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达尔在1932年正式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他以一篇被他形容为“有关道德的”名为《社会政策的两难》的文章来纪念这一事件（在他当时对语言的选择和之后的展开使用上有惊人的对称。1944年他发表了其生涯中最高成就之一的《美国困境：
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其中有他之后阐述为“道德”问题的黑人问题和民主政治）。
他1932年那篇有意要提高社会民主影响力的文章读起来更像是大学研讨会上的论文而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册子。他追溯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古典自由主义形态向社会政策演变的过程。这个传统过去被植根于政府干预实质上是不可信的这样一种信念。当人们广泛接受政府应该适当地给那些遭受极端贫困的社会成员提供救济的时候，他的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19世纪的进程。
然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却陷入了一种两难困境，因为它仍然认可“个人职责的效用和必要性”。它因此不相信社会政策可以“减轻个体通过节约审慎会自给自足的压力”。当面临不容乐观的失业情况的紧要关头时，古典自由主义观点是不充分的，并且帮助失业的人有时候不仅仅减少他们寻找工作的兴趣，而且最重要的是加强了他们为了不断增加工资而努力地联合……“失业救助已经引起了更多的失业”（引自缪达尔的《社会政策的两难》）。缪达尔进一步阐述道：“中上层阶级开始对他们所熟悉并紧紧依附的社会秩序不再信任。而且这几乎和社会政策到达它的极限同时发生，即更愿接受改革的那些阶层也感觉他们对走得更远没有更大的信心。”
社会主义的观点也潜伏着艰难选择。社会主义改革家们也曾关注当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这是一条“抵抗最少之路”，但它却没能够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缪达尔强调，在当前环境下的社会政策只有当人们的利益得到持续扩张的时候才会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自由上层阶级对社会政策的进一步扩张兴趣的减少”，这种情形使得工作观点的激化得以成熟。有这样～种风险，即工人们会把所有的社会政策视为一文不值，却只是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系统更为意义深远的改革上。以缪达尔的观点，可以通过利用专家们的才能去解决已经显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失业问题，寻找对这些困难的补救方法。尽管它因缺乏多方面的改革而停止了，但是它还是比社会改革家们的途径更彻底。
尽管收入和财富的水平衡量可能是从如何处理特殊的社会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更贫穷阶级的住房需要上得出来的，它还是没有假定平等主义作为一个目标。这合起来就是对熟练引导经济计划的一种号召。1932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并且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一直当政。缪达尔在当时已经以一个“权威人士”的身份获得了他的信任状。
在失业委员会的工作
1932年3月，缪达尔被任命为官方失业委员会的成员。需要重复的是，这个委员会从1927年就已经存在了。它最初致力于长期失业的原因和种类的工作，还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有价值的统计学文献。在大萧条的冲击下，重点理所当然地转移到了循环失业的研究以及它的补救上。随后，缪达尔和他的新维克塞尔主义的同事主要负责这个工程。俄林进行了关于“货币政策、公共建设工程、补助和关税政策对失业率的补救”的调查。其他的合作者包括埃里克·林达尔、阿尔夫·约翰松和达格·哈马舍尔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恩斯特·维格佛斯，一个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所做出的贡献。尽管不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他对文学却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并且可以接触到英国和瑞典的最新的经济学思想。他在委员会很有影响力，他的学术同僚在斯德哥尔摩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选举上同意授予他极大的荣誉（值得顺便提一下，拥有一个语言学博士头衔的维格佛斯确实有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信任状）。
随着社会民主党掌握了政权，恩斯特·维格佛斯成了财政部长。对缪达尔来说一个新的协调工作的机会就这样开始了。这一事件的第一个明显的成果是1933年早期维格佛斯要求缪达尔为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起草一个文件。这个标题为《经济循环和公共财政》的45页的文件在1933年1月被作为维格佛斯的预算信息的第三号备忘送往瑞典议会。
关于这个讨论的更完整的长达279页的文件出现在1934年早期缪达尔在失业委员会的支持下准备的一个题为《财政政策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中。这个文件更像是一个学术专论而不是典型的正式文件。在文件中缪达尔直接说到那些人对把举行年度平衡预算作为“健全的”公共财政所要关注的中心问题。他第一次将注意力放在政府收入减少是因为在萧条经济条件下缩短的计税基数的事实上。尽管这并非有意，但会推动预算向赤字发展。常规的做法是指定它的标准补救方法：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或者两手都抓。他争辩道，这种后果会使事情变得更糟：降低总支出将会在它因刺激恢复而需要增加时产生影响。这种情况所需要的是围绕着在有用的公共建设工程上的政府贷款财政的花销所建立的扩张性的政策。通过政府花费主动性的功效，将会在就业和收入上产生一个即时的影响。但是这个扩张过程不会到此停止。公共建设工程的工人和材料提供者将会花去他们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增加的工资，因而会刺激在消费者所在区域的就业。
缪达尔清楚地践行着一种投资收入增效的观念。和R。F。卡恩1931年在“经济日志”中的陈述相比较，缪达尔的观点缺少的仅仅是在增效过程会终止的情况下的一种规范。
缪达尔提议的项目的其他特点也非常值得注意。政府财政的实际影响将会完全低于分配给公共建设的合理费用。在这些项目上的再就业工人则会以失业救济的形式做出预算要求。净花销的计算应该适应在失业救济金的支付中节省下来的钱。公共建设的分配在失业救济金上的优越性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他们为国家股份增加有用资产，尽管转移失业救助的支付什么都不会留下来展示给他们。另外，正如反对成为救助的接受者一样，有效的工作雇佣将会对振奋工人的信心有很大贡献。
缪达尔同时也提醒他的读者们，由于公共就业计划引起的收入和就业的扩张本身会缩小由扩大计税基数所引起的原始赤字，因而使财政部获得额外的税收。当经济达到它的满额运转时，预算过剩是可以预期的。当使经济正常运行成为必要的时候，这些资金会依次抵消已经导致的赤字。他在这方面所考虑的是关于商业循环这一过程上的预算的平衡的策略。但是这些结果只有在不考虑经济条件的年度平衡预算的约束时才会成为可能。他也希望看到另一个预算改革的提出，也就是说被分为流动账户和固定账户的两部分预算。他提到，丹麦是采取这一方法的先锋（瑞典在1936年也采取了这一做法）。
缪达尔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扩张性的财政项目需要注意一个潜在性的约束：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严重消耗的风险。他拟定了很多通过区分三组可能情形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情形1：他确定了能扩大“国际空间”的同时自主激发国内经济的步骤。这些措施包括适度的货币贬值，增加进口税和出口补贴。情形2：采取措施扩大有不确定国内影响的“国际空间”。增加资本输入，减少资本输出属于这一范畴。就像适度降低工资的计划会有利于低成本的雇佣者，但也会伤及那些产品需求减少的生产者的利益。情形3：通过压低国内经济来扩大“国际空间”。这种情形是目前为止最没有吸引力的。极端地说，这可能需要增加税收来减少消费者产品的需求和由政府或其他公共团体所支付的工资，这很明显是一个可以避免的结果。缪达尔因而认为收支平衡约束机制可能和扩张性项目不一致。一旦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它能够在情形1的框架之内被解决的话，不言而喻这是最好的。
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实施（1933—1936年）
在1933年有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掌握政权并且有恩斯特·维格佛斯做它的财政部长——为尝试扩张怊：的财政政策的舞台已经搭建好。通过他的估计，瑞典的国有收入已经从1930年的大概83亿克朗降低到1933年的70亿。同时，失业率急剧增长。在1933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过事业委员会来寻找政府救助的申请有186000份，并且28.4%的工会成员宣告失业。
新政府通过增加公共建设工程项目来解决这一问题。对被认为没有收益的资本项目增加开支已经开始，这些项目没有自己的财政收入。在这个范围内所花的费用从财政年度1934年6月30号（最后一个前任政府负责任的预算年度）截止的一千五百一十万克朗到财政年度1935年一亿零五百一十万克朗再到财政年度1936年的两亿零七百七十万克朗。尽管少了很多戏剧性，在“高收益”类项目上的资金花费也增加了。瑞典经济结构——政府的作用是作为铁路、电力、邮电、矿业和林业部门的主办人——给了它自己在反周期投资政策的政府可控制的引导。然而一些关于部分政府企业的管理者的消极怠工的不满也被提出来了。
这个活动的结果是公共账目上的赤字增加，这一次是有意而为之（就像前任政府的情形一样）。然而金融贷款行为并不是特别的多：在财政年度1934年他们只解决了不足11%的中央政府支出；
在财政年度1935年，这个数量只是稍少于20%；在财政年度1936年预算过剩；同时失业数量大量减少，并且就业人数增加。到1936年，就业工人指数（1929年的标准为100）比1929年的水平增加两个百分点，比1933年的水平增加17个百分点。
恩斯特·维格佛斯能从这些结果中相当合理地找出一些令人满意的地方。他停止了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主要为这些后果负责的简短声明。当按照他所建议的标准来衡量成功，即所谓的大众观点来测量时，他确实宣告这个项目是成功的。他在1938年写道：
“重要的是过去岁月的经验将要怎样影响将来的行为。”如果这样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大多数公众和在这方面的专家们都会对这个经验表示赞同，以至于将来必须有其他试验沿着“这个新经济政策”道路进行。他补充道，这项政策的部分公众接受度可以归因于对不景气年代弥补赤字和繁荣年代盈余的期望。这种对财政“稳定”的再说明对维持公众信心十分重要并且不应该被折中。
在1938年12月召开的美国经济协会年度会议上的一份文件中出现缪达尔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他认为瑞典的试验是一个有用的“实验室”，但是他声称“政策没有被全心全意地实施”。在他看来，这个计划受损是因为货币计划没有被提前准备，最大影响出现得太晚，还有在规模上比理想中需要的要小。在这儿需要学习的一个主要课程是需要提前规划有意义的公共建设项目，并使其像缓冲器一样开始运转以防止将来会出现经济衰退和大萧条。
他认识到，潜在地，瑞典处于有利的时机，它可以利用在全部经济活动中有稳固势力的政府企业的效用来实施反周期财政政策。
然而，有一个“实际困难也就是政府企业的管理者易于和私营企业的管理者具有一样的强烈反应。例如，当交通流量增长并且确实产生新需要时，政府自然对铁路方面的投资很感兴趣。但是政府企业管理者们应该是更容易被管束，并且最后他们是在政治控制之下，而私有投资并非如此”。
缪达尔回应恩斯特·维格佛斯时强调在商业周期的方针上保持公共账目的重要性。但是他也注意到一种方法，既可以保持对“财政稳定性”的承诺，同时当开始一项刺激消费项目时，也可以最大限度达到政策制定者能欣赏的适应性。瑞典通过采用丹麦的把预算分为两部分的方案使得这个方法具有可能性，那就是有一个花费必须和收据相符合的经常账户或“运行”账户，还有一个是可以通过借贷来负担经费的能迅速生利的投资的固定资产账户。
他主张的这些原则现在被普遍接受为“合理的”。在这个框架之内，增加的政策机动机会可以通过允许“无效益的”（或者不能迅速生利的）资金消费被重新定义为“有效益的”，并且因此符合贷款的条件来获得。这个“被置于和其他高效的政府企业同样水平的公共公司”，可以“拥有和管理政府的公共建筑、学校、邮局和医院等。这样行政部门的特殊分支必须为租用这个公司的每个服务而每年为它付款……反过来，这个公司利用它的租金收入不仅来支付建筑的维修费用，还有投资资金的利息和折价”。这个提议有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特点是因为它意味着“在一次萧条时期我们现在可以在不破坏任何的预算原则和危害长期的财政稳定的情况下扩大公共建筑建筑工程并且不用贷款来筹措资金”。
缪达尔在美国经济协会之前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了将来的部署来修改策略，而不是一个详细的瑞典“试验”的细节的善后事宜上。
但是十分清楚的是，瑞典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更多的是进行增加收入和提高就业率而不仅仅是在公共建设工程上的贷款资金消费的扩张。在1957年，埃里克·兰德伯格提供了一个对这些活动的估价。然后他评述道：
在1932年秋天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施行了一项经济扩张的活跃积极的政策……尽管政府投资和公共建设工程贷款经费有一定增加……毫无疑问，这项新途径在观念的发展上有极大的和持久的意义，但是1932年之后实施的方法对1932年4月的复苏有第二位的重要性。这个扩张性的计划被1933年4月关于建筑业的劳资纠纷一事所阻碍，并且在1934年5月之前没有被广泛意识到，而此时贸易复苏已经经过它的第一阶段了。
兰德伯格进一步提到：“在1932年到1934年的最初复苏期时，出口增加收入的影响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一点也显示出来了。”
关于谁先谁后的再一次论战
在前面几章的讨论中，我们依然可以记起，对于谁先确定了发生于1930年宏观经济“革命”主要因素的问题上，斯德哥尔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间仍然存在着争论。瑞典的政策制定者先于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贯彻这样一个策略，这个事实是不容挑战的。
也没有任何人会否认那时瑞典的经济学家担任着政府的最高职务。
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提出来：瑞典政府所选的这个方针路线是主要被本土的经济思想还是受早先在国外传播的学说所影响？
卡尔一古斯塔夫·兰德格林写的一篇博士论文（1960年发表在瑞典单行本上）中挑战了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被公众接受的观点。兰德格林准确地评价了在1932年开始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财政部长恩斯特·维格佛斯在采用了一个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后发展的力量，然后接着的是对恩斯特·维格佛斯思想的主要影。
响的追溯。兰德格林提出了那个值得注意的发现，那就是恩斯特·维格佛斯的思想的形成过程受围绕在他周围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经济学家影响少一点而受他对由英国自由党激进派创造的思想的理解影响多一点，而凯恩斯是这一思想的领导者。用大量公共投资来反对失业率的这个方案在1928年的自由党的“黄皮书”中曾有暗示，并且在凯恩斯和休伯特·亨德森合作写的名为“劳埃德·乔治能做得到吗？”中有更为充分清楚的说明。在1929年发表的那篇凯恩斯的文献中提倡在公共建设工程上有更为充分的资金投入。凯恩斯主义在失业问题上的政策显然比1936年“全面理论”的发表所提供的理论基础早了六年左右。
恩斯特·维格佛斯显然对英国的用公共建设工程花销来刺激萧条经济这个案例上的作品很熟悉。尽管是一个“业余的经济学家”，但他被斯德哥尔摩的专家所尊敬，因为他对学科的重要文献很熟悉。例如，埃里克·兰德伯格谈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场合，当我听到他和经济学家们讨论经济学理论时，他渊博的经济学说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缪达尔也很敬佩恩斯特·维格佛斯，因为“他比我们中任何一个人读的著作都多，对它们也很熟悉，而且他对当时所有的新想法都很赞成，并积极参加与我们各种各样的作品相关的讨论”。
但是所有这些证据合起来能否是一个总结性的例证，也就是凯恩斯是瑞典经济政策关于商讨分派在公共建设工程上花销赤字的真正启发者？一些有才能的经济学家已经发现这个讨论是有说服力的。例如，唐纳德·温奇曾争论道：“恩斯特·维格佛斯在兰德格林的研究中是作为第一个抓住凯恩斯理论的位置的重要性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出现的。看起来好像是凯恩斯曾经指望斯德哥尔摩而不是罗斯福的华盛顿作为他的思想的第一个实际的运用地。”马克·布劳格也曾一度赞同这种形势。在1968年的作品中，他说道：
我们过去常常认为瑞典赤字财政的档案是缪达尔和其他瑞典经济学家的劳动的结果……但是最新的证据表明，平滑商业周期的瑞典失衡预算政策显然是受以凯恩斯为精神领导者的英国自由党激进派作品的影响……凯恩斯是一个倡导者，但是明显不是在他自己的国家里。
兰德格林的观点在1971年奥托·史泰格呈交给乌普萨拉大学准备的一篇论文中受到强烈的挑战（这个文件用德文翻译发表，题目为《关于瑞典“新经济”出现的研究——相反的批评》）。史泰格的观点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瑞典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清晰表述明显是一个本土生长的发展。为了支持这个结论，他引用了1967年恩斯特·维格佛斯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他叙述道，复苏工程根植于“社会民主思想的传统”。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涉及到同一点，他承认他和他的社会民主党同事曾经被英国费边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凯恩斯是其中一员）的作品影响过，但他并没有在“学术”上被这些材料所启发。被代替的是瑞典人曾经通过观察英国费边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程序上的成功和失败受到“策略上”的影响。洞察这些被掌握的经验对在瑞典构造可以赢得广泛政治支持的政策很有帮助。史泰格也采用了俄林的详细分析来证明后者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是独立的并且比凯恩斯在财政政策改革上的建议要提前。
一些关于此的争论最终是诡辩的和无益的。20世纪30年代建立最终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大萧条时期的思想环境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它刺激全国范围内关于寻找补救的经济思想的相似度达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程度。对公共建设工程的激进项目的花销的要求在相当数量的国家被提出。在当时的工业化国家中，这项政策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悬而未决”的。这些要求被各种各样的语言清楚地予以说明，并且是从认同经济分析和政策的有分歧的途径的国家传达出来的。
一个明显的遗漏
对在公共建设工程上的反周期花销的证据在两次战争期间是悬而未决的，人们没必要走在美国的前面。在一战后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关于这个策略的严肃的公共讨论出现在1921年的秋天。
专家们被召集到华盛顿来给这个问题和将来的失业问题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法。作为结果的建议在“关于失业问题的总统会议”的报告中发表。然而领导者并不是哈丁总统而是他的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这个报告号召集中公共建设工程花销来对抗经济活动的低迷时期，并且它还争论道，那项政策的执行会产生一个“连续使用循环资金的多重影响”。就像那个时期别的地方的情况一样，这个“多重效应”观念的表述中缺少的成分是卡恩在1931年当他证明成功的循环花销的限制时提出的。
作为从1921～1928年的商务部长，胡佛为了使这项政策更加完美而进行了持续的研究。他还继续挑战那些认为商业周期的一规律不能被容纳的观点。在他考虑过的观点中，公共建设工程上的补偿性的花销能够成功地抵消在产量和就业上的低迷。在1929年当美国的经济滑坡开始时，胡佛作为总统竭力推动这项政策。然而，美国联邦制的性质限制了他能够发挥的直接影响作用。
在一般情况下，联邦政府只对公共部门花销的百分之十负责。政府问关于劳动的区分中，联邦政府的权限一般被限制在这些项目中：邮政、联邦法庭、州际公路和水路，还有军队所需要的设备。
公共财政的花销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通常总数的百分之九十这一压倒性数量，他们负责学校系统、公共医院、污水处理、城市街道和大部分道路的建设。这些政府单位是自治的实体，并且胡佛相信在美国计划中让他们保持这样是必要的。
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开始，胡佛的白宫指导联邦部门加大在已经计划好的有用的公共建设工程上的花销。他还呼吁国家的州长和市长们提高在他们的控制下的工程的花销。另外，他号召花销大的私有部门，比如说铁路、电业、电信和电报行业，像公共部门那样做。在大萧条的第一年，胡佛的政策有一些积极的效应，但是劝告是不够的。同时在大部分不被控制的商业部门和房屋建设上的投资费用直线下降。
在这个值得考虑的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期的瑞典人和英国人实行了集中在贷款资助的公共建设工程上的政策，美国的思想在那些年代是不被重视的。有趣的是，在1929～1930年期间，当胡佛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私有部门控制的企业的呼吁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时，缪达尔当时在美国。
在缪达尔的《货币均衡论》一书中，他顺便提到了美国的消费不足论主义者——福斯特和卡钦斯，他们极力主张扩张公共花费作为经济稳定器的观点被广泛报道。缪达尔当然也意识到了当时美国的这种政策思想，但是他选择了对其缄口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