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国、两晋至南北朝的几百年间，历史长河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政权分裂，战乱频仍，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随之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各民族的文化彼此渗透、吸收和交融，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居民的“汉文化”的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以汉文化为核心的融合。许多显赫一时的民族，纷纷解体，与汉族融合为一体。
从曹魏时起，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塞外游牧民族，由于多种历史原因，大都陆续内徙，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内徙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实属罕见。据《晋书·太祖文帝纪》记载，到西晋初内徙的少数民族人数已达“八百七十余万”。内徙的各少数民族，虽有一部分成为西晋政权的编户齐民，承担封建国家规定的赋税徭役，但其主体部分则族聚而居，各自有王、侯、部帅等首领。封建政府的剥削、王公贵族对少数民族人口的掠夺以及与汉民族杂居时造成的民族纷争，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各少数民族首领也往往利用这种矛盾，伺机获取自己的政治权力。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问题，沉迷于奢侈的西晋统治阶层没有认真对待，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西晋末年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使西晋政权处于极度混乱和衰弱的状态，诸王混战使华夏文明中心地带的中原地区遭受了比汉末董卓之乱、牧守混战更为严重的破坏，也使本已紧张尖锐的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八王之乱后期，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相继起兵，推波助澜，并自图发展，形成了以民族矛盾为主要内容的永嘉之乱。从刘渊建国到北魏统一北方的130多年时间，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起近20个民族政权，后人将这一时代概称为“五胡十六国”。直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延五年（439）最后统一北方，这一历史阶段才告结束。
“五胡十六国”时期，是民族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王朝嬗代犹如走马灯。在残酷的民族斗争中，胡人建国者逐渐意识到：要想立足于中原，必须学习吸收汉文化。他们无一例外的模仿汉族传统的政权组织形式来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大量引用当时汉族中最有文化素养的世族人士。如慕容鲜卑前燕的创立，正是流亡辽东的世族人士活动的结果；石勒创立后赵政权，汉族人张宾功不可没；苻坚治国，亦以汉人王猛为股肱。各少数民族按汉族传统政权的形式实施统治，促使其原有的社会组织趋于瓦解，这是各少数民族汉化的重要内容。同时，由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创立民族政权的各少数民族大都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及文化典籍，所以，各族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无不热心于学习汉族文化典籍。十六国政权无一例外均兴建学校，培养人才，而其学习的也无一不是儒家经典。通过利用汉文字，学习汉文典籍，各少数民族逐渐谙熟汉族文化，按汉族观念行事，最后便认同于汉族，抛弃了本族的习俗，实现了胡人“汉化”。《魏书·崔浩传》说：“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原，变风易俗，化洽四海”，正是对这种历史现象的概括和总结。
匈奴人刘氏所创立的汉政权是个汉化程度比较深的政权。还在西晋末年时，内徙的匈奴族由于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文字、衣饰、葬俗等已大抵与汉族相同。尤其是内徙的南匈奴贵族上层人物，吸收和学习汉文化更是不遗余力。匈奴人刘渊自幼拜上党人士崔游为师，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等儒家经典，还特别喜欢读《春秋左氏传》和《孙子兵法》，并大体上可以将二书内容背诵出来，同时还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刘渊的儿子刘聪不仅“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而且“工草隶，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篇”，很有才智。刘渊的侄子刘曜不但自己深受汉族儒学的熏陶，汉文化素养颇高，当政时还极力在国内推行汉族文化，设置太学，选朝贤宿儒以教生徒，并且亲自到太学考试学生，选拔优秀学生直接入朝为官。这些措施加速了内徙匈奴人吸收汉族文化的过程，有利于匈奴人的汉化。
羯族人石勒在建立后赵政权以后，为了巩固政权，政府机构采用魏晋制度，设立尚书、中书等官职和公侯封爵，同时还下令厘定习俗，禁止羯族人在兄长死后以嫂为妻，禁止在丧婚娶。石勒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原是晋朝因战乱废止很久的秀才、孝廉考试经书的制度，在后赵也予以施行。不止大、小学生要试经，被推荐的秀才、孝廉也要试经，后赵对汉人文化经籍的重视，可见一斑。不仅如此，石勒虽不识字，却经常叫人读经史给他听，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见识，即使是在行军打仗、戎马倥偬之际也不间断。他还经常根据自己的心得来评论古代帝王的善恶得失，那些曾经听到过他的评论的儒生、名士，无不为其精辟独到的见解所折服。有一次，石勒听人读《汉书》，当读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旧贵族的后裔为王时，石勒大吃一惊，说：“这个办法是致命的错误。”及读至张良阻止施行此策，石勒才长出一口气，道：“幸有张良劝谏，刘邦才能得天下。”石勒本人的名字也是在他起兵后按汉人习惯起的。
前秦氐人苻氏的汉化也颇引人注目。苻坚即位后，以继承发扬汉族文化为己任。他不仅本人深受儒学濡染，博学多艺，而且亲临太学主持考试，评定学生优劣。他经常提一些《五经》中的问题同博士讨论，博士们大多回答不了。他宣称：“朕一个月三次到太学，亲行赏罚，不敢稍有懈怠，也许周、孔学说不至于失传，汉代武帝的盛世可以赶上吧！”苻坚广置学官，从郡国学生中挑选精通一部经书以上者充任，教授公卿以下官吏的子孙。这样，氐人贵族子弟，自幼便被置于儒学教育之下。其后，苻坚又进一步在氐人中推广儒学教育，“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这就将氐族军队中将士纳入儒学教育系统，连宫廷中的妇女也在受教育之列。苻坚广泛推行儒学教育的政策，大大促进了氐族的汉化。
后秦国主姚兴在战争年代，仍与儒生讲论儒家经典，不以战乱废学。姚兴即位之后，更注重兴学立教。当时，姜龛、淳于岐、郭高等人为当世耆宿名儒，学问精深，各在长安招收门徒数百人，远道而来的求学者多达万人。姚兴特别指示各地关卡，对往来的儒生一律放行，不许刁难。由于姚兴的大力提倡，后秦儒风大盛。姚兴长子姚泓自幼受到熏陶，博学多才，尤好诗歌。他曾从淳于岐学习儒家经典。淳于岐生病之时，姚泓亲自前往探病，并拜于床下。自此之后，王公大臣每见师傅无不下拜。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延五年（439），继前秦苻坚后再一次统一北方，长达100多年的“五胡十六国”局面宣告结束。北方的民族融合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北魏为鲜卑拓跋部所建立，鲜卑族拓跋部在“五胡”中进入中原最晚，汉化程度也最低。因此，拓跋建国后，便开始了艰难曲折的汉化历程，并使北魏一代政治受到深刻的影响。
北魏历代皇帝在实行汉化方面都有所贡献。北魏开国君主道武帝拓跋极重视使用汉人士大夫，在这些人辅佐下，政治上制定各种礼仪制度，经济上分土定居，计口授田，劝课农桑。太武帝拓跋焘更是重用汉族门阀崔浩，又频频下诏州郡，礼请各地著名的汉族士人入仕北魏，仅一次就征请了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数百名汉族士人，根据才能学识，分别委用。在统一北方后，拓跋焘把崇尚文教作为其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兴办学校，选拔儒家学者讲学，教授京师贵游子弟，使鲜卑贵族知识化；组织人力对儒家经典诸如《易》、《乐》、《诗》等加以注释整理，为拓跋族继承和吸收儒家文化提供了根据和方便。同时，拓跋焘还在崔浩的建议下，恢复了停顿已久的修编国史工作，从而使绵延数千年的修史传统在北魏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拓跋焘采取的崇尚文教政策，使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很快地为鲜卑族所熟悉和接受。学校的建立、教育的发展、儒家经典的整理刊行，提高了鲜卑族的汉文化水平，培养了一批精通儒家学说的鲜卑族知识分子，从而成为以后孝文帝改制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
北魏比较彻底的汉化改革是在文明冯太后及孝文帝执政时完成的。冯太后的改革是遵循北魏政权封建化的需要，继承和发展道武帝以来联合汉族士大夫的政策，是在汉族文人辅佐下进行的。冯太后首先确立汉族传统的礼仪文明制度，立学校、定乐章、立孔子庙于京师，又认黄帝为拓跋远祖，而以华夏苗裔自居。太和七年（483）十二月，冯太后下令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的原始习俗。次年六月，下令改革朝廷百官没有俸禄的旧制，远遵《周礼》，近循汉魏，颁行俸禄制度。俸禄制推行后，官吏贪污布帛一匹，将被处以死刑。太和九年（485），冯太后采纳河西人士李冲的建议，颁布均田令，规定全国15岁以上的男子、妇女分别耕种40亩及20亩土地，如当地土地有多余，还可以加倍甚至加两倍耕种，领受均田的百姓每户交纳丝绵或麻布一匹、粟二石，还得担负兵役和徭役。随后，冯太后又在地方上建立三长制，每五户百姓置一邻长，合五邻置一里长，合五里置一党长，代替原来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同时还在地方裁撤镇戍，全国设置38个州，全面推行州、郡、县三极地方行政制度，以有利于设置三长，编定户籍，实施均田令。三长制及均田令在全国的陆续实施，使得十六国以来各少数民族在汉化过程中逐渐定居农耕的成果被肯定。北魏鲜卑族在接受华夏文化、摆脱奴隶制生产关系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太和十四年（490），文明太后死，孝文帝拓跋宏（454-476）亲政。孝文帝继承太后遗志，重用汉族文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舞，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3年之丧。
太和十七年（492），孝文帝毅然决定迁都洛阳，以摆脱旧都中保守势力对汉化政策的阻挠。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的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拓跋鲜卑和北魏政权民族特征的措施。其主要内容有：禁止鲜卑语言，以汉语为惟一通行语言，下令30岁以下的鲜卑族人一律不得使用鲜卑语言，必须改用汉语，如果在朝廷上故意使用鲜卑语言，则免除其官职。改鲜卑姓氏，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音近的汉姓，如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独孤氏改为刘氏，拔拔氏改为长孙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氏改为于氏等。改鲜卑贵族籍贯为洛阳，死后不得还葬代北。禁止胡服，改着汉人服装。为使鲜卑族与汉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自己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为其五位弟弟分别聘李、郑、卢姓女子为王妃。北魏的公主也有许多下嫁与上述汉族门阀世族，其他各级鲜卑贵族也都分别与地位相当的汉族世家大族结为姻亲。
北魏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十六国北朝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改革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各族融合的成果，反过来又促进了以鲜卑为中心的北方各族封建化和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胡”融汇、多元文化激荡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最终推出了气度恢宏、壮丽璀璨的隋唐文化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