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内迁形成高潮。到西晋统治时期，史称“西北诸郡皆为戎居”，身为中原腹地的关中地区也是“戎狄居半”。这些少数民族既是为了反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同时受八王之乱北方各王的支持和拉拢，先后加入不同阵营，使自己的势力进一步强大起来。因此在西晋灭亡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先后在北方建立起了近20个民族政权。他们之间民族矛盾尖锐，战乱不断，而他们的政权更替也非常频繁，因此社会动荡不安……
与北方不同，此时的南方地区，乘北方战乱之际琅王司马睿在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再次建立起了新的汉族政权。因此，南方的历史进入了偏安的东晋时期，北方大批人口的南迁，客观上为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南方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
■民族林立十六国
东汉末年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农耕地区之后，散居于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西自今青海、甘肃，东经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以至辽宁，南到河南，都有少数民族与汉人错居杂处，其中并州、关中一带尤为集中。这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是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也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民族文化的交融并没有消除民族间的矛盾，胡汉上层对下层人民的压迫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则利用本族人民，壮大了实力，加强了割据，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纷争中积蓄力量，于是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政权。
其中建立最早的是略阳氐族人李特、李雄父子建立的成汉政权和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建立的汉（前赵）政权。李氏是西晋末年略阳、天水人民向巴蜀地区流徙时的流民领袖。李特等率领流民进入巴蜀之后，因晋廷逼迫流民迁回原籍、镇压流民而与朝廷发生冲突，于是李氏父子前赴后继开展了反抗晋廷压迫的斗争，最终于西晋太安二年（303）十二月，李雄逐走益州刺史罗尚，攻下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
刘渊则为匈奴南单于的后裔。他的祖父被东汉派去镇压黄巾起义而留居内地。八王之乱时，刘渊受匈奴贵族拥戴，称大单于，建都于离石（今属山西），并于晋永嘉二年（308）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以汉为国号。
自从氐族人李雄和匈奴人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到北魏太延五年（439）灭北凉的136年间，各少数民族先后在北部和西南地区建立了很多民族割据政权，习惯上称之为十六国。而以晋太元八年（383）东晋和前秦的淝水之战为界，十六国的建立过程可以分前后两个时期：此前建立的政权有成汉、汉和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此后建立的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夏等，此外还有前期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和冉闵建立的魏，以及后期建立的西燕政权还不算在十六国之内。
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反复进行。长期的动乱，统治者的狂暴屠杀和劫掠，漫无限止的劳役，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一个政权刚刚建立，另一个政权又要取而代之。这种频繁的权力更替和转移，使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生产极不安定。
■偏安于东南的东晋
西晋末年，许多北方汉人不堪忍受长期不断的战争带来的痛苦，纷纷举族迁往南方。
室名分，也利用东南地区权力的真空攫取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因此在西晋灭亡之际的动乱中，他一方面继续在江东壮大实力，另一方面则誓师北伐，拉拢人心，最终在西晋愍帝被杀之后顺利地成为了晋政权在南方的代言人。
司马睿虽为司马懿之后，但因其父毫无建树，所以司马睿一支也没有特别的权势。司马睿能建立东晋王朝，一方面是因为占有江南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和经济优势，但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南迁的北方豪强以及南方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东晋是西晋在政治上的延续，流亡江南的西晋门阀世族是其政治基础。由于东晋的建立深受世家大族的支持，因此士族特权制度在东晋进一步制度化，西晋时还有公元317年，逃到南方的官僚、贵族、大地主们，联系江南的大地主，拥戴晋朝皇族司马睿建立政权，建都建康，年号建武，史称东晋，由此司马氏保有江南半壁。司马睿是司马懿的后裔，他既有西晋宗王的皇人竭力反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但这在东晋则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史称“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晋也是一个流亡政权，它不仅以流亡江南的世家大族为政治基础，也以流亡到南方的大批普通群众为经济基础和武力支持。由于士族把持朝政，权势过于强大，所以中央皇权就显得比较单薄虚弱。但是由于大批北方普通劳动人民也迁徙到了南方，他们掌握着北方社会先进的生产方法，这种先进的生产力与南方湿润温暖的优良气候条件相结合，对南方经济的发展和边疆的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地保证了东晋社会的物质需求，因此东晋也是南方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淝水之战
北方人民南迁之后，虽然生活相对安稳，但是离开了世代居住生活的北方，他们还是不时地有故乡之思，而且汉民族向来的优越感也不能容忍自己的故土被北方“胡族”肆无忌惮地瓜分合并。与此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在相互的攻伐和兼并中，也出现了几个实力强大的政权，使北方逐渐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且这些政权也有着长远的政治目标，渴望着统一北方，并继续南下，征服东晋。
公元318年，汉刘聪死后，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与此同时，石勒乘刘聪死后的内乱之机迅速占领了平阳、洛阳一带，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自称赵王，与刘曜政权东西相峙，史称后赵。双方立国不久，就展开了你争我夺的拉锯战。公元329年，石勒终于战胜了刘曜，使西起关陇、东接辽西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归到了自己统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区一统的局面。但不久之后，鲜卑慕容氏就于公元342年在龙城（今辽宁朝阳）建立了前燕政权。曾为前赵将领的氐族苻洪、苻健父子，也乘后赵政权内部之乱进行反叛，于公元351年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前秦政权。苻健死后传位于其子苻生，但由于符生昏庸无为，苻健的侄子苻坚于公元357年杀掉苻生，取而代之。苻坚聪明好学，博学多才，很有远见，是一个很能干的君主。他上台之后先后灭掉了前燕、前凉，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南征东晋，统一全国是苻坚由来已久的愿望，统一北方之后他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而东晋的南迁士族们也时刻不忘举兵北伐，收复家园，因此双方之间注定要发生一场交锋。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八月，苻坚首先开始大规模南征，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此战前秦军队有百万之多，史称“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苻坚自恃志在必得。然而东晋实力也不可小视，因为此前双方已有的交锋中，前秦并没体现出绝对优势。东晋有一支精干强大的北府兵，更主要的是东晋当政的谢安宽容大度，富有谋略，在他的努力下，握有东晋军政大权的桓冲、谢安两家也由明争暗斗走向了携手合作。因此，虽然从兵力上看前秦军队气势庞大，但胜负成败不能就此定论。
淝水之战，苻坚军队紧靠着淝水西岸布阵，而以谢石、谢玄为首的晋军则驻兵东岸，与前秦军隔水相峙。战争一开始，谢玄便以前秦军置阵逼水，不利速战为由要求前秦大将苻融稍稍撤退，苻融接受了这一建议，晋军利用前秦军后移混乱之机给他们当头一棒，杀死了苻融。随后谢玄又派人在前秦军后方大喊“秦军败了”，使前秦军大乱，开始撤退，而晋军则乘胜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
■东晋的灭亡
淝水之战东晋以少胜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东晋乘机收复了一些失地，使疆域版图也达到了东晋立国之后最大的时期。谢安作为当政者和实际指挥者而再受褒奖，进位太保，谢氏子弟也因率军征战而获得殊荣。战后谢安继续调解内部利益关系，力保谢、桓两大家族和睦，促政治安定。但是谢氏家族不断壮大的权势却引起了皇室的猜忌和疑虑，谢安死后，孝武帝以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执掌朝政，替代了谢氏家族。
司马道子才智平平，毫无大略，但他专擅朝政，势倾天下，史称“蓬首昏目，政事多阙”。他还极好佛道二教，巫道僧尼充塞相府，窃权弄奸。其掌权期间政治腐败，用度奢侈，生活腐化，人民怨声载道。
他的做法也引起了孝武帝的不满，孝武帝曾在中央和地方要政安插亲信以牵制司马道子，但是此举没有形成实质性威胁。因为不久孝武帝病死，其子司马德宗继位后，司马道子更高踞摄政之位。司马道子晚年嗜酒成瘾，整日酩酊大醉，其子元显乘他酒醉之时联合朝廷免除了道子司徒、扬州刺史之职，自为扬州刺史，掌控大权。元显性格苛刻残忍，刚愎自用，他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而强征私家奴为兵，因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一直以来，偏安的东晋政权致力于笼络世家大族以维护统治，对普通民众生活关心较少，而流落南方的民众则大多投到豪强门下为奴，因此阶级压迫很深。元显免奴为客、征集私兵的做法虽然名义上提高了“奴”的地位，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依据，因而立即引发了三吴地区的骚乱。世奉五斗米道的琅人孙恩，就借这个机会发动了农民起义，以反抗东晋政权统治下世家大族们的阶级压迫。孙恩起义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给日渐腐败的东晋政权发出了警示。
在东晋政权忙于镇压孙恩起义的时候，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地展开了。原大司马桓温之子桓玄，一直对元显心存不满，因此他借孙恩起义之机将江、荆、雍三州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蓄意寻机取代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孙恩起义被镇压之后，元显以皇帝司马德宗的名义下诏谴责和讨伐桓玄，桓玄也传檄四方，起兵反抗。由于桓玄收买了北府兵主帅刘牢之，因此双方未经激烈交战，桓玄便顺利地进驻建康，掌控了大权。此后桓玄虽然重用了一些受司马氏排挤的世族势力，但他同时又因忌惮北府兵而滥杀主帅，解散组织，因此埋下了北府兵余部东山再起进行反扑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