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论语》，读《史记》，对孔子的敬仰自不待言，可最喜欢的还是仲由。他没有留下过惊世之语，却让人看到了阳刚之举，算得上不折不扣的爷们儿！他不仅孝敬父母、忠于师君，且诚信务实、刚强英勇，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气概。如果比较孔门诸子，唯有仲由特立独行。正所谓：“圣门高弟三千士，独立刚强第一人”！有人讥笑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中用的只有一个。”这“一个”就是指仲由。他比孔子小9岁，19岁拜孔子为师，63岁结缨遇难，40余年追随孔子，不离左右、忠贞不二，几乎参加了孔子的每一次重要政治活动，在孔子生平事迹中有50多处涉及到仲由。《论语》本来篇幅不长，谈及仲由的有76次。由此可见，仲由对孔子特别的重要，在孔子的弟子中地位十分特殊。孔子也高度评价仲由：“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由之勇贤于丘”；“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也与”等等，把仲由当做“四友”之一，位列十哲，后世称之为春秋战国平邑五杰之一。
仲由，生于公元前542年。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后人称仲子。出身寒微，自幼尚勇，少年英姿勃发，总是雄赳赳的样子。9岁时“与乡儿戏，即英强异常，乡人奇之”（引自《仲里志》）。至今，山东泗水一带依然流传着他少年时行侠仗义的故事，包括“搏虎”、“屠龙”之说。《二十四孝图》中有仲由负米的故事，讲的是仲子少年家贫，每天以藜藿为食，却常去百里外背米奉养父母。二老去世后，他“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千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乃叹曰：虽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得也”。孔子曾经对此评价：仲由服侍父母，活着时尽了力，死后则尽了追思的孝道。不仅如此，仲子始终胸怀忠义，对百姓、对朋友、对师长、对国君都是忠心耿耿、有情有义的。史书上记载，仲子任长垣县令时，一日连降暴雨，洪涝将至。仲子甘冒不请示报告的大罪而率众筑堤，身先士卒，并拿出自己的俸禄补给民工“一箪食、一壶浆”。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颠沛流离、险象环生。每当遇到艰难险阻时，仲子总是冲锋在前，捍卫圣道、护佑师尊。
仲子曾任卫国的蒲邑宰，施仁政、修水利、执政为民，三年大治，孔子三称其善（称赞仲子做到了“恭敬以信”、“忠信以宽”、“明察以断”），百姓感恩戴德。后来，卫国孔悝执政，聘仲子为平阳邑宰。有学者考证，卫庄公元年，孔悝的舅父与孔悝的母亲合谋胁迫孔悝退位，赶走了卫出公，立蒯聩为王。仲子得知消息，去救孔悝，想平息内乱。当时，子羔劝他不要去送死，仲子正色道：“食其食者不避其难！”遂跃马入城，与蒯聩手下大将们交战。因年近六旬、体力不支，且寡不敌众，负伤累累，帽缨断落，大呼“君子死而冠不免！”毅然扶正帽缨，慷慨赴难，被剁成肉泥。时年63岁。孔子闻讯，悲痛欲绝，连连哀叹：“天祝予！天祝予！”（意即“老天要断我呀！”）不过，对于仲由之死，司马迁在《史记》里另有记述，即卫灵公大子蒉聩获罪在外，灵公死后立大子之子辄为出公。十二年时，大子蒉聩与孔悝勾结作乱，出公闻讯逃往鲁国，蒉聩入主，即为卫庄公。仲子进城请求诛悝，并结缨就义。由此看来，仲子不听劝阻、以身犯险，究竟是为救孔悝还是为杀孔悝，似乎有待进一步考证。
有人认为仲子愚忠且莽撞，义气用事又刚愎自用，不听劝阻、盲动冒险，最后落得个未能善终。而且，他生死关头不专心迎敌，却去扶那个无关紧要的断缨，乃舍本逐末、因小失大，迂腐之极！如果按照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来分析，仲子或许不知出公已逃走，因而前去迎救并请诛孔悝，最后结缨就义。或者明知出公已走，请求诛悝为的是捍卫儒家道统。其实，仲子当时已身负重伤，自知生还无望、必死无疑，因此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进而追求死得合礼、死得其所。孔子主张“克己复礼”，甚至认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追随孔子40多年，仲子不可能不在乎礼法，包括“君子死而冠不免”的既有成规。在他看来，结缨赴死不过是遵道而行、杀身成仁而已。对于仲子来说，“结缨遇难”并非蠢行，从礼法上看是修成正果的表现。不管为救主还是为救君，也不管因为重情还是为了卫道，忠义之心天地可鉴，临终气节彪炳千秋。负面的评论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未免有些苛刻，不仅脱离了仲子生活时代的历史背景，而且不符合春秋战国时期圣贤们所追求的人文精神。
当然，从《论语》和《史记》里的有关资料来看，仲子确实容易给人以有勇无谋的印象。为此，孔子曾经专门谈“勇”：“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临事而惧，好谋而事成者也”；甚至说他“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等等。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初见孔子时表现出大不敬，即“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路，子路后儒服委质请为弟子”。不过，这些评价所针对的都是年轻时的仲由，甚至是少年时的仲由，而63岁的仲由已经过40多年的修炼了。虽然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毕竟不可与年少时同日而语。面对危险他应该是清醒的，临终扶缨更是有意而为之，不仅表现出过人的胆识，而且胸怀儒家大道，怎么可以斥之为愚忠和鲁莽呢？尽管在《论语》里孔子对仲由有许多不高的评价，常说他只有匹夫之勇，认为他登堂但没有入室（“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但仲子的结局光芒四射，也昭示出他对儒道的把握是何等的深刻！相比之下，司马迁在《史记》里对仲子之勇的评价倒是比较客观的，称他“好勇力，志伉直”。所谓伉直，不同于鲁莽，即不是只有匹夫之勇。不错！仲由最终也未能成为儒雅的君子，但英勇刚直、光明磊落，有情有义、信守诺言，不也表现出儒家的精髓吗？
