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船纪》与李昭祥撰写的《龙江船厂志》，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战船建造专著。历代学者似乎很少有人将它们看作兵书，但是从书中所记载的各型船只可以看出，它们大多是战船，对船只建造的管理方式与船只用途的论述，又都具有军事特色，是兵书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支——军事技术专著。
《南船纪》的作者沈，是明代一位杰出的水利与战船建造专家，宇子由，号江村，江苏吴江县人，生于弘治四年（1491），正德十四年（15l9）举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南京工部营缮司主事，旋调刑部主事。后出任绍兴知府，政绩甚佳，升任湖广按察副使，多为善政，解民疾苦，终因得罪缙绅而被罢官。晚年居仙人山，潜心著书，终年78岁，赠都御史。有《吴江水利考》5卷、《南船纪》4卷，以及《南厂志》、《牧越议略》等多种著作传世。《南船纪》是其代表作，成书年代不晚于嘉靖三十二年，因为《龙江船厂志》在此年刊印，书中多处引用了《南船纪》的内容。向有锓本，其八世孙沈守义为之重刊。今仅北京图书馆藏有清乾隆六年（1741年）沈守义刻本一部。为便于读者查阅，该馆曾复制一部。1989年12月，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史研究会，又将其影印一部分，作内部交流用。
《南船纪》以战船及各型船只为主线，论述与造船有关的事项。第一卷记载了黄船、战巡船、桥船、后湖船，快船等船的图形、各部构件与船具的尺寸，以及用料数量、裁革等内容。第二卷记载了明代前期各卫所驻军所配战船的数量、修造规定，以及历年裁革和增造的情况。第三卷记载了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与龙江造船厂等部门的编制，以及船厂所属地产等内容。第四卷记载了造船、收船、收料、料余与考核等规章制度，保留了古代造船工料的精确数据、造船定额等珍贵资料。
《南船纪》在论述战船建造与国家安危的关系时，常有精妙之语，为其他兵书所不见。
《南船纪》第一卷主要论述战船、巡海巡江船的建造与国家安危的关系等问题。除《龙江船厂志》外，其他兵书较少涉及，故解读如下。
（一）军用船的建造和使用
沈指出：“江汉浮浮，武夫蹈蹈，水之有战，周宣（王）始之。”周宣王虽然中兴了，但是江淮一带的人经常生事，“不容不用武以殄灭”。明朝虽已统一全国，但留都南京仍是根本重地，它“东连海岱，西控荆巴，南襟闽越，北枕青徐”，是天下腹心之地，小有震惊，便会牵动全国，所以不能“安不忘危”，在二百多年的造船事业中，耗资不下万计，对历代建造战船的规制和法则无不吸取，如春秋时吴国的战船蝗（余皇）、楼船、戈船，三国时孙权的蒙冲、斗舰，西晋王潜的连舫，隋朝杨素的五牙舰，宋朝韩世忠的海战船，虞允文的海蝤船，以及海鹘、舴艋、走舸、游艇、飞云、飞虎、飞鸟、飞江、苍隼、野猪、指南、先登等各种战船建造的经验都加以吸取。这些经验虽都为历代所创，但也不能泥古守旧，必须要按现时的需要和适用，创建各种新型战船。如新创的战座船有二百料（每料为120斤）战船、一百五十料战船、一百料战船、三板船、划船等，可供平时训练之用。巡船有巡沙船、一颗印巡船、九江哨船、大胜关哨船、轻浅便利船。这些战船都为有备无患而建，可以达到“铸九鼎而神奸惧”的目的。
沈指出：战船称战座船，就是因它像陆营的将帅帐幕，是将帅议事、寝息和战斗号令所出之处，给官兵有整齐威严之感，所以装备要齐全，守卫要森严，这是将帅指挥全船队作战的需要。
沈指出：水战与陆战一样，“兵无常形，阵无史法”，所以“伍子胥以船军之教比陆军之法，谓大翼（即大型战船）者当陆军之车，小翼（即小型战船）者当轻车，突冒（即攻击型战船）者当冲车，楼船者当行车。由是而观，则知战船有体大小不得一律而齐也”。所以主帅指挥大型战船，偏裨各将指挥中小型战船，作为先锋、殿后、左犄、右角，由此编配成综合型船队，发挥整个船队的战斗作用。
沈指出：巡船是为了巡察江海而建造的军用船，它们“或据扼要害以探其出没，或搜剔荒僻以发其埋藏，或混杂辏集以觇其啸傲，或隐伏坳曲以其闪缩，多方缉伺，皆以我之无形致彼之有形也。”所以，为了水域的安全，不让敌船有窥探我军情或突然袭击我船、我岸有可乘之机，在江海等水域用巡船进行巡逻哨察是至关重要的举措。
沈认为：建造战船必须因时而变，因为建造战船与制造其他器物一样，如果要充分发挥它的用处，就必须要按时代的需要而建造，这是不可违背的规则：“器以利用，制以趋时，昔之所在物而逮焉。故因革损益，君子亦惟随时以尽变，通之利而已。何也？利也者，时之所便而安者之谓也。或有利于古而不利于今者，君子从而革之。非君子有心于革也，利之穷也。或有不利于今而利于后者，君之从而兴之。非君子有心于兴也，利之通也。是故，因之昔者（适合于过去的）未必不为今之革，革之今者，未必不为后之因。”沈关于战造建造要因时而变革的论述，具有朴素辩证法的特色。
（二）军用船的形制构造
《南船纪》记载的军用船有战船、巡船、哨船、运输船等。
1.战座船四百料战座船二百料战座船
四百料战座船，属指挥船，船长86.9丈、阔17尺，分14舱，备16支橹，竖2桅，船头舱面长11.3尺，尾部长15.5尺，上部设望亭，舱面周围设栏、板，舱面下两侧开有弩窗矛穴，供士兵刺、射敌人之用。“其伟式迨楼船之轨范……大而雄，竖而利，用之驱浪乘飚……有不战而先夺人之心”的宏大气势。
二百料战座船，长62.1尺、阔13.4尺，分10舱，提头空舱长8.9尺，梢尾长10尺，船首设车罗、拍杆，以备击刺。旁列女墙，攻守兼备。大橹掣江，航速较快。竖2桅，设望亭，是仅次于四百料战座船的中型战船。
一百五十料战座船，体长54.4尺、阔16尺，分10舱，提头空舱长6.9尺，梢尾长9.5尺，竖2桅，设望亭，其余装备大致与二百料战座船相同。因船体居中偏小，既可为先锋，又能殿后，亦可为左犄或右角，适应性较强。
一百料战座船，体长52尺、阔9.6尺，分10舱，提头空舱长7.5尺，梢尾长9.5尺，竖1桅，设官楼，乘员30人，战具悉备，轻便快速，便于往来冲击敌阵，以尽其奇，隐蔽伏击以尽其变，出没无端以见其神雄。
一百五十料战座船一百料战座船轻浅便利船蜈蚣船
轻浅便利船，长52.5尺、阔10.5尺，分11舱，提头空舱长7尺，梢尾长8.5尺，竖1桅，舱面设战棚、女墙。此船因飘扬不滞而轻，浮泛不碍而浅，亨通不括而利，旋转不劳而便，大小与一百料战座船相近，创建于嘉靖十三年（1524），是既可用于作战，又可用于巡逻的两用轻型战船。
蜈蚣船，嘉靖元年（1522）八月，明军在广东新会之西草湾，击败前来挑衅的葡萄牙人，缴获其2舰及20门舰炮。经南京守备魏国公徐鹏举奏请朝廷，批准在南京龙江造船厂进行仿造。据《南船纪》记载，龙江造船厂于嘉靖四年仿造成功《文献通考·军器》记为嘉靖四年四月建成），用于江防。“至（嘉靖）十三年而复罢之。”当时的看法是佛郎机铳确实猛烈，有益于改善军队的装备，故为兵家所仿制。然而其舰“不过两旁多橹，取其行之速耳，而谓之蜈蚣者，盖象形也。考之一百五十料战座船，两旁制橹亦略似之，而杆以厢门，义尤为备”，所以便以一百五十料战座船取代蜈蚣船了。
叁板船（划船同），长38尺、阔8.4尺，分10舱，竖一桅，备四桨，是一种往来神速，机动灵活的轻型战船。浮桥船，又称舟桥船，长59.9尺、阔15.1尺，分8舱，提头空舱长9尺，虚梢尾长7.1尺。首尾有环扣，可用多只浮桥船搭扣成浮桥，让军队通过江河。
上述战船在作战时编成混合船队，便能发挥“大小毕具，迟速并宜”，协同作战的威力。
叁板船浮桥船
2.巡船
四百料巡座船，与四百料战座船的形制构造规格基本相同，除巡视江河外，还常用于观察水军操练，具有“操练以观其进退之常，巡逻以习其应变之略，奇正并用，缓急从宜”的特点，是战巡合一的军用船。
二百料一颗印巡船，因其官舱如印盖之形而得名。船体长61.5尺、阔12.6尺，分10舱，提头空舱长8.8尺，梢尾长10尺。主要用于巡捕江河中之盗贼。
四百料巡座船二百料一颗印巡船二百料巡沙船，是崇明沙船型巡逻船，船体长67尺、阔13.6尺，分10舱，提头空舱长8.8尺，梢尾长10尺，竖2桅，舱面设女墙、战棚，可用于作战。据说巡沙船是专为对付崇明岛上乘沙船入海为盗者建造的，具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即以巡沙船惩治为盗的沙船。
二百料巡沙船
3.哨船
九江式哨船，长42尺、阔7.9尺，分9舱，提头空舱长6尺，梢尾长6.5尺，竖小桅，是江中航速较快的一种哨船。
安庆式哨船，长36.7尺、阔7.8尺，分8舱，提头空舱长6.2尺，梢尾长6.5尺，竖一桅，也是往来于江中航速较快的一种哨船。
大胜关哨船与安庆式哨船的船形相似，专在南京附近水域进行哨探。
九江式哨船
《南船纪》的理论精髓主要反映在战船建造与水战两个方面。
1.把战船建造看作是关系国家安危的事业
《南船纪》指出，凡是濒江临海和水网地带，水上就会有乱事发生，“不容不用武以殄灭”之。明朝虽已统一全国，但东南沿海和江淮之地，一旦“小有震惊，便会牵动全国”，危及天下腹心之地南京，所以必须居安思危，建造战船，供官兵在平时进行作战训练之用，在战时便可用以征剿来犯之敌。
2.建造战船必须“尽变通之利”
《南船纪》认为：建造战船既要吸取历代的规制、法则和有益的经验，又要因时而变。凡事都要遵循“变则通，通则久”的原则。安庆式哨船造船与制造其他器物一样，若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要按时代的需要进行建造，这是不可违背的原则。
3.混合编队奇正并用的水战理论
《南船纪》认为水战与陆战一样，具有“兵无常形，阵无史法”的特点。参战的战船，船体各有大小，长短宽窄各有不同，只有各型战船混合编队，奇正并用，因变设奇，才能投机制胜。四百料战座船“大而雄，坚而利……有不战而先夺人之心’的气势，中型的二百料战座船船首设车罗、拍杆，舱面建女墙战棚，舷侧有桨有橹，战具船具毕备，有攻战之利，小型的一百料与叁板船，“船小而速，则贵之往来游击，以尽其奇……出没无端，以尽其神”。浮桥船用之为桥梁，这是统兵将领必须重视的问题。九江式哨船与安庆哨船系微型战船，但江船之速者“莫如安庆、九江者，或为向导，或为排战，或为疑兵，或为伏甲”，诚为水战中之不可或缺的战船。即使是渔船，也具有往来神速的特点，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也不要轻易废弃它。由此可见，沈稽是明代后期一位通晓战船使用理论的战船建造家。
《南船纪》是我国古代少有的造船专著。书中对战船、运输船的造船工料定额的记载，最为完备详尽，堪称绝无仅有。书中还留下了平底船以大面梁为基数，尖底船以龙骨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倍数设计全船其他各部构件尺度的原始资料，对当时及后世的造船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昭祥在《龙江船厂志》中便多处引用了《南船纪》的记载和论述。《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编辑。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5年以优异成绩入学为秀才。1898年考入湖南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899年东渡日本，进入以梁启超为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1900年辍学返国，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自立军起兵反清。起义失败后重新东渡日本，进入由大同高等学校改组的东亚商业学校。此时他痛心祖国风雨飘摇，决心学习陆军。1901年以自费进入成城学校习陆军。1903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深造。1904年冬从士官学校毕业返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1911年被李经羲任命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响应，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军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暗加监视。1915年潜出北京，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与袁世凯军激战于四川泸州（今泸县）、纳溪。袁世凯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因病赴日治疗，不治逝世。后人辑有《蔡松坡先生遗集》、《蔡锷集》等。
《曾胡治兵语录》中的曾、胡，指曾国藩和胡林翼。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道光进士。湘军首领。1853年为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率兵阻击太平军，并出省作战，夺取武昌和田家镇。1855年败于太平军，退守南昌。1860年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主张“借洋兵助剿”，伙同英法侵略军夹攻太平军，1864年攻陷天京。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胡林翼（1812～1861），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们同属“儒将”，注意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军事思想，善于总结和理性思考，在治军和作战中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军事思想。《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他们有关军事言论的选录。
《曾胡治兵语录》编辑于1911年。这年春天，经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向云贵总督李经羲推荐，蔡锷赴云南担任新军训练工作。他初到时未受到重用，便住在教练处，整天手不释卷，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附以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六月，李经羲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镇统钟麟同委托蔡锷编“精神讲话”教材，遂将《曾胡治兵语录》以代“精神讲话”，印发新军官兵。
《曾胡治兵语录》书前有自序和梁启超1917年作的序，全书共十二章：第一章《将材》；第二章《用人》；第三章《尚志》；第四章《诚实》；第五章《勇毅》；第六章《严明》；第七章《公明》；第八章《仁爱》；第九章《勤劳》；第十章《和辑》；第十一章《兵机》；第十二章《战守》。前十章主要讲治军，后两章讲作战。每章先选曾、胡有关言论若干条，然后加上按语，或对本章概括归纳，或对曾、胡言论加以评述，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提出对时局和作战问题的看法。如第十二章《战守》之按语：“右揭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曰攻战，曰守战，曰遭遇战，曰局地战，以及边防之策，攻城之术，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论夜间宿营，虽仅一宿，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飙倏，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备于我，其兵器未如今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后，陷于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以吾国军队现势论，其数则有二十余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战，至多不过得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相抗衡，且一有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决难如邻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国军队，能否说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之攻势，乌可得耶？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帮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灭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上述深刻入理的分析，严密的论证，与其说是一篇序言，不如说是一篇精彩的军事论文。
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增补第十三章《治心》，并作序言，名曰《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印发黄埔军校“人各一编”。然蒋补《治心》一章，实为儒家修身养性之道，且冗杂离治兵甚远，大不如蔡锷所选精练。
曾、胡军事思想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有反动成分，亦有虚伪之言。但他们同是书生从戎，“儒将”治军，熟悉历史和兵法理论，注意吸收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并运用于实践，所以其中不乏有借鉴价值的观点。在治兵方面，主张恩威相济，“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既强调仁爱士卒和民众，“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又强调令行禁止，赏罚严明，用兵“先明赏罚”，“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重视将帅的选拔和修养，认为，“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尤其重视智略，认为“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重视人的作用，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反对对人求全责备，主张用人所长，“用人不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对将帅主张以诚相待，“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强调练兵要严格，以“养其精神，炼其体魄，娴其技术”。认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必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典法”，“久逸则终无用处”。在战略战术方面，其主要思想是“慎”和“稳”。主张宁可几个月不开一仗，也不可打无计划安排无准备的仗。强调行军以“稳”字为先。反对轻易踏险，轻用奇谋。强调“以静待动，先谋后战，稳扎稳打”。认为“交战宜持重，进兵宜迅速，稳扎猛打，合力合枝，足以括用兵之要”。主张后发制人，反对不能制人的“先发”，但是不是一概反对先发制人，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先发”、“后发”要看具体情况如何来定，认为“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
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其言论中存有糟粕是必然之事；蔡锷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称太平天国为“粤寇”，对曾、胡大加赞美，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既应该批判，又应该曲谅。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蔡锷在本书序言中，将曾、胡誉之为“中兴名臣中铮皎者”，“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要人们“细加演绎，身体力行”，然而窥其本意，并非完全出于为曾、胡立言的动机，主要是有感于民族危机的严重，希望借此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曾胡治兵语录》问世后流传甚广。1917年于上海公开印行，梁启超亲为作序。1919年李根源于广州重印。1924年蒋介石增补后再版。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编辑《中国军事思想丛书》，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收入出版。现在流行的主要版本有1917年铅印本、1922年铅印本、1937年冯治安铅印本、1941年中兴书店《古代兵经》本等数十个版本。《乾坤大略》
明末清初人王余佑撰。王余佑，字介祺，自号五公山人，卒后其学生私谥文节先生，《自序》称己为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一说为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县）人（《中国人名大辞典》）。早年受业于孙奇逢（明万历进士），学习兵法，并随其征战。明朝灭亡，又从奇逢讲性命之学，隐居五公山聚众授徒，五公山人即由此而来。他虽隐居山野，“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烂草掷此生平，虽巢栖薇茹，时一室叫跳，辄觉须眉如刀槊。故独慕陈同甫之好谈霸王大略。”“复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然后标为十目，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评。”（《乾坤大略总序》）撰成《乾坤大略》。此外还著有《八阵图》、《万胜车图说》、《兵民经略图》等。
《乾坤大略·跋》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兵则千百端而不尽，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至于选将、练兵、安营、布阵、器械、旗鼓、间谍、向导、地利、赏罚、号令种种诸法，如人之耳目口体一物不可少者，则各有专书，不在此列矣。”意思是本书不含军事上的具体问题，而只讲扭转乾坤的用兵方略，即“乾坤大略”。因本书按类汇辑历代战争战例，以为用兵的借鉴，所以，山西育才馆民国9年（1920）铅印本又题《兵鉴》。
《乾坤大略》十卷，补遗一卷。卷目如下：
卷一：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兵进必有奇道；
卷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卷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卷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卷六：攻取必于要害；
卷七：据守必审形胜；
卷八：立国在有规模；
卷九：兵聚必资屯田；
卷十：克敌在勿欲速；
补遗：佐胜之著，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
《乾坤大略》是一部辑评历代用兵得失的兵书。“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观其内容，各卷之间互相联贯，自成体系。其体例与他书有所不同，全书之前有“总序”，每卷之前都有“自序”。去掉这些序文，便成为一部纯粹的军事类书。每卷围绕某个主题，辑录了较为丰富的历史上的军战史资料，如卷一《兵起先知所向》就辑录了纪信假扮刘邦诈降诳楚，大胜项羽等二十余条历代用兵故事。“自序”着重是对某个军事问题的评述，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下面按照原书的顺序对其军事思想作一简述。
兵起之先，强调要审敌强弱，选准正确的进攻方向，确定正确的战略部署。他认为，战争往往在瞬间决定胜败；优柔寡断，进攻方向不明，注定要失败。明确进攻方向以后，一要“进取”、“疾速”，“兵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二要避实击虚，“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乘势而趋利。”这样，就能使敌惊骇万状，而我则军威大振。
兵进之时，强调奇正之变，主张以奇道取胜。他认为，作战“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一阵有一阵之奇道，一国有一国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夫兵进而不识奇道者，愚主也，黯将也。”
重视初战，主张要尽全力争取初战胜利。他认为，初起之兵“不得已而与敌遇，非战无以却之。盖兵即深入，则敌必并力倾国以图蹂荡我，恐我声势之成，此而不猛战疾斗，一为所乘，鱼散鸟惊，无可救矣。诚能出其不意，一战以挫其锐，则敌众丧胆，我军气倍，志定威立，而后可攻取以图敌”。
作战之时，强调出奇设伏。他指出，战争的情况很复杂，古有百战之说（如《孙子》的“百战不殆”，宋代的《百战奇法》等），其实远不止百战。但无论何种战争，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善于出奇设伏。所谓善于出奇设伏，就是能“用众以覆众，因弱而为强”。
乘胜略地，主张用招降之法。一场战争取得胜利，便成“破竹之势”，乘胜略地，扩张战果，无需继续用兵，“不烦兵也”，而以安抚招降为上。但招降之法，必须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对敌造成强大威势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因为，“胜则人慑吾威，而庇吾势，利害迫于前，祸福怵其心，故说易行而从者顺；若在我无可恃之形，而徒以虚言嬲众，是犹梦者之堕井，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
进攻战，强调要首先攻取要害之地，扫清进退障碍。他认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势相禁”。敌若凭险反击，“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块也”，必置我于死地。他并总结历史教训说，“古恒有军既全胜，而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进一步强调攻取要害之地的重要性。
防御战，强调要固守住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目标。他指出：“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汛守非难，守而能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卒使汉资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他如陈稀之不知据邯郸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旧京而守洛阳，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胜数，而独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为可笑。”
在国防后备建设方面，一是强调立国要有正确的方略和宏大的规模，改革旧制，创立新法，“朝廷之上置中书以总机务，疆场之外，建专阃以总征伐；经理度支，抚驭军民，适宽严之宜，得缓急之序；崇大体，立宏纲，破因循之旧格，布简快之新条，使人人辑志，处处向风”。二是主张屯田，减轻民众负担，解决军队粮饷。他认为“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如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节，卒致米尽人散；而刘邦却以能食敖仓之粟，得以亡楚兴汉。“屯田一著，所谓以人力而补天工也”。
本书在最后一卷，论述了用兵全胜之术，主张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待机而动；反对死打硬拼，鲁莽从事。他以与虎搏斗作比喻，指出，斗虎“当设网罗，掘陷阱，围绕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将自困，若奋不顾身，径进而与之斗，鲜不伤人矣”。斗敌与斗虎理同，“故欲克敌者，强其势，厚其力，谨其制，利其器，然后堂堂阵，正正旗，声罪致讨，而施戎索，乃全胜之术也”。
《乾坤大略》初以抄本行世。辰州秦聚奎在为本书写的序中说：他在任职肃水时看到的抄本，往往事不归类，踌驳颇多。他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任职饶川时，王余佑之裔孙王懋亭茂才来饶，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内有此书原本，因重校一遍，始知篇中错杂重复之处，为后人所窜入，而原书本来是融会贯通的。当时筹防吃紧，到处戒严，韬钤攻守之术，尤为救时良剂。于是，他据原本重录一份，与旧本相校，将后人窜入的十三条，删其重复，另记于后，以资参览。这就是所谓的秦校本。本书被收入《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宝兴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翻刻、山西育才馆于民国九年（1920）翻印。这些不同的版本，或以秦校本为底本，将窜入的十三条附于书后，如山西育才馆铅印本；或以旧抄本为底本，但在后人窜入的内容后面一一注明“秦校原本无此条”，如《畿辅丛书》本即如此。《海国图志》
清魏源撰。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官至高邮知州，和龚自珍同属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鸦片战争时，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予浙东抗英战役。他是清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一生著述甚丰，鸦片战争前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等，鸦片战争后主要有《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等。此外，还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
《海国图志》是在《四州志》的基础上几经增补编辑而成的。《四州志》是根据英人慕瑞（Murray）著的《地理大全》编译的，文字经过林则徐修饰，主要概述世界各国史地政治情况，全书约八九万字。林则徐被革职后，将此书和有关外国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海国图志》。魏源遂以《四州志》为基础，广泛搜集中外有关著述，增补整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撰成《海国图志》五十卷，共计五十七万字，较《《海国图志》四州志》内容增加了五倍多，另有地图二十三幅，洋炮图式八页。五十卷本刊行后，国内争相传诵。魏源复加增补，扩为六十卷，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重刊于扬州。这次刊行增入西南洋、希腊等四国，五印度沿革总考，欧洲总沿革，北洋普鲁社国、琏国（即丹麦）以及外大西洋墨利亚（美利加）洲，及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等。西洋技艺部分，五十卷本只有附录一卷，六十卷本增为八卷，其内容原来只介绍洋炮，六十卷本增加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器艺的制造和使用方法。此后，继续加以补充，并且亲到澳门、香港等地游览采访，终于竭十年之力，编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于咸丰二年（1852）刊于高邮。百卷本全书约八十八万字，各种地图七十五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七十五页，还增补了地球天文合论、国地总论等九卷，各卷并增添了很多新见资料。地志部分扩充到六十六卷，西洋技艺增为十二卷。百卷本卷目如下：
卷一：筹海篇：议守上、下。
卷二：筹海篇：议战、议款。
卷三：海国沿革各图、地球正背面图、亚细亚洲各图。
卷四：利未亚洲各图、欧罗巴洲各图、亚墨利加洲各图。
卷五：东南洋海岸诸国、越南。
卷六：越南分国沿革。
卷七：暹罗。
卷八：暹罗本国沿革。
卷九：暹罗属国今为英夷新嘉坡沿革。
卷十：缅甸。
卷十一：东南洋海岛诸国、吕宋、吕宋所属岛。
卷十二：荷兰属岛、大岛、英荷布路三夷分属地间等岛。
卷十三：英荷二夷所属葛留巴岛。
卷十四：附葛留巴所属岛。
卷十五：英荷二夷所属亚齐及三佛齐岛。
卷十六：英夷所属新阿兰岛。
卷十七：日本岛。
卷十八：东南洋诸岛形势。
卷十九至卷二十：西南洋各国、五印度总述上下。
卷二十一：中东印度分述。
卷二十二：北南印度分述。
卷二十三：西印度巴社国。
卷二十四：西印度阿丹国。
卷二十五：各国回教总考。
卷二十六：西印度如德亚国。
卷二十七：天主教考。
卷二十八：南土鲁机回国。
卷二十九：五印度沿革总考、附恒河考。
卷三十：中印度沿革、东印度沿革、南印度沿革、西印度沿革、北沿度沿革。
卷三十一：北印度西北邻部附录。
卷三十二：北印度以外疆域考。
卷三十三：利未亚洲总说、东利未加阝厄日多国、未利未加阿迈司尼国。
卷三十四：东利未加分隶他国兼摄者八国、北利未加分隶他国兼摄者四国、南利未加分隶西洋各国兼摄者五国土酋自主者四国。
卷三十五：西利未加二十四国。
卷三十六：中利未加二十五国。
卷三十七：欧罗巴洲总沿革。
卷三十八：布路亚国。
卷三十九：大吕宋国。
卷四十：荷兰及弥尔尼王国。
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二：佛兰西上下。
卷四十三：意大里国。
卷四十四至四十五：耶马尼国上下、附分国二十五部。
卷四十六：欧塞特里阿国、附寒牙里九部、波兰国。
卷四十七：瑞士国。
卷四十八：北土鲁机国。
卷四十九：希腊国。
卷五十：英吉利兰墩国都五十三部、附英吉利斯葛兰岛三十部、英吉利爱伦岛三十部。
卷五十一至卷五十三：英吉利国广述上、中、下。
卷五十四：俄罗斯国东五部、俄罗斯国西八部。
卷五十五：大俄罗斯十八部、小俄罗斯三部、南俄罗斯五部、加俄罗斯四部、俄罗斯南新藩五部、俄罗斯东新藩四部、西悉毕厘阿二部、东悉毕厘阿二部。
卷五十六：俄罗斯沿革。
卷五十七：普鲁社国。
卷五十八：琏国、大尼国、瑞丁国、那威国。
卷五十九至卷六十一：外大西洋亚墨利加洲、弥利坚国总记上、中、下。
卷六十二：弥利坚东路二十部。
卷六十三：弥利坚西路十一部。
卷六十四：北墨利加洲墨西科国、附西南四国西方三国及西北诸蛮。
卷六十五：北墨利加洲内英俄各国属地。
卷六十六：德沙国、危地马拉国。
卷六十七：南墨利加洲智国、金加西腊国。
卷六十八：巴拉大河国、伯西尔国。
卷六十九：智利国、各国兼摄地在南墨利加洲内者。
卷七十：南墨利加诸岛、西海诸岛、南极未开新地附录。
卷七十一：南西洋各国教门表。
卷七十二：中西历法同异表。
卷七十三：中西纪年通表。
卷七十四至卷七十六：国地总论上、中、下。
卷七十七至卷八十：筹海总论一、二、三、四。
卷八十一至卷八十三：夷情备采一、二、三。
卷八十四：仿造战船议。
卷八十五：火轮船图记。
卷八十六：铸炮铁模图记。
卷八十七：仿铸洋炮议、炸弹飞炮说、炮车炮图说。
卷八十八至卷八十九：西洋用炮测量记上、下。
卷九十：西洋炮台记。
卷九十一：西洋自来火铳法。
卷九十二至九十三：攻船水雷图记上、下。
卷九十四：西洋技艺杂述。
卷九十五：西洋远镜作法。
卷九十六至卷一百：地球天文合论一、二、三、四、五。
魏源编《海国图志》参考和·征引的文献资料数量多、范围广，涉及中外古今各类著作。除《四州志》以外，还有历代史志如《汉书》、《隋书》、《元史》、《明史》等；明以来岛志书如《海岛逸志》、《岛夷志略》等；外国人著作如英国人马礼逊《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美理哥国志略》等；并且还亲自询问英夷俘虏，将了解来的情况，写成文章辑入本书，如《英吉利小记》。百卷本先后共征引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此外还有各种奏折30多种。
《海国图志》既是一部记述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和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宗教、文化等情况的外国史地著作，又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是一部海防大全。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是一部“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愤时之作，介绍史地知识、科学技术只是手段，御侮图强才是目的。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思想，从选材到内容安排，都紧紧围绕这一思想展开。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贯穿全书的最主要思想。魏源从介绍夷情入手，用“师夷”作手段，以“制夷”为目的。他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魏源通过鸦片战争，比较了敌我双方的优劣，认识到要抵制西方侵略（制夷），必须向西方学习（师夷），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认为，对于以“洋艘洋炮”为“长技”的侵略者，既不要惧怕，也不要轻敌，主张对英国侵略者要“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把外流的白银，用来“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依靠人民群众，反对外国侵略，是《海国图志》的又一重要思想。魏源通过沿海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事实，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提出了利用民众的力量打击侵略者的主张。他认为，“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挑选土著之利有三：一曰服水土；二曰熟道路；三曰顾身家”。并指出：“广东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若挑练此等人为兵卒可谓一等勇壮之兵。”他还主张裁减水师，以本地人充任，“取诸沿海渔产枭徒者十之八，取诸水师旧营者十之二，尽裁并水师之虚粮冗粮，以为募养精兵之费”。魏源把抵抗侵略的人民群众称为“义民”、“义兵”，予以歌颂赞美；而对那些仇视、害怕和污蔑人民为汉奸的投降派的无耻澜言予以坚决驳斥：“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那么“何以广东之斩夷酋、捐战船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并举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具体事例说：“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
《海国图志》还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海防思想。魏源之所以提出与明代郑若曾等人完全相反的海防思想，是因为，清朝所面临的敌手和明代倭寇有很大不同，他们船坚炮利，具有海上作战的优势，清军必须扬长避短，方能制服敌人。所以，魏源提出要采取类似游击战的战术，具体战法是：选择有利地形，扼守内河，坚壁清野，选练精兵，备好火攻，埋伏奇兵，诱敌深入，然后依靠“兵炮地雷，水陆埋伏”，狠狠打击侵略者。他认为采取这种战术，就会：“如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必制敌于死地。
《海国图志》的内容和思想都很丰富，研究成果也很多，这里仅挂一漏万地介绍了它军事方面的主要思想。该书出版后，对洋务派、改良维新派，以及国内当时及其后史学界对世界史地和西北地理、元史等史学研究，对中国海防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改良维新派的启迪。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它在国外也引起了重大反响。英国人威妥玛曾将其日本部分译成英文，刊于《中国丛报》第19册，向西方介绍；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也对该书作了选译，供西方研究者参考。它在国外的影响，最大的是日本，他们几经辗转翻刻，传播甚为广泛。中外学者对该书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清张之洞说：“《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日本盐谷世弘称赞《海国图志》是“名为地志，其实武备大典”。
当然，《海国图志》也有其局限性。在编撰方面，除《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和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他精心撰述外，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而且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与错误，也没有作较多的纠正。在思想方面，他主张利用民力反对外国侵略，却又想借此转移斗争目标，企图使“沿海销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枭匪”，并称之为“以毒攻毒”。他主张“师夷”，但只限于学习造船制炮和养兵练兵之法；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虽沾沾称许，但却没有改革封建统治制度的意向。尽管如此，《海国图志》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海国图志》出版后，进行了多次翻刻，有道光甲辰年（1844）古微堂聚珍版五十卷本、道光己酉年（1849）古微堂重刊六十卷本、咸丰二年（1852）高邮刊百卷本（以下均为百卷本）、同治六年（1867）陈善圻重刊于郴州本、光绪二年（1879）魏光焘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光绪六年（1880）邵阳急当务斋新镌本等十余种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