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理想与现实并不常一致，现实也多数是罪恶的。东汉自和帝以后，所立多为年纪幼小的儿皇帝，身边的外戚、宦官便先后替他执政。自从秦始皇创立了皇帝制以来，在中央权力集中于皇帝，在地方，权力集中于地方长官，当皇帝或地方长官不能亲自执政时，他周围的人便来代劳。外戚、宦官不管德行如何，仅因有姻亲或近侍的关系便取得执政的权力，违反了好官的原则，一般人民所期望的好政府也自然落空。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戚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础石州郡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往往是不受欢迎的，除了因为他们不合当时好官的标准外，也因为他们的眼睛总是向上看，不要说乡里的舆论他们听不到，州郡的舆论，他们也是置若罔闻，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破坏无遗，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引述当时人的谚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清楚地描述出当时人对选举不实的反感，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困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戚、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东汉桓帝延熹年间，清流官僚李膺受命为司隶校尉，负责京师治安，清流运动也趋向白热化，李膺受任后即将其治下的野王县令张朔问罪诛死。张朔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朝廷中炙手可热的宦官张让之弟，这是清流官僚给予宦官的一个迎头痛击。桓帝、灵帝间这种反宦官运动继续进行着，结果遭到了延熹九年（166年）、建宁二年（169年）两次党锢之祸。清流官僚被指为党人，剥夺他们仕官的资格，禁锢终身。清流运动表面上被弹压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