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花
（文人系列之一）
中国原本是个爱花的国度，文人尤甚。不少文人别无所好，惟嗜书与花，大半沉酣于断简残编，驰情于园林花草，世人多笑谓书痴，花痴。文人之于花的钟情，犹如男人爱美女，是一种秀色可餐的赏玩，精神气质的陶冶，充满着阴柔的浪漫，细腻的铺张。
我一向不会养花，倒不是怕玩物丧志，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养花的本事，曾经弄过几盆好花，都叫我折腾死了，只好摆几钵文竹、吊兰、水仙、滴水观音之类比较好伺候的草本植物点缀居室，于是特别艳羡邻家阳台上生机盎然的蓊郁，惊为高人。
如今居家条件确实比以前好了，住楼房的人多了，然而满城的钢筋混凝土森林却使城市人无可奈何地疏离了花，至少是疏离了带有人文关怀和情感色彩的养花、赏花的意趣。于是到处都在营造花园公寓、花园别墅、花园小区甚至花园城市，力图弥补这种文化情调的缺失。若是退而居其次，我以为这种缺失也可以从画家的丹青或文人笔下的诗词中摭拾。花之于文人，不只是静默无语的植物，而是一种蓄发情愫的尤物。文人有时会为某些花一动，或一痛，豪迈地或婉约地吟咏出关于花的千古绝唱。
李白说“云想衣裳花想容”，崔护说“人面桃花相映红”，韩泓说“春城无处不飞花”，岑参说“千树万树梨花开”，韩愈说“芭蕉叶大栀子肥”，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李贺说“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于春风不用媒”；白居易说“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落叶时”；李商隐说“青楼有美人，颜色如玫瑰”；陆游说“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孟浩然说“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杜甫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苏轼说“春深桃杏乱”、“寻花花未开”、“陌上花开蝴蝶飞”；李清照说“露浓花瘦”、“人比黄花瘦”、“应是绿肥红瘦”；辛弃疾说“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可见花在文人的奇思妙想中，真是仪态万方、情韵悠长。
清朝康熙年间江南有个叫陈淏子的文人，自号杭州花隐翁，声称枕有秘方，所藏皆为花经，乐在灌园、莳花、锄圃、调鹤中清修德操，息心娱老，且辑著《花镜》一书传世。此翁耕读之暇，即以养花为事，饮食坐卧，日在锦茵香谷之中；同人雅集，满园香沁诗脾；餐秀沽酒，可赏四季不谢之花，在三春美景、清秋佳境中尽享闲趣，真是令人羡煞！
我也算是个“白衣文人”（而非“刀笔吏”哦！），以往对花的感受只能从乡村田野或都市苑圃中获得。自从迁入新楼，便有好心的朋友送来几盆花木聊作居室点缀。一盆鹊梅，是不开花的；一盆千岁松，也是不开花的；另外两盆是杜鹃，朋友说会开粉红色的花。于是从隆冬到早春，我几乎每日注视着客厅中的这两盆杜鹃，只见她枝干枯褐，叶片萎蔫，虽然还有些生气，却不见开花的影儿，渐渐地，便不大注意她了。
清明后，田垄上应是杜鹃啼血的时节，山野的杜鹃花也应该极其烂漫了吧？我又开始睇视家中的两盆杜鹃。果然，五片嫩叶间绽出了高粱米似的红点，不消几天工夫，便开出了几朵、几十朵漏斗状粉红色的花。我便细细地观察她开花的样子，那是一种毫无保留、完全袒露、痛快淋漓的盛开，每一片花瓣都在用力贲张，直到开无可开。这是她最美丽的时候，皮肤细腻紧绷，神情是一种彻底的、裸露的坦白，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本真完完全全地敞开。这时，我的心灵却在莫名的悸动，在她的灿烂面前轻轻地叹息，或许是因为期待太久，而又害怕这灿烂太短的缘故。我知道，许多美丽的花朵都是短命的，而且一年只开那么一次。她的凋谢也像是青春靓女的凋谢，流光似水，激情过后，所有的精气神都耗尽了，只有疲倦地委顿下来，渐渐老去，我家的杜鹃花也会是这样。
想起“人生一世，花木一秋”这句话，禅悟花开匆匆、人生匆匆之天意，便有些许伤花的惆怅和失落。
正月初五
（原载《大江晚报》《大九华》杂志）
文人与酒
（文人系列之二）
年前，“将相和”酒业在汉爵阳明大酒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招待酒会，各界人士济济一堂，足足开了40桌。酒筵之前表演了几个文艺节目，接下来市府接待办刘主任和该酒业李总联袂发表演说，密斯特刘指着堆积如山的“将相和”意态盎然地说：“好酒啊，这是我们芜湖人自己的酒。酒名的来历诸位一看便知，典出战国时的赵国大将廉颇向宰相蔺相如负荆请罪的故事，意在颂扬将相之间，也就是军政之间、同志之间不计个人恩怨，精诚合作、忠心报国的高风亮节，承传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刘主任满饮一杯之后还幽默地来了个温馨提示：“诸位慢饮，适量入仙境，过度伤贵体啊！”春江不禁一阵窃笑，“将相和”的典故与芜湖何干？明知必有猫腻，也不便扫大家的兴，既来之则饮之吧。
我们这一桌有大全、端木、诚斋、明道、继龙等几位书画家、摄影家和作家，有人没喝过这种酒，虽然垂涎三尺却又虚情客套，假猩猩地说：“我们不胜酒力呵，还是喝饮料吧！”过来敬酒的东道主笑道：“无酒不成宴嘛！自古文人与酒有不解之缘，哪有文艺家不喝酒的道理？喝！”
于是我们几个气味相投的酸文人开怀畅饮，春江深知文人名声欠佳，一提起文人，别人立刻会想到才子，想到风流，大凡文人总是与某些怪癖挂钩的，不是烟鬼、色鬼便是酒鬼，而且明知酒是穿肠毒药，于健康不利，对那杯中之物却总是视若玉液琼浆，摆出一副刀枪不入皮囊的架势，每宴必酒，每饮必醉，乐此不疲。文人们一旦醉酒，很可能吓得在场的女士们柳眉紧锁，花容失色。可是生活中若真的没有酒，仿佛又少了点什么，何况酒文化源远流长，也是老祖宗留下的“国粹”呢。酒过三巡，春江早已眉飞色舞，于是大侃酒文化。
魏晋时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堪称名士派，用现代话讲叫做先锋派或前卫派，他们人人擅豪饮，个个好文章，处世狂放不羁，文风慷慨激昂，喝起酒来甩掉帽子、脱去衣服、赤膊上阵，那阮藉一醉竟两个月醒不来。魏武帝曹操除了享有帝王之尊，也算是个大文人，他开创了清峻通脱的一代新文风，写了一首有名的《短歌行》诗云：“人生几何，对酒当歌”，“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可见他不但是个“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色鬼，也是个好酒贪杯的酒鬼。只可惜当时咱芜湖还没酿造出“将相和”，否则他极有可能口占“何以乐天下，惟有将相和！”。
唐朝很可能是中国酒文化的巅峰，诗圣老杜在小儿子被饿死，哀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同时，也是“酒债寻常行处有”的。诗仙李太白更是个不“斗酒”不能赋诗“百篇”的酒鬼，他的“金樽美酒斗十千”，“举杯消愁愁更愁”，“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都是写喝酒的。特别是那首《将进酒》，把酒临风，潇洒奔放，简直就是空前绝后的酒业广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尊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杯莫停”、“但愿长醉不愿醒”、“斗酒十千恣欢谑”，最后还来了个“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这天才的老李以极快的节奏、咏叹出即使是在千年之后的今天，酒业促销商也难以匹敌的广告词，我以为倘若评选酒文化金质奖，此诗独占鳌头大概不成问题。
宋以降众多文人的饮酒诗与诗仙太白先生相较，便显得绵弱乏力、太缺阳刚气了。先说那个“凡有井水饮处皆能咏柳词”的柳永吧，他终日留连于青楼歌馆（今之酒吧，桑拿，夜总会），与伶工、乐妓（三陪小姐）为伍，在喜欢女人的同时，也是很喜欢喝酒的。他一以贯之地“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蝶恋花》），还说“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你看，他从深夜喝到次日，晨风乍起、残月在天还醒不了，也实在喝出了吉尼斯纪录。须知他一直喝的是酒而不是晚茶啊！此等放荡形骸的才子词人、白衣卿相，也难怪宋仁宗皇帝要叱之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虚名！”。再说那位得风气之先的宋代著名婉约派美女作家、词坛女杰李清照吧，别看她是个女的，从其流传后世的《漱玉词》一卷中也不难抓住她“贵妃醉酒”式的证据。她居然效尤男士，“东篱把酒黄昏后”（《醉花荫》），而且还喝得“沉醉不知归路”、“浓睡不消残酒”（《如梦令》），可见她也嗜酒如命，醉得不浅，不知是思恋夫君赵明诚还是暗恋别的什么男人。就连官居太守高位的厅级以上干部欧阳修，嘴上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其实他“言行不一”，他在《醉翁亭记》中不打自招：滁州琅琊山上智仙和尚筑的亭子“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这不是冠名嘛！）“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佯称自己酒量不大），而年又最高，故自号醉翁也”……
可见好酒贪杯不在官阶大小、职称高低，也不论男女老少。呵、呵，司马迁家徒四壁而写《史记》，曹雪芹“食粥赊酒”而著《红楼》，穷则穷矣，酒是不能不喝的。嘻嘻！
（原载《大江晚报》《大九华》杂志）
文人与茶
（文人系列之三）
我有幸生在茶乡，自小就以茶当水（据说吾乡绿茶曾聊补龙井产量不足之需），但不敢妄言懂茶。喝茶的雅名叫品茗，爱喝茶并不等于会品茶，品茶才是一门学问，深得其中三昧者当属《红楼梦》中的妙玉，她是这样揶揄宝哥哥的：“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为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也难怪妙玉笑骂宝玉糟蹋茶，这是她五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统共得了那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刚拿出来泡的。
这说明好茶还须好水泡。中国的茶艺的确是学问与艺术的结合，概括起来要求做到四要：精茶、好水、活火、妙器，要追求茶、水、器、环境、技艺、心灵的完美统一。“壶中美玉液，佳品妙真香”嘛，茶艺的最高境界是人与景、人与物、人与天地、人与自然的形神结合，灵性交融。对于善饮茶者，只要呷上一口便会满齿清香、气溢脑门，顿生一种肺腑空灵的感觉；再呷一口便觉疲惫全消、神清气爽；再慢啜细品，胸中似有一股太和之气冉冉升起，继而如风生两腋而飘然欲仙，心中块垒顷刻失之物外，那便是苏东坡说的“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的佳境。
善饮茶者是很讲究环境氛围的，我们芜湖陆和村便是品茶的绝佳处。镜湖之北，赭山之麓，浓荫覆盖着一幢典雅秀逸的徽派茶楼，那假山叠石、小桥清流，那一间间徽州三雕装饰的斗室，茂林修竹拥窗，梵音檀香入俯，室内挂以书画，置以案椅，配以精美茶具，更有那幽兰雏菊，美食佳肴，岂非绝好的品茶环境？我常邀三两知己在此品茗、赏景、谈诗、论文，真是一种“尘心洗净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的况味。想起那年我与妻在杭州，虽说满城茶楼，我还是冒雨走遍了九溪十八涧，终于在龙井村购得好茶三斤，后来又到虎跑泉茶坊用虎跑泉的真泉水泡了一壶真龙井，那才叫品茶哩！虎跑泉茶坊以江南丝竹为背景，竹桌藤椅，坊内红灯高挂，古筝伴奏，微燃紫香，幽馨宜人，不禁勾起一缕文化思古的幽情。那夜宿西湖边一家客，窗外飘着细雨，淅淅沥沥，兀自泡一杯清茶捧在手中，独立窗前，隔了淡蓝色的窗纱，赏雨。淡淡的蓝，将西湖的景色笼罩了一抺忧郁，而室内茶雾氤氳，茶香淡淡，静听雨打梧桐，细品茶的清苦，漫想久远的往事，内心却如一页白纸，随时期待着灵思的浅墨，涂染出心湖悸动的画图。怪乎周作人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的尘梦。”可见品茶确可品出一种别的心境。
中国人好茶由来已久，先说白居易。他生逢乱世，原是十分好酒的，但终生、终日与茶相伴，以茶交友，以茶激发文思，以茶为主题和叙及茶事、茶趣的诗就有六十多首，可见他是爱酒不嫌茶的。再说我家老祖宗、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他也是一位嗜茶爱茶之人，曾在武夷山兴建武夷精舍，授徒讲学，斗茶品茗，以茶论道，据说还亲自携篓去茶园采茶，引为乐事。朱熹的《咏武夷茶》也一直流传至今：“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余自栽。地僻芳菲镇长在，谷寒彩蝶未全来。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幛何妨为客开。咀罢醒心何处所，近山重叠翠成堆。”我国现代文人中嗜茶者更多。梁实秋说“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乃人生必需品”。据说梁实秋曾应老友之邀到湘西吊脚楼茶馆品过玉峰茶，想来他的《雅舍小品》中关于茶的描写或许就是受玉峰茶的启发文才那么有灵性。鲁迅生长于茶乡，喝茶和吸烟是他的终身嗜好，先生文中提及茶事甚多，他在《喝茶》中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必须有工夫，其次是练出来得特别的感觉。”20年代的北京城茶馆遍布，先生是茶楼的座上客，去得最多的是青云阁，喜在饮茶时伴以点心，且饮且食，至夜方归。
茶趣因人而异，各有体悟。杨绛说“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咱芜湖老乡阿英则说：“吃茶是一件雅事”；“爱茶的理由是和‘爱佳人’一样，享乐自己，也是装点自己。”我倒觉得随着时代的嬗变，品茶者不独文人雅士，茶文化也应平民化，要雅俗咸宜才好，茶趣固然有雅俗之分，但绝无高下之别。茶可雅心，可行道，茶禅足以阐释茶与佛门之缘，禅在梵语中意为“静虑”、“弃恶”、“思维修”，饮茶正好可臻至境。以茶奉客，虽不及烈酒令人豪情万丈，但“寒夜客来茶当酒”，邀三两良朋，沏茶小憩，主客闲话家常，曲尽情意，不亦快哉？
君且记：“美酒千杯难成知己，清茶一盏也能醉人”啊！
2008年3月2日
（原载《大江晚报》）
文人与写
（文人系列之四）
原来的题目是《快乐写作》，想想还是改成现在的样子。因为不少网友不喜欢“写作”、“创作”之类字眼，作协也成了“做鞋”，网上人都习惯讲“敲字”或曰“码字”，那就说“码字”吧——嗯，是比较确切。
就多数文人而言，码字就是图个快乐（要不你干什么不好，怎会选择“写”、“码”？）我以为快乐码字才是文人应该保持的最佳状态，内在的，涵蕴为心态，即轻逸和愉悦；外化的，表徵为情绪，如搞笑，狂歌，甚至手舞之足蹈之（恕我今天不谈严肃文学创作，也不谈其他人的写作）。
缘于命运的安排，涉世后我粘上了编编写写的营生，回望前尘，流光似水，摆弄文字不觉已数十年，秘书，新闻，专业编辑、作家都干过，如今仍在码字，不会干别的差事。
我写作时习惯于清茶一杯（当然咖啡、白开水亦可），打开自己或他人的博客，听那背景音乐中小提琴、萨克斯、钢琴曲，也喜欢听民乐和通俗歌手那动人心弦的抒情（雅士们的净手、焚香就免了）。当曼妙的旋律温柔地弥漫在书斋，一行行方块字便轻松自如地流泻出来了。
坦率地说我不是个勤于笔耕的文人，可是越在心情好的时候，越是节假日家人和邻居们喜笑颜开的时候，越容易激发出倾诉与写作的冲动，这绝非作秀，因为我极易受快乐氛围的蛊惑和感染。若说写作在更高层面上是一种智力的付出与获取，最近我深悟出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而不应是一种劳身损心置己于死地的痛苦劳作。轻松、轻逸未必就写不好，正相反，轻松愉悦才是智慧流淌的惯常心态，特别是在电脑上敲击方块字，极易改变你纸上写作惯常的思维方式和修辞技巧，极易激发创作灵感。恕我直言，我不完全赞成“愤怒出诗人”的前人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