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山西饶材、竹、、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出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盐铁论·本议篇》中也有一段类似的文字。由此可见，随着商业转运贸易的发展，许多地方土特产已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富贵之家的“奉生送死之具”。商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场的繁荣。四川汉代画像砖对当时的市井作了细致的描绘。
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商业市场都不是随意发展起来的，它必有一定的依托。在汉代，置市必须在县以上的治所，这一制度到唐代仍然遵循。市井画像砖上，商店林立，人物众多，市肆门垣、市楼、市隧齐备，可以肯定是昙以上治所的固定商业市场，而不是乡间草市，其中新繁和成都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市楼矗立于市井中央，列肆与（chán，民居房，市房）排列众多，制度完备，很可能是成都的市貌。
固定的商业市场不仅要设在城里，而且必须在固定的区域，以垣墙环绕，与里坊相隔，设市门，定时出入，也就是说市场是封闭式的。市井画像砖上，市肆门垣整齐排列，广汉县和新繁县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还有隶书题记“东市门”文字，彭县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有“南市门”、“北市门”的文字，与制相合。《三辅黄图》中说，长安的市“各方二百六十步”、“四里为一市”，也就是说，汉代的市井为方形。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宁城图上的“宁市”正是方形，印证了记载的真实性。成都等地出土的方形市井画像砖表明，当时四川的城市与西汉京城长安以及国内其他市制是相同的，由此可见政治统一的巨大力量。
汉代各地市肆都有政府派的市令、长或丞进行管理，他们一般住在市楼里；同时还派市啬夫（古代官名）巡行市场，以纠违法。市楼是市肆中最高大显著的建筑。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市楼上可以观察并监视市内各隧的活动。市楼上悬鼓，击之以开闭市门。楼下坐着市署官吏。广汉县周村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有一座二层市楼，有榜题明示，二楼悬鼓一面，楼顶饰以单凤，一楼二市吏对坐交谈。
市肆管理有一定的规定，凡进入市内的商品，必须分类摆列在列肆中交易。肆即为商肆，因市中有商肆，故称市肆。又因各肆是排列成行的，故又称为列肆、市列、行市。肆店里有店，崔豹《古今注》中说：“肆店，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货鬻之物也。”也就是说，肆是摆设商品用以买卖的，店是放置商品（货物）之处。成都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市列分明，列肆后面（靠市墙处）还有房屋建筑，隐约可见屋内有堆积之物，可能就是放置货物的店，或称“邸舍”、“廛”。肆店里的货物交易，有肆长监督，重要的商品成交，要立书契券约。市列之间有供行人来往走动的人行道，即隧。成都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中间就是十字形的隧。
不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画像砖图像上，我们都可以看出，尽管汉代政府对商品交换进行了抑制，对商品市场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但这并未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买卖仍然活跃，市井之内的热闹景象，有如班固《西都赋》描述的长安市：“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左思《蜀都赋》也说，成都市上“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买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堀诡，奇于八方。”四川汉墓出土的市井画像砖反映的正是当时市场交易的热闹景象，让我们来看两个实例。
新都县出土的市井画像砖展现了一个较小的市井全景。左右两侧上部分别题有“北市门”、“南市门”字样。画面上共有二十多个人物，或坐或立，正在相对交易。有的正提着货物，有的坐地行贩，有的置桌交易，有的设帐为市。
成都市郊出土的市井画像砖平面略呈方形，有市墙围绕，三方设门，每座门有三个门洞。左边市内隶书题记“东市门”、北边市内隶书题记“北市门”，市中置重檐市楼一座，上悬一鼓，楼下正中开门。进市门的十字路（隧）上有人物数起。东隧五人，或相对而语，交流市场信息，或行走于市，尽快赶到目的地；西隧有七人活动，服饰各异，神态活泼；南隧也有七人，或坐或立，似在讨价还价；北隧四人，分两行沿隧边靠列肆而坐，面前放着售卖的商品；隧的中央有类似小亭的建筑，南北隧边坐着商贩，隧的两侧为列肆，如长廊式建筑，共分四个交易区，每区的肆有三至四列。西北、西南和东南的三个贸易区的列肆之处，靠近市墙，又有纵横交错的市宅，一方靠近市壁，三方为列肆，形成如长方形的宅区，中间另立店房（邸舍）。靠北面市墙内两区的市店内，可以看到堆积的货物，以及顾客、商人的活动。
市井画像内容丰富，但看不清交易何物，新都出土的沽酒图则十分明确，店主正在为门外顾客盛酒，左上方还有二人正向酒店走来，左下方一人手推辇车边向外走，边和店主话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