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为了做好战略转移中的通信保障，军委通信联络局在王诤等人的主持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筹集通信器材、调配电台、重新制定部队代号、组建通信团等。新组建的通信团下辖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通信教导大队。其中无线电营由5个分队组成，除一个分队负责同中共上海地下党电台联络，并通过该电台同共产国际电台联络外，其他4个分队，分别担负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同一、三、五、八、九军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以及军委两个纵队之间的通信联络任务。为了保障作战和行进中通信联络的不间断，随军委总部行动的两个无线电分队，采取交替前进的办法，保证24小时之内两个分队始终有一个处于工作状态，各军团电台不论何时呼叫，总部电台都可以随时应答。通信兵以无线电通信手段为主，保障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挥调动红军纵横驰骋，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组织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战行动。在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中，仅军委和各军团间即收发电报300多份。通畅的无线电联络，有效地保障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1935年1月29日，红军主力分三路从元厚场、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向川南进军，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作战过程中红军有6个团被敌人分割，后来有5个团突围会合，只有红三团下落不明。军委立即命令通信联络局派一部电台随一个营前去寻找。在该营也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电台报务员凭借无线电通讯联络，很快找到了红三团，并以电报通知红三团赶到中央红军的集结地扎西与大队人马会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红军进入川南后，蒋介石再次调集重兵围追堵截，企图在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全歼红军主力。面对敌人的重兵压境，军委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计划，电令各军团挥戈东进，于2月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二郎渡二渡赤水，将尾追之敌甩在了后面，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为了迷惑敌人，军委派出一部电台，随红五军团三十七团执行佯动任务，伪装红军主力，向温水开进，以吸引敌人。这部电台一面与总部保持密切联系，保障军委对该团的越级指挥，一面以总部名义发信，作出主力的样子。敌人果然信以为真，被三十七团牵得团团转，直到6天之后才发现上当。红军主力趁机攻下桐梓、娄山关，重新占领遵义，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的8个团，消灭蒋介石嫡系吴奇伟两个师，缴获枪支2000，俘敌3000，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3月16日，针对敌人重新调整部署的情况，为了调动敌人，寻找新的战机，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进至古蔺东南地区。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川军在长江北岸构筑防御工事，并调集川黔边境一带的主力，再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当敌人大军再次向川南纷纷调动的时候，红军折而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为了迷惑敌人，军委电令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带电台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将敌人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3月21日，红军主力突然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为了牵制和迷惑敌人，军委令红九军团暂留乌江以北地区。为确保红九军团与军委的联络，三局加派了一个无线电分队随九军团一同行动。28日，军委电台发出致九军团令：“须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九军团接到指示，在马鬃岭大造声势，红军主力则乘机穿过敌人的封锁，急驰南下，渡过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佯攻贵阳，调出滇军，随后直插云南，威逼昆明，虚晃一枪后，又直奔金沙江边，强渡金沙江，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了后面，彻底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的计划。
在长征过程中，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蒋介石每次调动重兵对红军围追堵截，红军总能在重兵包围之中游刃有余，从其最薄弱的环节取得突破。红军的情报来源在哪里？这个谜底直到1935年4月红军进入云南作战时才被解开。在一次战斗中，红军一名机要参谋不幸被俘，在这个参谋的挎包中，发现了大量的被红军破译的国民党军电报底稿。这些电报，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意图暴露无遗。国民党云南省主席、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在给蒋介石的急电中说：“顷在草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均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嘹，知所趋避。”蒋介石在给龙云的回电中说，电文为红军所破译，“危险堪虞，耻莫甚焉”，因而要求“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但其来往电报仍然不断为红军所侦译，因而红军对国民党军的行动始终了如指掌，突破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围，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