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缪达尔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拉斯·希阿塔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卡塞尔对这项任命很是满意，即使在卡塞尔看来，缪达尔的政治观点会使他自己成为“瑞典最危险的人”，但卡塞尔仍称因有缪达尔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而感到十分自豪。
正如我们所知，1933～1934年问，为财政部做财政政策报告占用了缪达尔的一部分写作时间，但并不是全部。与此同时，他还和埃娃一起，致力于一本名为（《人口问题的危机》）的书。这本书是两个人通力合作的劳动成果，也是一场缪达尔从未经历过的大规模的公开论战的导火索。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瑞典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就对公开谈论“性”问题而气急败坏。事实上，自1910年起，法律上就白纸黑字地规定了任何促进或宣传避孕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院的高层中也有不少喋喋不休之徒。1934年晚些时候，这本书刚一出版，卡塞尔就在大众新闻界指责它。赫克歇尔极其愤怒，暗示纲纳根本就适合去当“煽动大众的全职鼓动者”，而不应投身毫无激情的学问生涯。语言上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革，大学公共休息室里的情侣专座改名为“缪达尔睡椅”，而且不定式短语“to Myldal”更被赋予了“埋首忙于性行为”的含义。
缪达尔通过对其著作的三次反复说明推动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公开讨论。第一次是1934年出版的《人口问题的危机》。
第二次则以皇家人口调查委员会发行的报告形式出现。这个委员会正是回应这本书带来的群情激动，纲纳也是其成员之一；埃娃则是其下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顾问和成员。这篇报告发表于1936年到1938年间的17号官方文档上，其中详述并证明了缪达尔1934年已给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第三次是在1938年纲纳受邀在哈佛大学非常有名的戈德金演讲，其题目为《人口：一个民主问题》（该论坛创立于1903年，旨在在“自由政府的必要条件和公民责任”方面的发言上为大学营造一个光辉的公众形象）。
缪达尔的演讲在1940年被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种情形正体现了已婚人士们对这件事的成熟思考。
戈德金演讲的争论核心
缪达尔一开始就提醒他的听众，人口问题已经在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然而，不幸的是，近来这个问题却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注意到。现在，是时候让人口问题研究走出阴影、进入大众视线了。
他提出了将瑞典作为一个人口动力学研究室的论题。他深知自己祖国的历史而无法成为一个典型代表。然而，若因为一些原因而要进行个案研究时，这种历史又是利于达成这个目的的。首先，种族统一是其一大优势，这就意味着那里的人口发展不曾受到竞争性的少数民族主义者的破坏；其次，这个国家没有帝国主义的野心，也就免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这些宣传会影响人口规模；
此外，瑞典在其近代的历史上，因其和平的政治稳定性得到认可，不像一战中那些交战国，瑞典没有“迷茫的一代”。
追寻瑞典人口动力在过去的75年间的变化是很有学术意义的，尤其表现在阐明那个时代国家经济的基本性结构改进方面。在19世纪80年代，大约75%的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口中仅有三分之一仍以农业维生，与此同时，出生率的大幅度降低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出现，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城乡环境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农场上，孩子极可能是有用的经济资产：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孩子们就可以从事一些杂务，这些都对家庭收入有着积极贡献；而在城市里的情况恰恰相反，孩子们被认为是经济的负担，他们代表着家庭资源的纯消耗。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助长了这种城乡差异，即避孕用具的获得渠道在城市比在农村更为便利。
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瑞典的净出生率已降至维持国民人口数量的必要底线之下时，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的征兆开始浮出水面。大约十年以后，即当缪达尔夫妇得出关于当前形势的论断时，这种情况已十分危急了。净出生率已然降至保证人口数量得到补充的必要水平的四分之三了，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现实的危险了，正威胁着瑞典种族和文化的延续。
为什么人们没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缪达尔对这点的论述表现出来一种同已有的两种观点的差异。一方是禁止避孕的保守派，希望以此确保必要的人口数量；另一方则持更为激进的观点，并深受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影响，人口数量的显著减少在经济上是积极而有益的，以此为出发点，避孕应受到欢迎和鼓励。
缪达尔认为公众认识和已存在的现实之间的不协调迟早会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危机。他断定这种危机已出现在1934年秋天的瑞典。
对此，他做了如下解释：
尽管是一本厚达四百余页的社会著作，可这本书仍在社会各阶层广为流传，而且也正是这本书引起了1934年群众激烈情绪的大爆发。报刊和广播上立刻开始了对人口问题现状的激烈讨论，宣传用的小册子像洪水一样泛滥。随后，这就被提到国会议程之中，为各政党广泛讨论，1935年春天皇家人口调查委员会成立了。
上述问题中涉及到的“书”当然就是指缪达尔夫妻所著的《人口问题的危机》了。这本书的题目和作者均没有在出版戈德金演讲的版本中被标明。
对由于近期人口趋势的威胁导致的关乎国家兴衰的问题，缪达尔给予了高度关注。他也列出了一些支持旨在维持固定人口规模的计划的理由（贯穿整个讨论的是，据推测，在瑞典当前的状况下，人口增长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在他看来，阻止人口规模的减小对保持国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都是十分重要的。这里讨论内容的中心涉及他对稳定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的部分思考。很明显，人口缩减对加大投资消费从而抵消国民储蓄、避免经济停滞是很大的阻碍。在特殊部门（领域）投入的资本开支受人口下降率的影响尤为严重。住房开支，作为总体资本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将明显减少。同样地，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用于建设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将缩小。缪达尔对这种状况总结如下：
“人口的减少将在各个方面增加投资的风险。此外，它甚至可以减少对新的投资的需求。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中，既然货币储蓄维持不变，结果将出现一种投人资金不及储蓄水平的趋势。”从他关于补偿财政政策的著作中可知，他深知政府可以作为一个大的消费者来干预、处理这种差额。然而他断言这种活动“如果（政府）不在全部领域取代私人企业，这将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缪达尔认为这样的结局是很让人痛苦的，对此，他有详尽叙述。在人口下降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类型将成为“一个奇怪的品牌”，它会带有行政的、官僚的、老态龙钟的特征。对人口清算将是一种官僚主义的管理。经济下滑的时候给予自身的关注要小于经济上升时的关注，因此，官僚机构肯定增多了。这种机构变得缺少活力，效力也在减退，这不仅因为大部分权力掌握在年老之人手中，更因为一个迄今仍未能提到的原因：最优秀最有活力的知识分子对管理清算没太大兴趣，即使是那些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而除去那些在自己血管中真切感觉到脉搏震荡的人和那些热爱自由创新及进步的人以外，面对这种前景时也会感到郁闷。他从不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如果，可以以此方法使社会的进步重新焕发活力，那他甚至可以接受这种诱惑放弃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
但这仍不是全部。另一原因是一个人口减少的社会将是无吸引力的。经济停滞的状况预计无法给作为人力资源潜在参与者的年轻人以工作机会。这就是政体联合的又一负担。
可行政策的回应
相比于独裁统治，缪达尔相信在制定和执行理性的人口政策方面，民主体制处于劣势。“帝国主义，”他写道，“从本质上就预备接受并倡导关注人口质量的价值。但挑衅的扩张主义政策是对民主体制的极大否定，既然不论是统治阶级的还是统治民族的原则都是寡头政治。”如他所述，“人口政策的政治基础在民主体制下更为薄弱一些”，这也另有原因：“……民主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深深根植于人民拥有无上权力的理念上，即个人及其目的优先于国家和国家的斗争……”
无论在达到合理的人口政策的道路上有什么样的障碍，缪达尔夫妇均坚信这事的风险如此之高，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它们。
他们于1934年出版的那本书中详述的对这一政策的战略纳入了皇家人口委员会的考虑之中，其基本特征在戈德金演讲中也有描述。
努力的目标非常清楚，即：保持固定的人口规模。人们都承认这个目标的实现是有困难的。考虑到一部分夫妻不能生育，那么能生育的夫妻就必须有4个孩子才能达成这个目标。当这项工作的方方面面均考虑周全时，这种困难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这种情况就明显需要一个有效的加速器来加速瑞典的人口出生率，毕竟瑞典的出生率是整个欧洲最低的。
这个对策的核心是国家的介入，这可以使社会各阶层和有薪一族消费平均。略有不同的是，这个项目的目的在于通过政府行为消除贫困家庭中由于分娩和抚养孩子而引起的不断增加的负担。
例如，可在提供公共住房来提高其住房条件和增加个人的租金补贴方面采取具体方案，营养水平可通过向这些家庭直接分发健康食物或营养品（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当时瑞典的经济环境下，政府为增强困难的农业部门而注入资金支援，而盈余作为其副产品出现时，这种供给就是可行的了）来提高。简而言之，这种措施采取的是国内倾销的方式，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由公众出资提供的健康服务（医疗服务），基本的孕妇权益均能得到保证以弥补生育带来的损失，另一个创新之举措就是组建了向在尽可能早的年龄上组建家庭的年轻夫妻提供“婚姻借贷”的机构。初等和高等教育已由公众主体买单，一个全国性奖学金系统也建立起来以资助那些来自贫困家庭需要帮助的学生，如果他们想进一步深造的话。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瑞典福利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贯彻施政纲领
1936年，缪达尔作为达拉那省的代表进入瑞典参议院，他就这样被推入了事必躬亲的政治的现实中。不用说，他很热心于推广他和埃娃在1934年那本书里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设逐一得到皇家人口调查委员会的正式支持。
但在国会通过这项立法项目的过程中仍有巨大的障碍。向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转移会使国家的福利体制涨价。这种负担的大部分都需要由社会上的保守派所承担，而他们强烈反对这一政策。消除潜在对手在政治手腕中可远不只是一种创造性的手法。保守派与立法项目的发起人意见相左，他们的要求在接下来的方案中提了出来。所需的国家干预手段都在被争论，它被设定为为避免人口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社会和经济风险的祸根。这样说服保守派认识到牺牲他们的个人经济利益以支持更高尚的目标（善举），即民族自身生存的重要性就成了重中之重。缪达尔承认，这种策略是建立在爱国主义之上的——并非通常意义上位于美德范围的爱国主义，但是他认为这符合当时的环境背景，也是一种“温和”的形式。对此，他作了如下的总体评价：
总体来说，可确定的是人口问题的现状使政治观点从保守主义转向激进主义。就经济问题、分配制度和社会政策而言，这都是真的。正如瑞典保守的经济学家抱怨的，人口问题正被用作“社会改良的撬棍”。
缪达尔解释了这点以引起有代表性的保守民众的注意，通常他们带着一种坚贞不渝的、根深蒂固的对家庭和民族的兴趣，而对人口问题从来嗤之以鼻……他们发现人口问题现在忽然成为其对手手中一样最危险的武器，并在重塑一个与所有保守原则完全相反的社会上获得了极大的支持。甚至以前占多数的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如牧师、教师、医生等等，都因为自己在现实的人口问题的某个特定方向的利益，而在社会政策上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激进主义者，这是多么让人厌恶的一件事啊。无论如何，总之结果就是同往常一样，在民主国家中，一切现实的改革问题都在激烈地讨论，而政治套路和政治行动之间的界限向左偏了几英里（变得激进了很多）。
1937年瑞典国会会议期间通过了上述推荐的立法方案的主体部分，而这次会议更通俗地被称为“母婴会议”。除了一些细微的修改，提议中的权益大部分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了。一个用来消除逐步增加的高税收的方案也已通过，此外1910年确立的避孕为不合法的法令被废除，而且在劳动中对孕妇的歧视也被法律禁止了。
就这样，瑞典福利体制的结构在对人口问题的争论下完成了。
因为就其自身而言，激进的措施太过令人向往而使之无法成为正当的途径。基本原则代替了必须保护民族权益不受由人口减少而带来的风险的侵害的主张。
合理人口政策的黑暗面
一种与民主体制基本原则相兼容的合理人口政策的构想是缪达尔引以为傲的事情。他尽力将这个概念同在集权主义下广为流传的人口政策区分开来，而后者则正以爱国的名义（需求）来刺激生育的。另一方面，保守的形式是提供一个催化剂来催化人民去自愿遵守“自己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想去结婚生子的欲望”，而这是可以扫除建立家庭过程中的经济障碍的。幸亏有国家干预的介入，家庭的数量将出现可喜的增加。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的质量，这也可由国家提供的利益来实现。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应同步进行。
在瑞典的例子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对夫妻“想要”的孩子数量的增加，同时尽量减少“不想要”的生育。这也正是控制生育的现代科技的普遍化知识和方法的基础。父母可以系统地计划家庭的规模，无论婚生还是非婚生的意外受孕都将下降，但仍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不想要”的生育。
瑞典在这一点上的政策不同于自主决定生育的原则。1934年5月通过的一项法令对精神错乱和呆傻的人进行强制绝育。皇家人口调查委员会进一步确认了在遗传性精神失常、患精神或身体的疾病、低能、畸形和癫痫等情况下自愿绝育的权利。然而，直到1939年，国会仍没有扩展其对绝育范围的定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广为人知的以“种族优化”为名的纳粹行径败坏了建立于优生学的人口政策的名声。为了正确认识这件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世界不同地区的开明人士都将优生学当作提升人口情形的关键因素，并对之不断研究。例如，美国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以及社会事务上孜孜不倦的战士，他认为值得为优生学而斗争。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警醒人们“优生学是什么”，他补充道：
这一切均可在非暴力形式下安静简洁地完成，只要明确“什么才是正确合适的”的观念。（优生学）可通过对身心残障的、低能的、白痴的、患癫痫的和精神失常等患者的性别隔离而实现。通过这种隔离，我们可以使自己的种族血统免于大量的污染。在极端个案中，绝育将会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那时，一些先进的、有声誉的慈善组织，例如哈里曼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为这项事业提供了慷慨的支持。发生在瑞典的阻碍优生学要义的现象无独有偶。这种现象在30年代的瑞典消失了，但这并不是一个个案。
若干类似的情况
当斯德哥尔摩学派的成员，以及英国新兴的凯恩斯主义者沿着相似的路径思考20世纪30年代中期宏观经济理论和方针时，对于人口增长的下降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的考虑也在此交汇。我们已知缪达尔在表明瑞典状况时是如何构想这一问题的。先于1938年的戈德金演讲，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论述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若非全无人知，也是鲜为人知的。丹麦和芬兰在瑞典的启发下创立了自己的人口调查委员会。
凯恩斯对这一讨论的贡献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他在名为“下降的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影响”的文章中论述了这件事，这篇文章发表于1937年4月的《优生学评论》上。他本能地探究这一现象在他所构建的全新的分析方案中表现出的含义。就这样，他对人口增长率降低带来的影响的关注指向了消费习惯和投资的诱因。他的发现表明，人口的趋势消极地受总体需求的各组成部分的影响，这是个按照达到和维持充分就业的观点得出的不幸的结论。
凯恩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美国出现了重大分歧。哈佛的阿尔文·汉森一向被认为是凯因斯主义在美国的首席传教者，他密切关注着这一争论。他最初无情地批判《通论》（凯恩斯著），并得出结论“并不能说这本书为一种新经济学树立了里程碑……这本书更多对经济趋势做出一个预言，而非建立科学的基石”。汉森对凯恩斯关于人口增长率降低的著作的态度被证实为他从经验主义向一种新的分析观点转变的重要部分。凯恩斯的解释似乎紧密契合于过去大约75年间美国经济史的基本事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国家对资本吸收的容量几乎是无限大的：投资机会如此丰富，要求主体资源分配以征服整个大陆，并且可以满足人口规模快速扩大的需求。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经济膨胀是很容易出现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状况，西部边疆已然封闭，人口增长率也降低了。汉森将这些均列入其发表于1938年12月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上的总领性演讲之中，在这个演讲中，他提出了完善的“停滞论”，并在其过程中利用了凯恩斯的分析范畴。正如他所断定的，中心问题是要“在一切因素均已利用的情况下，生成大量的投资成本，适用于可达到的收入水平”。
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长期决定性因素是在经济停滞而非增长方面加权，故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变得越来越难了。这样，经济方针的任务就是通过用来增加消费倾向的措施或者大众消费的扩充计划来扩大总体需求。否则可能出现的未来就充满了无法从病态中恢复（因为恢复会在其初期夭折）和要自己养活自己却似乎永远找不到工作而带来的低迷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