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永州地区以后，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缺少干部。因此，培养干部成了当务之急。于是地委抽调一批南下干部在频洲中学成立了一个专门训练干部的学校，名曰专区干部学校。我被分配在这个学校当会计。报名来学习的大部分是因战乱而辍学的知识青年，他们在这里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就分配到永州辖区内的县区或直属机关当干部。当时这里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吃饭连个桌子都没有，大家只能蹲在地上用餐，伙食标准是勉强能够吃饱。上课集中在一个比较宽大的过道里，教员除了学校几位负责人外，还有地委和专署的负责同志。上课时既无课桌，又无课本，每人坐在自己携带的小板凳上，全靠耳听手记。艰苦的环境和简陋的条件，被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新知的渴求给冲淡了，大家没有一点怨言和不安。
在这里，我虽然不是学员，但是干校那种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员们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对我影响很大。偶有空闲，我也悄悄地到“课堂”边听听课，平日更是四处留意，只要是有文字的读物，捞到手里就看，真说得上如饥似渴。按今天的教育水平来看，南下之前我的读书经历只是使我成了识文断字的人，真正让我学习知识、掌握知识、丰富知识，最终达到能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并不辱使命的知识水平，是得益于我自南下以来，并从此坚持一生的自学，像海绵吸水一样地自学。
干校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也是潜移默化的。如果要说有形的具体的影响，那是我在这里接触到了一本影响我一生的书。这本书原是干校组教科长宁生同志的。宁生原名冯百祥，曾用名马佐典、忠勇、善战，1923年3月出生，河北省丰润县人，1940年10月入党并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1月到1947年12月，在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南下前任冀东区遵化县委宣传部部长，南下时任中队政委、队长。后历任新田、零陵、衡山县委书记，衡阳地委副书记、书记兼衡阳市委书记、零陵地委书记，“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后任长沙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衡阳地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任湘西自治州州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省顾问委员会常委。他思维敏捷，口才漂亮，对人宽厚，处事大度，特别是对他周围的同志关怀备至，爱护有加。他像一团火，给人以温暖。有一天，他把自己读过的一本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简称《联共（布）党史》）送给了干校组教科副科长张文远同志（后改名罗志卿，曾任国家物资部副部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见了这本书，便请求文远同志借给我看看，他欣然应允。
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部苏联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书一到手，我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这本书当时人称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由斯大林亲自主持撰写。全书共十二章，时间跨度是从1883年苏共建党起到1937年，长达半个多世纪。它的内容很丰富，不仅记述了50多年间俄国国内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也记述了欧洲乃至世界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它结合苏共的实际斗争，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十分详细地记述了列宁、斯大林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全部著作，以及写作这些著作的目的意义和时代背景，分析了历史舞台上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的浮沉原因。它不仅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作家的主要观点，也讲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这本书在我面前展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激发了我更大的求知欲望，使我更加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进一步增强了革命的坚定性，使我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领袖人物产生了无限崇敬之情，当然个人迷信也由此而生。1953年3月5日，当时我在江华县四区（白芒营区）担任区委书记，从报纸和广播中得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顿有五雷轰顶、天塌地陷之感，因而无限悲痛。当晚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挂上了斯大林遗像，十分肃穆和虔诚地向遗像鞠了三个躬。可见我当时对斯大林的崇敬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对我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对客观事物的洞察能力和概括能力，论述问题的表达方法，文章的写作方法等，可以说都是从这本书学来的。我过去不善于讲话，而现在我的讲话条理较为清晰、言语较为简明，这完全得益于这本书。总之，这是一部历史逻辑和辩证逻辑相统一的著作。听人说这本书毛泽东看过十六遍，可见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之深。我是其中之一。
一本书竟然对一个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因此，我不能不问：为什么？我的回答是，我认真地读了这本书。根据我当时的水平，读这本书是有困难的，开始时有许多地方不懂，但我横下一条心，逐章逐节地读下去，逐章逐节地作笔记。那时的笔记也只是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全文抄录下来，很少有个人的理解，但这种抄录的确加深了印象。从此我学会了用笔读书，养成了写读书笔记的习惯。遗憾的是我的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在“文革”中毁于造反派之手。这本近五十万字的书，我读了将近一年，也思考了一年。人的大脑好比一部电脑，读一本书就好像把信息存入电脑，你可以随时调用。但电脑是死的、机械的、被动的，而人的大脑是活的、主动的。人的大脑通过对死的信息的整理和加工，可以产生判断、推理等高层次的思维活动，从而更加广泛地运用这些信息，也可以触类旁通。由此看来，一本书对人能否产生重大影响，不是取决于你是否读了这本书，而是取决于你在读书时下了功夫没有，认真思考和消化了没有。只有把读书的过程变成把书上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的过程，才是最有意义的读书。有人说读书不在多，而在精，其道理就在这里。自此以后，我始终把《联共（布）党史》奉为马列主义的经典。其结果是：从正面意义上说，使我跟上“继续革命”的步伐，从反面意义上说，使我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沼，成了建国后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同时自己也成了这条路线的受害者，既整过人，也被人整过，直至“文化大革命”才有所觉醒，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乃至上个世纪末，世界上发生了一地方全文抄录下来，很少有个人的理解，但这种抄录的确加深了印象。从此我学会了用笔读书，养成了写读书笔记的习惯。遗憾的是我的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在“文革”中毁于造反派之手。这本近五十万字的书，我读了将近一年，也思考了一年。人的大脑好比一部电脑，读一本书就好像把信息存入电脑，你可以随时调用。但电脑是死的、机械的、被动的，而人的大脑是活的、主动的。人的大脑通过对死的信息的整理和加工，可以产生判断、推理等高层次的思维活动，从而更加广泛地运用这些信息，也可以触类旁通。由此看来，一本书对人能否产生重大影响，不是取决于你是否读了这本书，而是取决于你在读书时下了功夫没有，认真思考和消化了没有。只有把读书的过程变成把书上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的过程，才是最有意义的读书。有人说读书不在多，而在精，其道理就在这里。自此以后，我始终把《联共（布）党史》奉为马列主义的经典。其结果是：从正面意义上说，使我跟上“继续革命”的步伐，从反面意义上说，使我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沼，成了建国后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同时自己也成了这条路线的受害者，既整过人，也被人整过，直至“文化大革命”才有所觉醒，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乃至上个世纪末，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令人眼花缭乱的重大事件，才使我睁大了眼睛，对过去经历的一切进行了重新审视。我痛苦地发现，在长期革命中所建立起的神圣殿堂轰然倒塌，发现过去奉为经典的《联共（布）党史》，只不过是斯大林模式的说教和教条主义的集大成者，并且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联共（布）党史》作为一部历史教科书，它在形式逻辑和方法论、语言运用等方面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其内核即它所确立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高度垄断的体制则是完全错误的，这不仅为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也为中国历史事实所证明，正是这一体制导致了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导致了中国“左”的路线的形成和发展，最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之所以伟大，有人解释说，就是她体内有一种如医学上所讲的“生命应急机制”，每当这个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大祸的时候，生命应急机制就会紧急启动，使之转危为安。历史上几千年的分分合合和异族入侵且不去说它，光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诸般凶险和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就足以证明华夏民族的生命之树常青。所以当“文化大革命”之祸将中华民族又一次推向险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这次会议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从意识形态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断然摒弃斯大林模式，决定由自己去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所谓“生命应急机制”只是一种形象性的说法，这种机制的内核其实就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为探求真理虽九死犹未悔的求索，以及对民众觉悟的启发和唤醒。
虽然如此，我并不因读了这本书而后悔，相反，我在求知道路上经历的上述曲折，使我认识到：
求知，不仅要有认真的态度，刻苦的精神，而且必须在开放、自由、多元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目的，获得真知。如前所述，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一元、封闭和严格纪律约束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在学习上独尊马列，对当代世界的各种思潮全然无知，而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集人类知识之大成，是人类智慧发展的顶峰，除此以外，一切思潮都是落后的、反动的，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是不屑一顾的。因而，逐步形成了一种单一的知识结构，不能在比较中鉴别，在鉴别中识别真伪，更谈不到创造和发展，接受林彪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也就顺理成章了。总之，我们这一代人被深深地打上了知识畸型的烙印。这正是那条“左”的路线得以推行的社会基础。在民主的制度下，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领袖是由人民选择的；在专制制度下，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领袖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去“塑造”人民，把人民变成领袖意志的“齿轮”和“螺丝钉”。
求知，必须以无知为前提。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求知者，但从全知全能的意义上说，又都是无知者。天下没有万能的人，也很少有一无所能的人。如果认为世界上有无所不知、全知全能的人，他们的学说可以包罗万象，放之四海而皆准，既无须置疑，也不能超越，那么人们躺在这个学说上安然睡觉就可以了。在这里，求知完全失去了意义，因为一切的现成的答案，“红宝书”中已经都有了。这样，久而久之，就必然成为思想上的懒汉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教条主义者。
说到底，就是必须树立科学的宇宙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我在拙作《我的思想回顾》一书中说了这样一些话：世界是可知的，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每一个时代的人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都有过有益的知识积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知识积累绝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每一领域都经过一个由少到多、由表及里、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正确与错误之分，永远都是相对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大家公认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作为指导这一代人前进的旗帜。但是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在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惟有勇敢地对各种不同历史阶段的权威进行超越甚至扬弃的探索研究，人类才能在认识世界的长河中不断获得新知识，形成新成果，才能更新或创造新的指导社会进步的理论，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只有几百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只有几千年，而人类还将在难以预计的极为漫长久远的时间里延续下去，如果现在谁说他发现了绝对真理，说自己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那无疑是十分荒谬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以及他们对未来共产主义的种种预测和推断，也必须由时间和实践来检验。里士多德当年回敬其恩师柏拉图的这句名言，穿越时空，响彻历史长河。先哲的人生经验是应该由全人类共享的。
我希望中国开辟出一条科学的求知之路。中国人历来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一个人生下来，从小到大，青少年时期是学文化、长知识、求真理、开眼界、立志向的最好时期，正如我们平时常说的“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我的青少年成长期恰好跨越南北两个地域，从重信守义、大气坦诚的燕赵大地，来到爱国忧民、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泽国，应该说是命运对我的恩赐，上苍对我的垂青。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神奇的湖湘山水孕育的湖湘文化，成为近代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气候的恶劣，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加上历朝历代一些不得志的文人们，从中原来到湖南，成为文化的推动者和代言人：贾谊不得志屈居长沙；李白浪迹天涯流踪湘水；柳宗元遭贬谪任官永州……这些迁徙、流放、浪游而来的外省人士，带来了各地的文化，推动了湖南的发展，并逐渐孕育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湖湘文化。
零陵·永州·芝山，三名一地。早在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居住。零陵是中国夏以前出现的34处重要的古地名之一，已有4000多年历史。据《史记》记载，零陵因“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而得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这里设立零陵县，含有纪念舜帝之意。汉武帝时增置零陵郡。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因郡西南有“永山永水，之所出州”，遂置永州总管府。永州之名，始称于世。至于芝山，则为零陵郡、永州府所在地之本名，故零陵、永州城又称“芝城”。永州这一地名和行政区划名称，已经存在1400多年了。永州作为湖南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潇湘文化。在永州工作和生活的那几年，我借出差和工作的机会，游历了永州地区的一些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丰富了我的阅历，增加了我的人文知识。舜帝的开明治国、任人唯贤，周敦颐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出污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怀素草书的狂放不羁，柳宗元深刻的惜民爱民思想等等，如同涓涓甘泉滋润了我的心田。永州位于湖南南部，潇水与湘江汇合处。潇水源出湖南蓝山县南九嶷山，古以此水与其上游之沱水并称营水，唐人始称潇水。湘江是湖南省内最大的河流，湖南因此简称“湘”。它与漓水同源于广西兴安县海阳山，称漓湘；合流至兴安县，始分流向东北，入湖南，至永州城与潇水汇合，称潇湘；至衡阳与燕水汇合，称蒸湘，总称“三湘”（一说汇合潇水叫潇湘，汇合蒸水叫蒸湘，汇合沅水叫沅湘）。湘水与潇水汇合后，水势浩大，横贯湖南全境，至北注入洞庭湖，堪称湖南的母亲河。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了“潇湘八景”，是为“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清代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还载有元人绘制的潇湘八景图，十分诗情画意，令人赏心悦目，激动不已。
永州城东潇水河心有天然石矶组成的小岛，名香零山，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15米，高出水面约8米。清光绪《零陵县志》记载：“地产香草，其叶为罗勒，香闻数十步。唐世上供，郡人苦之，刺吏韦亩奏罢之。”蒋本厚记云：“芳春流荡荡，如贴水芙蓉，与波明灭。秋高水落，亭亭孤峙，予曾泊舟其下。明月东来，江水莹白，独坐揽衿，觉草木皆有香气，知古人命名殊不草草。”每到春雨季节，细雨如烟，遮断云天，古岸垂杨，潭岛回旋。排筏击水，歌声逐浪，风景独特，因有“香零烟雨”之称，为永州八景之一。
距永州城约1公里，位于潇水西岸的朝阳岩，依水而立，又名西岩。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道州刺史元结途经永州，维舟岩下，喜其山水秀丽，崖石奇绝。因岩口东向，逐命名朝阳岩，并撰《朝阳岩铭》及《朝阳岩诗》勒于石上。朝阳风光从此而显名，凡到永州的人，无不以到朝阳岩一游为快。此处有石刻114处，除元结之外，柳宗元、黄庭坚、杨翰、何绍基、林绍年等名人显士均有诗文碑刻。至于永州城内，更有永州府学宫、八庙、九井等众多名胜古迹，尤以柳子庙为胜。它又叫柳先生祠堂，是为纪念柳宗元而建的。一个外乡人曾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年，他的事迹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公元773年（唐高宗大历八年），他的老家在山西省。柳宗元的祖先——河东柳氏家族，是一支势力很强大的家族，几代人封侯拜相，声势显赫。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柳氏家族慢慢地衰落下来。到了柳宗元的父亲，其官位只有八品。但柳氏的家风清正淳厚，生长在这个家庭中的柳宗元从小就勤奋好学，聪明早慧，13岁时便写出了《贺平礼怀光表》这样的非凡佳作；21岁（公元793年）考取进士；33岁就升任官阶为四品的礼部员外郎。这时候的柳宗元不仅是朝廷里的一名要员，而且在文坛上也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新星。不仅有年长的要员慕名前来求文，更有年轻的学子登门求教，可谓飞黄腾达，少年得志。
但是柳宗元并没有因此而踌躇满志，陶醉于春风得意之中。这时的唐朝经过“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内战频仍，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皇太子李诵的老师王叔文团结了一批仁人志士，发起一场革新运动，柳宗元毅然加入了这一行列，于是朝廷内出现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尖锐斗争。王叔文在继位皇帝（唐顺宗）李诵的支持下，主持朝政，柳宗元也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王叔文集团执政以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实行新政，史称“永贞革新”。但是好景不长，宦官、官僚、藩镇三股势力结成了“神圣同盟”，逼迫唐顺宗李诵下台，而拥立他的儿子李纯做皇帝（唐宪宗），于是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被赶下了台。顺宗李诵退位的第三天，柳宗元就被贬为永州（零陵）司马。“司马”仅仅是个编外闲员，只拿六品俸禄，无半点实权，实际上跟流放差不多。当时的零陵是一个远离京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荒凉凋敝的“南蛮”之地，人口不足6万。柳宗元就是在这里度过了10年的漫长岁月。
柳宗元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逆境中创造了辉煌。零陵的荒凉和屈辱、悲愤、痛苦的心情，不但没有把柳宗元压倒，反而激发他更为勇敢地去追求和奋斗。正是在永州的10年（33岁到43岁），他写下了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大量著作；那些千年传诵不衰的寓言、杂文、诗赋和山水游记，也是在这里写成的。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有许多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当我在永州“认识”柳宗元之后，我对其人其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我更加注重古代文学作品和古文的学习。我后来到衡阳走上市级领导岗位以后，每周还特意请老师辅导我学习古文，就是在永州“认识”柳宗元的结果。
永州10年积累的成就，奠定了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柳宗元是很突出的一位。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客观环境对于一个人来说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主观努力更为重要。顺利的环境可以为人们施展才能提供广阔的空间，而困难的环境则可以激励人们去创造和开拓施展才能的广阔空间，达到更加辉煌的境界。所以司马迁在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这里列举的八个例证，说明了一个道理，很多惊世之举、传世之作都是人们在逆境中完成的，逆境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你怎么对待它。如果你不在逆境面前屈服，不被困难吓倒，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命运抗争，你就一定大有作为，一定可以创造辉煌的业绩。这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柳宗元是很突出的一位。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客观环境对于一个人来说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主观努力更为重要。顺利的环境可以为人们施展才能提供广阔的空间，而困难的环境则可以激励人们去创造和开拓施展才能的广阔空间，达到更加辉煌的境界。所以司马迁在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这里列举的八个例证，说明了一个道理，很多惊世之举、传世之作都是人们在逆境中完成的，逆境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你怎么对待它。如果你不在逆境面前屈服，不被困难吓倒，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命运抗争，你就一定大有作为，一定可以创造辉煌的业绩。这是一切有成就的历史人物给今人和后人提供的一面镜子。
正是柳宗元等这些古之贤哲，在逆境中的那种坚定不屈、执着追求，坚守道义、忍辱负重，不畏权势、与命运抗争的品格，启迪了我，使我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走了过来。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的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进一步奠定了他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柳宗元全集共收辑有547篇诗文，其中有317篇是在永州写的，《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传世之作也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另一深刻含义。
柳宗元值得千年之后现代人的纪念，尤为重要的是他对于发展民本思想传统所作的贡献。他在继承先秦以来的“人本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不是天命，也不是圣人，而是“生人之意”（“生人”即“生民”、“民众”，唐代避“民”字讳，凡是用“民”字的都改用“人”字）。他提出为政之道要顺人之欲，随人之性。不仅要主观上“利民”，还要客观上真正做到“利民”。为官之道，是要体察民间疾苦，官吏是“民之役，非以役民”。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内容丰富，他还主张随时制宜，变革弊政；刑政唯求其“当”；官员要忠于职守，既“守道”又“守官”，等等。柳宗元的这些“民本”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