。由于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数百万经过专业培训的高中毕业生被送往经济部门，形成一支高质量的、能适应较高生产技术要求的劳动力大军。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职业技术教育呈现出新的特点，强调职业能力开发，适应国际化和经济第三产业化趋势，职业高中逐渐让位于综合高中，生命科学、环境工业、国际贸易、海洋开发、信息处理等职业课程纷纷开设。
日本的垄断企业为扩充智力劳动者队伍，还要求政府在高等教育中增加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短期大学的比例，培养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的职业技术人才。1955—1965年，短期大学生从60万增加到109万人。
今天，日本的教育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虽不是尽善尽美，却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它正在为日本提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经济，具有高度教育水平的民众，犯罪和暴力比较低的文明、健全、可信赖的社会。
无论是是大化改新，还是明治维新，拟或是二战后日本真正的脱亚入欧，民主教育，都体现出日本是一个谦虚如竹的国家，因为谦虚，所以勤学，因为勤学，得以明白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差距，所以苦干。曾经留学日本的丰子凯说：“日本学生的勤学苦干的精神，真是可以使人佩服的。”这正是日本人能够后来居上，长期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如今，中国的义务教育远未实现。来自农村和其他城市的中国大量的流动人口，甚至包括城市本地人口还未能实现真正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被城市和农村的教育官员和校长们巧妙驾空。
一方面是农村学校办不下去产，校舍荒废，甚至用来养猪，农村的留守学生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是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子弟无法正常就近入学，更谈不上接受义务教育了。
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地区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捐助费、择校费，择班费等收费名目繁多，小学入学、小升初入学免试入学只是口号，考试成了教育官员、校长成谋利的最好工具。
义务教育、教育的公平还远未实现，更谈不上民主教育了。
再加上高考不统一，加分名目繁多，不少外来务工子弟无论回老家还是在所在城市都无法参加高考，有钱的只好被出国，无钱的只能失去参加高考的机会，大学招生地域名额分配严重不公……
如今，许多农村子弟和来自中小城市，甚至省会城市的子弟都被就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导向到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发达城市和城区，而他们无权接受义务教育，无权在所在地接受平等义务教育、无权平等参加高考、无权享受平等的招生政策……
中国教育与户籍、住房、税收、福利保险等绑架在一起，中国要实现真正的义务教育、平等教育和民主教育，也许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教育要发展，还有许多迫在眉睫的瓶颈问题需要解决。
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得接受不平等的待遇，他们从小在不满的情绪中长大，这样严重的问题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2010年，美日韩三国军演，日中、韩中、朝韩冲突日益升级，美国拉拢周边国家向中国拉起一张大网，中国人已经到了必须清醒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