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劈柴”，一个多么单调的动作，一种多么枯燥的活计，一件多么乏味的事，即使写进诗里仍然改变不了它的单调、枯燥、乏味，可就在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画面里，你可以看到，“劈柴”这一由先民开创的“劳动项目”，虽然经历千秋万代，至今仍未断绝，“父亲”在“劈柴”，劳动在“继续”，在父亲身上，延续着人类原始的活力，而他的笑，不但增添了劈柴的美感，也恰恰表明了“存在”的本质：我们劳动，我们活着。江非就是这样，以平常说平常，用小事写小事，在空白中留下空白，所以他能见你所未见，知你所未知。像《打井的人》、《割草的人》、《干零工的泥瓦匠》、《在地头上》、《水是怎样抽上来的》等诸多短诗及长诗《箜篌引》中的不少章节，都是对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的直接记叙，在这些诗中，你可以看到江非和他的父老乡亲们在进行多么精彩的“农作表演”，看到他们收割麦子、挖土豆、灌溉农田、覆盖地膜、修喷雾器、修铁锨、修房屋、清理房后的淤泥，这些带着土腥气的“素材”被江非轻巧地拾掇到诗中，虽非高度浓缩的“意象”，却那样值得咀嚼。如今，谁还会关心劳动的农民，谁还会关心他们的劳动，谁还能体会到劳动之美？在一首题为《劳动》的诗中，江非这样写道：“割下稻子种下麦子／我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儿子。／在地头上捡稻穗的／是我的母亲。／这就是我们一家五口人。//这就是我们的劳动。迎着刺眼的阳光／和受人尊敬的天空／大地伸开双手／疯狂地掰开小腹和胸膛。／劳动的影子哗哗作响。”平白的句子，平白的农耕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劳动”——这就是江非，这就是江非的诗，这就是“大地上的事情”（苇岸语）。“没有什么比歌唱劳动更难”，其实江非根本不必歌唱，只要忠实地“再现”就够了。
作为农民之子，江非还用心地发现了更多的“劳动者”，更多的普通人。不管是写事物还是写事件，他的诗都是以“人”为支点。所以，人物，人物的面貌，人物的命运，成为江非诗歌的一条主动脉。在他的诗里，有提着木桶的祖父、搓草绳的外祖父、“在田野里相爱”的父亲母亲，有想吊死自己的“老木匠”、人老珠黄的“青衣”、晚景凄凉的“梅花阿姨”、离家出走的“村姑张莫愁”，有今生和来世的左邻右舍，还有把汗水、肉体和性命丢在城市的民工，写这些人物，江非要么选取一个细节、串起几个片断，要么讲述一段故事、发表一点感慨，总能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他们的个性特征，同时也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出了那种“草木人生”的限度与向度。“今天活着的人，是远方而来的人／今天活着的人，是天空下收割的人／今天活着的人，是早上喝粥的人”，“今天活着的人，是父亲和母亲”（《今天活着的人》），这大概是农民之子江非对农民的基本态度，或许正是出于对“父亲母亲”的确认和皈依，才使江非养成了略显谦卑的诗歌气质，也使他的言说流露出天然的亲情，写出的人物亦因此不嫌生硬、勉强，而是散发着友善的、体恤的热量。“今天”——“活着”，或许这首诗可以当成江非对农民乃至“人民”的基本理解，所以江非要大声宣布“回到人民中干活去”，“在人民中写诗”（《致辞》）：“啊，我写那些人民／他们永远不死！命运／却总是如此地面似尘埃！”（《尘埃》）活着——“永远不死”，江非由此开掘到了普通人生命中蕴藏的能量，他们的命运就是生生不息地活下去，他们的命运就是滔滔不绝的时间，他们共同丰富了江非设计的“‘村，镇，城’三位一体”（江非：《一份修改的个人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诗歌版图，让我们对人所共有的家园加深几分认同，对人类的共同的未来增添几分自信。
四、俗世关怀
在地面上生活，人们需要的不多。
食物、衣物、偷窃别人时。
一小会慌张的胆怯。
在地面上生活，人们洗脸。
就去打水。
人们点灯。
就看见了黑夜的一部分。
——《在地面上生活》
作为农民之子，“地面”就是江非的立场，作为农民之子，他不可能离开土地另寻捷径，只能踏踏实实地走在平墩湖的小路上，这在某种程度也就决定了江非诗歌的大致方向，他所追求的就是：“只要写出了人民在这个时代在怎样劳动、在怎样思想、在怎样动情，而又怎样在一个小村里蹲在墙根里晒着太阳，在一个小镇上踩着三轮车靠右行驶，在一个小城里坐在广场上面对落日而仰视，他们又是怎样在宿命中表达着伟大而质朴的人民智慧……”（《致辞》），也就是说，江非要表现的就是那种共时性的“在”，那种“在”的状态，这种“在……”型的镜头话语使得江非的诗歌既有定格瞬间的“抓拍”效果，又有秩序井然的“摆拍”功能，“地面上的生活”便可如愿以偿地诗化了。对于诗中的平墩湖，与其说发现了它的有意义，毋宁说发现了它的无意义，江非的诗学就是对俗世的生活进行镜像式描述，他所刻意捕捉的很可能是被主流的、高端的取景器所遮蔽、舍弃的那一部分。“太阳照在它的头上／太阳爱上了它了吗？／人类的太阳怎么会青睐一只平墩湖的小狗呢？”所以江非走的是一条“低端”路线，虽然缺少奢豪的长镜头，他也要用诗歌尽其可能地向清贫的穷人世界靠近。
我爱——这个世界。母亲，和她的男孩。那些春光渐去的女儿。
有了父亲一样的重量和心衰。
我爱——这个世界。土地和刚刚熟透一望无际的小麦。那些浑身霜痕的白菜。
啊，那些满目苍凉的悲哀。
——《箜篌引》
鉴于此，江非选择了一条俗世之路，他以沉潜的姿势融入生活底层，小心翼翼地关怀着每一块石头、每一粒粮食、每一种人生。鉴于此，我愿意把江非看作一位乡土境界的守护者，他以微暗的光亮照彻了我们心头的尘埃。
在江非之前，或许可以找到几位并不遥远的“精神先驱”：海子、苇岸、刘亮程，他们似乎都怀有一种意气相通的故土情结，但又各有风骨，江非与他们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比如，在海子那里常见的大地（土地／麦地）、天空、麦子等意象元素，也大量分布在江非的诗中。（粗略统计一下，仅在长诗《箜篌引》中，“大地”出现二十次，“土地、田地、耕地、麦地、麦田、稻田”等词共出现十五次，“麦子／小麦”出现二十二次，“麦穗、麦垛、麦丛、收麦”等词出现七次，“天空”出现二十二次。）
海子说：“我空荡荡的大地和天空／是上卷和下卷合成一本／的圣书，是我重又劈开的肢体”（海子：《黎明（之二）》，《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海子：《麦地与诗人》，《海子的诗》，第109页。），“灵魂啊，不要躲开大地／不要躲开这大地上的尘土”（海子：《太阳·弥赛亚》，《海子的诗》，第280页。）。
江非则说：“阳光普照的大地”，“月光照耀的大地”，“大地一片深秋”，“大地普渡众生”，“受人尊敬的天空”，“不祥的天空”，“苍老的天空”，“天空像一只秃鹰的翅膀”，“它们（麦子）是野草的后代”，“麦田……还要继续忍受那么多的坎坷”，“麦子仍旧以一副矮小的身躯／热爱着大地”。
在海子那里，大地低沉，天空高远，麦子扎根大地，直指天空，诗人则承担着痛苦，不断地向着自身的存在发问，天空与大地是浑然一体的大宇宙，他所向往的是“诗歌、王位、太阳”，他写村庄、家园、月光、灯，追求的是一种高贵的、神性的灵魂体悟。在江非那里，天空常作背景，大地实为耕地，而麦子就是一种普通的农作物，它们是组成江非诗歌的零部件，在不同的文本中出现时作用也不尽相同。江非写平墩湖、黄昏、落日、光芒、骨头，则是为了表现具象的、世俗的乡村生活。因此可以说，海子留给我们的是形而上的麦子，江非指给我们的则是形而下的麦子，海子向往的是“流浪”、“天堂”、“神的故乡”，江非期许的则是“居住”、是“一生活在平墩湖／一生等待苍天的宽容”。如果说海子丧失了土地家园，是一个过客，是出世的，那么江非就是那“一亩一分地”的法定占有者，是入世的。对江非来说，乡村／平墩湖既是诗的起点，也是诗的终点。即便是写“大唐”，他也要借助“大唐的月光”，返回“平墩湖的麦地”（《大唐》）。同是写梭罗，海子反复强调的是“梭罗这人有脑子”，写梭罗这个人，是为了营造一种“化境”；而江非则要从瓦尔登湖过渡到平墩湖，从梭罗过渡到自己的父亲，写梭罗是为了作对比，用美国对比中国，用“空灵”的瓦尔登湖对比“深埋泥土”的平墩湖，用父亲“在平墩湖熬了一辈子”对比梭罗在瓦尔登湖“生活过短暂的两年”（《梭罗》），与大而化之的海子不同，江非关注是庸常的细节，是乡村世界具体而微的喜乐苦悲，江非最显著的个体特征就在于他的俗世关怀，他对诗歌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描述并转述了一个生动、真实的“乡村原型”。
其实，与另一位早逝的作家苇岸相比，江非的俗世征象可能更突出。苇岸以清教徒式的生命实践，植根民间，亲近自然，甘愿“与万物荣辱与共”，把日月星辰、空气、田野、草木、庄稼、虫子、鸟儿，以及农事、物候、节气、劳作、繁衍等等一一纳入他的大地诗篇，并且用不多的文字（特别是《大地上的事情》），建立了他的土地伦理和土地美学。有人把苇岸称作“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圣徒”、“上帝之子”，他的作品确是蕴藏了宽广博大的圣者之思、圣子之爱，他所求的、所写的，正是人类所缺失的、疏远的，他与大地的对话实际是一种孤峭的精神之旅。在《圣经》开篇，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让它们“滋生繁多”，“各从其类”，最后才创造了人。无疑，素食主义者苇岸恪遵的正是上帝的晓谕，他带着“创世”的使命，希望重新确立大地的秩序，不但要让大地上的一切“各从其类”，还要唤醒人类谦卑的本性，把“平等”、“博爱”付与万物生灵。如前所述，江非的诗歌亦不乏天、地、光等元意象，但是他的用意显然不在于将它们作为诗的母题，而是作为乡村生活的点缀或陪衬，他真正关心的还是“人民的快乐”，是“小人物的苦日子”、“穷人的苦日子”。所以，苇岸无愧于“大地上的诗人”，江非亦无愧乎“平墩湖的好孩子”、“农民的好兄弟”。
当然，要是为江非寻认一位兄长，或许刘亮程最合适不过了。二人不但具有同样的写作身份，有着极为相近的文学禀性，而且都是写出了自己生活的村庄，不同的只是一个是鲁南的平墩湖，一个是西北的黄沙梁。读江非的诗，你可能会不经意碰到刘亮程的影子，也许有时会让你惊讶，虽然两个村庄相隔千万里，写在纸上却是如此的接近！不过，细细比较，江非与刘亮程又有大不同。也有人称刘亮程“自然之子”、“乡村哲学家”，他笔下的村庄大致是一个宁静的定数，在那里，刘亮程是一个扛着铁锨在荒野上“闲转”的人，“看哪儿不顺眼了，就挖两锨”（刘亮程：《我改变的事物》，《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这样，定数之中就有了变数，因此他的作品实际上多是在“不顺眼”落笔，让你看到的是一些宿命之中的“意外”。“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刘亮程：《风把人刮歪》，《一个人的村庄》，第53页。）作为典型的刘式话语，这段话曾被广为引述，刘亮程用语言解除了村庄的拖累，让内心感受直接出场，所以，那些驴子、马、狗、牛，那些石头、大火、麦子，莫不带着一种“无知”的智性，显示出一种自在的“乡土哲学”。那么，江非是怎样看待、言说他的村庄呢？
那些悄无声息的事物——
树在发芽，麦子轻轻地长高。
风平浪静的河面上。
水的内心深沉的思考。
那些悄无声息的事物——
岩石被光照慢慢地剥去外衣。
路面在一点一点陷落。
一个人爱你，背地里写着秘密的日记。
啊！这些悄无声息的事物。
它们多么有力。
它们多么孤寂。
在平墩湖永恒的时光里，那些早已死去的人。
悄无声息。
——《箜篌引》
树木、麦子、河水、岩石、道路与生者、死者，都一样的沉默，又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动量关系，“悄无声息”代表了江非对村庄／平墩湖的宏观看法，以不变应万变恰恰是乡土世界一贯的生存法则。表面上看，这首诗与刘亮程颇为暗合，但他们对“事物”与“人”的侧重又有所不同，刘亮程是在发明自己的观点（甚至偏见），江非则是在概括一种共性（或曰经验）。正如海子宣称“所有的人类似乎只有一个人”（海子：《太阳·弥赛亚》，《海子的诗》，、文集，“一个人”的姿态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使他们带着梭罗式的超验主义倾向，虽然他们把自己看作大地上一个普通生命，但又从未放弃自我，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这便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必然要卓尔不群，显示出风格特异的个性色彩。那么平墩湖之于江非，能否称得上“一个人”的村庄？不是的，江非笔下的平墩湖，是全体村民的村庄，是集体的村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世俗色彩。对于平墩湖，江非把自己定位为“置身其中”、“命居其内”的记录者，他把自己还原为全体村民的普通一分子，也把私人情感、个人意志慷慨地交了公，当他以诗人的身份面对外界时，也是在“代表平墩湖的村民”发出“他们”的声音。所以，江非写出的诗，实质上就是一种经过放大、叠加的社群报告，诗人的视角毋宁说是大家的视角，诗人的思想、感情毋宁说是大家的思想、感情，“记录者”江非只是在加工、整理大家共同的生产、生活，这样，均衡、照应就不可避免，大众化、俗世化也应运而生。因此，在江非的诗中，我们看不到统一的、恒固的审美尺度和价值尺度，相互牴牾、相互取消之处时有出现，对同一事物的好恶也可能变来变去，这一点单看他笔下的天空就十分明显，正像芜杂的乡村集市一样，人们自顾在江非的诗里吆喝，发出了莫衷一是的喧响。现实决定风格。见风使舵、随遇而安本来就是一条俗世定律，江非正是沿着这条俗世的小路走过来的，对他来说，世俗就是资源，平凡就是财富，正是琐碎的小农生活，造就了诗人江非。通过他的诗论和诗歌，江非要告诉我们的是：像俗人一样生活，像凡人一样写诗。
海子死去，江非活着。江非是海子的传人，又是海子的叛逆，他收割了海子的小麦，种上了自己的玉米和土豆。在江非的实验田里，诗歌的食用性大大提高，足以让你坐享其成，胃口大开。所以我要说的是：在海子、苇岸写下20世纪的“大地之诗”之后，江非成为21世纪第一位乡村歌手，责无旁贷地写下了一首首“田园之歌”，既为“歌”，便要通俗易懂，便要贴近民众，江非脱掉了海子遗留下来的高蹈、孤独的外衣，写出了乡土中国的卑微和伟大，以他敏感、坦荡的心灵，唱出了低调、实惠的平民之歌。
下篇：历史·时代·祖国·人民
五、史官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