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是人性纯度的一种标志。在成年人身上，即使偶露天真也非常可爱。天真并不诉诸于知识，大学或中专都不培养人的天真，或者说那里只戕灭天真。天真只能是性情的流露。
天真的本性是真。倘若假，可称之表演，与天真无关。一个人原本不必天真，成熟稳练未尝不好，可应付无穷险恶。但最使人难堪的，是一种伪装的天真，它与官场上伪装的老辣同样令人作呕。有的演员在观众前制造憨态，仿佛比处女还要处女，以惹人珍怜。猴子学着熊猫样子翻跟斗，还是猴子，因为太敏捷了。倘若慢慢翻，又显得可疑。只有熊猫翻跟头才憨因为它既痴又笨。有的作家（包括女作家），喜欢在文章中絮叨自己怎样不懂爱情，一付泪眼盈盈的样子。这种“不懂爱情”，无异于劝别人相信从染缸中拽出一匹白布。他们窃以为，“愚”就是“真”。但此技不仅不真，却露出了“真愚”。
镇定，作为一种人生姿态，不止是说在大事前或小事前镇定，而是在惊变之前具有定力。不论这件事是去鸡窝拣蛋或指挥美国南北战争。
恐惧是一种古老的情感，从人类早期开始，一直追随到今天。对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不妨去怕，反能心安。现代人的问题不是怕得太多，而是什么都不怕。在这种心态下受到伤害最多的是环境与资源。
前贤崇拜某人，更有甚者，将崇拜者寄托为自己儿子，当然此语只能出于曹操。他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虽钟情孙权，但希望自己的儿子像孙权一样。实际上，被崇拜者实在不必置放在“爹”的位置上鞠躬如也，后辈恰是自己的未来与希望所在。
无论毁誉皆形于色，这是摆脱不去的小人物的本相。
倘若有人美言你几句——无论多么微末平凡的人，总会遇到几句美言，不必像久旱逢甘霖式地感激，当然也不必拒人千里之外式地推搪。调侃别人的赞扬，近于玩世，倘若对方真诚赞扬，调侃便已失德。
人类虽然可以通过许多科技手段节劳，但仍然不能完全排除并无实际益处的来自本能的冲动。比如体育、说话，包括无休止的战争。
在所有“怕”的东西中，人最怕失去，但事实上什么都会失去。
我小时候着迷于镜子，认为这是世界里的世界。或者说镜子使一切都成为孪生兄弟。
恐惧的产生不仅来自威胁的不可战胜，还取决于自己的承受能力。
鞭子挂在墙上的时候，服贴温顺。这时候，我想用比鞭子还厉害的东西去抽鞭子。
他们把牛皮割成条，编出花纹，抽马。牛很悔痛，低声叫。马依然凛然，它想，牛的一张皮能制好几条鞭子，但皮条是用剪子铰的吗？
牛和马从来不讨论鞭子的事。实在没话说，就问询山那边的草场的情况。
科学说，每个人的拳头都和自己的心脏体积相同。那么，看到了自己的拳头，如同看到了自己的心脏，并想象拳里握着的东西，我把这理解为坚实与可靠。
南行的火车经过鲁南，窗外是岩石世界。这里的石头巨大光滑，如大大小小的龟在苍穹下爬行。在石与石之间的凹处，则有醒目的黄土。土耘得很平展，缺口都由石片垒成墙，防止雨水把土冲走。这些“地”大的不到一亩，小的只有一两步宽。
在这石的世界，人们是从哪里背来的黄土呢？即使在今天，有人仍然如此艰难地耕种着，这种顽强已在一块块土里透出民族的韧力。
远看去，这些土被石头捧着，真像是黄金了。
落雪了，推门即见南山。一片白色的起伏，未覆雪的峭岩依然袒示着墨色肋骨。
我的门前一个足迹也不见。四望皎然。细瞅，已有麻雀纤巧的踏痕，如一只只“个”字前行。
那只兀鹰在天地间黑着，总也落不下来。北方，我的北方多么苍凉。
古训称：是非审之于己，毁谤听之于人。
这是做人的高级姿态，不因利害堕于流俗，不以品评俯仰于人，妙处只在审与听字上。
这种方式把己与人分开，即分出内外来。此为中国人的说法，又有内圣外王、内紧外松诸说法，都乃作人妙谛。
更高超的是老子之道，叫人像水一般，连内外都没有，亦无增减、垢净、死生。如此则无往而不胜。
舒适，就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主要是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但失去感觉并不容易，需备有金钱与各种设施等。
有感觉的享受，如吸烟、饮酒及其他，都算不上舒适，而是一种刺激。
当有人自称获得“舒适的感觉”时，你可指出他的感觉错了。
在过去的电影或小说里，似乎坏人才胖，“脑满肠肥”是对一个胖而坏的人的贬斥。那时，好人——无论农会干部或侦察排长，都瘦而灵活，加上双目烁烁，让人钦佩。现在好人也开始胖，还有一些还没骤富的平凡人也在胖，并为胖所苦。瘦人刚胖的时候，大都窃喜过一阵。当他们发现，胖，即脂肪问题是一种不可理喻、极为复杂的事情时，才渐渐愀然。
一个人的童年，会与一首歌曲有关，无论他生在城里或是乡下。歌声像窗帘的绳子，一拉，就展露外边的风景。这风景是童年的。
夸大一些说，每人在童年选中的歌曲、或者说歌曲选中的童年，都有某种神秘的味道。就像作家与给自己讲故事的外婆的关系那样。歌声对儿童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最喜欢唱歌。唱歌对他们不是艺术，而是人生。旋律与歌词在孩子的心里会滋长发芽，最后成为一株占据心房的树，蓬勃四张。
享受这东西是奸臣，人一老，它就离你远去，吃不动，喝不动，更无法踢足球。音乐不是，是伴你终生的忠臣，从摇篮至墓地，从不抛弃你。
琐屑的快乐是穷人的快乐，像野草那样到处都有，真实而朴素。你目睹他们脸上的喜悦，就不能讥笑他们爱小，或目光浅显。快乐的广度和强度并不随着事物本身的价值而成正比。穷人们在童年也听过酒池肉山的故事，听说人家皇上享有三官六院之乐，但他们不需要造出酒池肉山后才启唇一笑。一盆花、小捧水泥亦可开颜。这并不是浮浅。
在西安，参观秦兵马俑二号坑时，我偷着抠下一块土（这里的土不许抠，抠就是偷）。参观半坡遗址，我又抠了一块。代价是把指甲弄出血来了。
真正的悲剧在于，这两块土在我兜里弄混了。我原本是想放进玻璃盒中，写上说明，给朋友们炫耀的。
这两块土几乎一模一样，坚硬泛白。我真想大声问它们：快说你们谁是谁？
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是这样，拥有是一回事，辨别是另一回事。
喝好酒的时候，打开瓶塞静置几个小时，它的味道才慢慢醒来，好像你不能强吻一个梦中的美人。初开瓶时，瓶里的气味令人不悦，躁而厉，亦像美人起床后尚未漱齿。
这是就红酒而言，若饮五粮液，开瓶就饮，同时吞进不少香味。但其他的白酒仍须开瓶让它和空气接触。行家叫让酒“呼吸”。
酒有灵魂，开瓶之日即涅架之时，赴死而永生。酒，引颈吸足了底气，活动筋骨，然后大干。
呼吸不止于红酒，草木皆呼吸，于子夜最盛。一位小提琴大师告诉学生，把曲子拉好的关键是匀净每一句的呼吸。这是一位俄罗斯大师说的，却如通《易经》的国人的口吻。
那一日，端茶送入嘴里。耶？吾大惊，这茶里竟有一股异香，不曾有过的。我走出几步后，又回来喝了一口，还是那股香味。它不馥，也不是芬，那独一无二原本说不出的香味。
此事如禅，不期而至的香味是悟。但有趣处在于，悟的根基不是修炼与知识，而是邂逅。同样的茶，喝了很长时间后，其香忽出，倏而又不见了，似仙人行踪。我本应惊讶，但惊讶乃愚人所为。万事无不有因，天下哪有什么事情需要惊讶？我宜如老僧，感知浮世悬一段缘份，双手合十，默默而退也罢。
这茶我每日如饮，眼前又有一盏，然而此香不肯再现矣。美好之事的杳然，虽然令人顾怜，但无法也不必挽留。唇齿间香气宛在，尽管记忆香气是困难的事情。记住了或忘记，都宜随缘。也许有一天与朋友聊天，我会突然冒出一句：
“与茶中某香邂逅，现今音讯皆无了。”
用科学的立场表述，动植物的语言系统与人类不同，这种不同不是汉语与英语那样的区别，而属于波长、频率甚至化学性的差异。譬如，假如麦子所发出的声音是超声波，那么人类就是聋子。而蜜蜂的语言乃是眼花缭乱之舞，这对人的视网膜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但对高分辨率的蜜蜂的复眼而言，其中的信息像写在报纸上一样清晰。
在夏日，我看到街上行走的男孩子，常观察他们的膝盖小腿有无伤痕。若见到一个伤痕累累的，就生出敬佩之心。这样的孩子往往英武强健，与我对未来中国人的设想相同。
只有把窗外景物看上千百遍，并不断发现新意的人，才算得上悠闲。大都市人，为百端俗务缠身的人，能得悠闲是大福份。别人忙着赚钱，你在家中高卧读书，已算悠闲。然而书也不读，只看窗外，更是悠闲。
每人的目力有限，但当事人不知哪里是目力的极限。人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沉默也许是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对待不同的思想见解。沉默成全了自己，也成全历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很难不自卑，这种对自卑的征服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如此欣欣向荣的商业成果的结果。当我们寻找这种繁荣的代价的时候，不仅有环境和人与人纯朴关系的缺失，还包括成功者本身的精神困扰。
说实话，青春是痛苦的。青春的亮丽清纯都是别人眼里看到的风景，有太多的愿望和太多的局限。
无聊是一种深刻的折磨。无聊不仅仅是没有事做，寺中高僧闭目静思，并不是无聊，河畔白鹤阔步闲行，也不是无聊。无聊如同被拔掉触须到处乱爬的蚂蚁，是断了线被缠在树梢的风筝，是找不到波段嗡嗡乱响的半导体。我近日读到美国犹太牧师库许纳的一本书，他说：“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生命结束的恐惧，都不如我们害怕生命的无意义和微不足道来得深。”
在今天，大红大绿让人避之不及。谁若红绿相间，要惹人嗤笑，如民谚所说“红配绿，赛狗屁”。画家更是恐惧红绿对比，以为恶俗。然而在富有革命性的大画家那里，红绿成为最有力量的绘画语言。比如高更的塔希提岛系列、塞尚的晚期作品。塞尚曾说：“画家只有把感受译成自己的光学语言时，才能赋予对象以新的意义。”在绘画领域，除了黑与白之外，红与绿是最有冲击力的色彩。
人类从裸身到着衣，大约只有一万年的时间，在五百代左右的进化中，对身体的羞耻已经根深蒂固。
在“生老病死”四字中，最生困惑的是一个“病”字，跟生与死都搭边儿，又都不明晰。如果认真地探究什么是“病”，会像剥一只洋葱那样，让人流泪，但最后什么都没有。桃李，有一个核的存在。
人有许多记忆都被秘密封存了。有时，生活的脚步走到它前面，它像弹簧一样“啪”地打开了一扇门，得以窥视里面的陈迹。在更多时候，这扇门久久不开，锈蚀了。
有时，穿过很长很黑的洞穴，也找不到记忆之门。
阿Q飘忽，飘忽的结果是未获善终。他未获善终据说仍有其他原因，譬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但我觉得阿Q失败，就在于飘忽。串连于城乡之间当然是好事，但革命起来总须稳扎稳打才好。
用飘忽，状人之行径，差不多有美感生焉。飘忽不是退缩，也并非躲闪与规避，乃一往无前的高蹈，缺点在行踪不定。汉语的确不得了，以音形义三处定人。倘若阿Q整洁威重，飘忽则有王金发这样革命党魁的意味；如果阿Q会些武功，飘忽又具燕子李三的侠风。然而阿Q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是；他的飘忽只成就了一场荒唐。
人的一生，想找到一个阶段式的象征不太容易。现代人惯常的纪念方式是照片，但照片仍是一种媒介，而并非事物本身。那些在生的道路上的伴随物，大多随风而逝。有时候，当人想检视走过的路时，不免茫然，因为手里找不到可以把握的历史。而历史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大多只是一条红领巾，一截铅笔，一只球拍或其他的什么。
吾乡的民风淳朴得令人惊讶，其中要素基本由粗放、规矩和一点愚钝混合而成。在这里，流行一件事和消灭一件事都不容易。
我遇到一位旧日的同事，身体不好。我劝他早晚锻炼锻炼，他郑重地思索我的建议，搔一下头皮说：“咱也不是领导，哪好意思出去锻炼。”
老年人活动身板是谋长寿，来日不多了。而领导锻炼身体是为了——我只好说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回想一下，的确有一些熟人在提拔之后，自觉萌发了锻炼身体的欲望，乃至风雨不误地散步或跑步。
澡堂也是体悟人生的地方。老年人在不穿衣服的时候是多么衰老。看到他们身体的枯索，可知衰老并非仅仅是皱纹与白发。他们背驼着，胸膛变成空瘪的袋子，肚子却外凸，胳膊布满老年斑。由于澡堂地滑，他们步履愈加蹒跚。赫伯特说：“人体是一只沙漏，里面装着计时的沙子，最后沙漏本身也变成了沙子。”人如同植物，老了之后就变成空心的枯木，变成枯萎的苹果，变成垂于架下的老丝瓜瓤子。而他们年轻时，哪个不是汁液饱满的白杨树呢？小孩子也是澡堂一景，他们天真无邪，充满好奇心。裸体的儿童肚子溜圆，肚脐多半不妥贴，他们乌溜溜的眼睛转来转去，企图把澡堂变成游戏场。男人的身体，好看的是小伙子，肩阔胸厚，臀部结实，像一头公马或腰身很细的公狗。在澡堂，使人想起克里姆特关于人生的那些油画，童年、青年和老年都由身体来表现所处的阶段，如上帝手里的一串链条。
北方被犁杖耜过的土地，灰黄色漫漫起伏，如我在寒风中瑟瑟而行的母亲。然而母亲和土地并不记恨。第二年，土地又长出青草，在空气中散发与过去一模一样的清香。母亲又在冬夜为儿女缝补寒衣。针把手指刺出血珠，昏花的眼睛眯着。
我最喜欢的诗是《古诗十九首》中那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我不知这位无名的诗人在如此令人惊喜的美中寄寓了怎样的情怀。仿佛青草跪下祷颂土地，也如人类歌颂母亲。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我在吟哦之间读出悠长的宁静。
然而我们说不出这种悠远，如同说不清母亲的恩情。
土地被踩在人的脚底下。朴实的、骄横的、富足与贫困的人都把土地踩在脚下。在所有的谦逊中，土地已显示了最伟大的谦虚。母亲生出我们时的阵痛与流血，都被我们忘记了。堂皇的理由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用眼睛观看世界的时候，看到的又是麦浪滚滚与稻花飘香。我们看不到土地。
当丰饶的庄稼被收割后，我们皱着眉眺望远方的萧索。土地如母亲，她并不丰饶，丰饶的是庄稼。
在飘雪的日子，我们欣喜于漫天皆白，忘却了白雪下面的土地。
在人类的眼睛里，永远也看不清自己的母亲。如同看不清被踩在脚底下的土地。
乡土最根本的意义是地，它和天一样，是人类无力描述的对象。说它，常蹈入“开口便俗、一说就错”的误境。我曾经很长时期迷恋和困惑于鲁迅先生那句话，“宽仁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的胸怀里安息”。语感有别于他以往的文风，像《圣经》中的“雅歌”。土地无疑是母亲，这不仅由于“天覆地载”这种体位所给人的想象。老子极不情愿留给后世的《道德经》中，以男女生殖器官的不同，点透土地的母性，并指明母性由深邃、静虚、无为而产生的威力。我想土地最像母亲的在于慷慨，自然界究竟谁在默默无闻、百代不衰地奉献呢？只有土地。当人们浮泛地歌颂金黄的麦浪、无边的森林和美丽的花朵时，是土地奉献了人类所喜欢的这一切。这多么像母亲，当有人说“这孩子又白又胖”时，怀抱着孩子的母亲笑着，虽然她知道这并不是赞美自己。1855年10月10日在波士顿，一个美国人埃弗雷特在议会上激动述说农业的重要，“把一块加里福尼亚的黄金种进土里，它永远不变。把一粒种子撒在土里，就会出现奇迹”。为什么呢？土地一种母性，她的职责在生命的繁衍。虽然黄金也源于土地，但土地的嫡生儿女是谷物、森林、草与花朵这些有生命的东西。
对此，人们能说一些什么呢？
不说的缘由一在忘却了，二在说不出。
树说，其实我们不愿意作门，人在进出的时候都推我们一下。而且，你们把我们变成了木头。树说，我们不是木头。
被剖开后，我们的裸体不是你们眼里的花纹。木匠，你把松木、柏木和榆木拼在一起，谁让你这样干的？
用门遮挡的东西，不得不让树来遮挡。有一个人说：“我出门之后……”
你知道你“出”的是什么？门一次又一次地替你担待。
人如果长出像黑木耳那样哆哩哆嗦的耳朵。也很好。
这种木耳（即人生于头侧的木耳）朵，在听到真正感人的音乐时，会湿润起来，甚至“滴哒滴哒”淌下泪水。
木耳朵听不得骂人的话，一听就开始颤抖。它们听到假话时，就自动合拢。
经常听音乐或诗歌的人，他们的木耳朵发达，像两串葡萄一样垂于肩上，因而受到别人的尊敬。但仅仅听流行歌曲或近年的伪诗歌，木耳朵容易畸形，有豁口，稍不注意就碰掉了。
木耳朵的颜色也表明某种状态。比如战士上前线时，木耳朵全红了，像红棉树的花一样。少女的木耳朵是天蓝色的，少妇为绿色，资深少妇是翡翠绿。那时，不会出现武汉某医学教授为某“处女”修补处女膜的事情。
贵族的议员的木耳朵为白色，即银耳。劳动模范为黑木耳。均受尊敬。足球和田径运动员的木耳朵在比赛时化为角质。
在雨天，木耳朵会膨大，像庞德说的“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在科学上，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