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注定是一个多变的动荡时代。经过从黄巾大起义到孙吴建国的近半个世纪的频繁征战之后，魏、蜀、吴三国各自建立政权，从此统一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了，但三国间相互的制衡和牵制也换来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三国各自为巩固政权，增强实力，先后都在本国内实施了一些发展生产、稳固边疆的措施，在动荡的年代里给凋敝的社会生产提供了发展的宝贵的机会，也让饱尝动乱之苦的人民得到了些许安慰。
但是继曹操、刘备、孙权以及曾经辅佐他们的那些贤士名将们相继谢世之后，迅速转入动乱的社会，清晰地证明了他们的后继者是多么的庸碌无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三国的稳定随着开创者们的离世而相继结束了，历史再次转回到了纷争和动乱之中。
■曹魏的统治与魏晋禅代
曹操以其雄才大略，开创了魏国霸业，不仅为曹魏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对此后三国政局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生前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也不负其后继者给他太祖武皇帝的尊称。
但是魏国建立不久，政权就开始腐败了。曹魏政权的第一位皇帝曹丕，虽然在镇抚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铲除部分地方豪强大族以及打开西域交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廷内也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皇权的措施，但是他在用人方面却与其父曹操大相径庭。虽然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时期制度化，但同时，陈群、司马懿、曹真等不为曹操所重视的世家大族却成了曹丕政权的左右手，这种用人上的大变化对曹魏政权尔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黄初七年（226）五月，魏文帝曹丕病重，立其子曹为皇太子，并以时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等4人为辅政大臣，这些人的势力从此不可一世。不久之后，曹丕死，曹即位，是为魏明帝。此时，东吴孙权趁曹魏政权交接之机举兵进攻襄阳；次年，蜀汉也开始了北伐活动。此时曹真、陈群等人或病或死，危难之际，司马懿受到重用，战事几乎都由他来主持，而司马懿也借自己的军权和取得的胜利而提高了政治地位。此时的曹魏社会，不仅玄学之风渐盛，朝野清谈盛行，而且风气也渐趋奢靡腐化。景初三年（239）魏明帝病死，立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为帝，以武卫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
此时司马懿已经功勋卓著、权倾朝野，而曹爽则年轻气盛、权轻势弱。曹爽好玄学，笼络和接纳了朝野间正在兴起的清谈浮华之士，与司马懿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马懿利用曹爽陪侍曹芳到魏明帝高平陵去扫墓的机会，发动政变，击垮了曹爽集团，史称高平陵事件。此后，司马懿与司马师、司马昭父子控制朝政，铲除异己，同时又笼络世家大族，政治野心日强一日，以至于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说。而此时，司马氏的篡位也指日可待了。
■蜀汉与孙吴的相继倾倒
刘备死后，由诸葛亮辅佐无能的刘禅，对西南地区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在平定了南中之后，诸葛亮于建兴六年（227）春上书刘禅，要求“北定中原”、“兴复汉室”，随即进军关中。诸葛亮指挥大军先后进行过6次路线不一的进攻，与曹魏司马懿指挥的军队有多次交锋，互有胜负。在建兴十二年（234）春诸葛亮进驻五丈原，与司马懿在渭河两岸对峙，司马懿采取拖延战术，双方还未交战而诸葛亮病逝军中，蜀军也人心涣散，反而陷入了内讧，这次进攻最终无功而返。
诸葛亮死后，蒋琬和费先后执掌蜀汉大权，二人采取保守防御政策，使蜀汉维持了暂短的安定。费之后姜维执掌了军事大权。姜维力主奉行诸葛亮的军事进攻政策，先后对曹魏陇西一带发动多次大规模军事进攻，这些进攻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却使蜀国元气大耗。而此时的蜀汉国内也因宦官专政、豪强兼并而朝政腐败、日渐虚弱了。蜀汉炎兴元年（263），执掌魏国实权的司马昭则瞅准蜀汉内部空虚、人才匮乏的时机发动了主动进攻，以三路大军直逼蜀汉。蜀军虽奋力抵抗，但还是节节败退，当成都被围，后主刘禅终于向魏国征西将军邓艾投降，蜀汉就此灭亡。
与蜀汉相比，孙吴政权后期虽然没有频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但是政局也非常混乱。孙权建国之时，多依靠江东大族，因此难免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坐大分权。孙权晚年，朝廷内部又因为继承人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并分为了两个派别，以诸葛恪为首的一派支持太子孙和，而将军步骘、大司马全琮等则拥护鲁王孙霸。史称当时“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这无疑给孙吴政权尔后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孙权最终采取不偏不倚、另择新主的方式，传位给自己的小儿子孙亮，结束了皇权之争，但是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诸葛恪为诸葛亮之侄，他主张孙吴积极进取，不能坐以待毙，并对魏军发动了军事进攻。他的做法引起了江东豪族的不满，于是宗室将军孙峻联合皇帝孙亮谋杀了诸葛恪。此后，孙峻兄弟又与皇权发生了冲突，上演了一系列的宫廷斗争。而在孙吴政权内部进行着复杂交错的权利之争的时候，社会经济则日渐凋敝、军队也逐渐废弛，更重要的是司马氏掌控的魏军已经消灭了蜀汉政权，正觊觎着孙吴政权。永安七年（264），孙亮的后继者孙休死，庸庸无为而残暴专横的孙皓继位，此后国内形势更加严峻，大臣将相各图自保，虽然司马氏忙于代魏立晋而没有立即进攻，但孙吴已经难逃灭亡的命运。
■西晋的短期统一
司马昭灭蜀之后的第二年，便因“卓著”的功勋而晋升为晋王，虽然他没有来得及当上真正的皇帝就死了，但是自魏文帝曹丕以来，司马氏父子通过长期的偷梁换柱、明争暗夺，实质上已经逐渐取代了曹魏政权。而在孙吴政权大势已去之后，司马氏政权便开始操作真正的魏晋易代了。司马昭死后，其长子司马炎继承了王位。司马炎于延熙二年（265）十二月用“禅让”的办法登上了皇帝位，并将魏帝曹奂封作晋陈留王，改元泰始，历史由此转入了西晋时期。曹魏以“禅让”方式取代了东汉，而最终又“禅让”于司马氏，结束了自己的统治，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
西晋建立之后，首先着手巩固政权。先后确立三省制度、实施宗室封国，并设立了地方都督制。为了防止曹魏代汉、西晋代魏的“禅让”重演，司马炎认为必须要将地方大权收归宗室手中，因此大封同姓诸侯宗室，封国分为王、侯两级，并仿照西周古制，设立爵位制度。这种分封制度虽然在短时期内对西晋政权的巩固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由于西晋封国诸王同时担任一方都督，掌控地方军政大权，所以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此后地方权重、割据一方的局面。
司马炎继位之时，蜀汉政权已经投降，西南地区已经处于西晋统治之下，但是东南的孙吴政权还没有正式归降。司马炎担心自己落得“有禅代之美而功业未著”的骂名，因此在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就发动了对孙吴的进攻。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正式下诏讨伐孙吴，采纳征南将军羊祜的建议，对孙吴开展全面进攻，并实施重点突击。而腐败的孙皓政权虽然也组织了全力抵抗，但已无法力挽狂澜，吴军节节败退，而晋军所向披靡，于次年三月就逼到了吴都建业（今南京）附近。穷途末路的孙皓放弃了抵抗，束手就擒，孙吴统辖的扬、荆、交、广四州，共43郡300多县全部并入了西晋的版图，西晋就此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西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的统一犹如流星一般短暂，历史再次进入了更加纷繁混乱的东晋十六国时期。
■八王之乱与西晋的瓦解
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改元太康，西晋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统一、安定、发展的新时期。西晋的统治虽然短暂，但司马炎在位的25年中，社会还是相对安定、有一定发展的。太熙元年（290），晋武帝死时，诸子尚幼，继位的惠帝司马衷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白痴，因此权臣外戚开始争权夺利。以惠帝外祖父杨骏为一派，惠帝皇后贾氏为另一派，展开了激烈的宫廷斗争。贾皇后颇有政治野心，而且手段毒辣。武帝死后，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着朝政。贾后则串通楚王司马玮发动军事政变，消灭杨氏势力夺取了政权。此后不久，贾皇后又借机除掉司马玮，独揽朝政，开始专权。
惠帝虽然是个白痴，但太子司马却聪明英武。司马非贾后所生，因而贾后深为畏忌，于永康元年（300）三月假借皇帝之命将太子杀害。四月，梁王司马彤、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为借口，起兵铲除了后党，次年，司马伦自己称帝，将惠帝尊为太上皇。而司马伦的篡位则引起了其他割据一方的宗王的不满，齐王、河间王、成都王颖等先后起兵讨伐司马伦，史称“八王之乱”。自此开始的16年间，西晋政权犹如烫手的山芋，虽然人人觊觎，但谁也拿不了多久，在诸宗王中传来传去，混乱不堪。直至惠帝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将惠帝迎还洛阳，次年，惠帝中毒而死，东海王立皇太弟司马炽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司马越之手，八王之乱也就此结束。
贾后专权和八王之乱对西晋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战乱不仅使朝政混乱无序，也使社会生产蒙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天灾连年，使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史称“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与规模庞大的流民相伴随，流民起义也此起彼伏，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一蹶不振。
与流民起义相比，以匈奴为主的内迁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反晋行动，则对西晋统治形成了更为直接的威胁。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和羯人石勒以反对民族和阶级压迫而起兵，在八王之乱中得以进一步壮大。他们不断出兵南下，并多次直逼洛阳，对西晋统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到永嘉四年（310），石勒已经攻占了洛阳周边地区，刘聪也对洛阳发动了数次进攻。永嘉五年，司马越病死，刘聪便一举攻陷洛阳，俘虏了怀帝。此后晋人虽然又立愍帝于长安，但已经只是一个西晋灭亡之后残存的符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